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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 人的城镇化关键在教育  
  作者:李强    发布时间:2014-03-24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人的城镇化关键在教育

——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317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城市社会学、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等。 

 

  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历史巨变中的一个核心议题,牵涉数亿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于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根据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目前一些较为保守的估计认为,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社会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在改变着个体社会生活的同时,对教育领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变动趋势中,教育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进行哪些变革?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 

  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好的城镇化应该是教育引领的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让有闯劲的人流动起来,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让更多人能够接近现代化的资源,享受好的教育,这也促进了教育公平。 

  记者:中国城镇化发展到今天,与教育相关的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 

  李强:城镇化意味着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实也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与传统农业社会的要求完全不一样,进入到现代文明之后,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素质。好的城镇化应该是教育引领的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过去,我们更多地将城镇化理解为物的城镇化,即盖楼、设厂、建开发区,没能很好地理解教育的意义。  

  记者:前不久,您牵头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城镇化的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城镇化给教育带来了哪些影响?

  李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2-2013年实施了“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研究”项目,对全国进行入户抽样调查,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自治区,共完成有效成人样本12540个,其中流动人口4386个,还对0-15岁少年儿童7517个样本进行调查。 

  城镇化意味着人口流动,目前流入城市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一种是从城市流动到城市的,主要是从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到城市的流动率,还没有从城市到城市的高。调查数据显示,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率为21%,非农户籍人口的流动率达到23.7%。 

  城镇化让有闯劲的人流动起来,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让更多人能够接近现代化的资源,享受好的教育,这也促进了教育公平。 

  记者:城镇化的进步意义之一在于,通过城镇化,让更多人突破之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享受到了好的教育资源。 

  李强:城镇化要体现社会公平,核心是突破户籍制度的束缚,最终完成城乡一体化任务。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城镇化,让更多人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 

  但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城乡之间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户籍成为城镇化的障碍。虽然经30多年的改革,许多社会福利保障因素已经逐渐与户籍制度脱钩,但是,迄今为止,很多教育资源仍与户籍密不可分。 

  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之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打工主体,而“90后”农民工群体仅3.8%愿意回乡务农,逾80%的农民工选择在县城及以上层级的城市定居;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层级相对较高的城市定居。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农民工,包括从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就业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对户籍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对异地高考改革的呼声也最高。

  如果子女教育继续嵌入在户籍中,并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进行不公平分配,那么一切户籍制度改革都只可能进一步固化户籍制度,拉大户口等级差异。 

  户籍政策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在制定政策时,除了对流动人口分类型对待,也要对超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分类型考虑。公安部目前的政策是,除了放开小城镇小城市户籍,更重要的是允许各地做户籍改革实验,这是户籍改革一个很大的进步。分层次、分阶段、分步骤进行,是中国户籍改革的方向。

教育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 

  在我们国家未来城镇化过程中,要有规划和布局,教育在任何城镇发展中都必须纳入考虑范畴。 

  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中国要想办法提高义务教育水平,提高全民的素质。 

  记者:要推动城镇化建设,教育资源配置应该如何调整,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大投入? 

  李强:调查发现,愿意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群体中,选择乡镇、小城镇的并不多,80%以上的人选择在县城和以上的城市定居。这无疑与教育、医疗、就业等各种资源是有关系的。目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还很尖锐。 

  课题组提出了要发展县域城镇化,即推进以县城为中心的中等城市建设。中国人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上是认同“县域”概念的,随着交通设施的完善,一般村民的居住地到县城都不是太远,可以享受县域教育资源。 

  在不少地方,城镇化的发展仍然以工业和经济为中心,忽视教育的因素。开发区、经济区的模式作为短期政策是可以的,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有重大缺陷,缺乏配套设施建设。我们不能仅仅把外来人口当作劳动力,也应该将他们纳入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体系。 

  在我们国家未来城镇化过程中,要重视城市多元文明要素规划和布局,教育在任何城镇发展中都必须纳入考虑范畴,不能只涉及产业模式,忽视人的因素,忽视教育设施配备,未来的发展模式应该更平衡些。 

  记者:近些年来,教育界也在努力应对社会变化,比如通过“撤点并校”进行学校布局调整。照理说,这是符合城镇化发展趋势的,但好像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症结在哪里? 

