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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杰 改革变迁中社会公正感的趋同性与差异性  
  作者:刘少杰     发布时间:2011-10-12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改革变迁中社会公正感的趋同性与差异性

刘少杰

文章来源于:《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内容提要]改革变迁中的社会分化引发了复杂的社会公正感问题,不仅很多社会成员形成了社会不公正的判断,而且因为利益获得或生活境遇不同,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感出现了明显分化。根据通常使用的分层指标划分社会层次,不仅难以发现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感分化的层次差别,而且还会发现不同层次社会成员社会公正感分化的趋同性,其原因在于通常使用的社会分层指标已经无法真实反映社会成员的实际分化。只有在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和社会境遇的动态变化和社会联系中,才能深入揭示社会成员社会公正感分化的差异性。

[关键词]社会分化  社会公正感  趋同性  差异性

[作者简介]刘少杰(1953—),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因为社会分配不公,社会成员产生了普遍而严重的不公正感,这已经成为新闻舆论和学术研究的共识。然而,社会公正感既是广大社会成员对社会分配、社会政策以及一系列改革措施公正与否的认识,也是人们对个人收入、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变化的直接感受,因此,社会公正感中一定包含着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动态与静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深入分析这些综合因素在社会公正感生成中的作用,可以深化对社会公正问题的认识。本文从社会成员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分析入手,对影响社会公正感的相关因素作些探索,以期对社会公正感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形成一些相对具体的认识。本文依据的资料来源于2007年在北京、长春、西安、武汉、上海、深圳和重庆7个中心城市开展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研究问卷调查。这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0份,有效回收2986份,同时还在这些城市开展了70份个案访谈。

一、改革公正性问题的凸显与认识

19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是中国社会获得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推动中国经济财富快速增长,政治生活增强活力,文化生活空前繁荣,社会生活也呈现日新月异的面貌。改革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同时应当承认的是,改革引起的社会发展变化是不平衡的,不仅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乃至于同一个阶层或同一种职业的发展也常常是相差悬殊的。正是这种分化中的发展和差别性的提高,引发了社会成员越来越明显的广泛存在的社会公正感问题。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是:现在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您同意这种说法吗?2980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有737人表示非常同意,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247%;1723人表示同意,占577%;表示一般态度的378人,占127%;表示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仅有142人,占47%。这个结果确实在我们的预料之外,竟然有824%的回答者认为现在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参见表1

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拉大,并且已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趋势,这是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最突出的事实。表1的数据清楚地表明,占824%的被调查者对这个事实已经有了明确的共识。虽然被调查者这个判断不是依据统计数据做出的精确分析,但他们是根据自己日常生活的亲身经历而形成的朴实感知。应当肯定,被调查者的这种感知是真实的,学术界的一些研究对此也给出了许多可以信赖的说明。并且,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不能仅仅依据工资收入的公开数据统计分析。在现实生活中,一般社会成员根据自己身边的社会事实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对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理解要比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更严重。所以,824%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并已经形成了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社会趋势,这个调查结果不仅表明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识,而且这个共识也是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的真实反映。

社会分配不公引起广大社会成员强烈不满,不仅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有关,而且与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有关。新中国建立之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在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行的是差距很小的低收入分配制度,这种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严重地限制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的束缚作用。不过,尽管人们都承认改革前的分配制度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是改革前人们之间的很小的收入差别,很自然地成为评价改革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一个参照。所以,人们认识评价当前的贫富差距时,不可避免地同改革政策或改革过程联系起来,而人们对改革政策公正与否的评价,也就集中表达了人们的社会公正感。

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创造了改革前无法与之相比的巨大财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社会成员都能分享作为改革成果的巨大财富吗?大部分被调查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表2的数据说明,582%的被调查者明确回答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分享改革成果,272%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这个问题说不清,应当说,后一个回答也不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有146%的被调查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平心而论,对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了改革成果,而大部分被调查者却给出了否定性回答,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在于人们不承认社会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了改革成果的事实,而在于人们在横向比较中发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所以,表2数据反映的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关于改革以来实行的分配政策是否公正的价值判断。表3的数据直接反映了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是否公正的判断,被调查者中有184%选择了改革政策对各个群体是公正的判断,这个结果与表2中有146%的被调查者认为能够分享改革成果的数据是接近的。认为改革政策对各个群体不公正的被调查者占323%,而49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一般的回答。在日常生活中,一般这个概念的否定意义是大于肯定意义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中性概念,而是一个贬义概念。所以,表3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主要是否定性的。

