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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星华 社群隔离及其测量  
  作者:郭星华    发布时间:2007-05-30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社会群体隔离( social groups segregation ),简称社群隔离,是指由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隔阂和疏离的现象。根据研究需要,可按不同的标志进行社会群体划分,如根据人种或民族划分群体,也可根据职业或收入划分群体。社群隔离理论主要研究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其一,为什么会产生社群隔离;其二,社群隔离对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三,如何测量社群隔离的程度。从广义上讲,社群隔离应涵盖所有的社会群体之间的隔离,如农民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隔离,但实际上,社会学家和区位学家( ecologists )关注的是城市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隔离。因而,社群隔离就成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一、社群隔离产生的原因 
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文化,它们之间客观地存在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社群距离就是这种距离的外显,主要表现为各社会群体居住地的分离,即相同的或相似的社会群体集中地聚居于城市里某一区域,如美国城市里的白人社区、黑人社区、华人社区;北京城的 “ 浙江村 ” 、 “ 新疆村 ” 等等。社会学家和区位学家将社群隔离分为三种类型( Schwab , 1992 ),即:区位性隔离( ecological   segregation );自愿性隔离( voluntary segregation );非自愿性隔离( involuntary segregation )。 
   1 、区位性隔离 
早期的美国城市社会学家伯吉斯( Ernest Burgess , 1925 )曾创立了同心圆理论( concentric zone model ),并以此来解释和描述工业城市里地位群体的隔离。根据同心圆理论,最底层的地位群体生活在城市中心商业区附近,最高层的地位群体则远离市中心而靠近城市边缘。伯吉斯认为,这些地位群体居住区的隔离是城市里非人格的经济力量运作的结果。因为,一个家庭总是会在家庭预算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平衡交通费和房租来尽量使住房面积最大而花费最小。一般地说,城里的地租高而交通费低,城郊的地租低但交通费高。只有高地位的家庭才有真正的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他们宁愿要大面积的郊外住宅,以远离市中心的交通拥堵、繁华喧闹和工业污染,即使付出高昂的租金和交通费也在所不惜。穷人们则无可选择地只能住在市中心,因为这里的交通费和房租费(小面积的住宅)都比较低。 
伯吉斯之后的学者对同心圆理论进行了广泛的检验,认为该理论似乎更适合于描述老的工业城市。   舍维云和雷科-维拉斯科( KentSchwirrian and Jesus Rico-Velasco , 1987 )对波多黎各( PuertoRico )的三座城市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居住在中心商业区的是低地位群体还是高地位群体,不仅取决于该城市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也取决于该城市在该国家所有城市中的地位,不可一概而论。他们发现,现代化程度较高、城市规模较大、城市历史较长的城市,与同心圆理论相吻合,即低地位群体集中居住在市中心,高地位群体居住在城郊;现代化程度较低、城市规模较小、城市历史较短的城市,则与同心圆理论所描述的情形刚好相反。哈利斯和乌内曼( Harris and Ullman )提出了多核心理论( multip   nuclei   theory ),  试图弥补同心圆理论的不足( Schwab , 1982 , PP.377—399 )。 
   2 、自愿性隔离 
对于区位学派将社群隔离归结为经济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社群隔离是群体成员出于自我选择的自愿性因素的结果。因为,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群体有共同的需要,面临共同的问题,群体成员生活在一起就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需要、处理共同的问题,并逐渐形成群体亚文化圈。这一亚文化圈能对年青一代进行群体的语言、文化方面的社会化,从而保证群体亚文化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梯姆斯( Timms )认为,个体的认同( identity )与他的互动对象密切相关,个体的同辈群体提供了他行为演化过程最重要的参照点。然而,个体的公众认同( public identity )以及他的阶级归属感, 是由与他经常互动的群体的特性决定的。因此,人群之间的物理距离(或空间距离)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希望互动的人们愿意成为近邻,这样可以减少互动的时间和开销。对于不希望与之互动的人群,则愿意敬而远之, 最好是远远地分开居住, 以将彼此见面的机会减至最小( Timms , 1971 , P100 )。梯姆斯的解释有两层涵义。第一,它描述了心理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选择居住地的;第二,它解释了尽管人们不断地搬进搬出,邻里间为什么仍能保持其基本的社会特征。一旦某一区域被一个社会群体变成群体亚文化区,希望认同该群体的人就会搬入该区,其他人则千方百计地要搬出该区,从而使该区的居民与其他社会群体形成永久性的隔离。 
