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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学艺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作者:陆学艺    发布时间:2007-11-11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费孝通教授离我们而去了。他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难得的诤友。他的仙逝,是国家的损失,民族的损失,学界的损失,尤其是社会学界的损失。中国社会学界将永远纪念他70多年来为社会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费孝通先生是重建中国社会学之元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创始人

  中国社会学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错误的对待,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断了近30年。改革开放,百废俱兴,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社会学。1979年春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约请会见费孝通教授,商谈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事宜,请他出山来担当此项重任。费先生顾全大局,虽已年近古稀,仍毅然接受了这个使命,不久就到“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会筹备处”(该处当时设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主持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79年3月15~18日,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胡乔木到会讲话,代表中央为社会学平反,恢复名誉,并就若干社会理论问题作了澄清。费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讲话。3月18日,正式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选举产生了58名理事,推选费孝通为首任会长。在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过程中,费孝通先生同时主持筹建社会学研究所。1980年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院部任命费孝通教授为第一任所长。学会和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和发展的正式开始。

  费先生自接受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使命以后,就全力以赴地工作起来。开始是很艰难的,真可说是白手起家,荜路蓝缕。先是说服动员已经改行多年的老社会学工作者归队,接着开办讲习班,培养中青年学者,邀请国内外专家讲授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他亲自讲课,亲自主持编写《社会学概论》等教材,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争取社会的支持;并运用他的声誉与智慧,到各省及多所著名大学去动员他们成立社会学学会、社会学所和社会学系。那几年,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社会学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适应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社会大发展的需要。

  “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是费先生在1993年写的一首诗,也是费先生对自己一生精辟的总结。他18岁进东吴大学医预科,受进步思想影响,觉得治病人得先治社会,治社会先得学习社会原理,于是转学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毕业后,曾到山东邹平参加梁漱溟先生主持的乡村建设。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到广西瑶山和吴江开弦弓村做农村社会调查,目睹了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从此立下了为改变这个使人民陷于苦难的社会而奋斗的宏愿。他说:“我从早年立志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可以说,一生的心思没有离开过农村和农民。推动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为农民富足、农村兴旺、中国强盛做点实事。”费先生是这样想的,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8年,费先生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获博士学位,回到抗日烽火连天的祖国,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不久就主动请缨到呈贡农村调查,在魁星阁建立了工作站,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写出了《禄村农田》等一系列农村问题的论著,培养了一批社会学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抗战胜利后,他到清华大学任教授,陆续写出了《内地农村》(1946)、《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等论著。读费先生这些著作,可以洞察到他对中国农村调查研究之深入,对农村问题剖析之透彻,而那时,他还不到40岁。

  新中国成立后,费先生继续在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过民委副主任、国家专家局副局长等重要职务,参加过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过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在繁忙的公务、教务情况下,费先生还是通过民族调查等活动经常到农村去。1957年春,他重返开弦弓村,在村里调查了20天,写出了“重访江村”,全面反映了农业合作化后农村的变化和问题,提出了多条很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但是这些文章发表不久,反右运动开始,费先生被错划为右派,这篇文章也成为一个罪状,从此中断了社会调查和学术工作,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前后长达20余年。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费先生重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先生后来对此有个解释:“我在第二次生命里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其实还是早年走过而被迫中断的老路。……我在这15年中继续采取这个实地观察的方法到各地农村去调查,然后‘想办法’、‘出主意’,帮助各地的农民脱贫致富。”

  费先生从开始学习社会学,目的就很明确:“志在富民”。他研究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到后来支持领导重建中国社会学,目标始终定在“志在富民”上。他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把学习研究社会学作为一种武器、一种手段、一种方法用以实现改造社会、服务国家、富裕民众的目的。因为他有这样崇高的理想,宏大的志愿,所以能始终积极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晚年身居高位,仍每年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走南闯北,东西穿梭,几乎走遍全中国,到农村去,到边区去,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去调查研究,探索强国之道,富民之途。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而费先生90岁高龄的老人做到了。重建中国社会学不久,费先生就提出:“我们要发展社会学,也要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我们的社会学要面向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研究如何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地达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标。”要“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费先生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民社会学家。

