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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杰 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  
  作者:刘少杰    发布时间:2012-12-13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

  ——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刘少杰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

【摘  要】重视文化研究是孙本文等社会学家在20世纪前期形成的中国社会学优良传统,尽管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有泛文化论倾向,但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学研究取向。在“左”倾政治思潮的压抑下,中国社会学连同其文化研究被禁闭,改革开放后也未能对文化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不利于避免社会学研究的表层化倾向。费孝通呼吁加强社会学的精神文化研究,对于重建中国文化社会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且,因社会生活网络化和消费社会到来而引起的价值观念变迁,也要求提升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为推进文化社会学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关 键 词】文化社会学/价值观念/网络社会/消费社会

  孙本文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大力提倡社会学视野里的文化研究,对文化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了深刻论述。并且,比孙本文早些或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也十分重视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问题。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文化研究才在“左”倾政治思潮的压抑下被排斥甚至取消。排除文化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伤害,本应随着“左”倾政治思潮被抵制而得到纠正,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社会学中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轻视和排斥文化研究的倾向仍然在继续。认真总结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历史中的经历,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对于摆脱中国社会学研究表层化和边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重视文化研究的中国社会学传统

  重视文化因素,并对社会学视野里的文化现象作了深入的理论阐述,这是孙本文对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学的突出贡献。孙本文之所以高度重视文化因素,这首先在于他对社会学使命的判断。在1934年写的《社会学原理》初版序言中,孙本文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学何为而作乎?曰,为研究人类共同生活之原理原则,而求所以改良进步者也。”但人类社会存在种种矛盾冲突,因此欲求社会改良之进步并非易事,需要对社会矛盾作出有效调适。而调适社会矛盾的关键又在于文化:“人类满足需要,解除侵迫,以调适环境而求生存者,其枢纽惟在文化。”[1]

  孙本文把调适社会矛盾的关键定位于文化,是基于他对文化的地位与功能的认识。孙本文指出:“文化者人类心力所造作以调适于环境之产物也。人类造文化,积文化,传文化,而即用文化,行文化;于是人类不能离文化,于是文化为人类社会之一种势力,一种支配之势力。举人类生活之全体各部,莫不有文化贯澈,莫不为文化支配。”[2]从孙本文关于文化形式与文化分类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理解的文化是一种广义的文化,不仅包括各种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且包括支配人类行为的各种制度和观念。

  孙本文重视文化因素还在于他对社会基本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判断。孙本文认为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可以分为四大类,即地境要素、生物要素、心理要素和文化要素,“地境要素与生物要素,固皆有限制人生之力量,但仅为消极之限制,而非积极之宰制。即此消极之限制,亦因文化进步而日减。心理要素,似有左右人生之力,但人类心理特质,大率在文化环境中陶冶而成。故就大体言,心理特质,仅可谓为文化之反映而已。文化达何种程度,心理即生何种变化。”[3]由是观之,孙本文把地境要素和生物要素都看作制约人类生命活动的消极性要素。心理要素虽然可以支配人的行为,但心理是在文化环境中形成,并且是对文化的反映,也具有被制约的被动性,所以不是真正的积极要素。只有文化才是真正的积极要素,文化要素不仅可以降低地境要素和生物要素对人类的限制,而且还可以促进人们的心理发展。

  概言之,孙本文主张的是一种旨在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进步的积极的社会学研究,而在社会结构中具有调适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且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因素则是文化,于是,文化则成了孙本文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他也因此而被誉为中国文化社会学的代表。虽然孙本文也重视心理问题的研究,但由于他仅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讨论心理现象,并把个体心理归结为对文化的反映,所以他对心理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心理研究在他社会学体系中的地位必然从属于文化研究。

  如果突破个体心理学的限制,从个体、群体乃至社会以及三者的关系来思考社会生活中的心理问题,亦即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现象,心理同文化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不仅人们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创造文化产品是在心理活动支配下进行的,而且作为各个民族、各种群体的文化传统最稳定表现的各种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也都是在各种心理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不应当把心理活动仅仅看成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和文化现象的反映,而且还应看到心理活动对文化的基础作用。并且,就人类社会生活的主动性和被动性而言,心理活动既是主动性的根基,也是主动性最活跃、最复杂、最深层的表现。

  孙本文重视文化研究,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即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时代课题。当时的中国社会,不仅有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还有军阀割据、连年内战,神州天地水深火热,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孙本文像同时代的仁人志士一样,急于回答怎样唤起民众、驱逐敌寇,救族保种、振兴中华这一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由于孙本文把文化看成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他就必然把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聚焦在文化上。因此,孙本文注重文化社会学,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建构,而且也是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

