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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杰 城市化进程中的认同分化与风险集聚  
  作者:刘少杰    发布时间:2011-04-15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城市化进程中的认同分化与风险集聚 

刘少杰

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2

中国城市化进程呈现了明显加快的趋势,当人们为城市化进程加快趋势高兴之时,社会风险也接踵而至,不同类型的社会风险似乎正在同城市化进程展开一场争分夺秒的竞赛。我认为,应当把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问题同中国社会的结构分化、认同分化和社会矛盾集中等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才能更为有效地深化对城市化风险的认识。

中国城市化同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一样,首先是人口向城市流动、资源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概括地说,中国城市化也是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但中国城市化同西方城市化有着明显不同,即中国城市化是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分化背景下展开的。虽然西方城市化也伴随着社会分化,但西方社会分化既不是在计划经济控制下整齐划一的社会基础上发生的,也不是在不平衡的发展中被不断扩大的,所以西方相同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远不及中国严重。

更为严重的是,已经深刻分化的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更加尖锐的分化。其主要表现为:迅速展开的城市化过程不仅没有缓解社会分化,反而扩大了社会分化,并且把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压缩在越来越窄小的城市空间里。一方面,城市化要大规模开发城市资源,在土地、资金和人力的大规模运用中,少数精英获得了丰厚利益,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多数普通市民因为城市规模扩大、生活成本提高,却走向了相对贫穷;另一方面,城市化把大批农村劳动力吸引到城市建设中,他们以繁重的简单劳动换取标准很低的工资,其生活水准不仅同城里的富人有天壤之别,就是同普通城市居民相比也有很大差别。

社会分化的结果是社会差别,而社会差别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被人们清楚认识,这种比较效应又与城市的空间变化密切联系。在城市化大规模开展之前,原来穷人并不一定都很清楚富人过着与他们十分不同的生活,因为城市空间较大、生活密度较低,相互之间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而且城市化之前城里富人也不是很多,所以贫富之间很少有机会接触,人们对贫富差别的认识也就不甚清楚。而城市化大幅增加了城市人口,提高了城市生活的紧密度,在日益拥挤的城市空间中,穷人同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贫富差别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那些大规模涌入城市中的农民工,在城市化建设中对社会差别的认识与之类似。在他们远离城市时,不仅不知道城里人过着何种水平的生活,还可能对农村广阔天地里朴实而平静的生活有幸福感。但他们进入城市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在紧密拥挤的城市空间里,他们看到了与乡村生活悬殊的各种场景,不仅城里富人的奢侈生活令他们眩晕,就是普通城市居民也享有一些他们无法得到的待遇,使他们感到不平等、不公正。

概言之,城市化不仅把已经深刻分化的社会差别集中到更加密集、更加窄小的空间中,而且在有限的空间中明晰或加深了人们对社会差别的认识,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扩大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差别。当作为社会分化的客观事实和对社会差别的主观认识都比较明确且在密集而窄小的城市空间中集中起来时,社会分化和社会差别必然引发种种社会矛盾,社会风险也就可能由潜在性转化为现实性。

实际上,社会分化和社会差别只有被社会成员认识之后,才能生成各种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持续存在或进一步扩大,必然强化人们对它的认识,产生价值观念分裂,进而引发社会冲突。社会成员对利益、地位和其他生活条件的认识,不是科学认识论所讲的那种客观性认知,而是包含着平等、公正和善恶是非的评价,亦即社会认同。社会认同不仅是对自身利益和地位的认可,也是对其他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的评价,是社会成员形成社会态度、采取社会行动的主观根据。

卡斯特在通信技术革命和网络社会崛起的基础上,论述了全球化浪潮中的社会认同问题。在卡斯特看来,全球化通过世贸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促进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既使世界格局由分散走向集中,也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地暴露出来。因此,正是在少数强国极力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了规模越来越大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风险的反全球化社会运动,那些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得以发生的主观基础就是社会认同的分化。

