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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汉林 王奋宇 李路路 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  
  作者: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    发布时间:2008-03-21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中国单位现象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行为通过组织功能多元化方式逐一整合到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组织即“单位”之中,从而由这种单位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左右和控制他们的行为,逐步实现人们社会行为以单位组织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现象。正是由这种独特的中国单位现象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更多地是在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来实现的。虽然,随着今天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的这种两极结构正在逐步地松动,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这种基本的结构特征仍具有典型的意义。

    为了理解目前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首先必须比较清楚地界定中国城市社区中的单位组织。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城市社区中的单位组织主要具有以下四个社会特征: 

    第一,单位是一个功能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单位不仅通过社会成员的工作使之取得一定的经济报酬,通过分配住房保证单位成员基本的生存空间,通过公费医疗制度满足人们基本健康的需要,通过兴办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澡堂及为职工子女就业需要的服务公司或集体企业等等,为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服务,更多地,单位还给予单位成员在单位内或单位外行为的权利、社会身份以及社会政治地位。大家所熟识的一些事实就能够比较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比如到别的单位去联系工作、购买飞机票、住宿较好的招待所和旅馆乃至私人生活上的结婚登记、个人的身份公证以及办理离婚的手续,都需持单位的介绍信或通过单位进行办理。其他单位的成员则更多地是根据单位介绍信中所确认的对方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来决定自己与对方行为互动的方式和态度,等等。单位通过为其成员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来满足单位成员基本的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各方面的需求。所谓“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在这里的具体含义是:一旦社会成员进入某一工作单位,那么他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实现以及在社会上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就有了最根本的保障。 

    第二,单位组织总是具有级别的。无论这种单位组织被划分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无论这种单位组织被归纳为全民或者是集体所有制单位,或者说,无论这种单位组织隶属于何种行业范围和领域,都一一被赋予了不同的行政级别。比如有部级的企业和医院,省级的公司和研究所,地市级的学校和商店,处县级的供销合作社等等。单位的级别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单位间的社会分层状况。在一般的情况下,单位的级别愈高,权力就愈大,在社会上行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就愈高,其占有的各种资源、利益和机会就愈多。 

    第三,在严格的意义上,单位组织总是具有非独立的社会组织特征。在行政级别上,它总是隶属于一定的“上级单位”,接受“上级单位”的领导。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其单位的领导总是受“上级单位”的任免和管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和单位组织的界限是模糊的。对任何下级单位,它可能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但是,对其自身的上级单位来说,无论它本身是否可以归纳为政府部门的一部分或者本身是行政管理部门,它又演变成为了下级单位。所谓“政企不分”、“党政不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单位组织界限和单位组织角色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这里,我们同时还可以观察到,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单位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 

    一方面,单位组织对下、对自己的单位成员,它是大包大揽的衣食父母。单位总是力图通过整合各种社会功能于一身的方式,尽可能地为其成员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身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功能多元化的综合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自己逐步做到“万事不求人”,把单位逐渐地封闭或半封闭起来。所谓“企业办社会”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另一方面,单位组织对上、对自己的上级单位,它又百般依赖,倾向于成为其上级单位的一部分。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单位自身“谁来代表,由谁负责”问题的时候,自动丧失其独立的意志和利益要求。这里,起码有两个基本条件对形成单位组织的这种行为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是单位的领导总是受“上级单位”的任免和管辖,这在中国这种“官本位”意识浓厚以及对权力看得很重的宏观社会环境中,对于那些总是期望担负更大的行政责任以及总是倾向于“趋升避降”的单位领导来说,无疑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使得单位在自身的行为过程中不敢不、也不得不服从、逢迎和执行上级单位的行为或指令。另一个是单位中所需的各种资源以及所得到的可供支配的各种利益和机会大都来自“上级单位”。这种状况造成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下级单位更加依赖于上级单位,进而使其在上级单位父爱主义无边恩泽的保护下,在不断地与其讨价还价的撒娇过程中,成为长不大的老小孩。 

    第四,界定单位组织的另一角度是所有制。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目前在中国主要具有八种类型的所有制形态,即:全民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全民与集体合营、全民和私人合营、集体与私人合营、中外合营、华侨或港澳工商业者经营、外资经营。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把单位的所有制形态简单地归纳为国营的、集体的(大集体、小集体)、私营的和个体的。根据我们的观察,起码在改革开放以前,除去纯粹的私人经营、华侨或港澳工商业者以及国外独资经营的社会组织以外,其他所有制类型的社会组织都具有以上单位组织的三个特征,即功能多元化、有级别和非独立性,因而都可以把他们界定为单位组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仅就企业而言,无论是从产值还是从数量上看,这种所有制类型的单位组织均占约90%左右。和单位的行政级别一样,特别是在传统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下,单位的所有制层次愈高.其所能占有的各种资源、机会和利益就愈多,在社会上行为的地位和声誉就愈高,与其他单位进行行为互动的交易成本就愈小。 

