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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上、下)  
  作者:吴忠民    发布时间:2009-08-17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

吴忠民

 

《文史哲》2008年第3  

 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也使得精英群体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主轴的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现阶段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了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更加规范化。

         

        关键词:精英群体;社会阶层结构;职业化分工;现代化;社会公正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长足发展

         

        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就是精英群体。现代社会当中的精英群体由三个部分所构成,即: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群体大致由这样几个部分所组成:经济精英群体,包括大中型民营企业的业主及高层管理人员、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些群体当中的高层人员;政治精英群体,包括政府部门的中高级公务员,部分准政府组织--社会事业单位--的中高级职员;知识精英群体,包括教授、研究员以及高级工程师,等等。

         

        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 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主要任务理应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但是,执政党没有实现执政理念的转换,一直停留在革命斗争的思维当中,没有及时转换到执政建设的理念上来。所以,必然过分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应地,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便成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与之相应,现代化建设只能处在次要的位置,从属于政治运动。

         

        既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既然强调意识形态的绝对化,那么,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就必然地处在被排斥、打压甚至封杀的状态。基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必然会形成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极度敏感和防范,必然要排斥市场经济,必然要杜绝多种经济成分的产生。在此种情况下,同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相伴生的、以企业家群体为主的现代经济精英群体,就难逃被取缔的厄运。以创造财富为己任的经济精英群体在当时可以说是被消灭而不复存在了。不仅如此,其可能的复辟也备受社会的关注和警惕。同样的道理,知识精英群体就总体而言也必然地处在被排斥和打压的状态。由于职业领域的要求,知识精英群体的主要功能在于知识和观念的创新和传播。创新就意味着多样化观念和思想的出现,这同意识形态绝对化的时代导向格格不入,因而用当时的眼光来看,知识精英群体是一个靠不住甚至是危险的人群。1957 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们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要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不过,对资本家可以公开这么说,对知识分子不能公开这么说。不止是对原有知识精英存有戒心,就是对原本可以信任的年轻知识分子也不放心。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 ,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虽然知识精英群体是一支靠不住的力量,但这些人还有些用处,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对知识精英群体就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后30 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当中,知识精英群体可以说是难逃劫难。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精英群体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其成员的增长十分缓慢。以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为例,在政治运动不是十分突出的20 世纪50 年代,高等学校专任教师的增长速度较快,从1950 年的117 万人增加到1955 年的412 万人和1960 年的1319 万人。但是到了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中期,随着政治运动的日益高涨,高等学校专任教师的增长极为缓慢,在有的年份还出现了减少的情形(见表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版,第79 页。

         

        与经济精英群体被取缔、知识精英群体被打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政治精英群体不仅在社会政治管理方面起着绝对的作用,而且在经济、知识文化领域也具有绝对控制和管理的权力。换言之,政治精英群体扮演着一种全能型政府的角色,而这种全能型的角色必然通过非职业化的方式来履行。在经济领域,政治精英群体主要以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国民经济,并通过高强度的社会动员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企业都是公有制,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性,人为的计划渗入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种细节。而在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当中,社会成员的种种热情转换成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化的经济动力。在知识文化领域,政治精英群体认为教育和文化不能由知识精英群体垄断,因而特别强调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的重要性,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如教育进田间科学进工厂,等等。对于知识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则通过种种改造运动的方式,为之重建行为规范,更新其世界观,发展到极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采取以工人宣传队这种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让工人阶级直接接管并改造高等学校。

         

        社会结构包括社会阶层结构、人口结构、城乡结构以及社区结构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以职业分工为主要划分依据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最为重要的内容。社会结构对于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社会阶层结构状况如何,决定着一个社会有着怎样的建设者;决定着一个社会是否拥有合理的社会分工状况;决定着能够为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运行提供怎样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支撑;决定着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程度。作为现代社会较高位置层面上必要的社会力量配置结构,精英群体结构的具体状况,更是直接影响着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走势。而新中国成立后30 年间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状况,表明当时的社会阶层结构不是一个常态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这种状况不符合现代化的趋势和规律,因而不可能保证现代化进程健康、有效地推进。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缺失,意味着经济现代化建设由于缺乏职业化、专业化的经济精英群体的引领而陷入不规则推进的境地,意味着科学技术以及高等教育事业由于缺乏职业化、专业化的知识精英群体的引领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发展。应当承认,当时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比如,国家的工业体系得以初步的建立,经济增长保持了高速度,科学技术基础得以初步奠定,大众教育得以迅速普及,等等。但是,需要清醒地看到,当时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明显的缺陷:经济现代化建设过多地依赖人力和资金的投入,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知识创新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幅度十分有限,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少部位和高等教育事业方面出现了大幅度倒退的情形。显然,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状况,表明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社会引领力量配置结构的不合理,因而不可能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健康、持续地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三大精英群体获得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情形。从较高位置阶层层面上看,现代化建设各个重要领域的领军力量从此形成,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社会力量配置结构日趋常态化和均衡化。

         

        三大精英群体的同步化发展,首先表现在知识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取得了合法性,特别是政治合法性。从20 世纪70 年代末起,先是知识精英群体的合法性地位得以确立。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伴随着向科学技术进军热潮的形成,知识精英群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的应有位置得到了整个社会的确认,知识分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声望,代表性人物如李四光、陈景润等几乎成为整个社会的偶像。另外,知识精英群体的规模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张。以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情况为例,其规模已经从1980 年的2417 万人,发展至2004 年的8518 万人(见表1) 。继知识精英群体之后,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作为以往从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来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却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精英群体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合法性地位也逐渐被确认。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民营企业主群体的合法性地位逐渐被确认。既然要搞现代化建设,要推进市场经济,就离不开社会财富创造者的领军群体--经济精英群体。所以,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经济精英群体在中国得以重新出现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相应地,经济精英群体的合法性地位逐渐被社会所确认。其具体的确认过程大致经历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民营经济取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的地位。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第二步,民营经济取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第三步,进一步取得了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地位。2001 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至此,民营企业主的合法性地位已经完全被确立。

         

        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规模在迅速扩大。从私营企业户数及私营企业主人数情况看,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经济精英群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尽管私营企业主并非都是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但私营企业主总数与经济精英群体成员总数呈正比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1989 年私营企业户数为9 万户,1990 年和1991 年分别增至918 万户和1018 万户。1992 年以后的几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国家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因素的影响,更出现了爆炸式扩张的情形。2005 年,私营企业户数和私营企业主分别达到了创纪录的43011 万户和110919 万人(见表2) 。这些数字说明,在中国现阶段,经济精英群体就其规模而言,已经足以能够承担自身所应履行的基本职业职能。

         

 

         

