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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敬东 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人心意义  
  作者:渠敬东    发布时间:2010-01-09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人心意义

            ----- 第三届开放时代论坛上的发言

           渠敬东
()从及物到及心
  孙歌先生和贺照田先生的发言有内在的联系。
  孙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她从思想史学者的角度,认为我们今天讨论问题必须及物,而且从我个人来讲,这里的及物已经能够进入到及心的层面。我们说制度的研究和机制的研究只是一个纯粹物质上的,而我们会发现,这个制度、形态、结构直接进入到塑造中国人的心灵结构的问题。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争论一直很多。很多人说,搞思想史研究的人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作为在学科划分上社会学这个层面的人,我也发现很多社会学的文章没心没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先抛开学科的划分,我们来看一看本届论坛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议题。我前思后想,觉得这个问题有意思。社会主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往往都说以前的历史,前30年、40年这段的历史。我觉得不只是。社会主义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中国现代状况下的政治理想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讨论里面来,和孙老师提的思想史的问题都紧紧相连。我想,不管是对社会主义还是我们今天的状况,我们都要尊重以下四个层面重要的讨论,甚至有很多学者不断努力来勾连这四个层面。
  一个是政治理想。我们对西方学者的很多批评基于这个问题。晖临分析了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我的一个直观感受,跟很多很好的学者在一块讨论,他们对中国的社会机制的分析有道理,但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不知道中国人的政治理想是什么,不知道中国人觉得真正好的东西究竟在哪里。而且我们也越来越没有信心讲这件事情。
  第二是思想史的问题。我们有了这样的政治理想,我们去追寻我们觉得好的而又不敢说,或者说觉得触摸不到的时候,一直以来我们的思想形态是什么?我们如何把这个政治理想说出来?这是思想史很重要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孙老师讲的如何用不直接反映现实的方式来处理思想史问题的意义所在。
  第三个是及物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有思想这个结构,同时我们还看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是怎样跟它接洽的。今天我们在社会学层面的讨论逐渐要回到中国在最细微的层面上发生的西方人或者以前我们看不到的这些逻辑过程和机制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极重要,这就是孙老师讲的要尊重及物方式的意义所在。这两者有相当丰富的接洽,缺一不可。
  另外,贺照田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上述研究贯彻到对真正的中国人目前的人心的秩序上来。
  但问题是,今天之所以把社会主义作为研究和讨论的主题,是在于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并不是原来我们就有的。但是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经过中国这么多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我们在上述四个层面里面模糊感觉到的非常重要的构成。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社会主义的概念,实际上是把中西问题和上述四个层面问题能够统和在一起,让我们找一个特有的角度去处理中国,甚至是目前整个文明、全球问题里面最难的状态的一个出发点和切入口。

()社会主义的两条脉络
  我想首先把社会主义回到思想史的问题上来,然后就这个思想史的问题如何会成为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成为一个问题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学术视角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新传统,意味着今天中国的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必须在一个新的思想和社会处境中来重新理解社会主义这个传统,并将社会主义当作内在于自身文明之中的一个资源来实践。我想,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个新传统,其实就西方二三百年的社会进程来说,社会主义对西方来说也是个新传统,不是老传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即与古典时期以来在西方各个时段中出现的共产主义传统是有区别的。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根植于一种文明体系中的传统,或者说能够成为一种文明内在机理的传统,至少要在四个方面形成比较成型的并产生实际历史效果的形态:一是政治理想,二是思想形态,三是社会制度,四是人心秩序。具体说,它必须上至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总精神,下至最细微的人心倾向和旨趣,都有系统的讲法和表现。我认为,社会主义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一个西方的有关社会主义这个传统的总体看法,回到西方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的历史事实,来追溯它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的基本前提,来反观它在上述四个方面对中国政治和人心秩序建设的意义。这也是将社会主义推入到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所在。