  正因为重视文化问题是回答中华民族如何摆脱危难、寻求发展的时代要求,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有很多学者像孙本文一样热切关注中国社会的文化问题。严复不仅不断地批判儒学教条,主张放弃保守陈旧、限制人性、反对进取的旧文化传统,而且从积极的救国保种的价值取向出发,把斯宾塞具有消极的不干涉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社会学翻译为整合社会、团结进取的群学;康有为在对儒学经典的重新阐释中,论及了大量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大同书》中,对中国文化传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堪称最早的中国制度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著作。梁启超在十分广阔的文化视野里,不仅总结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演化趋势,而且吸收了严复和康有为从西学和中学两个角度阐发的社会学思想,以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为基础,对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展了更加深入的批判,阐述了超越中西文化传统对立的化育新民、重建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理论,为中国社会学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学中,对文化问题作出最深刻、最有创新性论述的是梁漱溟。与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主要是承继西学传统不同,梁漱溟的文化社会学则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梁漱溟深刻而具体地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不同特点和利弊得失,阐述了文化三大路向学说。在梁漱溟看来,与西方在主客关系中向前看的文化路向不同,中国是在伦理关系中持中调和的“往旁边看”的文化路向。虽然中国文化有其欠缺不足,但中国文化并没有完全衰落过时,其中仍然有不可轻视的积极因素值得发扬光大。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还把他的文化社会学思想付诸乡村建设实践。在他领导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开展乡村教育,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

  总之,文化问题或文化研究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学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孙本文、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和梁漱溟等一大批社会学家学术研究的主题。重视文化问题,开展文化研究,使早期中国社会学表现了与西方某些实证社会学流派不同的鲜明特点,即克服了单纯的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明确张扬救国保种、振兴中华的强烈价值理想,以积极进取的学术思想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重建。因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理想,把文化作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学就一定是有明确价值要求且以推进社会发展进步为己任的积极社会学。也正是突出了文化研究的地位,早期社会学显示了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蓬勃向上的旺盛活力。

  二、淡化文化研究的当代中国社会学

  20世纪前期形成的重视文化研究的中国社会学传统,经过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政治浩劫,几乎荡然无存。且不说在中国社会学被禁闭的20多年间,文化研究同其他层面的社会学研究一样哑口无言,就是在1980年代社会学重建后,文化研究也没有随着社会学其他方面的研究迅速复兴而恢复,相反保持了长期的低潮状态。尽管每年也能发表一些关于文化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但比起流动分层、群体组织、社会资本、网络关系、社区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实在是冷热分明、差别甚大。

  在试图说明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同其他方面研究的差别时,应当对社会学视野里的文化研究做个相对明确的界定。否则,如果在泛文化论意义上讨论文化研究,那么时下社会学开展的所有研究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就无所谓淡化的问题了。例如,孙本文就具有一种泛文化论倾向,在他的视野里,文化现象就是全部的社会现象。孙本文指出:“我们可分宇宙间现象为两大类:就是文化现象与非文化现象。我们以人力造作与利用为此两类现象区分的标准。凡经人力造作或利用的种种现象,都是文化现象;否则都是非文化或自然现象。”[4]按孙本文这种理解,不仅社会学研究的全部内容都属于文化研究,而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都属于文化研究,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把孙本文的社会学称为综合学派。

  在社会学视野里,文化社会学研究应当是一种同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有清楚区别的研究。虽然社会学中已有很多关于文化社会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讨论,例如德国齐美尔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学派,美国沃德、吉丁斯以及英国弗雷泽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心理学派,还有文化地理学派、文化人种学派等,凡此种种学派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社会学研究作了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费孝通晚年关于文化研究的论述,对正确界定文化社会学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开展文化研究应当有自己的特殊视角,即在个人和群体关系中研究文化,他指出:“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理解文化,‘文化’就是在‘社会’种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中国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5]

  从费孝通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学应当在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中把握文化现象,文化是从个体的生命活动中积累而成的群体共有的精神、思想和知识财富,反过来具有群体或社会公有性的文化又以各种方式储存在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中。这就是说,虽然文化的包含内容和表现形式十分复杂,但其本质是群体中共有的精神、思想和知识。这就意味着,在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文化主要指精神、思想和知识,亦即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而不是泛指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人的全部活动及其产品。

  如果像费孝通这样把文化限定为精神、思想和知识,那就很容易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在文化研究上的薄弱性。也正是基于这个角度,费孝通晚年一再呼吁中国社会学要扩展传统界限,要关注精神世界、内在世界,要研究思想文化和价值信念。并且,尤为重要的是,费孝通认为社会学不能仅仅模仿自然科学或利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因为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方法无法解释本质是精神的文化现象。应当用解释学的方法去理解文化中蕴含的意义或价值,特别是应当重视中华民族“只能意会”、“将心比心”等交流沟通方式,因为这是同自然科学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传统。