        三大精英群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日益呈现出团结合作的趋势,改变了以往一个精英群体排斥、打压其他精英群体的状况,这是建国以来从来未有的情形。其一,相互包容。随着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精英群体职业分工的色彩越来越明显,精英群体之间的平等色彩开始加重。在此情形下,对于政治身份的追求已经不是某个群体的特有权利,精英群体的职业身份同其政治身份开始逐渐脱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精英群体之间包容性增强的突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向工、农、兵、知以外的社会群体成员包括私营企业主群体敞开大门。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2004 年度,全国新吸收中共党员24110 万人,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新党员111 万余人,其中私营企业主为894 人。另据2006 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在被调查的2001 年后注册为私营企业的私营业主中,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占32.2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二,相互促进。在这一时期,政治精英群体先是积极地为知识精英群体平反各种冤假错案,恢复知识精英群体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提高其生活待遇。继之,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又为经济精英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扫除各种政策和制度方面的障碍。其三,相互流动。精英群体之间大面积地交流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一大批教师和科技人员被充实到中高级领导干部队伍当中。而自90 年代开始,又有大量的国家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流入商海,变身为企业家,不少人成为经济精英。有统计显示,2006 年,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以三类精英为主,即机关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包括个体工商户) 以及专业技术人员, 合计比例为67.4 %

         

        2. 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 年间,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十分低下,几乎没有职业分工可言。其一,在政治、经济和知识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精英群体缺乏应有的职业边界。政治精英群体成员不仅直接管理着政治领域,而且跨过政治领域全方位地直接管理着经济和知识文化领域。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所有企业的领导人均由政府指派,企业的所有发展规划和指标均由政府系统制定并逐级下达。其二,在同一个大的领域当中,精英群体同样缺少必要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分工。在政治生活领域,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各自的职能缺乏明确的区分,行政官员的工作几乎不受立法机构的约束,财政预算实际上不受立法机构的审查,甚至在某个时期,立法机构的活动处于停顿的状态;公安、检查和法院这三个部门各自的职权几乎没有多少区分,公、检、法的职能常常由公安一家独自包揽;行政部门同社会事业单位混同在一起;政府机构相对单一,一些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政府机构没有建立起来。在经济生活领域,企业负责人(厂长) 的基本职能不仅仅负责生产经营,还要主抓政治路线这样的头等大事以及职工的生活和福利等琐碎的事务。在知识文化领域,知识精英群体的主要任务不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而是思想改造,防止走白专道路,以实现革命化工农化的目标。其三,精英群体普遍缺乏门槛进入的特有职业资格,缺乏特有职业行为规范的要求。比如,没有经过任何法律专业训练的人,只要经过任命就可以获得法官的职位。对于较高位置的精英群体成员甚至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

         

        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职业化色彩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三大精英群体之间各自的职业功能越来越明显,职业边界开始清晰。其一,政治精英群体职业功能的变化突出表现在政府的职能定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由于人们对现代化建设的趋势和规律缺乏必要的认识,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尚缺乏必要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同时,又出于对以往轻视经济做法的矫枉过正,相应地,政治精英群体对于政府的职能定位由以往的全能型转变为经济型。之后,人们发现,仅仅追求GDP 的高速增长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同时由于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理念的认识不断深入,到21 世纪初,政治精英群体对于政府的职能定位开始与现代社会接轨,并提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2004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07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其二,经济精英群体自20 世纪90 年代兴起以来,其职能定位就比较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财富。私营企业自不必说,国有企业也开始同政府及事业单位脱钩,剥离原来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同时,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也大幅减少。其三,知识精英群体同政治精英群体的职业边界也开始有所区分。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知识精英群体独立思考和活动的空间增大,对于政治精英群体的依附性降低,职业化、专业化的行为取向越来越明显,以往所承担的各种政治任务大幅度减少,其具体行为不会像以往那样随着政治精英群体的指令而摆动。改革发展当中的许多重大理念和前沿构想,往往是由知识精英群体首先提出,后被社会所认可。比如,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人为本、人权以及社会公正等重要理论和理念,便是由知识精英群体率先提出,进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第二,同一精英群体不同部门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其一,政治精英群体中公务员的职业色彩开始显现;公务员群体内各种具体领域的职业边界日益清晰,各自责任日益明确;行政部门同立法机构的职责开始有了明确的区分,立法机构相对独立的作用开始显现;公务员部门同社会事业单位初步脱钩;公安、检察、法院三个部门之间相对独立性增强。2002 7 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法官是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公务员法、行政法陆续出台,依法行政的要求日趋强烈。其二,经济精英群体的职业特征日益明显。应当说,经济精英群体的职业特征是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而逐渐形成的。改革之初,与市场经济因素开始形成同时又不规范的情形相适应,一些社会成员通过很难说是合乎企业家职业规范的方式获得了第一桶金。在最早开始的流通领域市场化的阶段和随之而来的生产资料领域市场化的阶段,一批依靠倒腾批文和借价格双轨制之机起家的富人纷纷出现;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期阶段,许多人靠投资外汇、债券、原始股票一举跻身于富裕阶层。中国于1993 年开始明确地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21 世纪初,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基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和金融参数合理化这五项标准,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在2001 年年底已达到69 %,突破了市场经济标准的临界线,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建立。2003 年,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达到73.8 %,中国已经成为了市场经济国家。与之相应,职业化的企业家群体已经初步形成,经济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特征开始出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群体越来越依靠日益职业化的企业运作进行财富积累;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艰难转制已经基本完成;国有、集体、私营、股份制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另外,随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职业经理人群体开始形成。其三,知识精英群体的现代职业特征开始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需要,知识精英群体的职业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已经从以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转变为以现代的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知识精英群体在现代社会当中所应当具有的建设与批判两大职业功能开始同时凸显。从建设的功能来看,知识精英群体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细化、技术进步与现代科学知识的引领、现代价值理念的创造与传播、民生和公共生活的关注、生活方式的创新、教育发展以及第三部门的推进方面,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职业化作用。从批判的功能来看,知识精英群体则起着初步的、却是十分有效的反思社会经济发展弊端,寻求可行对策的职业化的积极作用。

         

        第三,精英群体的职业资格化和高学历化成为一种趋势。其一,精英群体对于职业资格的认证越来越看重。特别是知识精英群体和政治精英群体在这方面的要求十分明显。比如,公务员的职业资格考试近年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有相应的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可以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其二,精英群体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一时期,精英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其文化程度提升的速度及幅度前所未有。2003 年,从公务员学历层次上看,具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为1.3 % ,具有本科学历者的比例为23.7 % ,具有大专学历者的比例为48.7 %。经济精英群体更是以极快的速度提升了文化水准(见表3) 。知识精英群体的文化水准也以极快的速度提升。1987 年,高等学校仅有1972 名教师

         

        具备博士学位,在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比例只有0.51 %。此后,具备博士学位的高等学校教师的数量快速增加,至2002 年,达到4134 万人,增长了21 倍;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所占比重从9.18 %上升至31.18 %

         

 

         

        3. 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

         

        现阶段,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远不够完善,第三部门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种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因而政府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仍负有极大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难以替代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经济精英群体的影响力在迅速扩大。比如,民营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具备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见表4) 。另外,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经济结构开始升级换代,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知识经济、高科技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示出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引领作用。与之相适应,知识精英群体的作用已经不仅仅限于文化教育领域,其生产性功能迅速增强,其独立性也在明显增强。知识精英群体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的关系来定位了。基于前述分析,不难得出如是结论:没有精英群体的努力,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就没有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