既然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并非所有人都能分享改革成果,并因此而认为社会分配不公,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是怎样认识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原因?4的数据反映了被调查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做出回答的1759份问卷而言,561人认为是国家制度安排不公正而导致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占319%;976人认为中央政策是好的,但在地方执行时走样变形,占555%;这就是说,大多数被调查者把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原因归结为基层没有执行好中央的制度与政策,达到874%。而认为个人能力不同是不能分享改革成果原因的人仅占96%。可见,人们主要是从个人之外的因素来寻找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原因。

在问卷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了一个不太好理解的问题,即被调查者关于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判断,同他们关于自己收入与实际贡献是否相符的判断似乎存在矛盾。表5是被调查者回答自己收入与实际贡献是否相符的统计数据。问卷对这问题的提问与备选答案是:

目前,您觉得您的收入与您的实际贡献符合吗?

1完全符合2基本符合3一般4不符合5很不符合2918人有效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回答不符合和很不符合的有899人,占308%;回答基本符合与完全符合的有1136人,占389%。做出肯定回答的多于做出否定回答的,这同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数据是相矛盾的。一般而言,对改革成果的分享一定会体现在工资收入同其贡献的关系中,进一步说,如果承认工资收入与贡献相符,那么就应当承认社会分配是公正的,同时也就应当承认社会成员分享了改革成果,或者即便认为一部分社会成员没有分享改革成果,也不应当将其归结为国家制度安排和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有误。然而,表2显示,582%的被调查者(1707)认为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272%的被调查认为说不清;而表5却显示,只有308%的被调查者(899)认为自己的收入不符合和很不符合实际。可见,两个数据相差很大。

怎样理解这个矛盾呢?是否可以做出这样一种解释:5中被调查者关于收入是否与贡献相符的答案是从个人角度做出的回答,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问被调查者的个人的情况;而表2中关于所有社会成员能否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被调查者是从社会的一般情况做出的回答,而不是仅仅根据自己收入情况做出的回答。因此,被调查者并不是仅从个人的利益得失情况判断社会分配是否公正。

根据表6的数据,可以更明确地知道,被调查者对于社会上的不公正问题是比较关注的。当问及对于他人遭受不公正待遇自己有何感受时,56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非常气愤、深表同情的答案,而认为与己无关的仅仅是极少数人。这进一步说明,被调查者的社会公正意识不仅仅是对自己待遇的认识,其中还包含了对其他社会成员遭遇的感受。表6对于他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感受。

以上数据及其初步分析说明,社会公正问题确实是一个引起了社会成员普遍关注的问题。然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不仅有公正与不公正的判断分歧,而且还有从个人利益出发,还是依据社会一般状况出发做出判断的立场区别。这表明,社会成员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回答,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包含着个人与社会或个别与一般的矛盾,尤其是反映了分配不公、分化加剧的社会矛盾。

二、不同层次社会公正感的趋同性

社会公正感是社会成员对利益分配和社会分化的直接反映,而利益分配不公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并且社会成员对这个广泛存在的事实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那么不同层次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感就应当也是一种明显分化的状况。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从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发现,依据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技术职称、行政级别等差别而划分出不同社会层次,分析这些不同社会层次的社会公正感,却出现了一种意外现象:不同层次社会成员社会公正感的分化状况具有明显的趋同性。

7、表8和表9分别是从被调查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和政治面貌来分析他们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差别。从年龄角度看到的差别很小,从全体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看,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人占比(同意该项指标的人数同该群体总人数之比)323%,认为公正和很公正的占比为184%,认为一般的占比为494%。由于一般属于低调甚至贬义的评价,加上有323%的被调查者直接认为改革政策不公正,所以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不公正,合计占比达817%

我们同时注意的是,不同年龄段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差别。通过对30岁以下到61岁以上5个年龄段被调查者改革政策公正感的比较,发现差别不是很大。认为改革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人数占比,最高值(61岁以上为379%)和最低值(41岁~50岁为311%)之差为68%。如果考虑61岁以上被调查者人数只有11人,可以暂且不计,那么其他5个年龄段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不公正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占比差仅有39%。而5个年龄段认为改革政策公正和很公正的占比之差不超过64%,如果也暂且不计只有7人的61岁以上被调查者,那么占比最高值和最低值之差仅有28%。这个统计数字说明,不同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分化状况具有趋同性。参见表7