  李强:如果教育资源配置与城镇化发展步伐和需要吻合,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模式。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求和配置没有达到吻合,就会出现问题。 

  判断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我们在调研中有一个计算标准,就是“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也就是考察学生从家到学校需要多少时间,能否实现当天往返。我们希望大多数孩子在比较短的时间,可以到达学校。比如在撤点并校以后,很多学生无法实现当天往返学校,那可能就会不被家长所接受。 

  再有,撤点并校更多是被动之举,因为学龄人口的减少以及随父母外出读书的学生增多,在校生人数大为减少,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所以一些学校才被并掉。如果能够提前规划,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需求,可能效果会更好些。 

  记者:工业革命后,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在教育推动城镇化方面,有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 

  李强:城镇化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环节。全世界的城镇化发展是从欧美开始的,英国、德国和法国完成城市化,都用了15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早一些,大概在19世纪就实现了多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其他发达国家到了二战的时候,大体上完成了城市化。 

  现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在走其他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道路,确实有一些后发赶超的特征,所以,中国目前城镇化过程中矛盾也就特别突出。 

  从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的时期,往往既是经济繁荣期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期,也是城市建设矛盾凸显期和城市病集中爆发阶段,表现为贫富分化、疾病流行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也有人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个阶段,就会出现分化——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或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我们国家目前也正处在这个关键时期,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于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城镇化率已达52.57%。要解决现阶段矛盾聚集的难题,迫切需要发展模式的转变,通过区域政策、城市规划等有效的政府干预和综合调控手段,促进城镇化与社会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 

在破解难题的多元化政策中,教育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比如,克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日本,其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超过了12年,而我国只有8年。我们要想办法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全民的素质。国家的发展,核心在人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素质的发展,教育在整个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推进城镇化,亟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加强职业学校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职业技术等级鉴定。 

  记者:伴随着城镇化发展,教育结构如何调整与之适应?

  李强:这首先需要对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进行思考。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产生了大量新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和用工需求,尤其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急需大批适应新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就业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这就需要在政策导向上,向技能型、操作型人才倾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目前,在中国,很多人看不起职业教育,认为孩子只有上大学才有出息。但考察欧美国家发现,在德国和法国,适龄人群上大学的比例并不算很高,很多人选择去职业学校受教育,毕业后当技术工人,他们依然可以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职业教育受轻视的原因在于,存在着职业发展的天花板,一走进职业学校,就有了工人身份限制。而在德国、法国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相互接轨,所有职业都有上升空间。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在进行改革,尝试打破这种限制,开展“中高职衔接”及“高职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打通职业教育的“多层立交桥”。 

  技术工人对经济发展贡献很大,但社会上又看不起技术工人。实际上,动手操作能力对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特别重要。这涉及一个民族的教育理念问题,而不是一个教育环节的问题,目前社会普遍缺乏职业崇拜,整个社会的敬业精神严重不够,其实要相信,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有相当高水平的人。在观念上,我们应该与现代化接轨。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借城镇化契机来解决。目前,很多农民子弟初中毕业后,就进城打工,因年龄小,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收入相当低。职业教育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他们也特别务实。职业教育由于具有专业性、实用性、多样性等特点,能够使他们获得接受教育、提高素质、增强技能、顺利就业的机会,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职业教育。 

  涉及具体政策,一是让农村大量人口能够受到免费的职业教育,二是在整个收入分配政策上,向技术工人倾斜。从实际上来讲,高水平的操作性技工,理所当然要拿高工资。但目前虽然也有“五级职业资格”证书,但调查证明,绝大部分打工族都没有证书,有证书也不起作用,所以,在技术认定体系上要有制度创新。职业技术等级如何认定,从国际经验来看,同行认定最有意义,职业技术协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现在职业技术协会的官办色彩太浓。 

  总体而言,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加强职业学校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职业技术等级鉴定。此外,还要加强职业技术协会的建设,使其真正成为技术工人的协会。 

  记者:在您看来,未来城镇化发展的理想模式是什么?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避免农村的空心化问题? 

  李强:目前,可将我国城镇化 “推进模式”区分为7种类型: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城镇化也包括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以及城乡一体化。 

  未来的城镇化应该是多元模式。城镇化意味着现代文明的引入,乡村生活引入城市元素。 

  未来的中国还是少不了村庄。国家需要统筹兼顾,对贫困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需要有特殊的政策。 

  记者:教育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强:城镇化,从表面上看,是高楼大厦,其实更核心的是人的城镇化,涉及四方面要素,包括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文明素质的提升以及享有公平公正的社会权益,在所有要素中,教育都将发挥重要作用,教育在城镇化中居于核心位置。 

  比如说,中国式过马路,源自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而在城市生活中,因为人口高度聚集,就需要有公共交往的素质,要考虑公共秩序。文明素质的提升,是个广义的教育问题,不仅要靠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加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要有大教育的概念。

 

 

 
  责任编辑:chenw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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