         

        伴随着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当中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和这种影响力的不可替代性,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其职业位置、经济位置和社会(政治) 位置同时处于优越状态,同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形成了十分明显的对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较为优越的经济状况(经济位置) 。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优越的经济状况是不言而喻的。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在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之上,介于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近年来,公务员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绝对差距在扩大。1992 2002 年间的11 个年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程度依次是2.1 %4.0 %9.3 %0.5 %2.1 %7.9 %3.9 %7.6 %7.2 %11. 7 %12.5 %。职位越高的公务员特别是属于政治精英群体成员的公务员,其工资自然要比一般公务员高得多。与此同时,公务员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保障以及住房方面享有十分优越的待遇。特别是住房一项,更是将较高级别的公务员自己同一般社会成员和一般公务员之间的距离明显拉大。本来,各级公务员特别是较高级别的公务员就享有远高于一般居民的住房标准。比如,某省政府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住房建筑面积控制标准为,正省级220 平方米、副省级190 平方米、市() 140 平方米、县() 100 平方米、乡() 级以下80 平方米之内。问题在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公务员实际住房面积常常超过规定标准。1998 房改后,虽然国家停止了福利分房,但在之后的8 年间,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以种种名目进行的集资建房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活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在种种权力优势下,多数中高级别的官员往往占有着远远超过一般公务员住房标准的房子,这与大量民众沦为房奴而为房子苦苦打拼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经济精英群体的经济地位也是如此。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 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大型调查显示,2003 年,私营企业主个人年收入平均值为20.2 万元,中位数为6 万元。私营企业主的家庭年收入平均值为26.7 万元,中位数为10 万元,家庭人均收入为3.88 万元,人均收入中位数为1.67 万元。在家庭财富总额中,私营企业主在其企业拥有的所有者权益占85.4 % ,住房原值占8.3 % ,家庭金融资产占6.3 %2006 年进行的后续调查则显示,2005 年私营企业主家庭全年的总收入平均为25.99 万元,中位收入为11 万元,最高收入为1500 万元。其中,年收入过百万的私营企业主家庭占14.4 %

         

        知识精英群体经济状况的好转虽然稍有曲折,但其经济状况已经处在一个十分优越的位置。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知识分子尽管在政治上采取打压、防范的政策,但在经济方面却采取安抚或者说是赎买的政策,知识精英群体的经济状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越的。大学教授的工资分为207元、241.5 元、287.5 元和345 元四个级差,副教授工资分为14915 元、177 元、207 元和241.5 元四个级差,远远高于一般干部、一般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工资收入水准。但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却出现了脑体倒挂的不公正情形。90 年代以后,这种脑体倒挂的情形已经完全改变,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精英群体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2003 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 元,而全国高校和中小学教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达到23307 元和13293 元,分别是1985 年的18.7 倍和11.9 。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至于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知识精英,经济状况更加优越。知识精英群体也属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大学知名教授的收入除了工资以外,还有额外收入,如津贴、稿酬、讲课费、劳务费、咨询费、课题费等等。以某重点大学为例。该校自2000 年开始实行校级岗位津贴制度。其中,A 类校聘关键岗位有400 个,其具体标准是:1 级,全年津贴标准为5 万元;2 级,年津贴标准为412 万元;3 级,年津贴标准为315 万元;4 级,年津贴标准为3 万元。另外,还有来自政府的特别津贴,具体规定是:长江学者”8 人,年津贴10 万元;跨世纪人才”17 人,年津贴6 万元;国家杰出青年基金”8 人,每人得经费20 万元,单位配套20 万元,资助3 -4 年,经费可提成作为个人收入使用。百千万人才工程”9 人,年津贴6 万元,资助3 - 4 年;省级特别津贴教授”5 人,年津贴10 万元。再加上工资和课时费等收入,该校的知名教授一年的总收入是十分可观的。近年来,税务部门已将高等学校一些教师列入重点关注的高收入群体纳税对象。

         

        第二,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在中国社会,政治精英群体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这是自不待言的。相比之下,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对相应位置的争取,则走过一段明显的弯路。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以个人的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为依据的先赋性的阶级身份系列。这种阶级身份在农村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在城市分为革命干部、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城市贫民、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小业主、手工业主、摊贩等。

         

        后来还陆续增加了右派、右倾分子、走资派等阶级身份。这种阶级身份系列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括进去,并以特定的政治档案管理相配套,从而直接影响着每位社会成员的发展前途。由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不断升级加码,因而新的阶级成分类别不断增加。在这样的情形下,经济精英群体被消灭了,其原有成员在阶级身份系列当中处于最低的等级,自然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处在一种被斗争和批判的状态;并且,其亲属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以及前途也因政治株连而大受影响。作为时刻被防范的知识分子群体,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患上了集体失语症。特别是知识精英群体,更是备受警惕和打压,处于一种被重点改造和监控的境地,其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低下而脆弱。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两个重要的标志能够说明这一点。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否入党已经不受职业的限制。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精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甚至还有一些私营企业主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能够入党,在中国社会是衡量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上获得常态地位的重要标志,是一个社会群体能够得到信任的基本门槛。在现阶段,整个社会对于知识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在政治上已经不存在任何歧视的现象。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知识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成员参与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十分重要的立法机构和参政议政机构者越来越多。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精英群体成员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其提升速度仅次于干部群体(见表5)

         

        第三,较高的职业声望(职业位置) 。一个社会群体有着怎样的职业声望,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个群体有着怎样的社会评价,在职业声望序列当中有着怎样的位置;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一个时期当中的社会成员有着怎样的努力目标和行为取向。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权力和知识是社会成员所广泛追求的目标,因而与之联系度较高的政治精英群体、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一般来说也就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

         

         

        诚如前述,自改革开放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精英群体取得了较为优厚的经济收入,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实际状况,必然地使精英群体同时获得了较高的职业声望。1999 年进行的一项城市居民职业声望的调查显示,职业声望中位居前20 位的分别是,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电脑网络工程师、法官、检察官、律师、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然科学家、翻译、税务管理人员、社会科学家、医生、计算机软件设计师、作家、记者、房地产经营开发商、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和投资公司经理(见表6) 2001 年进行的一项职业声望调查表明,位居前20 位的职业分别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法院院长、工程师、科学家、县委书记、大学教授、大学教师、政府机关局长、外资企业经理、政府机关科长、中学教师、中学校长、国有企业厂长、报社记者、律师、国务院部长、集体企业厂长、电影明星和机关政工干部(见表7) 。这两项调查说明,在职业声望当中,位居前列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精英群体成员。

         

        另外,还有两个现象也间接地说明精英群体成员具有很高的职业声望。一个现象是,在2002 年进行的有关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的调查中(见表8) ,有两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59.2 %) ,二是私营企业主(55.4 %) 。紧随其后的群体包括演艺人员、城乡个体户和国企管理者。

         

    

         

                  