  费孝通教授是中国社会学界的楷模,是我们永远要学习的榜样

  1987年春,我奉调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因为我也是从事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的,读过费先生的多本著作,近几年又多次读过“小城镇大问题”这篇文章,对费先生仰慕已久。到社会学所工作后,知道了许多关于费先生创建社会学所的业绩,以后又有了较多的会面机会,认知了他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风格,使我获益匪浅。1988年6月,我接替何建章研究员,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不久,费先生就约我到北大参加他的第一个博士生沈关宝同志的论文答辩。答辩会设在北京大学勺园一楼的会议室,我到会时,费先生、袁方先生已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和费先生在一起开会,那时他已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一点儿没有领导人的架子,邀我坐到他的身边。因为都是调研农村问题的,开谈几句,就很投机了。答辩会中间休息和会后,我向他汇报了社会学研究所和各地社会学发展的情况,他很注意听。从言谈中得知,不少情况他是知道的,他那时公务繁忙,但仍十分关注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工作。

  1990年3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召开建所十周年纪念会。为了更好地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学要补课的指示,纪念会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开得比较隆重。会前我清宋家鼎同志专门向费先生作了汇报,请他拨冗莅会,费先生欣然答应。3月18日,费先生到会,并作了长篇讲话,满怀深情地回顾了重建中国社会学、创建社会学学会、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他说:“10年前,乔木同志、力群同志找我谈,要搞社会学……我只有勉为其难。”“我想的问题是怎样把一个已经停了的学科重新建立起来,这是我的任务。当然,一门学科挥之可以即去,招之不一定就来,要打断一门学科很容易,这个学科在人们脑海里消失就不存在了,可是要长出一个学科,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要有条件,要有一套机构,一个社会组织。学科的机构是什么呢?我当时说,‘五脏’、‘六腑’。‘五脏’是说:要成立一个学科,至少要有个学会,第二要有专门研究发展这门学科的机构———研究所;第三要培养人才,大学要有学系;第四要有一个图书馆;第五要向社会发表研究成果,要有刊物、出版社。这五脏全了,学科成了。”又说:“现在戏台已经搭好了,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唱了!……现在社会学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丰富和提高它的内容,要靠大家去创造。从我自己讲,我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是在做学术方面的工作。”费先生是1985年离开社会学研究所的。后来,我们就是按照他提出建设一个学科必须具备“五脏六腑”的规划进行工作的,是在他已经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充实和完善,也就是在费先生已经搭好的戏台上继续做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能有今天的发展,和费先生当年打下的好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纪念会上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会前有人提出关于社会学的性质问题。费老说:不必去管它什么学,只要能解决问题,使老百姓富起来,对人民群众有益的,就是好学问。这同他一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志在富民的学风是一致的,表现了一个人民社会学家的风范。

  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向费先生请示和商量后,中国社会学学会199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会议推选费孝通教授和雷洁琼教授为名誉会长。新的理事会成立后,中国社会学学会的活动多了,同费先生联系和往来也就多了。学会每年要开一次学术年会(在各省市轮流开)。会前一般都去向名誉会长汇报,听取他对会议的意见,每次他都向大会发出贺信,同时表达他对会议主题的看法和意见。自1991年以后,学会和社会学研究所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每年春节(一般是年初三)都要集体去费先生家拜年,向他问好,同时汇报一年来社会学会、社会学所和社会学界的情况。遇有重大活动(如1995年第6次亚洲社会学家大会,2003年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则详细向他报告会议的准备进展情况。费先生一直很关心社会学界的发展,对社会学方面的信息是很重视的,常给我们一些具体指点。费先生一般是在客厅里接见我们,同我们亲切交谈。有时,他的秘书先见我们,然后送我们上楼到书房里谈。有好几次,我们进屋,他从书桌旁站起来,桌上还摊着稿纸和刚放下的笔。一个90多岁的老人,节假日里还在伏案写作,实在令人感动和敬佩。

  费孝通教授早年立志富民强国,虽历经磨难坎坷,仍坚韧不拔,矢志不移,毕生为之奋斗。他胸怀大志,学识渊博,执着勤奋,荣膺国际国内的多项奖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他一生有许多桂冠,但最重要的也是他自己最看重的是,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学贯中西,在解放前就已是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他继承他的导师吴文藻先生的事业,较早地提倡社会学本土化,把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诸如“差序格局”等新的概念和理论。而费孝通教授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则是主持重建了中国社会学,培养了大批社会学人才,并且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做实地调查研究,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风。中国社会学有今天的初步繁荣和发展,这是费孝通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艰苦创业、辛勤耕耘的成果。我们这些后继者,要珍惜这份重要的遗产,要以费孝通教授为榜样,继承他的遗志,把中国社会学的事业办好。

原载于《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h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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