    在对中国城市社区的单位组织界定以后,我们就可以展开对城市社区整合与控制机制的分析了。 

    一般而论,大凡对一个社会的整合和控制,总是要通过法律控制、伦理控制、政治控制和资源控制的方式来实现的。 

    所谓法律控制,主要是指通过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强制性地整合人们的社会行为,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社会过程。法律、包括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它一方面给行为者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约束,告诉人们发生行为时,必须怎样做和应该怎么做。另一方面,它同时也为人们的行为建立起一种行为的秩序,进而使人们的行为有了一定的规则、取向,促使人们自觉地防止行为的“犯规”。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上说,实际上也是这些制度化的行为规范不断完善,不断地“内化”到社会成员之中,并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纳于这些制度化行为规范允许的范围之中的社会过程。 

    所谓伦理控制,主要是指通过包括传统、习俗、习惯等一些非制度化的社会规范造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非强制性地迫使人们无可奈何地顺从既定的社会秩序,进而实现整合社会行为的社会过程。伦理寓于文化之中,伦理精神体现文化传统;伦理与道德息息相关,“道德可视为社会伦理的个体化与人格化,而伦理则可视为个体道德的社会化与共识化。透过社会实践,个体道德才能成为社会伦理;透过个人修养,社会伦理才能成为个体道德。……(伦理与道德,是维护一个社会中的内在秩序及健全发展的枢纽。[1]从实质上说,伦理控制是一种文化氛围的控制,它利用习惯势力的强大力量以及社会舆论和习俗的巨大压力,迫使着人们无可奈何地不敢越规和犯规。 

    所谓政治控制,主要是指政党、国家和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舆论宣传、运用各种制度化的权力(institutionaliserte Macht)等方式强制性地要求社会成员的行为接受其政治行为规范的社会过程。在这里,政治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以制度化权力和行政手段的形式制约人们的经济与社会活动,是政治控制的主要特征。在控制与被控制的组织与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纵向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和依赖关系,是实施政治控制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所谓资源控制,主要是指特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占有和分配各种短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利益和机会,造成一种依赖的社会环境,迫使社会成员不得不以服从作为代价换取短缺的资源、机会和利益,进而达到约束人们社会行为、实现社会整合目的的社会过程。在这样一个社会过程中,对各种短缺性资源、利益和机会的占有和支配的程度愈高,资源控制的威慑力就愈大,其控制的效率就愈高。 

    具体就中国城市社区中的整合与控制而言,我们基本J二可以沿着国家政府——单位组织——单位组织成员的思路逐步展开。 

    中国城市社区中的整合与控制,说到底主要是指社区政府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和意志,根据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按照法律控制、伦理控制、政治控制和资源控制的方式影响、制约和整合城市中社会成员行为的社会过程和机制.但是在事实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城市社区的政府从来没有直接地作用和影响其城市社会成员的行为,而往往总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单位来实现其整合和控制的。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和完成的呢?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单位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对其隶属的上级单位组织具有极强的依赖性。每一个上级单位都根据自己所能够占有、分配和控制的社会资源以及对下级单位的任免权力把其所管辖的下级单位牢牢地捆在了自己的身上,使其成为自身的附属物。而每一个上级单位,无论它是属于“条条”(即中央部门)还是“块块”(即地方行政区域),都是国家和政府的派出机构,都必须要在“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原则下,保证国家意志和中央指令的贯彻。这就为在处理国家政府和各级单位组织的关系上,国家和政府始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奠定了较坚实的组织和结构基础。 

    我们同时还知道,城市社区的每一个单位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为一个功能多元化的综合体,国家通过单位为个人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满足个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需求。单位在提供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同时给予了单位成员在单位内外行为的身份、权力和地位。对于每一个单位成员来说,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必须全方位地依赖于单位才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进而同时也取得在社会上行为的身份、地位和资格。所谓城市中的“盲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是指那些在特定城市社区中没有单位和户口的个人。正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没有单位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他们没有在那里行为的权利,他们的行为被斥之为“非法”,由公安机关遣返回原社区和原单位,自然也就成为题中之义了。就是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地方,仍然是不存在没有上级的单位,也不允许放纵没有单位的个人的行为。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单位对社会成员的极端重要性。 