就当前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而言,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竞争能力、发展机会和工资收入等方面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因此,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应当是有很大差别的。可是,调查数据显示,这种差别很小,其中原因究竟何在?后面要进一步分析。

从文化程度分析被调查者对改革公正性判断的分化,发现的差别同样也不大,由表8的数据可知,关于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判断,除了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被调查者同意这个判断的占比稍高以外,达到404%,其他4个文化程度段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占比分别是:324%251%28%307%,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差别是73%。参见表8

从政治面貌的区别看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差别也不是很大,其中除了民主党派身份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占比稍高以外,达到453%,党员、团员和群众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分别是:316%289%363%,最高和最低的差别也只有74%。参见表9

10和表11是从职称等级和行政级别来分析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差别。一般说来,职称等级和行政级别是从地位、权力、收入和社会评价等方面把人区分为不同层次的两个明显标志,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被调查者关于改革政策的公正性判断的差别,发现的差别应当是很明显的,但结果同前面的分析相仿,差别也不是很大。从表10可见,初级、中级、副高级和高级4个职称等级,对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判断的占比分别是:333%302%392%366%,其中除中级职称被调查者同副高级职称被调者之间的差别达到9%,其余各种职称被调查者之间的差别都不是很明显。并且,发现的差别也无法证明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是否公正的判断同他们的职称高低有何种必然联系。参见表10

11呈现的统计结果,同样也说明不同行政级别的被调查者关于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没有明显差别。科级以下、副处级、处级和副局级以上,4个行政级别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占比分别是:303%298%333%272%,占比最高和最低之差才有61%

总之,无论从被调查者的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还是从他们的职称等级和行政级别,分析他们对改革政策不公正判断的占比,所得结果看不同层次人员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分化状况都没有太大差别。更明确说,虽然从不同角度看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存在分化,并且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不公正和一般化,只有1/5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公正或很公正,因此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存在明显分化。但从被调查者的不同层次来分析这种分化状况,却没有因为层次的不同而发现分化状况具有很明显差别。进一步说,不同层次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还是不公正判断的占比或分化状况是趋同的。

应当承认,我们在问卷中设计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想了解不同层次社会成员对改革公正性判断的差别。我们的预想是,无论从年龄、文化程度还是从职称等级和行政级别来划分人们的社会层次,不同层次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都在分化中出现了差别,他们会基于自己的地位分化和利益差别,对改革政策的公正性给出差别明显的回答。然而,问卷调查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想截然相反,不是基于分化的不同程度差别的判断,而是在分化的现实中得出了差别分布趋同的判断。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分化的现实中,不同层次社会成员形成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差别的趋同性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找到这个看似复杂的问题的答案并不难。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发现,我们在问卷中调查社会成员分化状况的概念指标已经难以反映复杂的分化现实。更具体说,社会学通常使用的一套观察和分析社会分化的概念指标,也就是我们在问卷中采用的这些概念指标: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技术职称、行政级别等,用它们来考察社会成员的分化情况已经有很大局限。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的中国社会分化,是一种在社会生活各种层面都发生重新构造的复杂变化。不仅根据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称级别、职业类别和任职单位等概念指标划分出来的群体发生了分化,而且这些群体的不同层次也出现了复杂分化。例如,具有技术职称的职业群体因职称高低而在经济收入、工作条件和社会声望等方面一定有差别,但同时相同职称的群体成员在经济收入、工作条件和社会声望等方面也出现了明显分化,在不同机构、不同岗位上的相同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其收入和待遇往往相差很大。正是因为相同层次的社会成员也发生了复杂分化,导致传统的分层概念或分层指标已经失灵。

原来意义上的不同群体或不同阶层的社会分化可从两方社会29:一方面,相同文化程度、相同职称或相同行政级别的社会成员,不仅在不同任职机构中或不同任职岗位上的境遇是不同的,而且就是在同一个单位他们的收入、权力、地位和声望也是不同的,可以称之为同中有异;另一方面,在以传统方式划分出来的各种群体中,都存在着地位升降和贫富分化的变化,所以不同群体中又存在着一些相同性,可以称之为异中有同。无论是同中有异,还是异中有同,都意味着根据传统方式划分出来的群体层次已经失去了可以使它们清楚区分的界限,在这种层次关系中考察不同社会阶层对改革政策的公正性判断,也就难以发现明确的差别。

