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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绥铭 黄盈盈 “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  
  作者:潘绥铭,黄盈盈    发布时间:2008-09-12   信息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网  
 

“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

潘绥铭 黄盈盈

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

摘要:本文基于对国内外“性”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提出性社会学领域的“主体建构”思想,并分析其发展背景、逻辑、重要意义,以及在中国的本土发展空间。作者以具体的例子和分析为基础,提倡中国的性社会学研究应该:基于本土的“性”问题意识,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的理论视角,解构“性”的医学化和科学化霸权,建构置身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时空中的日常的、多元的、弥散的、主体切身体验的性存在。

关键词:性社会学 主体建构 本土 研究视角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加是历史短而人数少[①]。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与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林林总总的具体成果,而是研究视角的一个重大革命:从“科学主义”走向“主体建构论”。

 

一、从“性科学”到“性的社会建构”

 

(一)“性科学”主流地位的建立

在西方文化中,性研究最早出现在宗教或者道德领域,并以“忏悔”的形式被否定式地加以叙说和讨论[]。其后,自然科学的产生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实际意义,就是提供了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思想武器,来发起和推动社会反抗和文化进步。这在“性”方面也不例外。(Gagnon & Parker, 1995)

20世纪初开始直到80年代,赫希菲尔德(Hirschfeld)[]、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霭理士(Ellis)、桑格(Sanger)[]、金西(Kinsey)、莱赫(Reich),以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Masters & Johnson)等等一大批学者,陆续地繁荣了一个“性科学时代”(sexological period)(Gagnon & Parker, 1995)。

这些研究者论述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较大影响。因此,从研究视角上看,这些学者倾向于把“性”基本上看作是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承认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被本质化了。(Gagnon & Parker, 1995)在这种倾向下,“性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也就应运而生。人类的一切性现象和性活动,尤其是社会中的“性问题”,似乎都可以而且只能够被生物学来解释,被医学来改善(Tiefer,1996)。这种科学主义和性的医学化,对20世纪国际上的性学研究影响至深。[]

但是历史地来看,20世纪的“性科学”基本上破除了以“惟生殖目的论”和“精神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前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性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典型的是避孕药的发明)对于人类生活,包括性生活的影响功不可没。

在中国也是如此。首先,性学蕴含着多种中国过去没有也不会有的性哲学,人们的价值判断不得不主要去参照实证科学的成果,而不是参考空泛而脆弱的人性论;其次,性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语言工具和可用的词汇,我们才有可能思考、表达和讨论性问题,才能进行性教育(潘绥铭等,2004:1-17)。这本身就是性文化的一大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实践提供了讲台和会客厅。

不过,这种“性的科学主义”的先天缺陷也是引人注目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满足受控条件下的、可重复的、实验的这三项条件,而且缺一不可。然而在研究人类社会时,这三项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使在实验室中做到了这三条,研究出来的也仍然是“自然的性”或者“自然的人”。它们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而且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毫无意义。

例如,作为“性的科学时代”的巅峰之作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反应研究,就是在实验室里,在严格的条件控制之下,反复测量被试验者出现的各种生理指标,最后总结出四阶段的“性反应周期”(马斯特斯、约翰逊,1963/1989)。不可否认,这样严谨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很难超越。可是问题仅仅在于:这些被实验者平时过性生活,可并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这样的科学家这样反复地测量,反而是时时处处地破坏着“科学的三条件”啊。也就是说,要么这些人的实际性生活与这样的实验毫无关系,要么就是这样的实验结果无法代表这些人的实际性生活。

恰恰是这个科学主义的杰作,标志着它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中的终结。此后,虽然自然科学家们还陆续提出了“性的(神经生理)系统”、“行为内分泌学”、“脑电波性高潮论”、“脑性别”等等理论,但是大多数学者不再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活动和组织。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少在性研究领域中,许多人文社会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称之为“非科学主义”的视角。从此,所谓性社会学才真正地出现了。它决不是反科学的,也不会否定科学的应有位置(比如它所带来的社会革命),更不屑于伪科学,只不过是要把科学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防止科学被“主义化”和绝对化了。

与此同时,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和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发展,也有力地挑战了性的科学主义。有关社会性别与“性”之间的关系、“性”框架中的权势关系、性认同与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开始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Gagnon & Parker,1995Vance,1991Weeks,1995Rubin,1989 etc.