  社会主义迎面而来,首先应对的是现代的核心问题,即西方社会政治在比较偏向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总体危机的局面。以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思潮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吸纳、融合和扬弃来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批判的。这说明,特别在十九世纪甚至更早些时候,社会主义明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成为了切入西方文明进程之内核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社会主义最早在英国初露端倪,如宪章运动;在法国,圣西门最终给它一个非常完整的设计,我想后来经典社会理论的出现,在思想史上都脱离不了圣西门学说的干系,都是应对如何围绕社会的极其实质的意涵来筹划资本主义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这个学说的提出,是基于要改造或者是转换西方整体的文明系统为出发点提出来的,而不是只是在制度上修修改改,也不是从政治理想上的怀旧复古观念出发,而是要为西方文明缔造一个全新的传统。
  那么,社会主义在英国或是在圣西门这样的代表人物那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首先,在政治理想上,社会主义要建立一个基于所有人平等的联合体(association),或者说是基于在不同群体中平等的人所构建的这些组织而形成的联合体。所以我们会看,社会主义首先应对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或者通过社会问题来解决政治问题。社会主义的本义是很重要的,无论是social所刻画的形式,还是association所代表的实体形态,所应对的首先是西方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出现的具有与原来纯粹的宗教性团契不一样的组织形态,即所谓的职业群体。这个职业的形态加上城市化的发展、文明化的发展、公民化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了一个承载西方人一切生活的真实的、重要的支点。所以组织才能超出以往政治理论所关注的城邦(或国家)和家庭,成为一个突出的文明问题。所以团体、群体或具体化为法团或企业等这样比较带有职业倾向的组织,开始成为西方思想史上必须处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出现,与古典政治哲学着重关注城邦的问题意识一样。
  其次,这些形式的团体开始具有了去宗教(de-religious)的特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韦伯在有关除魔的论述中讲得很充分,这里就不多说了。
  社会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建立在两个重要的概念上,一个是实业,一个是科学,两者在思想方法上都带有实证的意思;所以说,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新的时代最充满信心的一种思潮。和西方的其他思想脉络相比,社会主义确实是个偏向的东西。
  卡尔·马克思从逻辑上将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理论上的极至状态。他认为在可以预想的将来,社会是完全可以克服国家和克服个人的,所以,社会这个新的文明载体一定是以全部社会当中所有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方式来建立起来的新的文明体系,这里的联合,就是associate的意思,即以社会的逻辑作为人类自然史的最终逻辑,把黑格尔的伦理国家的逻辑头脚倒置过来。另外,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变化,即把社会这种最新的东西,与具有西方文明原初形态的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将社会的逻辑与共同体的逻辑结合起来。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古今问题,当然这个理论问题是颇难解的。尽管我们在理论上依然有未解的难题,但至少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理念非常清楚,即以社会的逻辑超越国家或市场的政治逻辑,以平等塑造人心秩序,并按照社会所决定和要求的理性模式来确立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我们不能只因为搞了市场经济改革,就认为仅仅存在市场或契约这样一种理性化模式,其实社会主义确立了现代性的另一套理性化模式,只是它所要确立的社会政治制度,是要将每个人都照顾到,将每个人都看作是秩序的发生点和着力点。
  社会主义自马克思后,发生了分野。它首先在具有一些东方社会特性的国家里通过革命的方式直接建造新的国家政权。另外一条脉络,就是顺着第二个国际而来的,真正地进入到西方现存的政治架构中,即所谓民主政治之社会程序里的社会主义。所以,今天欧洲各国所包涵的社会主义要素,很有可能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多。不过,从一个整体文明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将社会主义作为政治理想来实践的一些国家设计,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特别是从国家的角度将社会诸领域彻底政治体制化,会造成一个社会的总体危机。但若从其他方面来考察社会主义,我们也会发现,正是有了社会主义,才奠定了一个国家或群体内部人们在情感上最基本的平等秩序。就我们这个经历过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社会来说,人们在情感上确立的平等原则,甚至在心理上超过了一些像美国这样以自由主义体制确立起来的但仍受种族等问题困扰的国家。