虽然全球化同城市化在展开范围和追求目标上都有很多不同,但就分散向集中的变化而言,两者具有共同性。而且,中国的城市化和世界的全球化,都是在新通信技术和网络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展开的,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不仅使社会认同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715发布的统计报告:截至2010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手机网民规模为2.77亿;另据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中国60个大中城市的居民70%的业余时间用来上网,小型城镇居民的这一比例也达到50%。这些数据说明中国城市生活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社会认同问题也就必然随之提升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给人们的沟通交往带来极大便利的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既加强了人们的相互联系,也提高了人们自主、自立、自我选择的意识与能力。换言之,网络通信技术既有把社会成员在更大范围上联系起来的整合能力,也有赋予人们更具独立个性的作用,从而加大了社会整合难度,甚至分裂共同价值,冲击社会秩序。福山、鲍曼和卡斯特等人都论述过网络通信技术支持下的社会生活个体化趋势,对网络通信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分裂性冲击给予了很大关注。福山说:“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卡斯特指出:“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该时期的认同建构遇到了问题,因此引发了新的社会变迁形式。这是因为对大部分个人与社会团体而言,网络社会是以地方和全球的系统的分裂为基础的。”他还通过对墨西哥哥萨帕塔运动、美国民兵与爱国者运动、日本奥姆真理教和基地恐怖活动等社会运动的分析,论述了网络社会中的认同变化,揭示了各种不确定的社会认同作为新历史条件下的强大力量,引发的社会分裂运动进而给人类带来的严重风险。与之类似,中国近些年在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助燃”问题,也具有网络通信技术扩大社会认同、助推社会风险的效应。

因此,在新形势下分析中国城市化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不能仅从直接的物质利益、权力地位或职业资源等关系着眼,还应当深入分析人们的价值信念和社会认同的分化与冲突。近几年,经常有学者论及一些群体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称之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事件”。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有把利益关系直观化的倾向。事实上,利益关系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一方面,处于不同阶层或群体中的社会成员在位置竞争、资源分配等方面确实存在各种物质利益关系或物质利益矛盾,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何种社会因素构成了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以人们是否把这些社会因素看作利益、在何种关系中来认识这些利益为前提;而如何评价这些利益矛盾,又以人们的价值原则、价值判断为前提。所以,利益关系、利益矛盾或利益冲突,离不开人们的认识与评价,就此而言,利益关系具有不可否认的主观性。

时下很多关于社会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的分析,通常都要借鉴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西方语言中,“利益”同“兴趣”本是一个词:interest,并且这个词的含义首先是指兴趣,而兴趣就是主观认同。因此,西方学者论述利益问题时,一定要讨论人们的主观意愿、价值取向或社会认同。兴趣不是单纯的主观性,它是同人们的生存条件和实践目标相联系的,而生存条件和实践目标就是现实的利益关系。事实上也是如此,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对利益的追求、竞争和固守,都是以其对所追求的对象的兴趣为前提的。在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人对物质利益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并转化成不可遏止的财富欲望,市场经济也因此获得了永无止息的动力。然而,也有人漠视市场经济中金钱与财富的诱惑,走进宗教的殿堂,去寻求心灵的宁静和身体的安逸,形成了十几年来经久不衰的宗教热潮。这也就是丹尼尔·贝尔所说的背道而驰的经济冲动和宗教冲动。这两种相互背驰的冲动在中国表现得如此显著,正说明了利益关系以兴趣和认同为基础或前提,利益关系的分化包含了主观兴趣或主观认同的分化。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是多方面的,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网络社会的迅速崛起,这使城市化面临一种崭新的形势。在这种新形势下,城市化集中起来的各种社会分化变得更加复杂,而其中一个最复杂的因素就是社会认同的分化,因此应当把社会认同的分化作为研究和把握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思考如何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化解社会矛盾时,应当把社会认同的分化与整合作为不可回避的深层问题认真对待,深入分析网络技术怎样助推了社会认同的分化,并且怎样强化了社会风险在城市化中的集聚;否则,可能仅仅抓住了一些表层的、外在的分化现象或问题,而轻视了人们心中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信念的分化,看不清在城市化进程中集聚起来的社会风险的思想根源或心理基础。

[本文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社会认同的分化与整合研究”10JJD840004中期成果。]

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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