        二、现阶段精英群体演进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无疑,精英群体对于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普及现代理念、创造社会财富、激发社会活力以及推动现代制度的创新,对于推动新型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均有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精英群体的努力和作为,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是,现阶段的精英群体在自身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特殊的时代条件对于精英群体的具体情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强烈的利益冲动、普遍的社会焦虑氛围、缺少规则、过度依赖政府以及新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利益结构重新洗牌同步进行等特有的社会现象,容易使现阶段的精英群体在演进中形成一系列特有的明显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精英群体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主轴的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中国社会的各个群体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利益冲动。与基础阶层群体相比,精英群体的经济利益冲动来得更为猛烈。经济利益冲动几乎成为精英群体压倒一切的行为和政策取向。这种情形,如果用90 年代的提法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要意思是,就经济效益和公正的关系而言,经济效益问题最为重要,是第一位的,要优先于公平问题;但是,公正问题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属于应当被兼顾的问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中所谓的兼顾公平,顾名思义,无非包含这样两层含义:其一,在重点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要忽略公正问题,而是应当予以适当关注;其二,当经济效益和公正之间出现抵触、矛盾甚至是对立的时候,应当首先考虑前者而不是后者,推至极端,有时甚至可以为了确保经济效益而暂时牺牲公正。这一提法先是由知识精英在90 年代初期进行仓促的学理论证并迅速提出,继而为政治精英群体所接受,更为经济精英群体所赞同。当时的论证理由是,从历史观的参照系来看,人类社会的公平问题是伴随人这个族类才能的发展、效率的提高而出现的;从市场经济的参照系来看,公平优先是不可能的;不公平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甚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杠杆。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过程,这需要以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为基础。效率之所以应当放在优先地位,正是因为没有效率或效率低下,生产力就发展不了,产品与劳务的供给就不可能充裕,就谈不上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谈不上实现共同富裕,因而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理解公平一词,公平都是实现不了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公平的结果毫无例外地造成均贫而非均富

         

        在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优于公平的命题是千真万确的,也是唯一可行的。这一提法很快被政治精英群体所接受,将以往的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提法改换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并且,通过政治精英群体巨大的影响力,这一提法由精英群体的行为认同变成了一种社会导向。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现代化建设刚刚开始,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因素只是初露端倪,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恰恰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一提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它尽管还不能说是一个最佳方案,但可以说是一个次优方案,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有助于人们冲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确立经济领域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行政的、人为的经济体制,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则强调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反对经济的从属性地位;强调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反对行政权力对于经济生活的全面而直接的干预;强调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反对以任何借口漠视经济生活。这样,便在理论依据的层面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合法性,从而消解了计划经济体制,并有力地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其二,有助于冲破和消解平均主义式的、绝对的平等观。与改革开放以前绝对、畸形的平等观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提法看重的是人们在分配结果上的差别、在最终生活状态上的差异。尤其重要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付诸实施,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从根本上冲击、消解了平均主义式的、绝对的平等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正理念的过程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是一个必要的过渡,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三,直接推动了经济精英群体的形成。受改革开放以前多年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做法的影响,经济精英群体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群体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经济精英群体乃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是不可能的。正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取向等多种因素的积极影响下,这一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20 世纪90 年代,也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最为盛行的时候,恰好是经济精英群体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群体初步得以形成的时期。从1992 年直至21 世纪初,无论是从企业户数还是从企业主人数上看,都是私营企业主群体大幅度发展的时期,私营企业主群体作为一个阶层,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见表2)

         

        更应当看到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严格说来只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性的提法,它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发展趋势,包含着一些明显的局限。大致地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的主要症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看到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极端重要性。以人为本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强调发展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人是发展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只有以人为本,方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以人为本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人人共享。人人共享,意味着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应当具有共享的性质,即: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更加得到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得以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持续不断地得以满足,其生活水准得以不断提高。相反,如果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群体、少数社会成员一方,那么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和少数人所享有。这样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而是无发展的增长。既然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那么,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就必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增长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本身包括消除贫困、文盲和疾病,拓宽人类选择的范围,增强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从而增加自由。相比之下,经济只是实现发展之基本目的的途径和手段,经济本身不可能自发地解决社会发展的基本定向问题。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将经济效益问题放到了绝对化的位置,实际上是将之视为发展的基本目的,这就将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颠倒开来。

         

        第二,没有看到发展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显然是把经济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几乎成为全部发展的代名词。这是对于经济的一种非常片面和肤浅的理解,也是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证明为错误的提法。随着发展进程的深入,社会的分化愈来愈明显。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愈益复杂化,分工愈益明显。重要的是,社会同时呈现出一种日益增强的整合趋势,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性日趋增强。

         

        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层面或环节如若脱离其他层面或环节的有效支援,就无法存在与发展。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突进与长足发展的可能性。发展是社会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协调并进与全面发展,发展是整体的有机推进,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个环节的迟滞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此而言,与其说发展的速度、规模及效益决定于发展过程中最快的那一个层面与环节,不如说是决定于发展过程中最迟缓、最薄弱的那一个层面与环节。所以,如果长时期停留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层面,必定会延误发展的全面推进。

         

        第三,混同了制度和具体政策两个层面上的社会公正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实际上只是将社会公正问题归于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即:只是从具体政策的层面亦即公平和效率两者关系的层面分析公正问题的意义。这种提法不够全面,也容易引起一些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实际上,社会公正的意义表现在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制定这样两个层面上。对于这两个层面的社会公正问题不宜混淆。社会公正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设计和安排,必须以社会公正这一基本理念为依据和出发点。比如,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价值观是现代社会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据,很难想象把这样一些重大的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安排当成兼顾的事情来对待。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有赖于体系化的规则的存在,而一个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就是制度。就制度的设计与安排而言,需要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为依据。在现代社会,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基本价值理念依据只能是公正。所以,基本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必须以公正为依据。基于社会公正的制度安排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它涵盖了现代社会所有的制度安排,包括公正的经济制度、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公正的政治制度等。在此层面上,社会公正最为重要,不存在公正与效率何者优先的问题。对此,不宜作功利性的理解和短期化的修正,否则便背离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比如,类似于法律应当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提法就十分错误,它实际上是将基本的制度安排从属于一项具体的事务,因而必将造成诸如社会的无序、对社会发展宗旨的背离等严重的负面效应。社会公正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具体的政策制定。这主要涉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当中经济效率和分配再分配两者孰轻孰重的问题。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可供社会再分配的财富不尽一致,由于社会经济各个环节不可能保持完全一致的均衡发展,由于公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的具体需求有所差异,所以,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段便会出现公正与效率难以兼顾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有必要突出地解决公正或效率的问题。相较之下,公正在基本制度层面的根本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如果将政策层面的公正问题的争论延至基本制度设计层面,将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如是做法,将会以某个历史时段可以变通的政策取代具有极大稳定性的基本制度安排,以手段代替目的,这将造成基本社会结构以及基本经济制度的畸形化,为社会发展留下极大的隐患,并增大纠错的成本。

         

