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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民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作者:吴忠民    发布时间:2009-09-16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吴忠民

 

作为同先发国家和地区相对应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既存在着独特的“后发优势”,同时也存在着独特的“后发劣势”。这些,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应予以全面的把握。否则,如果只是注意了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便会对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方案的设计以及具体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后发优势:六个方面的表现

 

    每个国家现代化的起步时间都不相同。现代化起步时间早晚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现代化类型:先发类型(或称为早发类型)的现代化和后发类型(或称为晚发类型)的现代化。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后发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不少潜在的“后发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更容易形成一种强大的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只要一个民族没有灭亡,那么它的一切重大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其自身体内,外部的因素是无法予以取代的。毛泽东所说的“自力更生”一语,至今看来仍是蕴意很深,对于后发国家与地区来说更是如此。问题是如何才能有效地激发后发国家和地区自身的动力。必须看到的是,在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之中,开放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必然抉择,也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动力的重要源泉。在现时代,只有通过开放,面临着强手如林的外部环境,才能对后发国家和地区保持着有益的压力感,从而诱导出一种民族的超越精神,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原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启动。后发国家和地区只有通过开放,面对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以及其他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激烈竞争,其自身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民族意义,从而变压力为动力,获得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其一,在发达国家和巨大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压力面前,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向心力。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广大社会成员、各个利益集团、群体与阶层,可以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凝聚力。由于目标的相对一致性和简洁性,本国家和地区内原有的某些隔阂、离心因素可以消弥,至少可以不同程度地有所减弱。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本国家和地区体内现有的动能可以略去不必要的磨损,而集中在一个方向、一个点上释放,从而最大限度地收益;另一方面,本民族体内所具有的许多潜在动能本来有可能在无形中消隐,而在这时,极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动能,并进而最大限度的收益。其二,在外来的压力下,本国家和地区深感有自省的必要。自省的结果,会使自身的许多积弊得以剔除。这样,就更有利于民族动能、原动力的有效释放。其三,由开放所引起的压力感,相对说来,可以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动能、原动力以较快的速度持续释放。如果仅仅是依靠本民族新旧因素之间的冲突与替代的纵向启动,那么就后发国家和地区体内原动力、动能的释放来说,其程度和范围是相当有限的。相对说来,一个民族“封闭”的纵向发展,在更多的时候是以稳定、平缓积累为主。但是,由开放所形成的压力感却是长时存在的。这是因为,世界范围的竞争是急剧进行的,一个占有优势的民族一旦衰落下去,那么,往往是意味着另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民族崛起,然后又会对别的民族形成新的压力。这样,相对恒常存在的压力感,便会持续不断地启动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原动力、动能的释放与再生。相比之下,后发国家和地区如果只是封闭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环境中,是无法获得十足的民族意义的,因而其动力来源将是十分有限的。

    第二,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汲取必要的而且是大量的参照与借鉴。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必定是经过了一番艰苦的奋斗与创造。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文明成果,如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与规则、社会保障的理念与具体内容、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法治社会的建构等方面的经验以及片面的经济增长、贫富分化悬殊、拜金主义、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的教训。这些,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人类是有相同之处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完全可以以此为参照和借鉴,追则有目标,戒则有所鉴,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首、故步自封是愚蠢的。”[1]相比之下,早发国家所能借鉴和参照的范围要小得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社会需要有一整套严密、合理、有效的规则与章程,用以维系正常的运转。中国是一个后发大国,面临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任务。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中国必须有一整套严密、有效的规则,以顺利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实现产品的平等交换,并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从事现代化建设,又要求中国社会必须有完整的运作章程,以便及时消除社会机体紊乱的隐患,缓解众多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局面。必须承认,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创造,在这些方面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中国可以吸取、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并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创新,以尽快形成有效、合理的规则与章程。