  当然,社会主义所造就的平等情感,在人们实际的生活世界中取消了人心层面上的社会分层。这是我想强调的社会主义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效果。因此,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都进行过所谓人心的改造过程。如果我们觉得改造的说法不贴切,则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德治,即是要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塑造具有新的人性和心境的人的概念。对于社会主义在人心层面上的历史效果,我姑且不作价值上的评判。但如果把我们的观察推进到现实的层面上,我们会看到我们绝对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在政治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就忽视它给人们带来的情感和心性效果,就只能把这样一种扎实的传统仅仅当作一种最后的虚无主义的思想资源。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从更宽广的视角来考察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上的效果时,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在德国,在北欧,在法国,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在政治上服从于现代民主政体,但它在社会的各种组织建制和福利制度上,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今天讨论的福利制度、保障制度,甚至一部分的人权制度等等的确立,社会主义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为西方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不同于自由主义的一个新的理解。这些国家所实际奉行的带有浓重社会主义色彩的各项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基本的社会理念整合进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如各种企业组织、合作组织及各种公共制度之中。不仅如此,欧洲的社会主义同时起到了积极的政治作用:它的团体,它的组织,它的一整套纲领都非常清晰明确,进入到实质的政治程序中。
  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在欧洲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已然变成社会建设的核心,即如何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安定和安心,如何让社会收益尽可能返回到更多的人群那里,如何协调劳资关系等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们自身的生活设计和他们所属的国家和社会建设中来,实际上是应该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
  回头再来讲讲中国人、经历过社会主义洗礼的中国社会,讲讲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社会主义的新传统。在这次论坛上,有的学者讲到了今天的中国人怎么来理解社会主义。我倒觉得,我们的前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也是蛮清楚的,从严复开始到梁漱溟,都曾有过比较清楚的认识。
  很多人都觉得严复是个复古派,我看不见得。如果我们追踪一下近现代的学术史,会看到中国的社会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或学科,跟西方有所不同;从严复到梁漱溟都认为,中国社会必须在现代的处境下建造团体的概念。梁漱溟对中国整个乡村社会之基本状况的批判是相当切中要害的。这一点他跟晏阳初没有什么差别,但梁漱溟对整个制度,特别是对建立在人心秩序上的社会安排的理解,则与晏阳初有很大不同。更基本的是,严复为中国引入群学,恰恰意味着要确立中国基层民众所缺乏、同时也是中国融入现代秩序所必需的社会习惯和观念;严复构建中国意义上的群学,正是因为中国在跟现代进程相接壤的时候缺少社会主义最核心的群体的维度。因此,组织连带与职业分立,成为塑造中国全新的现代传统的根本。
  我想,今天我们这些中国学者所要做的工作,既要回到上述中西的思想史脉络上来,发现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在传统上的承续性,也要通过社会史的角度来扎实地观察在这些理论层面上反映出来的现实状况和处境,发现我们所曾经历的无论是久远还是短暂的历史刻在中国人身上的政治理想和人心构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要把我们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程看作一种现实,也要加入社会主义最实质的精神来理清这种现实。我们需要不断去摸索,在每个最具体的工厂、企业及诸种组织中都曾经和正在发生什么,无论它是由传统的伦理秩序所造成的,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所留存的,还是市场体制改革所促生的,都有着怎样正当的理由或逻辑,而不是始终陷入在一个除旧布新的期待之中。同时,在社会全面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迅速推进的时候,我们也该好好静下心来,检索一下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值得我们细致推敲并加以继承的各种传统,想想曾经构成和将要构成我们自身生活的理由究竟是些什么。也许再过五年的时间,全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将会脱离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的自然生产,他们将到工厂、企业等各种各样全新的社会组织和空间中去,去面对和组建他们的新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社会化的途径得到一生的保障,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新现实和新问题,都需要我们真正知晓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开这个会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太注意自己的生活而不顾别人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太单调了,充满了焦虑和矛盾。人要想活得象样,就必须来讨论这样的问题。谢谢大家!

本发言稿曾部分刊登于《开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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