  费孝通所提倡的以价值理想和思想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研究,恰恰是中国社会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薄弱环节,是同社会学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很不相称的一个落后层面。正是针对这种薄弱性,费孝通呼吁:“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6]

  文化社会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被淡化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1950年代开始遭遇的20多年“左”倾政治禁闭。在“反右斗争”中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禁闭起来的中国社会学,不仅中断了19世纪初到20世纪前期形成的重视文化研究的社会学传统,而且给1980年代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留下了一个“思想文化恐惧症”。一方面,中国社会学被打成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潮,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重建之后的中国社会学未能从根本上亦即从思想深处清理“左”倾政治思潮给自身造成的迫害,而是匆忙迎接改革开放大潮,直面社会结构发生的快速变化;另一方面,重建之后的中国社会学形成了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共识:把社会学建成一门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证科学,而这实际上是消极地吸取了“左”倾政治迫害的经验教训。

  如果社会学研究以实证科学自居,它就必然要排斥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的实质是精神现象,其核心是价值信念,其表现形式是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包含着各种生命意义的符号象征。文化现象的这些特殊品质规定了它首先是主观性的展现,它不仅不是单纯的客观性,而且也不能被量化分析,更不能得出“精确的”答案。因此,严格的实证科学研究一定要排斥对文化因素的分析和文化现象的解释,只有将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符号从研究对象中抽取出去,或者把它们悬置起来,事物的客观性才能变得纯洁,量化计算才能相对明确。

  中国社会学淡化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前提下,过高估计了客观原则和量化分析的普遍适用性。应当承认,客观原则和量化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有一定范围或一定程度的适用性,因为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某些可以客观观察和数学计算的现象。但同时还应当看到,社会生活中还有大量的不可客观计算的主观性和思想文化现象,特别是那些表达主体意愿或理想追求的价值信念,更是不可客观观察和量化分析。但在实际的社会学研究中,很多研究不恰当地把客观原则和量化分析方法用到那些不适用的对象上,导致社会学研究中方法原则与研究对象的错位。

  注重表面观察和单纯经验描述的研究方式流行,也是淡化文化研究的原因之一。虽然文化可以通过各种象征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大量的文化象征是感性形式,具有具体直观性和生动可感性,但是,文化形式中蕴含的意义与价值必须经过充分理解和深层感悟才能真实把握到。那些满足于对经验事实存在状态和展开过程进行表面观察和简单描述的研究,即便接触到了文化的外在形式,也理解不到其中蕴含的价值与意义。文化的本质是价值与意义,达不到对价值信念和生命意义把握的研究,无论是否面对了文化现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

  三、重新认识文化研究的地位与作用

  费孝通晚年呼吁开展文化研究,不仅表明他期望中国社会学在更广阔的视野里开展更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清楚说明他看到了中国社会学在文化研究上的欠缺。费孝通的论述意义深远,无论从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紧迫任务还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而言,加强文化研究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

  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不仅赢得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大幅增长,而且也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导致了利益分割、社会分化甚至社会不公。如何有效化解各种层面的各种社会矛盾,保证经济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央和省市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虽然进一步推进指向公平的经济改革,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的发生和蔓延,但因为经济利益分割和社会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引起的思想观念冲突,仅凭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调整,并不一定能够起到有效的化解作用。必须同时针对社会不同层面思想观念的矛盾,做出必要的引导与调适,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一个健康稳定的思想文化基础。

  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哲学、文学和思想政治等学科的高度重视,这些学科已经投入一定精力开展了很多研究,但这些学科的研究替代不了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文化社会学可以从个人与群体、分层与流动、行动与制度、家庭与社区等社会学特有的视角,对新形势下思想文化的分化与整合、冲突与协调、传统与创新等问题开展别开生面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像孙本文和费孝通等人都已明确指出的那样,文化问题一定是社会问题,只有把文化问题放到社会关系中才能有更明确、更真实的理解和把握。并且,社会学也不应当淡化文化研究,只有把社会学各种层面的研究同文化研究紧密联系起来,社会学才能深入到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才能做出不流于表层的深度解释。

  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看,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就更加突出。首先从中国社会生活快速网络化的发展趋势看,文化研究已经在中国社会学中被明确地推向了前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9次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已达5.13亿,手机网民3.56亿。这表明至少有一半以上中国人已经成为网民。又据麦肯锡咨询公司201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60个大中城市的居民70%的业余时间在上网,小型城镇居民的这一比例为50%。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中国社会网络化已经实现了快速扩张,网络浏览、网络表达和网络交往等已经成为广大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方式。