    第三,可以吸收大量的外来资金,以弥补现代化建设所需资金的匮乏。欠发达的后发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均收入的低下。人均收入的低下,使得资本形成过程很容易陷入两个难解的恶性循环之中,即:在供给方面是,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在需求方面是,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严重的资本短缺,成为经济起飞的制约性条件,进而会拖累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进程。因此,如何才能获得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本,提高投资率,便成为大多数后发国家和地区所关切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要想解决这一难题,除了提高国内的储蓄率,还有一个重要途径,这就是应当尽可能地吸引外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存在着资本相对过剩的问题,再加上生产国际化的取向以及其他种种动机,也会考虑将一部分资金流向欠发达的后发国家。至于流入的渠道,既有官方性的,也有非官方性的。从绝对量看,发达国家流入后发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基本上呈递增的状态。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是(主要是对后发国家和地区),1985年为294亿美元,1990年为545亿美元,1991年为586亿美元,1992年为627亿美元,1993年为560亿美元。[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外资的引进也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在1984年为27.05 亿美元,1985年为46.47亿美元,1990年为102.89亿美元,1993年为389.60 亿美元,1995年为481.33亿美元。1997年为644.08亿美元,1999年为526.59亿美元。[3]90年代,中国引进的外资总额仅次于美国而居于世界各国第二位,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则居于第一位。这些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第四,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提高本国本地区的物质技术基础。科学技术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能直接改变生产力的状况,促进经济结构的变革,提高经济产值和经济效益,提升社会生活的质量,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能否得以持续、稳定、健康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学技术基础的状况。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和短缺,也是其现代化建设的阻碍性因素,因此,后发国家和地区必须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有所突破?从历史上看,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出现过三次巨大的飞跃。对后发国家和地区科学技术基础的成长来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复制这一过程。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高起点、实用化的原则,直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再创造。“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假如正在发展中的国家能获得工业国的新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可能趋于相同。”[4]后发国家的这一潜在优势,可以使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少走许多弯路,从而取得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时,一定要防止为引进而引进、盲目求新求全的错误作法。

    第五,有利于本国本地区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开发。现代化建设是靠人来进行的,现代型人力资源的开发是现代化进程有效推进的重要保证。如果缺乏大量的现代型人才,现代化建设便成为一句空话,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如此。不能想象一个严重缺乏人才的国度能够实现现代化。现代型人才包括现代型的劳动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决策者以及教育者等等。就现代化建设而言,后发国家和地区不仅缺乏必要的资金与技术,更缺乏现代型的人才。虽然后发国家和地区不能指望其全部的现代型人才皆由发达国家培养和提供,但是如果借助于某些适当的方式,通过派出去、请进来的途径,还是能够培养出一定数量的现代型人才的。以中国为例,1992-1997年引进外国专家44.7万人,派出培训的各类技术和管理人员为20.1万人。[5]这些外国专家以及学成回国的人才,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后发国家和地区还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在本国投资企业的机会,培训一定数量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崇洋轻己固然不可取,但放弃有利的培养人才的机会也同样不可取。

第六,有助于创新能力的生成,并进而推动后发国家和地区实现历史性的跨越。诚如前面所谈及的那样,同先发国家相比,后发国家与地区具有着更容易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汲取必要的而且是大量的参照与借鉴、可以吸收大量的外来资金、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利于本国本地区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开发等诸多的“后发优势”。这些,就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众多的有利条件。以此为基本的“发展平台”,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进一步培育自身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这里所说的现代化内在生长力是指,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社会机体相吻合的、具有内源性和有机性特征的发展能力,而不是外在的硬性拉动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能否得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其基本的前提就在于是否具备了这种“内在生长力”。后发国家和地区一旦具备了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那么,更进一步的事情就应当是着力培育自身的创新能力。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来说,具有许多客观上是有利的条件:它们所面临的复杂多样的问题为其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它们所面临的种种外在压力和自身对于发展的迫切要求为其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它们所能借鉴、参照、汲取的空前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资源”则为其创新提供了有效的设计思路和广阔的选择余地。后发国家和地区通过在模式、体制以及发展道路等重要方面的创新,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时间成本,可以以相对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来取得相对较大的发展收益。当有效的创新达到一定地步时,后发国家和地区就会实现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即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东亚的一些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建设方面进行创新努力的同时,必须防止冒进的、不切实际的作法,否则,所要付出的实际代价将是巨大的。在这方面,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有着深刻的教训。

 

  后发劣势:八个方面的陷阱

 