   3 、非自愿性的隔离 
区位性隔离虽然是经济因素造成的,却是人们迫于经济压力自觉选择的结果;自愿性隔离则是由于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影响下人们自觉自愿选择的结果。与这两种隔离不同的是,非自愿性隔离是人们不情愿的情况下产生的。当一个群体被法律或习俗指定生活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就产生了非自愿性隔离,南非曾经实行过的种族隔离就是一个由政府行为而产生社会群体隔离的例证。非自愿性隔离也可以是一个社区内个人性或制度性集合行为产生的结果。所谓的 “ 白色飞行 ” ( white   flight )现象,即当黑人搬入某一社区时,该社区的白人即搬出该社区, 就是个体性行为的例证。当这一行为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就会造成永久性的种族隔离。另外,房地产商在形成永久性隔离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尽管他们的本意并非如此( Galster , 1987 )。 
 二、社群隔离的影响 
分布在同一座城市里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由于空间上的疏离减少了群体间的个人接触从而导致社会隔离,使得社会群体间缺乏亲密的、长期的互动,群体间的接触倾向于正式的互动并被限制于交易市场和工作场所。因此,社群隔离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后果,也有消极的后果。 
从积极方面看,只要城市仍然存在,人们就会有与在社会地位、语言、种族、宗教等方面与自己相同或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倾向。当社群隔离的发生是自觉自愿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与有相似背景的人居住在一起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而且还会产生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因而有可能引起居民的一些积极性行为,如产生诸如友爱互助或政治行动群体之类的基本群体。这些基本群体的产生,有助于满足居民心理上、生活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有助于维护群体的共同利益。只要社会不平等仍然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只要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客观存在,群体意识、群体需要和群体利益就一直会是各社会群体追求的目标,处于社会底层的所谓 “ 弱势群体 ” 尤其如此。无法在社会取得社会平等感的弱势群体,却有可能在基于相似群体基础上产生的近邻共同群体中得到社会平等感和社会安全感。 
从消极方面看,社会群体隔离对于减少社会不平等、缓解社会群体间的冲突却是十分不利的,当社群隔离是由于非自愿性因素导致时更是如此,而减少社会不平等恰恰是现代社会致力的目标之一。社群隔离会产生由单一群体组成的社区,这种社区一旦产生,就会成为限制该社区居民生活机遇的障碍。生活在这种社区的居民,人际互动限于狭小的区域内,缺乏与外界的信息沟通,最后逐渐形成相对封闭的社区。当这种社区的居民是由社会底层群体组成时,有可能导致长期的或永久性的社会不平等,甚至产生对抗社会主文化的群体亚文化,因此而成为骚乱和其他形式集合行为的发源地。例如,黑人是美国社会里最受隔离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环境恶劣的区域,那里的房屋破旧,公共服务设施缺乏,孩子们不得不在城里最糟糕的学校里上学。一项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将导致长期性的社会不平等( Coleman , 1966 ; Armor , 1972 ; Wilson , 1986 )。 

三、社群隔离的测量 
社会群体间的距离可以由他们之间的空间距离来反映这一看法基于区位学原理。帕克( Robert Park ) 70 多年前就指出过: “ 正是由于社会关系有如此频繁的、密不可分的关联,由于物理距离如此频繁地是,或者似乎是社会距离的指标,统计数据就对社会学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 ( Park , 1926 )这样,对社会群体隔离程度的测量就可以转化为对社会群体聚居地之间空间距离的测量。其中最常用的测量指标是外显指标 P ( exposure index P ), 主要用于测量群体间接触的可能性大小( Lieberson and Carter,1982;Farley,1984;Stearns and Logan,1986 )。例如,通过了解某地区民族构成的人口统计数据,人们就可以计算出黑人居住地白人所占的比例,以及白人居住地黑人所占的比例,其取值范围为 0—100 。 1980 年纽约黑人居住区和白人居住区的 P 指标分别为 16. 4 和 5.6 ,即:在纽约典型的黑人聚居地有 16.4 %是白人, 但在典型的白人聚居地只有 5.6 %的黑人,因而黑人在这座城市里被隔离,两群体成为邻居的机率很低,而黑人人口占纽约市总人口的 21.3 %( Clark,1986 )。 
空间距离测量得出的是客观性指标。实际上,社群隔离的程度还可以用社群之间的心理距离来测量,即:测量两群体的成员接触、互动意愿的强弱,接触意愿越强,心理距离越小,两群体社会隔离的程度越低;反之,则越高。心理测量一般用量表的方式进行。以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该量表用来测量台湾原住民族(泰雅族和阿美族)与汉族的互动模式。 
[ 问题 1] 你曾经在村子里汉人开的杂货店买东西吗? 
