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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 《云南三村》序  
  作者:费孝通    发布时间:2009-10-19   信息来源:人类学在线  
 

               《云南三村》序

                                 

 

日子似乎越过越快,应当做的事总是不能及时完成,堆积成山,压得使人难受。这可能是人到老年难免的苦处。以这本《云南三村》来说,我早就该编定交去出版,不料一拖已有两年。昨晚才算全部看完一遍,了却了这桩心事。 

 

能有几天不受干扰地集中时间校阅这部稿子,可以说也是得之偶然的机遇。今年国庆节前夕,突然接到澳门东亚大学的邀请,匆匆就道,l04日到达。东亚大学要我做的事并不多,参加一次仪式和讲一次话。但两个节目,由于中秋放假加上周末休息,拉开了好几天。由此我无意中得到了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带上这部稿子,利用这段空隙,从头阅读了一遍。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这本书已是两年多前的事了。这本书包括我和同事张之毅同志于抗战初期(19381942),在云南内地农村调查的三本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前两份报告分别在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用的还是抗战后方的土纸。第三份报告一直没有出版过。l943l944年我访问美国时,曾以英文把这三份报告写成Earthbound China一书,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收入英国Kegan Paul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里。

 

从云南内地农村调查开始时19381115日算起到今天已接近五十年,只差一个月又三天,快整整半个世纪了。这半个世纪里,从世界到个人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自从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重新取得合法地位后,我一直有意把我国早期社会学调查成果整理出来重予出版,使后人能了解这门学科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但这几年我总觉得应当做的事实在太多,大概是由于有了点年纪,精力已日见衰退,望着案头待理的一叠叠稿纸,已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此项打算未能如愿实现。

 

我的《江村经济》还是靠了朋友们的帮助翻译,今年方与读者见面。当时我就想到已经约定出版的《云南三村》应当接着付印。我把这意思告诉了张之毅同志时,知道他那时正在埋头校阅《玉村农业和商业》这本旧稿。他是个认真做学问的人,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文如其人,读者在本书里就体会得到这位作者的性格。说是校阅,实是重写。这几天我阅读这本稿本,发现他从旧稿中剪下来贴在稿子上的占不到全稿的三分之一。我耐心地等他把定稿送来,谁知道送来的却是他老病复发的信息。我去医院看他时,他已昏迷,话也没有能接上口。今年68日他逝世了。丧事过后,他的家属在案头找出了这一本他亲自剪贴改写的稿本,送到了我的手上。我心上一直挂着这件事,但腾不出手校阅,十分难受。

 

真是想不到,将近五十年前,为了油印他那本《易村手工业》,我曾一字一句地亲手刻写蜡版;过了这么半个世纪,最后还是轮到我,为了出版这本《玉村农业和商业》,又一字一句地亲自校阅他的修正稿。这段学术因缘,岂是天定?但是今昔还是有别。当年我凡是有着不清楚或不太同意的地方,总是能拉住他反复讨论、查究;而现在凡是遇到模糊的字迹、不太明白的句子时,只能独自猜度了。此情此景,在异乡明月下,令人惨然。

 

关于云南三村的调查经过,本书中都有交代,在这里不必多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这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的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

 

现在很可能有人会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禄村农田》却的确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初次去禄村的日子离我从伦敦到达昆明时只相隔两个星期。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江村经济》最后一段话答复了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我一向认为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因此,实地调查具体社区里的人们生活是认识社会的入门之道。我从自己的实践中坚定了这种看法。19351936年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是我的初步尝试。经过了在伦敦的两年学习,我一回到国土上,立刻就投入了云南内地农村的调查。这里有一股劲,一股追求知识的劲。这股劲是极可宝贵的。

 

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只有我和前妻王同惠两人,江村调查只有我单枪匹马。但是到了云南却能聚合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来进行这项工作了。出于老师吴文藻先生的擘划,不但1938年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系,而且l939年和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室。我接受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学工作人员的微薄津贴(1939-1941),以云大教授的名义,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开展社会学调查。l940年昆明遭到日本大轰炸,社会学研究室不得不疏散到昆明附近呈贡县的农村里去。我们租得一个三层楼的魁星阁,成为我们的工作基地。因此这个研究室也就从此被称为魁阁。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回到昆明。前后有六年。

 

1939年春季我在西南联大兼课,张之毅同志在我班上听课。他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首先报名自愿参加我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由他牵头陆续有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等同志参加,加上云大的教授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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