    在存在着后发优势的同时,后发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着许多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是不利的情形即后发劣势。这些后发劣势除了人们常常提及的如人口多、底子薄等“先天性”的情形之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依附性发展的可能性。后发国家和地区一开始往往要面临着十分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先发国家由于在经济方面很早就具有很强的实力,所以曾经在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中扮演了主角,从殖民地国家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并以殖民地为原料产地和工业制成品的输出场所。直到现在,尽管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已经瓦解,但先发国家仍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着比较有利的位置。而后发国家和地区则不然。在后发展类型中,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始初往往是迫于亡国亡种的压力而走入发展进程的,因而往往缺乏“正常”的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后发国家和地区国家往往留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印记,即使在如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也往往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在缺乏现代化建设经验以及必要的实力的背景下,后发国家和地区如果不加择别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与建设项目,而且,如果又不考虑本国本地区的需要程度和消化能力,便很有可能会程度不同地造成本国本地区对于先发国家经济与技术上的依赖,导致经济发展自主性以及技术创新势头的减弱,从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依附性”国家和地区。这种情形一旦出现,那么,就意味着本国本地区的发展潜力被先发国家所限定,意味着本国本地区与先发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无休止地保持下去。“中心国家以及对它们的依附关系并不造成贫困,”但是,“它们的确对长期保持贫困起促进作用”。[6]拉美等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独立以来100多年的时间,拉美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拉丁美洲独立以后依靠出口初级产品带来的100多年的经济增长,只是在帮助推进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而不是在搞自己的工业化,除了表面上经济数字的区别外,同独立以前的道路没有很大的不同。”[7]对此,其他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应当引以为戒。

第二,不平衡发展。从现实的角度看,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早中期阶段的发展不可能是全方位的推进,其演进轨迹必定是首先从某个部位、某个环节开始的,进而由点到面,再到整体。这样,在现代化的早中期阶段,后发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是在某个部位、某个环节发展的迅速推进,另一方面则是落后的历史基础的延续。于是,后发国家和地区便出现了一种不平衡发展的情形,经济“飞地”与周围落后地带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便是这一现象典型的外在标志。在现代化的早中期阶段,后发国家和地区不平衡发展涉面非常广泛:一是就社会机体的各个层面来看,往往是经济领域发展较快,而非经济领域如文化、教育、政治、管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往往是不够配套,容易出现相对滞后的情形;二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工业往往是超前于农业的发展,以致于出现现代的工业体系与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并存的局面;三是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得开放风气之先以及区位优越的区域如沿海地区相对来说发展得要快一些,而内地的发展相对来说则要慢得多;四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也表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城市社会就总体而言其发展的速度要明显地快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不平衡发展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社会的价值体系容易出现紊乱的情形。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形造成了多种不同的社会生活板块。在不同的社会生活板块基础之上,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必然很不相同,致使社会的价值体系出现程度不同的紊乱情状。而社会的急速转型,会使得社会原有的价值准则失效或是部分失效,新的价值准则又难以在短时期内迅速确立起来,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处在某种真空的状态,于是许多社会成员往往只能是按照一种本能化的行为取向去行事,从而加重了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状态。另外,国外示范效应的存在,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民众心理重心外移的特有状况。民众心理重心的外移会进一步伤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而民族自尊与自信的伤害,又会使不少社会成员丢弃原有的社会行为规范去简单模仿、照搬西方的行为规范。更何况,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先发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渗入到后发国家和地区。这些,势必会使后发国家和地区出现一个先发国家和后发社会价值观念并存、不适甚至是冲突的局面,至少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是这样的。再者,世俗化过程片面并且急剧地展开,也会使不少社会成员信奉一种更加接近物欲的、拜金主义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加重后发国家和地区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程度。需要说明的是,价值体系的紊乱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并不是一回事情。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从本质上讲是同现代社会个性的多样化和选择的多元化相吻合的,是隶属于一个同一社会的。而价值体系的紊乱则是一个结构分割的社会所特有的一种非同一的、相互抵触的社会现象。价值体系的紊乱会使社会成员缺乏必要的准则和约束,从而会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