        第四,造成现代政府主要职能的错位。如果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经济精英群体来说还多少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对于政治精英群体来说则是一个存在严重误差的提法。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其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公正,确保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在尽力扮演一个全能型的角色,试图事无巨细地统领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事务;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又在扮演一个经济型的角色,试图取代企业家群体以及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对经济型政府职能定位的明确表述。客观地看,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社会缺乏一个职业化的企业家群体,再加上现代化的经验不足,对于现代政府的合理定位缺乏应有的认识。在此情形下,政府也乐得扮演市场经济直接推动者的角色,对具体经济事务的干预必然会多一些。对经济事务的过多的干预,也就必然地导致轻忽公共事务。这里存在一个政府职能的重新归位问题。当市场经济发育到一定程度,政府理应逐渐从具体的经济事务当中解脱出来,退回到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的合理位置。否则,便会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健康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正是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存在着如此严重的局限,这一提法又是特定时期精英群体的基本行为取向和政策导向,所以,就为中国进一步的发展造成许多严重的障碍,留下许多严重的隐患:为精英群体不恰当的利益扩张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依据,造成公权扩张、精英群体利益结盟以及种种腐败现象;会使人们过分看重GDP ,而轻视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导致轻视社会政策,漠视民生问题的改善,并使公共投入优先顺序出现严重颠倒的情形;导致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采取有所差别的政策,并造成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会使改革和发展之间出现某种背离的情形。

         

        2. 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

         

        作为以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为己任的政治精英群体,特定的职业要求使得这一群体具有其他群体所不具有的公共性特征,以及由国家所赋予的强制性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精英群体同其他群体相比,处于优越的位置。同时,政治精英群体成员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难免受制于时代局限;而且,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一样,政治精英群体成员也有着自己的经济利益需求。政治家和官僚都是有着个人利益的正常人,他们既不代表社会利益,也不是社会利益外别无他求的。他们是'经济人'而不是'道德人'这里,就难免出现一个悖论:作为职业化的公共利益维护者的政治精英群体,在现实社会当中却有可能做出损害公众利益的事情。于是,又进一步引申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政治精英群体的活动边界必须有明确的界定,以防止其权力可能的膨胀。这个活动边界就是:将其活动严格地限定在公共事务的范围之内。具体而言,政治精英群体必须接受必要的制约和监督;不得以任何名义损害公众的利益;除非战时等紧急状态,不得损害个体人的基本权利;公权的运作流程必须向公众公开,并接受公众的监督;在设计制度和制定政策时,不得以公权谋取私利,即:不得夹带政治精英群体的群体(小群体) 利益和成员的个人利益;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当中的赢利主体,不能同公众争利;不得同经济精英群体(财富群体) 进行利益的相互交换。

         

        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群体都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公权扩张冲动,那么,相比之下,中国现阶段政治精英群体公权扩张的冲动则来得更为猛烈。政府在特殊转型时期负有的重责,为公权的扩张提供了很大的可能空间。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型现代化模式,而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政府主导着改革和发展进程的推进,至少在一个为时不短的时间内是这样。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之重,头绪之多,可以说前所未有。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有两项:首先,政府在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方面负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曾经出现过一个断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几乎是从无到有,是在缺少职业化企业家群体的背景下发育的。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初始阶段,政府不可避免地负有直接性的责任,比如,促进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确立和维护市场规则,弥补市场失效,等等。其次,在社会稳定方面担当着极为繁重和艰巨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意味着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中国的改革更是意味着大范围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经济利益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因此,中国改革的每一项举措,必定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问题在于,就改革的具体过程而言,在某个特殊的时段,往往会使某些群体受益,同时又会使某些群体受损,这在客观上容易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同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平衡状态。改革和发展是一项极为艰巨和复杂的工程,各种快变量慢变量不变量往往共存于一个时段。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时期,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已经出现,而一些计划体制因素仍然存在。在改革过程中,各种'快变量''慢变量'之间就会发生互不衔接的情况,使市场经济体系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和较快地投入运转,由此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而这一切,需要政府进行直接的干预。任务的重大,意味着权力的强化。所以,客观地看,时代所赋予政府的重大职责,使得公共权力的扩张具有了很大的可能空间。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各个群体对于政治精英群体程度不同的依附性,为公权的扩张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正如前述,改革开放以后知识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是在政治精英群体的大力扶持下得以恢复和发育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意味着知识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对于政治精英群体有着很大的依赖性。迄今为止,中国的精英群体就其行为和运作方式而言,实际上有着明显的以政治精英群体为主轴而运作的路径依赖的色彩。政治精英群体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直接影响着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具体生存和发展状况,该群体对于为其他精英群体做主的情形似乎也已习以为常。而从基础阶层层面上看,由于多年来所形成的对于政府的信任以及自身市场经济意识的匮乏,民众如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也对政治精英群体表现出明显的依赖性。比如,一旦工人或农民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政府来解决。就连许多非政府组织,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同政府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缺乏自身应有的相对独立性。另外,改革开放初期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政府的有力推动,这也在客观上为政府广泛使用公权提供了某种正当性依据。上述种种情形,使得公权的扩张不仅未受到有效的社会监督,反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社会认同。

         

        以保护和增进公众利益为己任,是中国政治精英群体长期以来的基本信念,也是其得到公众认同的基本原因。本来,公权之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它能够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提供保护和予以增进。公众利益是切实、具体的,而不是空洞、抽象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历史观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胡锦涛也指出:要坚持求真务实,时刻关注民生,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去,重视解决好涉及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显而易见,公众切身、现实的利益,是公权必须予以全力维护和增进的。但是,在具体保护和增进人民利益的时候,政治精英群体没有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趋势相适应,出现了一定的甚至是经常性的偏差。

         

        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其一,在非紧急状态下,有时会以整体利益的名义,牺牲甚至是无条件地牺牲社会成员作为个体人的合理利益。其二,同样是在非紧急状态下,有时会以人民长远利益的名义,牺牲民众当前的现实利益。如果说,在诸如战时或其他紧急状态下,类似的做法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在和平、常态的条件下,这种做法就会事与愿违,造成公权的扩张,越过应当遵守的基本边界,侵害而不是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尚未形成能够对公权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机制。在这样的情形下,政治精英群体基于强烈的利益冲动所产生的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很容易越过职业边界,延伸到公众生活领域,损害公众的利益,从而造成公权私用。

         

        在上述种种情形当中,既有某种合理的历史因素,又有不合理的现实因素。这一切,最终形成了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特有的公权强烈的扩张冲动现象。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权运用的非目的化现象有时较为明显。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主要目的和功能理应是维护社会公正,增进公众利益,改善民生状况。但不能否认的是,公共权力的运用与公权的主要目的两者之间时有脱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现阶段的政治精英群体来说,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却做了不少。

         