当然,历史绝不会这么简单。威尔逊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就试图用“基因传递”这个“物种的根本生存目标”来解释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社会性别问题和性行为模式 (Wilson, 1975) 。这里面当然有性别政治的因素,但是至少也部分地来自于我们仍然没有足够地宣讲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别。因此,如果有人好心地夸奖我们“很科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格外警惕了。

 

(二)“性”的建构思想的发展

作为历史的产物,科学主义既没有这么简单,也不是这么脆弱。它至今仍然对人文社会研究发挥的最大作用,实际上是渗透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总会在概念的某个层次上,认定存在着某个一成不变的“原点”和“绝对”。这当然可能是逻辑推理和问题界定的必需,但是更加可能是对于某种“公理”的认同或者需求。我们常常可能忘记: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性的科学主义首先受到了一些人类学家的挑战。他们通过对其他一些文化的田野研究,拒绝性的内驱力、普遍性和本质性这样的假设,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行为、性习俗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米德对于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研究(米德,1928/1988),马林诺夫斯基对于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人的原始性生活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1929/1987)等等。这些人类学家们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的影响,也因此被称为“性的文化影响模式”,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并影响至今。在这种模式下,“性”的社会文化成分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性”这个概念本身、“性”的主体意义、性认同等等,仍然通常是“想当然”的,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在“性的文化影响模式”中,性与性别、性与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关系虽然是紧密相连的,但是通常也是模糊的。(Vance,1991)

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建构”的思想开始流行,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性研究。性与性别领域中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成为学界,尤其是女性主义研究一个焦点(参见艾华、李银河,2001)。在这个过程中,性的科学主义受到女性主义的严厉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往往首先来源于心理分析学派内部。例如,法国心理分析派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伊丽加莱等人,通过批判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学派的男性中心主义、阴茎崇拜以及进一步派生的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强调了女性的身体、女性书写、女性性快感的思想。(Oliver1993

性的社会建构视角认为:“性”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内在驱动力的作用结果,而更主要的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催生的;社会文化的建构不仅影响个体的主体性和行为,同时也通过性认同、性的定义、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性的管理来形塑集体的性经验。(Gagnon & Parker1995Vance1991

但是,对于性欲、性冲动、性与身体的认识使得建构主义者内部出现分化。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虽然性行为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烙印,但是性欲本身可能是固定的;另一部分建构主义者则更进一步认为,即使是性欲望本身(比如人们通常称之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等性欲指向)在个体身上也不是本质的或一贯的,而是具有多种变化的可能性;而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则完全否定性冲动、性内驱力的生物学特征,甚至忽视性与躯体的关系。(Vance1991)但是不论这些分歧有多大,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这种区别于社会文化影响模式的“性的社会建构模式”,为人们开始思考“性”是如何被历史文化所建构的、被实践参与者所理解与标定的,开辟了发展空间。

     

(三)“主体”的提出

“主体”是从研究视角的意义上来说的。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互关系中,主体是对对方——也就是实践的从事者的指称。相应地,具有实践从事者的性质,就是“主体性”。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被研究者或者实践者呢?因为主体的称谓中体现着我们的学术倾向,即整个研究活动应该以实践者的感受和体验为主,而不是以研究者的设计为主。不过,“主体”在中文里是既有的词汇,因此它应该仅仅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这个特定的范围之内使用,例如,它并不是“中国人的主体是汉族人”的那个主体,更不是朝鲜的“主体思想”的那个主体。

“主体”的提出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科学主义最隐秘、最顽固的影响,在于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对象客观化”。可是,当“性”研究更多地与预防艾滋病、性别不平等和性权力等话题联系在一起时,当研究者把性观念和性行为视为社会的产物加以分析时,学者们终于开始重视性行为中所包含的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即“性”并非个体的独立的、单一的行为,它具有共享性和集体性,能在不同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将分离的个体联系在一起。(Gagnon & Parker,1995)。