第四,容易形成相对较高的社会期望值。在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始初阶段,有一个明显的反差现象,这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未来发展所可能取得的积极成果容易抱有程度比较高的期望值,而且,这种期望值极有可能呈高指数增长态势。相比之下,社会对于这些期望值的兑现能力则是相对较低的,至多只是呈正常速度增长的态势。后发国家和地区里的这种现象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层面上,人们往往热衷于经济的高速甚至是超高速增长,期望国家在短时期内就能够迅速富强;在政治层面上,许多社会成员期望通过实施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和措施,使民主化尽快实现;在社会生活层面上,社会成员容易过早地注重高消费的问题,希冀日常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人们对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失误的宽容性很弱,认为这些失误本不该出现。这些相对较高的期望值,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程相距甚远,几乎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得以兑现。而期望值一旦得不到兑现,社会成员便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挫折感,进而产生对于正常的社会秩序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负面影响。之所以会出现前述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人们对于发展结果的适应速度要远高于生产能力自我更新的速度。比如,人们对于高消费技巧的掌握用很短的时间便可以完成,但是,高消费的生产基础的提高却必须经过若干年方可实现。因此,人们的期望值便很容易增高增大。其二,发达国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同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在开放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成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国家和地区同发达国家作横向比较,这样,也就进而难免会使自己的期望值程度不同地脱离本国本地区实际的发展水平。其三,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始初阶段的基数较小。在发展基数较小的条件下,相对来说后发国家和地区容易取得比较好的结果。这样,也就难免助长了社会成员对于发展的相对较高的社会期望值。

    第五,贫富差距容易迅速拉大。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早中期阶段,社会的贫富差距容易迅速增大。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无疑,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对此可以在不小的程度上给予解释。西蒙·库兹涅茨认为,当经济水平很低的国家向中等经济水平发展时,经济不平等最初是增大的,然后到经济发展过渡至高水平时,这个不平等才会缩小。大多数后发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实际进程证实了这种判断。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如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就保持了相对说来比较成功的公平状态。后发国家和地区之所以会出现贫富差距急剧增大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体系的紊乱、社会规则的某种“真空”状态以及过高的社会期望值容易促使人们寻求种种有利于自己的短期行为,以求迅速增大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各式各样“钻空档”、“搭便车”等种种不正常的寻租行为便出现了,并进而使“灰色富有阶层”、“黑色富有阶层”迅速形成。各种非法收入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开始发生重要的影响,在短时期之内造成了一些相对来说是过于富裕的社会群体。另一个原因是,后发国家和地区不平衡的发展,使得一些地区、一些行业、一些职业、一些群体领先一步地获得了较高的收入,因而使部分社会成员同其他社会成员在收入方面迅速拉大了差距。这一现象如果不予以妥善解决的话,其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而且涉面也将是广泛的,会产生许多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稳定的因素。

第六,由外延型发展方式向内涵型发展方式的转变十分艰难。从理论上讲,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当务之急,是应当由外延型发展方式尽快地转变为内涵型的发展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转移是极为困难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业劳动者队伍中又存在着较高的隐型失业率,再加上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过低,这些,必然会使劳动生产率难以尽快甚至是难以正常地得以提高。另外,为了在发展过程中保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这一公正的目标,为了避免现有劳动力的浪费亦既充分开发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外延型的发展方式确实还有着某种存在的必要性。这一切,决定了后发国家和地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要想从总体上实现由外延型发展方式向内涵型发展方式的转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七,面临着以强势经济和强势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外来大众文化的侵蚀。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同民众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文化,是一个同民族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在后发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价值体系某种程度上的紊乱,由于社会整合性程度不同的降低以及经济基础的落后,大众文化处在一种相对弱势的状态。与之相对应,外来的大众文化则是以强势的经济和强势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因而也具有了一种强势的特征,并对后发国家和地区进行着大面积的侵蚀。一方面,外来的大众文化以商品文化为突出的潮流冲击着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大众文化,如麦当劳、肯德基、米老鼠、唐老鸭、柯达以及品牌汽车、品牌电器等等。另一方面,外来的大众文化以先进的信息网络系统,对后发国家和地区大量地、不间断地、甚至在客观上是强迫性地输出特有的文化信息(包括价值观念)。而这些文化信息是经过发达国家有所选择和处理的。发达国家同后发国家与地区在大众文化方面的“交换”是极不平等的,一方是主动的,而另一方则是被动的。以下一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90%的新闻,却由美国和西方的通讯社垄断。美国的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传播网)、ABC(美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是不结盟国家集团发布信息量的1000倍;目前,美国《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48种国际版本在100多个国家发行2800万份,使其在美国的发行量相形见绌;《花花公子》有16个国际版本,读者约500万;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别国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中美国的节目高达60%-80%,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而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美国的电影生产总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8]外来大众文化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所产生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后发社会的青少年及儿童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它不仅仅会使后发国家和地区许多社会成员对外来文化产生一种盲目崇拜的偏好,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社会价值体系紊乱的程度有所加深,更为严重的是会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程度不同地趋于“空心化”。对此,后发国家和地区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