        中国现阶段公权运用的非目的化现象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在一个时期里,整个社会似乎是患上了经济饥渴症和经济偏好症,一切都以经济为纲,好像只要是能把经济搞上去,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一时间,经济效益成为所有社会事务的判断尺度和评价标准。在这样的目标取向或者是发展观的引导之下,政府必然会只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本来,重视经济政策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同时轻视了社会政策则是极为有害的。其二,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对于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如何进行安排才是合理公正的?我们根据三条几乎是常识性的道理,就可以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第一条,公共投入的主要目的是满足民众的需要。第二条,民众的需要是分为不同层面的:有基础层面的需要,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事关基本民生方面的需要;有一般层面的需要,像进行一般性的市政设施建设、修建公路等等便属此类;还有高层面的需要,像修建大型音乐厅、大剧院等公共设施,以及举办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等等。第三条,公共投入对于民众不同层面需求的满足应当是由低到高梯度性地进行,即:先满足民众基础层面的需要,在基础层面的需要满足得差不多的情况下,比如满足了其百分之七八十的情况下,再考虑满足民众一般层面的需要,当民众一般的需要满足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再进一步考虑满足民众高层面的需要。根据这三条常识性的道理,我们得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就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而言,应当以民众的基本需求为基本着眼点,以民生问题为优先。由是反观中国现阶段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却呈现出一种严重颠倒的情形:一方面,在豪华性的城市建设、豪华性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极为过度;另一方面,在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占GDP 的比例却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的非程序化现象有时比较突出。公共政策的制定只有纳入程序化的轨道,

         

        才能保证政治精英群体的活动不僭越特定的职业边界。在中国现阶段,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时会表现出明显的非程序化现象。其一,表现出利益偏好的色彩。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当本着公平的原则进行,对于各个群体应当一视同仁。但是,现实状况却往往相反。在所制定的与处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相关的各种政策中,一般来说是倾斜性的内容居多。如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对于经营者往往给予过于优惠的政策;在不少地方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对于投资方也往往给予十分优惠的政策,等等。相反,在所制定的与处于劣势位置的社会群体相关的各种政策中,则往往是不利的内容居多。

         

        比如,对于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的工人,很多地方采取十分苛刻的身份置换(“买断工龄”) 的政策予以处置;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许多失地农民和城市拆迁户难以得到合理的补偿。其二,往往是单方面予以决定。在制定重要的公共政策时,应当也必须是多方参与,尤其是要给予相关社会群体以充分的参与和表意的机会,使之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政治精英群体对于一些重要公共政策的制定却往往是单方面进行。比如,在制定一些同工人、农民或老年人相关的政策时,几乎没有相关群体的代表参与。而在制定公务员住房政策、增加工资收入的政策时,既不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也不举行听证会。甚至一些地方的财政部门,在为数巨大的公共投入的具体投向上,也往往是自己说了算。其三,信息不透明。社会公共领域的信息,除了属于涉及国家安全事宜者,公众应具有知情权,但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和不少情况下,政治精英群体对于这些信息采取了垄断、封锁的做法。比如,一些地方的预算外财政收入究竟有多少,只有为数很少的人知晓。其四,随意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遵循科学化的原则,做好相关信息的充分收集、整理和公开工作,健全相关政策实施的信息反馈及修正机制,完善资源公平分配额度或损失补偿份额的测算等技术性工作。但是,不少地方、不少部门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忽略了这些方面,随意拍板,造成重大公共决策的失误和资源的严重浪费。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为30 %左右,资金浪费大约4000 亿到5000 亿元。

         

        第三,公权活动的非法制化现象屡见不鲜。应当承认,目前中国社会的法律体系建设远远不够完善,而处在优势位置的政治精英群体更容易超越法律范围行使权力。在不少情况下,政治精英群体往往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集决策权、执行权、立法权、司法权和监督权于一身,行政问责制度严重缺位。政治精英群体有时只是按照潜规则来行使公共权力,明显地缺乏法律体系的制约和监督。

         

        既然公权扩张的强烈冲动缺少了法律制约,那么,公权越轨、越界的现象就必然会屡见不鲜。在现实生活中,公权的干预几乎涉及到任一领域,触及到任一群体。比如,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得以初步建立,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公权对于经济领域不恰当干预的情形。国有资本垄断了交通、能源、通讯、传媒等基础产业,在汽车、钢铁、化工等重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在其他行业中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在各行业中如果还是国有资本说了算,实质上就是政府说了算。公权缺乏法律制约和监督还表现在,以权代法现象时有发生。例如,2004 年,河北省委、省政府以省委冀字(2004) 1 号文件批转省政法委出台的一份文件《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这份文件旨在为私营企业主群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其本意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不是立法机构,没有制定带有地方法规性质文件的权力,此举违背了法治精神,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

         

        由上可见,中国现阶段公权的强烈的扩张冲动,其可能的空间是巨大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各个群体当中,政治精英群体处于强势位置,几乎可以说是控盘的实力,因此,公权强烈的扩张冲动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势,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3. 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

         

        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实质在于,不同精英群体越过各自的职业边界,通过非正常的方式,以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实现利益互换。在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自身发展的一些特性,使得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结盟成为可能和现实。其一,从政治精英群体的角度看,这一群体所认同的行为取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且由于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过大,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对于其强烈的利益冲动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公权向经济领域的延伸,社会无法予以有效阻止。其二,从经济精英群体的角度看,由于市场经济规则尚未系统地建立起来,因此经济精英群体的发展难以循规蹈矩地推进,其发展前景和发展预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经济精英群体产生了在政治精英群体那里寻求保护的需要。同大多数国家有所差别的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精英群体对于政治具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十分热衷于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愿望极为迫切。类似的现象至少说明这一群体急于向政治精英群体靠拢,以获得企业发展和财富增进的有效政治保障。其三,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在社会缺乏规则体系尤其是缺乏规则意识的时期,如果仅仅就财富的聚集方式和途径而言,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两者之间强强联手、共同获益,虽然对其他阶层不公,但对双方而言,却不失为一种理性的利益选择。

         

        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结盟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同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之间排他性的利益分享。这种利益分享主要是指,对于政治精英群体成员能够掌控且有着重要经济利益空间、同时又必须由经济精英群体成员开发经营的事项,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从中获得暴利,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则通过公权进行设租进而分得寻租收入。类似的现象,比较典型地体现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初期的价格双轨制时期,以及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的土地出让制度中,造成腐败官员贪污现象呈迅速加剧趋势。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初期,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当时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尽管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同时还应看到的是,这种做法难以避免地会产生寻租问题。有研究显示,1988 年中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99 亿元以上;国家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 81 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 亿元以上。价差、利差和汇差这三项租金的总价值超过了3569 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11738 亿元) 30 %以上。1992 年因商品价差带来的价差租金不少于766.6 亿元,因银行贷款利差带来的租金达1983 亿元,因汇率差而形成的租金为1157.1 亿元,三项差价总计3906 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20223 亿元) 19 %。这些租金中的一部分为少数官员和商人(准商人”) 据为己有。1998 年以后,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同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之间的利益分享在房地产领域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土地是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资源,这种重要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日益凸显。1998 年以前土地不能自由进入市场。1998 年以后,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土地开始逐渐进入市场。

         