三、不同境遇中社会公正感的差异性

同社会成员的地位升降、贫富分化等指标相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职称级别、政治面貌、职业类别和任职单位,根据这些指标划分群体是一种静态划分;而如果根据社会成员在收入、地位和声望等方面的实际变化来做划分,则是一种动态划分。我们恰恰是根据实际变化的指标来划分群体,进而发现了人们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有很大差异。

12是从工资变化角度分析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由表中数据可知:把工资变化划分为下降、没变化和上升三种情况,认定自己分属于这三种情况的被调查者,他们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回答有很大不同。认为自己工资下降的被调查者243人,其中有94人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在该群体中占比387%;认为工资没有变化的有890人,其中有337人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占比379%;而认为自己工资上升的有1568人,其中有435人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占比278%。可见,工资上升的被调查者同工资下降和工资没有变化的被调查者相比,对改革政策不公正的判断相差达到10%

13的数据分析了被调查者因为同与自己条件相似人员相比较得出工资升降的判断后,他们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差别。经过与条件相近人员比较发现自己工资下降、没变化和上升的三类被调查者,他们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差别是很大的。经过比较发现自己工资下降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人数在该群体中的占比为434%;发现自己工资没变化而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占比为318%;而发现自己工资上升的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占比为242%。可见,通过工资变化的比较效应而形成对改革公正性判断的差别,比仅仅根据自己工资升降做出判断的差别要大得多。经过比较而发现自己工资下降的同发现自己工资上升的对改革政策不公正的评价竟然相差接近一倍。

与对工资升降变化的判断相联系,被调查者的未来生活预期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也有很大影响,产生很大差别。表14中的数据表明,认为自己未来三年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的同认为可能降低的被调查者相比,他们对改革政策很不公正与不公正的判断占比相差一倍,认为自己生活将要下降的168人中有489%对改革政策做出了很不公正与不公正的判断,而认为未来三年生活将要提高的1227人中只有249%对改革政策做出了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判断。

前面曾从被调查者的职称等级、行政级别等指标分析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评价的差别,发现不同职称等级和行政级别的被调查者做出的评价差别不大,但是表15从职位变化来分析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其差别还是很大的。由表15可知,认为自己职位下降、没变化和上升的三类人员,他们对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判断分别占本群体的40%35%254%

16和表17反映了被调查者的自我认同,这同职称等级和行政级别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两个指标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评价,所以把这两项指标同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联系起来,发现的差别也一定是很大的。由表16可知,把自己认同为社会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人数分别占各自群体的424%294%243%20%,呈现了一种典型的降幂排列,说明被调查者对自己社会分层的认同同对改革政策公正性评价的相关性是很大且很明确的。

同对自己社会分层地位认同的变化影响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相仿,被调查者对自己职业社会声望认同的变化,同他们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也呈现了一种有序的密切的相关性。由表17可知,把自己的职业认同为很低、较低、一般、较高、很好5个等级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人数分别占各自群体的525%458%328%279%227%,也呈现了一个很典型的降幂排列。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大部分被调查者基于贫富差别和分配不公而对改革政策产生了不公正感。这种情况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这同改革之初广大人民群众对绝大部分改革政策都热烈欢迎形成很大反差,实在令人深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群众路线,不仅应当深入研究近几年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在何种程度上保护或损害了群众利益,而且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安排和推出有益于广大群众生活利益与发展机遇的改革政策。

第二,社会成员的不公正感是有差别的,而这个差别只有在被调查者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同条件相似人员作比较,或在动态变化中思考自己的生活境遇、生活预期和社会地位时才能明显地表达出来。这说明社会成员的公正感是依据发展变化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境遇而形成的,因此,不能仅仅根据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称和行政级别等相对静止的指标来划分社会层次,然后通过这些传统的层次划分来考察社会公正感的差异。在现实生活不断快速变化的过程中,社会成员也正是依据不断变化的现实而改变着他们的社会公正感。

第三,应当在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整体联系中来把握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感。社会成员是在自身的前后变化和与他人相比的差别变化中形成了社会公正感,这就说明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感不仅是依据动态的社会事实形成的,而且还是在各种比较关系或社会联系中产生的。因此,应当在社会生活的普遍联系中考察分析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感,更具体说,应当在穷人与富人、百姓与官员、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等方面的联系中考察分析社会公正感,这样关于社会公正感的认识就会更符合实际。

 

注释:

需要说明的是,被调查的2986人中,有1227人回答了上一个问题,按问卷要求,回答了上一个问题就可以不回答此问题。因此,表4中可供分析的问卷只有1759份。

 

 
  责任编辑:jl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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