    第八,容易出现社会问题的并发症。在后发国家和地区,社会的急剧转型使得社会控制力程度不同地有所减弱,因而社会对于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往往缺乏一种有效的整合;国外示范效应的影响以及价值体系某种程度的紊乱,很容易诱发社会成员大量的“越轨”行为;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则会使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状态。于是,与先发国家与地区相比,后发国家和地区很容易出现社会问题的并发症,即社会问题的种类很多、很齐全,处在一种“并发”的状态。中国的实际情况就能说明这一点。无论是从横向的角度还是从纵向的角度来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问题都是非常繁多的。从横向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大致存在着这样一些社会问题:失业问题,腐败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民族心理失重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拜金主义问题,极端的利己主义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平均主义问题,治安恶化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行业不正之风问题,高消费问题,贫困化问题,心理障碍问题,暴力增多问题,民工潮问题,职工劳保问题,道德问题,劳资关系问题,教育滑坡问题,宗教问题,民众参与问题,家庭问题,女性地位问题,代际矛盾问题,老年人问题,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问题,立法滞后与执法不严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消费品质量问题,儿童失学问题,离婚率上升问题,单亲家庭问题,卫生保健问题,住房问题,文化生活枯燥问题,经济病态问题,同性恋问题,“六害现象”亦即卖淫嫖娼、淫秽物品、赌博、拐卖妇女儿童、贩毒吸毒、封建迷信等等。这些问题几乎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纵向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问题就其时代属性而言,不仅仅有属于传统社会的问题、转型社会的问题,还有属于较发达社会者甚至是“后现代社会”的问题。

 

  扬长避短:六项对策

 

    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后发优势有助于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一种强劲的动力,有助于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获取必不可少的资金、技术、资源,有助于后发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有助于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与确定提供重要的参照和借鉴,有助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尽可能地减少成本和代价,从而最终有效地推动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后发劣势则会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质量有所降低,会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公正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有可能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出现摇摆、波动等不稳定的情形,有可能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目标程度不同地出现扭曲的状况,还有可能削弱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后续推动力。

    显然,对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所持的明智态度应是扬长避短,即:尽可能地发挥、扩张后发优势,使之得以充分地兑现;尽可能地避免或者是抑制后发劣势,将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限度。

如何才能做到对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扬长避短?应当以有效地培育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为基本的思路,即:要注重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内生性(内源性)的培育。就此而言,具体之,至少应当做到如下几点:

    其一,要把握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自主性,防止发达国家对于发展目标和发展过程的干预,避免陷入被动发展的境地。这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予以通盘的考虑。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9]

其二,要使现代化内容在本国本地区社会机体中得以广泛的渗透和扎根,使之成为社会机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如此,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具有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具有源源不断的后续推动力。必须防止仅仅是追求表面外观上的现代化。

其三,要使现代化同民族传统融为一体,以民族传统为某种必要的框架和根基,并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防止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空心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培育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并有效地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

其四,要使现代化内容与大众的需要相吻合,使现代化内容逐渐成为民众日常生活、行为、观念中不可缺少的成分,防止两者之间的脱节。如是,才有可能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具有一种强劲的底力,具有一种真正的生命力。

其五,要使现代化建设波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仅仅地集中在社会机体的某一个层面或是某一个环节,以保证现代化进程协调、健康的推进。要防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以致于出现“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的情形。

其六,要提高社会的整合程度,应当在现代化程度和市场经济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现代型的社会价值体系,并不断提升社会的控制能力,以此将社会问题并发症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从而保证社会有一个正常的秩序,使得现代化建设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原载《科技导报》2001年第6期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4页。

[2] 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3] 《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604页。

[4]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5] 国家统计局:《成就辉煌的2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6]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8页。

[7] 尹保云:《现代化的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9页。

[8] 方立:《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相互渗透与影响》,《理论前沿》2000年第21期。

[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责任编辑:raoxu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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