从这样的新视角出发,人文社会研究者很快便发现:我们从西方医学界套用而来的那些性的类型体系和分类标准,基本上都是“主体无涉”的,几乎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的“性”。进一步说,即使是我们人文社会研究者自己现在所标定的那些“性”的概念,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分析历史中的或者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性现象。如果我们要理解和解释生活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性认同和性实践,就必须从过去的“疏离体验型”(experience—distant)过渡到“贴近体验型”(experience--near)(Gagnon & Parker,1995)。尤其是当我们研究那些性研究往往不予关注的群体,通常是“被言说”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女性、同性恋、妓女等)时,就更要强调“主体”的声音、体验和叙述,才能打破(而不仅仅是认识到)深深附着在这些群体身上的“他者性”[]

这样的视角不仅涉及到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涉及到研究者的实际上的主导者地位,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为主体。国际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一部分对“主体性”表示怀疑的学者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在作者看来可以被归结为:在具体操作的时候,究竟是研究者代表了或者置换了被研究者的声音;还是研究者参与了对被研究者的“建构”,从而促发了被研究者的“主体声音”?简而言之,究竟有没有一种“纯粹的主体”?我们所提倡的“主体”是不是一个空中楼阁?

其实,在作者看来,这是某种程度的误解。所谓“主体视角”并不是要去制造一个新的“绝对标准”来衡量某次具体的研究过程,而是要求我们忘掉所谓“客观”,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人际互动和互构中来进行、表述及评价。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而不是一种普适的理论。从“追求原点”的视角出发是无法讨论这个问题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主体视角”看作一次革命。

 

二、“性的主体建构论”的逻辑结构

 

为了论说“主体建构视角”的革命意义,需要首先梳理一下 “性”研究的现有流派。

 

(一)视角的分野

作者把目前国际上的“性”研究归纳为以下的学派:

1、更加强调生物学属性的性(sex),以性的生理特征和行为特征为研究的出发点,具有更加浓厚的“性的医学化”色彩。这种理论倾向不仅在传统社会中是建构人们的“性”的主要力量,也是20世纪中性行为研究的根基。我们姑且把这种理论倾向叫做“性学派”或者“性科学派”。

2、更加强调“性”的“社会性别(gender)”属性,认为社会性别包容着“性”。这种理论倾向主要存在于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流派之中。他们的研究往往是在“性”的题目之下,讨论的却是社会性别的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性别派”。

这两种理论倾向的分野主要是对于“性”的外延的争议,更重要的、更加具有学术意义的是对于“性”的内涵的争论。

3、虽然大家都在研究“性”,但是许多研究者是把“性”当作一个想当然的、无须解释的概念来使用,然后展开自己的论说。这种情况在与政治相关或与性别相关的研究当中,特别是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当中最为常见,姑且叫做“公理派”。

4、还有许多研究者仍然沿用传统的“客观测定”的视角、思路和方法,试图给“性”一个明晰的、固定的、普适的“定义”。目前为止所见的对于“性”的大部分定量研究(问卷调查、心理学测量),基本上属于这一学派,姑且称为“测定派”。

5、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信奉后现代思潮的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致力于在具体的历史、政治、社会情境里面来确定“性”的含义;也有人从身体感受和主体解释方面来研究“性”的主体意义;还有少数学者结合了这两个方面。作者在此把这些思想概括并发展为“性的主体建构视角 ”。

 

(二)“主体建构”视角中的“性”

按照作者的理解,这种“性的主体建构视角”可以初步表述为如下两个方面:

建构的视角反对把“性”视为“天然的静态存在”,强调对于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解构,尤其重视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建构的基础、动机和意义;第二层次,建构的过程和方向;第三层次,建构的机制及其所蕴含的权力关系。

“主体”的视角反对研究的客观化,主张从“主体”出发。它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强调被研究个体的“主体性”和体验性;其次,在自己的文化中,侧重的是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的机制;第三,在多文化中,我们所处的文化就是一个主体。

“主体建构”视角可以说是这两个方面、三个层次的融合所形成的更大的总体。尽管这一学派其实很反对把自己“定义化”,但是作者还是可以把主体建构视角集中表述为:把现象作为主体自己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天然存在的或者仅仅环境决定的),以主体的感受和体验(而不是研究者的认知)为基础,更加侧重去研究主体自己的建构过程(而不仅仅是建构结果及其作用)的诸方面。

