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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杭生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课题  
  作者:郑杭生    发布时间:2013-11-22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课题

郑杭生

文章来源于:《广州公共管理评论》(第1辑),2013年。 

谢建社(2011):《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311页。 

 

21世纪是中国城市化的世纪,更为具体地说,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世纪。我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城市化核心就是要减少农民,变农民为市民。一般而言,市民化是指农民、尤其是在城里做工的农民适应城市并具备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化。当昔日的农民从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个体劳动为基本生产方式,以封闭、分散的传统村落聚居制度,转化为机械化大生产和信息发达的城市聚居制度时,这种劳动力、资本及多种经济要素在空间地域上的高度集中和频繁流动,所产生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都是空前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升,自身发展社会化的需要,融入城市适应能力的提高,融入城市社会机制的建构,显得越来越迫切。第一,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熟协调机制。成熟协调机制是指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公平合理地分享城市化发展的财富和利益。初步协调主要是供需总量的协调,而成熟协调则是在量的协调基础上达到质的协调。城市化的发展使市民生活的质量不断提高,进城农民工,也即“新型市民”、“新型员工”或“新产业阶层”生活的质量也应有相应的提高。第二,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接纳机制”接纳是推进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的重要步骤,城市普遍接纳更是促进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的强大动力。“接纳机制”具体体现在农民工“进城有工作,上岗有培训,劳动有合同,报酬有标准,管理有参与,维权有渠道,住宿有改善,子女有教育,生活有尊严,养老有保障”的十有“接纳目标”。然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及其对策,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 

谢建社教授是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研究领域著述丰硕、影响日大的一位社会学学者,在继200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专著《新产业阶层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之后,又连续推出了他的《中国农民工权利保障》与《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两部专著,在调查-分析-研究-再调查-再研究的基础上,谢建社及其学术团队就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状况、问题与对策展开深入探讨,这一成果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新作《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中体现。谢建社的系列专著中字里行间闪耀着真知灼见,算得上是农民工研究的鼎力之作,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意义的概念,如农民工补偿教育、融入性教育、城市接纳机制、可市民化群体、逆市民化群体等。 

这一系列著作,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敏感的问题意识:农民工独特生存逻辑下的社会困境。30多年来,农民工一直是我国实践层面和学术层面共同关注、长期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催生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然而,随着时光的消逝,农民工主体已经悄然更新换代,“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增大逐渐回到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城镇化进程的大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希望所在。与之相适应的是农民工的研究逻辑也随之发生转换。改革开放至今,如果笼统地把农民工研究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前20年,即上个世纪末的20年,主要是关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研究,而进入本世纪的十年,特别是近五年来,重心则逐步转移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上。伴随着实践场景中农民工主体的转移,相应的逻辑与话语主题也自然地发生了转换。 

正是基于农民工主体转换的现实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教授于1999年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颇具学术意涵与解释力的新名词。“新生代农民工”是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对应与相区别,同时又具有全新内涵的称谓,特指在城镇务工的“80后”或者“90后”的青年农民工群体。这一群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生,并随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迄今已经成为我国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其既为社会结构所型塑,又会影响并改变社会结构的面貌,特别是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视。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务工与生活的城镇扩展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但被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制度性与结构性特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近乎凝固的阶层化事实,让他们挣扎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外,更让他们看到融入城镇的艰难。因此,有不止一项的研究表明,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种种社会距离,处于不同程度的社会隔离之中。这些无疑是社会结构中的消极因素,并埋下了社会失序的隐患。因此,在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状态下,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完成市民化,最后融入城市社会,不仅直接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质量,更关系到社会和谐与否的大局。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城市化中难以回避的一个棘手问题。与他们父辈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并拥有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城市生存逻辑。与父辈相比,他们有着更高的精神与理想追求,非常渴望融入城镇主流社会,有着更为强大的利益意识与诉求;他们以城镇为参照物,对职业福利等的要求都比他们父辈高;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各方面都能够与城里人享有同等的待遇。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自2004年初步呈现,尔后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蔓延数年,目前又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进一步加剧的“民工荒”现象,就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些群体性生存逻辑相联系,并进而认为,“民工荒”的实质不过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极度不平衡劳资格局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条件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已。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生存逻辑支配下,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家乡渐行渐远,但又因种种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障碍,难以完全地为所在城市社会接纳。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持久地持续下去,必将诱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这正是谢建社教授关注与提出的核心问题。 

第二,独特的研究视角:沉到关键社会事实中去寻求问题的解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出之后,谢建社选择了独辟蹊径的一个研究视角,试图去寻找与接近问题的答案。鉴于近年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社会事实,谢建社选取的求解视角是,以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群体为研究突破点。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社会事实是,他们在高频率的行为失范与居高犯罪率的状态下生存和行动。一方面,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归属”与“理想自我”是以城市为参照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真实的生活世界却是充满着失望或者绝望,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目标与达至目标之间存在的几乎是遥不可及的距离,都屡屡把他们的“城市之梦”撞得支离破碎。因而,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本就是一种“失范”性的融入。在这一布满荆棘的过程中,那些不幸“融入”了“高墙”的人们,至少在理论层面上,获得了分析与解剖的标本意义。也因此,透析农民工犯罪群体,在阐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具有独到价值。 