    按照社会学观点,在任何社会互动的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都可能有优势和劣势的不同情境的区分,进而形成一种支配的关系。这就是说,居优势地位的组织、群体和社会成员具有影响、决定和控制处于劣势地位的组织、群体和社会成员的机会和能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支配与被支配、依赖与被依赖的社会互动关系形式,特别是当一些组织、群体和社会成员掌握和占有较多短缺社会资源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向外发散的要求,以期达到扩展自己的权力、利益和影响力的目的。 

    从这一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和单位的关系上,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社会各种资源、利益和机会绝对的优势地位,形成对单位绝对领导和支配的关系,在单位和单位成员的关系上,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利益和机会,进而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形成对单位成员的支配关系。换句话说,单位功能多元化的一个直接和突出的社会后果是在极大的程度上强化了单位成员对其单位的全面依赖性。正是从中国的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国家通过城市社区政府根据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并按照法律控制、伦理控制、政治控制和资源控制的方式对社会成员进行整合,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社会成员,而仅仅只需要通过控制其隶属的单位就能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这就是说,在城市社区中,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整合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而单位在单位成员中贯彻国家整合和控制的意志则主要是基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赖性、通过单位自身的功能多元化的过程来实现的。因为,在任何依赖的社会情境中,人们只有通过服从作为代价才能换取资源、利益和机会,进而获得行为的身份、自由和权利。在国家和单位的关系上,对单位是如此;在单位和单位成员的关系上,对单位成员也是如此。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什么对企业单位的“让利放权”总是没有达到所设想的预期,却偏偏总是使得“企业办社会”的趋势在“让利放权”的喧哗声中得以加强。由此,我们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项旨在强化各种类型单位组织专业功能的精兵简政的机构改革措施却总是陷入了减了又增,增了又减,愈减愈增的恶性循环之中,形成精简——膨胀——再膨胀的怪圈,这主要是因为,这两项旨在改变单位行为的简单改革措施有意无意之中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结构,牵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整合和控制机制。当在宏观上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整合与控制机制重组的条件还不具备和还不成熟的时候,简单的改革措施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步履艰难的困境。而恰恰在这个层次上理解、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单位现象,对于我们在宏观上把握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和中国城市社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整合与控制机制,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深远意义。 

    据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具体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控制机制。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社会组织,这主要是指纯粹的私人经营、华侨或港澳台工商业者及国外独资经营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尽管他们无论从产值和数量上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社会组织相比在全国的范围内还不足1000,但毕竟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客观存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具有与单位组织绝然不同的鲜明的社会特征: 

    首先,这种类型社会组织的组织功能高度分化和专业化。即便是这些组织不同程度地可能会承担一些其他的社会功能,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专业功能,是为了更高效率地达到组织的专业目标。在这里,额外承担的社会功能仅仅是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作为激励组织成员的方式。 

    其次,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游离于中国正统的具有行政序列的社会组织之外,他们没有行政级别,在社会上具有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地位。这里,华侨和港澳台工商业者以及国外独资经营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与其他具有各种行政级别的社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行为互动过程中,由于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由于有了“海外关系”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同时也由于是海外同胞以及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外宾”的尊敬,他们总是受到适当的礼遇,有时甚至是超乎寻常和出人意外的热情。和他们相比较,那些没有行政级别、“土生土长”的私人经营的社会组织在与具有各种不同行政级别的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就显得艰难得多。尽管如此,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特别是那些具有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实力的人,仍然使他们有能力以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习惯的特殊方式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行为互动和交换,仍然使他们有可能维持没有行政级别的独立法人地位的必要的行为自由和社会尊严。 

    最后,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领导不需要上级任命.人员不需要上级调配,资金不需要上级筹措,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需要“统购统销”了。在整个产供销的过程中,在整个社会组织目标的选定,人员的安排,组织结构与规划的设计等一系列社会组织行为要素的确定过程中,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主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一些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社会系统,这只是说明,他们在与环境系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再仅仅只依赖于某一个环境系统,而是同时依赖于多个环境系统。正是他们对环境系统多元依赖的过程中,使他们从依赖的关系和情境中解脱出来,进而获得自身行为的自主权和较大的自由度。 