运用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总结出“性”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在下面的表述中所使用的1、2、3这样的标号,并不表明这些基本特征存在着结构意义上的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它们是在共同发挥复合作用。

1、“性”是弥散式的。

它不仅仅 “男女之事”、“床上之事”、“生殖相关之事”;更是爱情和亲密之事、情感表达之事、人伦和交往之事、生存体验和生命价值之事。它当然包括同性恋等各种处于少数地位的性现象,还包括种种“涉性现象”,例如谈“性”、听“性”、感受“性”及“性感”的日常实践等等。

2、“性”是主体来感受的,也是被主体所标定的。

“性”并不是一种“可测定的客观存在”,它只能存在于主体对它的具体感受之中;或者说,只有确实被某个主体所感受到的那些东西,才足以构成该主体(个人、群体、文化等)的“性”。它是主体依据自己的感受、认知与自我反馈所做出的种种标定、解释和评价的总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日常生活实践。

3、“性”是意义化的。

它虽然会带来种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结果,但是对于人与生活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对于主体以及各种相关物产生各式各样的价值和意义。以个人为例,一个人不仅要标定什么是“性”,而且必须赋予它某些价值和意义,才能够成为他(她)自己的确实存在的“性”。

4、“性”来源于主体之间的以及主体与“情境”之间的互构。

首先,与不同的人过性生活,就会有不同的方式、感受和意义(Laumann & Gagnon, 1995),这形象地说明了我们的命题的前半段。其次,我们之所以强调“情境”,并不是因为它比“环境”更加微观,而是因为它不仅定位于一定的时空,更包纳活动于其中的若干主体,尤其是这些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活动也会对“情境”发生作用。因此,前面的那个形象表述其实应该扩展为:在不同的时空中与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方式过性生活,不但会建构出不同的“性”而且会建构出不同的情境。

5、“性”存在于历史之中。其建构是一个持续可变的过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我们不再赘述。

6、“性”的变化更多地来源于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不是单纯地来源于认知或者外力作用。

7、“性”与社会性别、身体等等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性与社会性别是互塑互构的;性典型地通过身体来表述并且具有身体体验性。但是“性”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是应该、也是可以被区分的。

“性的主体建构视角”来源于而且丰富着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传统学术流派之间的论战。它与社会建构理论有着密切联系,但是更加突出“主体”和“体验”的地位及能动性,以及两者的融合和更大的总体。在发展过程中,它一方面与“性学派”、“社会性别派”争论着“性”的独立性和可识别性;另一方面又与“公理派”、“测定派”争论着“性”的认识论。迄今为止,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革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知,但是作为一个积累丰厚的学派却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新视角的意义

首先,“性”这个领域和题目,可以作为一个更典型的、更深刻的例子,来映射和揭示其他研究领域中的许多根本问题,而且更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更有利于研究者传播自己的主张。正因如此,有一些其实并不打算专门研究“性”的社会思想家也参加进来而且写出堂皇巨著,例如马尔库塞、佛洛姆、福柯和吉登斯等人。也就是说,主体建构视角完全可以从“性研究”这个切入点,更好地辐射到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

其次,主体建构视角虽然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尤其是人类学中)已经有所运用,但是仍然缺乏系统的论述;具体到“性”研究领域里,更是少见;再具体到研究中国的“性”,则是少之又少。因此,它可以作为现阶段中国性社会学发展最重要的空间。

 第三,在一个变化迅速的中国社会中,主体建构视角可以促使我们首先进行扎实的经验研究,去“抢救”主体的声音;以免等到一切都成为历史之后,再去依靠文献来进行研究。

第四,对于社会学来说,结构的研究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人的研究,尤其是对于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结构与时空中的人的主体研究和本土研究,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主体建构视角可以回应“后现代思潮只破不立”的质疑,促使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仅要打破性弱势群体的“他者性”,还要积极地去挖掘和建构他们的主体性。简而言之,我们要的是深入,是解构之后的积极建设,而不是颠覆。 

    当然,我们所论述的一切,仅仅是反对科学主义,即反对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至于有人非要这样做,那并不是自然科学的错,而是这些人自己错了。同样,性的主体建构视角也并非“生物因素取消论”,而是更加侧重社会与文化因素的作用。

 

三、中国“性”研究的主体建构

    

 
  责任编辑:h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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