不仅在框定研究视角上,作者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首先,在本研究原材料的获取上,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收集与再利用那些二手或者转换了几手的研究素材,更没有局限于单纯的思维想象与推理,而是不畏辛劳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实地场景中,去获取大量原生的资料研究的灵感。本研究中,作者以广东GGF监狱作为调查对象,并对GGF三大监狱、DG两个看守所以及农民工输出地J省未成年人监狱20余场座谈会、3500份问卷、120个个案访谈与实地观察,尽最大可能地保证了研究的可信度与有效度。其次,在研究结论的提炼与升华上,作者没有局限于单纯的因果描述或分析,更没有局限于简单事例与材料的堆砌,而是熟练地使用了统计分析、对比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从而让研究结论拥有了更扎实的学术与科学根基。 

如此从社会最底层提取出来的研究结论,给所有相关与不相关的他人留下了可期望的空间。在分析处理了大量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作者抽象出了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若干相关问题,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适应性问题、融入城镇的教育补偿问题、基本权利保障问题、城市接纳机制与接纳目标等等;并同时发现,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角色定位的成败问题。农民工角色扮演成功者则顺利融入城镇做新市民;扮演失利者则回到农村做新农民;扮演失败者因犯罪被送往监狱成为犯人。调查数据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如某监狱新犯人中,农民工是仅次于无业人员的最大犯罪群体,占到新犯人数的40%左右,而事实上,无业人员中仍有相当部分属失业农民工,因而,农民工罪犯的实际比例应该更高。研究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获罪的显著特征是以侵财性、暴力性与团伙性犯罪为主,并涉及日益增加的性犯罪。在进一步的研究发掘中,还对新生代农民工获罪者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高发主要原因与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背景息息相关,而成长环境恶劣,家庭教育缺损,个人权利残缺是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共同特点,其主体性特征则主要体现为低龄化、低学历、低认同感所造成的行为失范等等。这些基础性研究为后续的政策性思路与建议提供了厚实铺垫。 

第三,经世致用的政策性思路:农民工社会化模式的建构。城市化与农民工系列研究是谢建社教授的经验研究之作,而经验研究往往天然地具有更强烈的实践与政策指向。来自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并服务于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这不仅是我们学者所怀有的一种社会关怀情结,更是我们学者的学术理想。本研究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种种原因之后,提出的将是一种富有创意的战略性思路,即建构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高发问题,不仅是社会畸形发展的体现,同时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要医治社会的畸形,其工程量可谓浩大无比,并非是个别学人能够担当的,至于医治哪个具体农民工的犯罪问题,也绝非学者们所热衷。然而,如何在医治社会问题与农民工问题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寻找到既能改善社会,治疗社会问题,又有助于农民工社会心理与行为健康发展,并且具有可操作意义的政策思路,这倒是学者们能够给予承诺的。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本研究成果在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种种之后,提出了富有创意的政策性思路,即建构具有针对性的农民工社会化模式。 

在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若干问题,即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适应问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教育补偿问题和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权利保障问题。特别是提出了农民工融入城镇必须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心理、政治多层面的问题。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完成职业转换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全方位的角色转换,需要一个能够全方位配套跟上的城市适应策略或模式。在此,谢建社先从宏观的大处入手,提出了优化农民工的社会化环境,认为要从根本上破解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打工无前途,回乡无脸见父母”的城镇融入难题,应从制度变迁开始。现有户籍制度等既没有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更是偏离了农民工的利益轨道,还造成了农民工严重的权利缺失,如何在制度设计上把农民工的权利保障纳入制度建设当中,就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消解融入难题的关键点。这样,谢建社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获罪高发问题,直接切入了再社会化模式的建构。作者认为,这种模式的建构,需要厘清再社会化的策略,找准新生代农民工城镇生活的问题所在,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心理矫治,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运用社会工作方法与技巧,以顺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转换,达致与城市居民生活的一体化。 

如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都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我国重要社会结构要素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城市融入,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依托。而持续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不仅折射出这一群体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更凸现了他们在城市生存发展,进而在城市融入中难以克服的一些社会障碍。的确,在我国现有制度条件下,农民工几乎是以城市编外群体的身份而存在,已有制度、公共服务与福利给予的全面而持久的排斥,以及上升渠道的严重堵塞,都在积累与强化着新生代农民工与所在城市日益遥远的距离,同时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越轨与犯罪制造了一定的空间。从大量的农民工问题可见,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及时有效地给予关注和解决,积聚的后果难以设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谢建社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农民工深层次问题,以及所提出的化解问题路径,都很富启发性。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劳动,尊严地生活”,然而,与他们的渴望相比,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经济接纳,社会拒入”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面临巨大的困境。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对于我国的城镇化的实现,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性意义。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0921日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今后20年,中国需要解决数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可见,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任重而道远。谢建社的研究成果包含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立论新颖,证据充分。希望谢建社能持续这一研究,把这一研究所涉及的对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问题不断深化,获得更大成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jl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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