  然而,无论网络行为的表现形式多么丰富多样,也无论网络行为的扩展空间多么广阔,网络行为的本质是信息沟通和观念表达,是一种思想文化活动,因此,网络化进程就是思想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提高的过程,就是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呼唤与推动。更为重要的是,如卡斯特所论,网络社会的崛起已经突显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权力,即社会认同。在网络社会中的认同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学论述的个体身份认同,而是群体通过网络交往形成的价值认同,是广大基层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利益而发出的要求政府应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建构性认同。而这种包含明确价值原则的社会认同,正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正在蓬勃兴起的网络社会学研究,也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与社会生活网络化同时发生的工作方式个体化和价值观念重组,也是文化社会学研究亟待深入开展的重要根据。福山对此作了发人深省的论述,他尖锐地指出:“电缆信道、低廉的购物市场,或者朋友在因特网上相聚,选择自由已呈爆炸之势。一切等级制度,不论是政治的还是法人的,都遇到了压力,并开始走向崩溃。”[7]“这些变化本身是20世纪中叶工业社会中盛行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了大分裂。”[8]工业社会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是顺应机器生产的要求而形成的崇尚集中和统一,强化组织和纪律的价值信念。而在互联网、计算机和手机通讯等现代媒体的支持下,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个体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个体可以脱离集体在独自的空间中工作。这种摆脱组织化和集中性的工作方式也促使人们放弃了工业社会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原来能把社会成员整合起来的价值体系走向了分裂。

  福山认为工业社会价值体系的瓦解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并且这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分裂性破坏。“强烈个人主义的文化在市场和实验室里会带来创新和经济增长,社会规范领域已经充斥了此种个人主义的文化,它实际上已侵蚀了形形色色的权威,削弱了维系家庭、街坊和民族的纽带。”[9]可见,福山把这种个体化趋势看作文化变迁,是个人主义文化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种领域的全面侵入,它将导致旧社会秩序的紊乱和新社会秩序的重构。因此,这种变化要求社会学更多地关注精神文化,要把价值信念或总想观念的变迁看成是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变迁的直接根据。这不仅对文化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也为文化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导致工业社会价值体系瓦解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社会已经从生产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布西亚对这个重大变迁作了深刻论述,在他看来,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物质商品相对过剩的丰盛时代。而这个空前重大的变化导致了生产与消费发生易位:在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工业社会,只有生产出来才能消费,所以生产是第一位的;而到了物质生活资料已经呈现丰盛状态的后工业社会,生产却从属于消费,因为只有促进了消费才能继续生产,消费替代了生产的首要地位。这个变化改变了物质商品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在工业社会或生产社会,物质商品对人们的意义是使用价值,而到了后工业的消费社会,物质商品对人们的意义是符号价值。

  追求使用价值,必然注重生产秩序;追求符号价值,注重的则是象征秩序。而在生产秩序和象征秩序中人们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行为逻辑。生产秩序是人类为了摆脱贫困而努力征服客体、改造自然并获取财富的秩序,在生产秩序中人类遵循的是追求功利、提高效率的理性选择逻辑。而在象征秩序中,人类遵循的是一种追求符号差别和象征意义的符号交换逻辑:是一种基于差异、扩大差异、消费差异而追求符号价值的逻辑。“意义从来不存在于经济关系之中,即一种被理性化了的选择和计算之中,从来不存在于那些既定的、被预设为自发的、有意识的主体之中,也从来不存在于那些依据理性的目的而被生产出来的客体之中,而是向来存在于有差异的、被体系化了的一种符码之中,与理性的计算相对立。意义是一种构建社会关系的差异性结构,而不是主体本身。”[10]

  正因为存在于符号秩序之中的消费社会,是一种追求意义或价值的社会,而意义或价值正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社会学追求的对象,所以消费社会的到来,就意味着文化在更广阔、更深刻的层面主导着人类社会,布西亚称之为经济社会被文化了:“文化中心成为商业中心的组成部分,但不要以为文化被‘糟蹋’:否则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它(商业中心)被文化了。同时,商品(服装、杂货、餐饮等)也被文化了。”[11]如果商品和商业中心被文化了,那么人们看待商品的意识和消费商品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被文化了,商品社会也必然由此而变成了文化社会,以追求效率和功利为核心的理性社会学也必然发生转变,注重感性象征的文化社会学将会在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1][2][3][4]社会学原理(初版序言)[A].孙本文文集:第1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6]费孝通.试探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A].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5.

  [7][8][9]福山.大分裂[M].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5,6.

  [10]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59.

  [11]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4.

 

【作者简介】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zhouy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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