( 1 )从来没有   ( 2 )偶尔  ( 3 )常常  ( 4 )一直 
[ 问题 2] 你曾经向汉人借钱,或借钱给汉人吗? 
( 1 )从来没有   ( 2 )偶尔  ( 3 )常常  ( 4 )一直 
[ 问题 3] 你有很多汉人朋友吗? 
( 1 )没有     ( 2 )很少   ( 3 )一些  ( 4 )许多 
[ 问题 4] 你常常和汉人喝酒聊天吗? 
( 1 )从来没有   ( 2 )偶尔  ( 3 )常常  ( 4 )一直 
[ 问题 5] 你曾经邀请汉人参加村落庆典,或亲戚的婚礼吗? 
( 1 )从来没有   ( 2 )偶尔  ( 3 )常常  ( 4 )一直 
[ 问题 6] 你愿意和汉人结婚,或让你的儿女和汉人结婚吗? 
( 1 )绝对不    ( 2 )不愿  ( 3 )无所谓  ( 4 )非常乐意 
[ 问题 7] 在和汉人交往过程中,你有被轻视的感觉吗? 
( 1 )一点都没有  ( 2 )稍微  ( 3 )很强烈 
分析结果显示,原住民族与汉族之间确实存在隔阂与距离,族群之间的互动主要限于经济交易,而且还不是很密切(许木柱, 1991 )。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里,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社群隔离的问题开始显现。造成我国社群隔离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大批农民进城谋生,他们与城市原居民在居住地上形成空间的隔离,在心理上形成情感和价值方面的隔阂与疏离;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居民内部的分化日渐加剧,社会群体间经济收入与社会声望的差距日渐加大,使得城市社会群体不仅原已存在的心理上的隔阂与疏离进一步加深,而且原本不显著的空间上的隔离,随着住宅商品化也开始显现出来。城市社会群体隔离,这个以前不太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将成为我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1.Armor,D.J.(1972). The   evidence   of   busing. The   PublicInterest 20:90—126.  
2. Burgess, E. W. ( 1925) . The   growth   of   the   city: An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In R.E.Park, E. K.   Burgess,and R.D.Mckenzie(editors), The city. Chicago: Univercity   ofChicago Press.  
3.Clark,W.A.V.(1986).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Americancity:A review and interpretion.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Review 5:95—127.  
4.Coleman,J.(1966).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5.Farley,J.E.(1984).P segregation indices: What   can   theytell   us   about housingsegregation: Three   dimensions,   threemeasure.Urban Affairs Quarterly 22(1):124—150.  
6.Galster,G.C.(1987).The ecology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in housing:An exploratory model.Urban Affairs Quarterly 23(1):84—107.  
7.Lieberson, S. , and   Carter, D. K( 1982) . A   model   forinferring the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causes   of residentialsegregation.Demography 19(4):511—526.  
8.Park,R.E(1926).The urban community as   aspatial   patternand amoral order.Ernest W.Burgess(editor),The urban   communit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Schwab,W.A.(1982).Urban   sociology: A   human   ecologicalperspective.Reading,MA: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0.Schwab,W.A.(1992).The sociology of cities.New Jersey: ASimon & Schuster company,pp.367—376.  
11.Schwircian,K.P. , and   Rico —Velasco, J. ( 1971) . The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of status   groups   in   Puerto   Rico'smetropolitan areas.Demography 8:81—90.  
12.Stearns,L.B.,and Logan,J.R.(1986).Measuring   trends   insegregation: Three   dimensions, three   measure. Urban   AffairsQuarterly 22(1):124—150.  
13.Timms,D.W.G.(1971).The urban mosaic: Towards   a   theoryof risidential differrentia tion.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4.Wilson,W.J.(1987).The truly disadvantage:The inner city,the underclass,and public polic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5. 许木柱,( 1991 ),弱势族群问题。杨国枢、叶启政(主编): [ 台湾社会问题 ]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P399—424.  
 
 
本文原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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