        政府对土地拥有着极大的权力,所以,土地便成为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同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之间利益互换的重要砝码。其结果是,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成为共同的赢家。从政治精英群体一方看,土地出让金以及围绕着土地出让而形成的各种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当中的比重很大(见表9)

         

        如果加上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这一比例还会进一步上升。尽管从名义上看,土地出让金等相关的收入纳入了财政收入,但问题在于,很多地方政府预算外财政收入中的很大一块是用于支付高昂的行政成本以及改善机关干部住房条件等福利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官员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获取了巨大的个人利益。一位在珠三角和广西、云南等地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商自曝内幕: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的20 %,开发商能够拿到其中40 %的利润,余下的超过40 %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从房地产开发商一方看,围绕着土地开发,房地产商获得了巨额暴利。从2003 年至2005 年,全国87 个开发区中有60 个违规低价出让土地7873 万平方米,少收土地出让金55165 亿元。上海某地产企业的前经理人私下透露,他们的项目利润一般在100 %300 %之间。而且,房地产商没有就此止步,还在积极囤积土地,以期获取超额暴利。以大型房地产企业万科为例,截至2006 年年末,万科地产已获取的规划中项目面积合计约1851 万平方米,即使以每年平均500 万平方米的消化量计算,公司土地储备至少可以维持4 年以上。而且,万科的拿地步伐丝毫没有停止,单是2007 7 月,万科在全国各地拿地累计超过60 亿元

         

         

        另外,官员腐败现象呈现出日趋扩张的态势。在20 世纪80 年代,一个腐败官员涉案金额如果达到几十万元,那就是十分重大的案件。而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动辄达数百、数千万元,甚至更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涉案金额高达4109 万元,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涉案金额517.1 万元,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涉案金额661.4 万余元,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涉案金额1810 万元,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涉案金额544 万余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涉案金额649 万余元,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涉案金额高达4029万元,等等。还有一些涉案金额超过亿元的官员已逃亡国外。

         

        第二,政治精英群体某些以公谋私的现象。这主要是指,政治精英群体借助公权的优势,直接介入市场,通过市场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来谋取同公权密切相关的行业、部门和单位的利益。如果说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同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之间排他性的利益分享属于合伙干的事情,那么,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现象则大致属于政治精英群体单干的事情。

         

        在现阶段,之所以会出现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的现象,除了前述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具体的原因值得注意。一个原因是,以往单位化现象的影响。20 世纪80 年代,单位的独立性开始初步增强,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服务化程度较为低下,单位便勉为其难地承担起为职工谋取福利的职能。单位化现象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排外性,二是为本单位职工承担着从工作到具体生活的几乎是无限的责任。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延伸,单位化现象逐渐演化为公共部门通过公权为本单位、本部门或本群体谋取利益的新现象。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社会在一定范围内盛行着一个潜规则,即:人们通过违规所获得的利益只要不是流向个人,而是流向本单位、本部门或本群体,那么,这就被视为为大家谋取福利的事情,属不属。如是做法,尽管不一定合法,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合乎情理的事情,本单位、本部门和本群体的成员往往是予以认同的。因此,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的现象便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尽管单位化和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都是病态的社会现象,但是,两者还是有所差别的。如果说单位化现象主要是以利己不损人为预设前提的话,那么,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现象则主要是以损人利己为必要前提。而且,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现象由于涉及面极为广泛,如垄断性行业直接损害了基本民生,损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因而这一现象的社会危害极为严重,极易引发广泛的公愤。

         

        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行政部门利益化。一些行政部门利用审批、处罚、收费等公共权力,为本部门人员谋求利益,扩张自己人的利益,从而造成集体性腐败的现象。比如,2006 年度的审计发现,南水北调办、海关总署等33 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8159 亿元。有些政府部门利用政策资源优势,在制定有关法律草案时,千方百计为部门争权力、争利益,借法律来巩固部门利益,获取法律执行权,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其二,公共权力直接导致的行业垄断。一种封闭的社会关系保障给参加者以垄断了的机会。在金融、能源、邮政、电信等行业,国有企业依靠行政权力,维持着垄断地位,并获得超额垄断利润。中国的垄断行业是比较特殊的,一方面它们可以向中央财政要求更多的补助,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抬高价格的方式增加收入。由国资委统计评价局编制的一份统计年报显示,石油石化、通信、煤炭、交通运输、电力等12 家企业员工工资达到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 4 倍。其三,公益事业部门的利益化。公益事业部门主要是由政府出资举办的。但是,不少公益事业部门却呈现出一种利益化的趋向。以义务教育为例。义务教育的本质是免费教育,本应由政府买单。但是,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却成为一种收费教育,而且所收取的费用越来越高,这就加重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负担。1993 年至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支出年均增长14.15 % ,同期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年均分别增长11.1 %10.5 %,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增幅明显高于收入和支出的增幅。

         

        第三,政治精英群体对经济精英群体的政策倾斜。这一时期,政治精英群体在制定与经济精英群体相关的政策时,有时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倾向性。客观地看,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形成和完善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形下,出台适当的扶持和鼓励经济精英群体的政策,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在于,同对基础阶层即社会主要群体如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相关政策的滞后、缺位甚至是不公正的情形相比,这种政策倾斜显示出十分明显的厚此薄彼的情形。

         

        经济精英群体通过从政治精英群体那里得到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优惠政策,获取了超额利润。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向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一方严重流失。比如,浙江省绍兴市的一家热电厂是国有与集体合资的股份制企业,属优质企业,转制前一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6000 多万元,其中上缴税收、折旧提留及利润就达1300 万元,净资产3142.68 万元。但在2000 年,这家效益明显的热电厂就在转制中以48 万元的价格给了19 位个人。再如,四川省一位私营企业主通过运作,以4000 万元的价格收购了拥有4.6 亿元总资产、1.9 亿元净资产的犍为电力。其二,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于投资一方的政策过于优惠。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似乎患上了饥渴症,以至于在土地优惠、税收减免、财政奖励等方面给予投资方极大的优惠。比如,陕西省某地2005 年引来一项投资3 亿多元的重点项目,为此地方政府无偿提供约200亩土地,再加上支付厂房建设资金和配套设施建设,财政补贴资金近亿元。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几乎都出现过精英群体利益结盟现象。比如,在19 世纪中期的美国,人们总是把政府看作要让市场获得有效监管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在20 世纪60 年代的韩国,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可能放弃大企业,而大企业也倚赖政府。在政治家、大企业主、政府机构、金融系统之间,形成了一种很难打破的关系网络。这一现象似乎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都难以避免的。但具体到中国现阶段来说,此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类似现象是在公权如此之强势,经济规模和政府财政收入基数如此之大的情形下发生的,所以,它所产生的危害更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4. 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意义上的精英群体初步形成,以职业分工为主要依据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也初步形成,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进步。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其中十分明显的一项不足,就是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精英群体边界壁垒有着逐渐强化的倾向。精英群体同基础阶层群体(民众) 的关系在逐渐疏远,距离在拉大,隔阂在增加。从精英群体成员来源的角度看,自改革开放初期至今这一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英群体越来越显示出一种自我封闭性。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青黄不接,以及经济精英群体的缺失,由于束缚人身自由流动的体制初步瓦解以及人们对于未来市场经济前景预期不明,精英群体成员大量地来源于社会各层面,出现了某种短暂的却是明显的精英循环现象。一个中学老师忽然成为县委书记或市委书记,一个农民忽然变为百万富翁一类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这种现象很难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为它毕竟不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基本定型的情况下出现的,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平的,反映了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自致性努力和机会平等的行为取向。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意识空前地增强,同时,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体系却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于是,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边界往往是按照各自不同的实力,遵循种种对自身有利的潜规则来进行实际的划分。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已初具规模并拥有着极大控制力和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必然会尽力扩张自己的利益边界,对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尽力维护。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力强化自身的边界壁垒。任何一个在社会分层系统中居于一定位置,特别是居于垄断位置和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由于维护、扩大和延续自身位置和利益的需要,都会通过其他各种社会形式再生产社会分层系统本身,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和顽固的'社会封闭'倾向。这就进一步造成了如是情状:虽然整个社会的流动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一旦涉及社会成员由基础阶层向上流动到精英群体层面,其难度同以往相比无疑增大了许多。比如,有关代内流动的调查显示,如今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的流入渠道是局限于固定路径的。大约2/ 10 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最初职业就是国