    我们同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那些国营、集体、全民与集体合营、全民与私人合营、集体与私人合营的社会组织同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承认这一事实是否就可以导出这些类型的社会组织不再具有单位组织的社会特征了呢?根据我们的判断,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从产权上看,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名义上仍然是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的任何一位领导者都仅仅只是国有或集体资产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尽管现在对经济组织有了推行股份制,实现藏股于民、还股于民的尝试,但占大头的仍然是国家或集体。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一个是产权模糊。任何一级地方政府都可以代表国家,但同时又都不是国家法人;任何一个集体所有制组织的财产都可以属于这种集体组织的“大家”和成员,但具体到每一个成员的时候,却又谁都说不清具体什么东西、具体哪一部分是属于自己的份额和财产,所谓“看得见,摸不着”,反映的就是这种状态。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仍然还是处于一种虚置的状态,“归谁所有,谁来负责”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另一个问题是权利、责任和义务模糊。一方面我们要求每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和成员都要有负责的精神,“以厂为家”、“当家作主”,但是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特别是在一些组织的重大决策的问题上,却总是被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行政隶属关系束缚着,既当不了家,也作不了主;即使在一些问题上可以当家作主了,也不是为自己,而只是为那个含糊不清的国家与集体当家作主。由于替“别人”当家,也就很难像为“自己”当家那样尽职尽责,于是,“公家的东西坏得快”的现象就会时有发生,甚至会变得熟视无睹,慷国家之慨的偏差行为也就会趋干形成不可避免之势。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社会集团购买力不断失控的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这种类型社会组织的产权仍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从管理正规化的角度出发,自然也就把他们纳于了正统的行政序列之中,这就使得每一个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有了各种不同的、或高或低的行政级别。尽管改革过程中对组织的行政级别问题作了若干的变动和革新,比如重庆市按企业组织固定资产的大小,生产产值和年创利税的高低来确定企业组织的行政级别和享受的政治待遇,从而改变以往完全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来认定组织的行政级别的状况,但是始终还是没有跳出按照正统的行政序列的方式管理国有或集体所有社会组织的传统思路。由于这种类型社会组织行政级别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获取资源、利益和机会的大小和多少,所以,在行政级别上尽可能地实现趋升避降,仍然是目前大多数这种类型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在事实上所具有的强烈的内在冲动和行为动机。 

    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纳入了正统的行政序列,具有了行政级别这一事实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必须要隶属于一定的“上级单位”,必须要接受“上级单位”的领导,这种类型组织的领导也总是要受到“上级单位”的任免和管辖。为了实现趋升避降,必须以服从作为代价。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物资性的资源、利益和机会被逐步放开,国家管得愈来愈少。但是,一些非物资性的短缺资源、利益和机会,比如像入党提干、晋职晋级、出国进修、政治与社会荣誉、住房等方面的资源、利益和机会,仍然部分地或绝大部分掌握在“上级单位”的手中。为了换取这些垄断性或半垄断性的资源、利益和机会,也必须以服从作为交换的代价。这种类型组织的领导对“上级单位”是如此,其组织成员对组织领导也是如此。只要上述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种类型的组织就很难具有彻底的独立性。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类型社会组织功能多元化的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基本的事实是,从全国一般的情况分析,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所有制层次愈低,功能分化的程度就愈高,反之,所有制层次愈高的那些社会组织,特别是那些国家事业单位,功能多元化的状况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即便是那些功能多元化的状况有了较大改观的地方,也主要只是把那些非专业性社会服务功能小部分或大部分地转移出去,比如像医疗和退休保险以及诸如像食堂、澡堂、理发、托儿所、幼儿园、学校一类的后勤保障服务功能。另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功能,比如政治功能、对组织成员的档案管理和社会控制,仍然留在了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之中。从某种意义_七说,组织功能分化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组织成员创造这样的条件,这就是他们在获取各种资源、机会和利益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依赖于他们所工作的那一个社会组织,而是同时可以通过其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途径满足和实现自己不同层次上的需要。组织成员在行为过程中的自主与自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他人或组织的依赖是否表现为一种多元的状态,也就是说,取决于组织成员同时部分地依赖于各种不同层次上的个人和各种不同形式和类型的组织。恰恰在这一点上,这种类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分化还远远不够。这种状况造成的一个起码的后果是,组织成员对其组织以及组织领导的全面依赖性还远没有从事实上解脱出来。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城市社区中出现的纯粹的私人经营、华侨或港澳台工商业者以及国外独资经营的社会组织,已经不具备单位组织的社会特征;而除此以外的社会组织,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它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单位组织的基本社会特征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的行为过程中仍然能够较强烈地反映出来。认识到目前中国城市社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社会组织即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这一基本事实,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中国社会、尤其是正确地理解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与控制机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我们已经说明,对一个社会的整合与控制,总是要通过法律控制、伦理控制、政治控制和资源控制的方式来实现的。这里的问题是,在中国城市社区中这四种整合与控制的方式究竟是怎样作用于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的呢?