         

        家和社会管理者(21.3 %) ,约6/ 10 来源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还有约2/ 10 来源于产业工人(6.6 %) 、商业服务业员工(6.6 %) 和农民(8.2 %) ,精英群体的排他性、刚性化、自我循环的倾向日益明显。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试图打破这种坚冰的举动,比如,开始面向全社会招考公务员,但类似举动的力度还十分有限,没有产生广泛的效应。这说明,精英群体的边界壁垒已被逐渐地强化,其封闭化倾向开始增强。从一定意义上讲,精英再生现象已经取代了以往曾经短暂出现过的精英循环现象。

         

        更应当引起注意的是,精英群体的这种壁垒化和封闭化倾向不仅存在于现实社会,而且从纵向的角度看,已经对其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了一定的代际传承性。在中国社会,家庭对于子女的未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今,精英群体的后代在其基本生存和发展状态方面明显表现出优越于其他群体后代的情形。一项对全国37 所不同层次高校(专科学校除外) 1994 级和1997 级学生近7 万人的调查显示,工人和农民的子女,与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进入高校的机会差距很大。总体而言,后者是前者的916 倍,在全国重点院校更接近15 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 %

         

        第二,精英群体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没有出现互惠互利的关系格局。现阶段精英群体的壁垒化和封闭化倾向还表现在,本群体利益的单方面扩张,而且这种单方面扩张往往是以损害基础阶层群体的利益为前提。

         

        同属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各个群体之间,应当遵循怎样的互动规则?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应当遵循互惠互利的基本规则。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发展的权利,但是,任何一个群体的发展均不能以损害其他群体的合理利益为前提。换言之,精英群体的利益增进不能以损伤基础阶层群体的合理利益为必要的前提条件,基础阶层群体的发展也不能以损害精英群体的合理利益为前提条件(如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形)

         

        反观中国现阶段的具体状况,精英群体同基础阶层群体在利益关系方面往往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情形。同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成员广泛受益有所不同的是,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各个群体在改革的受益程度上呈现出一种明显不协调的状况。有学者指出,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它是一种新的两极结构。近年来的一些收入调查证明,中国的高收入层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的比例过大,不仅侵占了低收入层的份额,而且也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中国的贫富差距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说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或机制在起作用。这个力量或机制,就是由市场和权力所形成的合力。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一方利益的获得往往是以另一方利益的损失为前提。比如,1992 年到2004 年,广东省GDP 总量的增长幅度极大,从2447.5 亿元增加到16039.5 亿元,增长了7.18 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劳动收入的增幅非常微小,而其中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又属最慢。在珠江三角洲,从1992 年到2004 年的12 年间,农民工的月工资仅增长了68 元。

         

        出现这种情形的根源在于:有所偏差的发展理念造成了有所偏差的发展导向和有所偏差的制度及政策,而以特定的社会力量配置结构(精英群体同基础阶层群体之间不均衡的力量对比) 为主导的不公正的利益博弈机制又加剧了制度和政策的偏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精英群体同基础阶层群体之间非互惠互利的局面就必然地形成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

吴忠民

 

《文史哲》2008 年第4  

摘要: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也使精英群体出现了一些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现阶段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广泛而深远的,其中最为突出和严重者主要表现在: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了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一个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规范化。

         

        关键词:精英群体;社会阶层结构;职业化分工;现代化;社会公正

         

        三、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来说,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广泛而深远的。其中最为突出和严重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

         

        由于政府没有准确地把自身定位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公权强烈的扩张冲动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三个巨大的公共财政漏斗。这三个漏斗吞噬了大量的公共投入资金,致使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出现了严重颠倒的状况,进而使得公共投入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一个巨大的公共财政漏斗是高昂的行政成本。由于行政机构庞大、队伍臃肿、办事效率低下以及公权缺乏必要的监督,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行政成本无论是其总量还是其在财政总支出当中所占的比重,均呈直线上升的势头。一个最典型的数据是,从1978 年至2004 年的26 年间,财政收入增长约23. 3 倍,行政管理费用则从49. 09 亿元升至4059. 91 亿元,增幅达82 倍。而今, 我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达19. 03 % ,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达24 % ,而且经常存在着严重的超支现象。2006 年,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 多亿元。在2003 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加上预算外支出,行政公务的实际开支比例是37.8 %,更是高居世界第一。相比之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支出的比例在10 %以下。人们很熟悉这样一组数据:2004 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 万辆,公车年消费财政资源4085 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 亿元以上。此外,通讯费、办公用品购置费、出差费也消耗了大量的公款。中国的行政成本在世界各国当中最为昂贵,成为吞噬公共投入的第一个巨大漏斗。

         

        第二个巨大的公共财政漏斗是浮夸性的城市建设。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时期,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理属应当。问题在于,不少地方脱离甚至是远远脱离实际的经济支撑力和民众的需要,轻视基本的民生问题,一味追求豪华型的城市建设。从资金上看,豪华型的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吞噬公共投入的最大漏斗。西部地区某自治区首府的做法具有典型意义。该市属于欠发达地区,2005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18. 16 亿元。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在基本民生状况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热衷于进行豪华型的城市建设。缺少资金怎么办?两个办法。一是靠土地生财,二是靠贷款。该市在以往大量借贷的基础上,2006 年再次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75 亿元。该市近期又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准备用两年的时间,集中力量实施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九大工程。西部某自治区一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欠发达城市,从2002 年起,为改变城市形象,扩大招商引资,先后在该市的城南、城北、城西筹建大广场,总面积竟达90 多万平方米,人均占有广场面积达6 平方米之多。

         

        第三个巨大的公共财政漏斗是大量豪华型建筑物的建设。从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到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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