    在单位组织中,由于其产权的模糊,由于其具有行政级别,由于这种组织的非独立性,也由于组织功能多元化的状态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所以单位组织对“上级单位”,单位成员对单位领导的这种双重依赖的状况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这样一来所导致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是,国家和社区政府仍然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这就是说,法律控制、伦理控制、政治控制和资源控制对单位组织仍然具有着很强的威慑力,国家和政府只需要通过控制其隶属的单位组织就能够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并进而间接地作用于其单位组织成员。在非单位组织中,由于他们不具备单位组织所应具备的社会特征,因而完全按照传统的方式贯彻国家的意志也就缺乏内在的逻辑依据。这些非单位组织.尤其是港澳台工商业者及国外经营的杜会组织所需的各种奖状、利益和机会完全可以不依靠国家和社区政府就可以获得,所以资源控制对他们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在政治上,一则,政治荣誉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他们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左右不了他们的世界观,另一则,他们与国家和政府之间在事实上根本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真正处于一种完全独立的社会法人地位,再则,国家和政府在政治上对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约束,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也已经宽容到只要不反对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步,所以,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控制对他们这些群体也失去了应有的效力。从伦理控制的角度,由于这些社会组织和成员生活在中国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之中,因而必须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从这个社会中的一些传统、习惯和习俗,按照社会上所通行的行为规范行为.这也是他们为了实现其自身组织行为目标,提高组织行为效率不得不作出的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真正对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具有强烈约束力的控制方式应该说主要是法律控制。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可以摆脱资源和政治控制和束缚,但不可以摆脱法律的监督。违法,是要受到惩罚的,尽管现在还没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可以享受“治外法权”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用下面的图式试图简要地表明在运用法律、伦理、政治和资源控制的方式实现整合与控制过程中单位组织与非单位组织的区别。 

    了解了上述的区别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城市社区中对这种类型的非单位组织的整合与控制机制了。国家和社区政府一方面仅仅只用法律控制的手段制约这种非单位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另一方面,传统、习俗和习俗以及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则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规范着这种非单位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在法律和伦理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享受着他们自己行为的自由,支配着他们自己应有的权力。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比较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会逐渐地弱化,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会逐渐地松动,但是,这种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一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重组建立在这种基本结构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和控制机制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 

    必须看到。在一个社会急剧变迁新旧体制转换的非常时期,许多传统的东西虽然在制度上已经破裂,但许多崭新的东西却不可能马上被人们普遍接受,并迅速地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确立起来。特别是当双重体制、双重社会组织带来双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的磨擦、冲突的时候,更是会造成人们价值取向上的混乱.进生出疏离感、颓废感和无规范感。失范正是这种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如何适应这种急剧的社会变迁,适应目前事实存在着的单位与非单位组织并存的基本结构格局,适度地重组城市社区中的整合和控制机制,把失范所带来的负效应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震荡”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促进一个城市社区的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摆在每一个社区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尤其是那些改革发展比较迅速、比较深入的经济特区和广东沿海一带区域,完成这一任务更具有迫切的意义。 

    要实现重组城市社区的整合和控制机制,首先是要顺应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进一步加强城市中社会化服务的建设,使单位中的一些非专业化功能逐步地从单位中分化出来,至少使“企业办社会”在原来的规模、范围、形式和内容上逐步萎缩,使单位行为中的专业目标逐渐占主导地位,政治目标或其他的非专业目标逐渐褪化,使在单位中由于各种原因仍还保留着的非专业化功能以及为单位成员近几年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不再作为“应该的给予”,而是真正作为一种激励的手段与方式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结束原有的整合和控制机制的运行,减少双重机制的磨擦和冲突。 

    其次,在一些非专业化功能逐步从单位中分化出来的同时,尽快地使对单位成员的单位管理转变为社会管理,使他们的单位身份变成社会身份,单位规范转变为社会规范,弱化他们的单位意识,与此同时,加强他们的社会意识,真正使他们实现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飞跃和转变。 

最后,社区政府的整合与控制行为逐步间接化。这主要是指社区政府不再对单位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主要是对单位行为互动赖以进行的环境和秩序负责。据此,社区政府对单位行为的影响,应主要局限在政策投入、经济与社会立法与规划、经济杠杆和伦理调节五个方面,进而从总体上把握和影响单位行为。这同时还意味着,要尽快弥补对社会成员的单位管理弱化后所形成的真空,建立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倡导新的伦理道德,从而以法律控制与伦理调节交互作用的方式逐渐地实现城市社区整合机制的彻底重组。 

作者单位:李汉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王奋宇国家科委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 


[1] 成中英:《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原载于《管理世界》双月刊1994年第2期

 
  责任编辑:h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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