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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路路 李升 “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  
  作者:李路路,李升    发布时间:2009-01-02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i]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李路路

日本神户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李升

 

本文以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为背景来分析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作者根据“再分配→市场”转型的二元分析框架,按照“社会结构——阶级经历——阶级认同——阶级性格特征”的逻辑,对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做出“内源-外生”的类型化区分,并基于2003CGSS调查数据,从“代际延续性”、“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三个方面讨论了两类中产阶级不同的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从而提供了一种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分化的类型学模式。

 

一、问题与理论背景

众所周知,中产阶级最早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的产物。而后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也出现在很多后发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随着中国社会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体制变革和现代化高潮,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或者说中间阶层、中产阶层、中间等级、新中间层等)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以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将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与未来发展。

本文希望通过一种“镜像”式[ii]研究对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iii]及其引发的社会功能[iv]作一个探讨。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主流的中产阶级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当一个社会中产阶级到达一定规模时,其价值观成为社会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其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它便在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功能,缓和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简而言之,中产阶级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剂”、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及社会行为的“指示器”。

早在西方工业化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伴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不同取向的研究者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例如,马克思,莱德勒(参见李强,2004284-286),伯恩斯坦(1981)。

以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20世纪中期所发生的重大转型为基础,米尔斯在对美国中产阶级进行“旧-新”类型化区分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新中产阶级即“白领”的性格特征及在社会结构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所谓 “政治后卫”与 “消费前卫”的概念(米尔斯,19876)。其它许多西方学者如约翰·戈德索普、L·科里以及大卫·洛克伍德、丹尼尔·贝尔等也都是以西方社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所发生的经济和技术变革为背景,虽然在具体的关于中产阶级的论述中存在一些差异,但大多支持中产阶级具有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周晓虹,2005)。

上述关于中产阶级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的论述,此后支配着众多关于中产阶级理论的讨论。

然而,随着后发-外源式现代化国家的兴起,其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明显不同于早发-内源型国家。关于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以及其社会功能的讨论,很多学者给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引发了关于中产阶级理论的争论。

典型的便是对韩国的研究。韩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其中产阶级是在急剧的工业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突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而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也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有很大差别,尤其在80年代之后,韩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成为“一种新的民主力量”,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激进的、改革的性格特征,成为领衔政治民主的前卫,在生活方式上也表现出一种传统文化延承的特征,(莱特,1998;萧新煌,1993;王建平,2004;周晓虹,2005)。类似的特征也发生在中国台湾的中产阶级身上。

其实,当米尔斯在论及中产阶级关于政治层面的性格特征的时候,提出的中产阶级政治方向的四种可能性已经暗示了这种可能性。李友梅在对上海的中产阶级进行分析后,提出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受着很多因素的制约,不仅与宏观因素(社会结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承、制度环境等)有关,还与微观因素(社会心态、社会情绪等)有关(李友梅,2005)。

以上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或地区中产阶级的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中产阶级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的差异性,预示了不同社会的社会结构特性和中产阶级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的过程性、路径依赖性以及时空性的特点。

由此可以看到,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们或面对的是“革命”前的纷乱,或是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繁荣以及资本主义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或是面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结构转型期。因此,研究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就需要在一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下,关注中产阶级的形成路径,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中产阶级的不同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

因此,本文研究的理论前提是: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不断走向成熟的背景下下中产阶级形成的二三百年历史,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和逐步发展只是在近二三十年之间[v],是在一种急剧的社会结构变动之中“催生”出来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一种时空条件下产生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因此,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性格特征和社会功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二、两类中产阶级:理论与研究假设

从社会分层的观点来看,把一个群体作为一个阶级来分析,将其置于社会结构之中,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该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而这样的结构定位从根本上决定了该阶级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这种“结构功能”的分析范式在本文的研究中将具体化为一种“社会结构阶级性格社会功能”的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时,一方面需要将其定位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只有在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下,才能正确认清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这就像米尔斯所说的那样,“要想知道怎样才能把握它们的问题,白领人必须在运转的结构中把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和对他们利害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虑”(米尔斯,198713)。另一方面,应该从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角度,关注中产阶级形成的过程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和文化特征,并以此为中介说明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

我们将从两个层面上对“社会结构阶级性格”的研究逻辑进行展开。一个层面是采用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从社会结构到阶级性格特征是沿着两条路线进行的,即阶级经历与阶级认同;另一个层面是在分析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的时候,需要做一种类型化的处理,这个类型化处理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 “旧-新”中产阶级的替代式区分,而是站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视角下一种特定的类型化。如果说前一个层面可作为本文基本的研究逻辑框架的话,后一个层面则是以这样一种逻辑框架进行分析时的研究策略。

(一)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客观与主观的共同作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使用的阶级概念指的是具有利益一致性的共同体,就像汤普森定义的那样:“作为共同经历的结果(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的还是亲身参与的),当一些人感到并明确表示彼此之间具有与他人不同(甚至往往对立)的共同利益时,阶级就产生了”(汤普森,20012)。该定义包含了阶级经历和阶级认同(阶级意识)这两个关键要素。阶级经历主要指的是共同经历客观的社会经济实际,这里强调一种经历的延续或是自主的形成;而阶级认同主要指的是阶级的意识层面,是对该阶级利益有相对“正确”和“一致”的理解,其主要体现为一个阶级产生统一的社会行为的可能性(赖特,2006244-246)。汤普森对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作了对比的分析:阶级经历强调阶级认同是社会经济实际的反映,来自于长时间的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而阶级意识强调阶级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包括人的积极能动作用的具体历史进程的产物(汤普森,2001)。正如约翰·斯梅尔所指出的,一个阶级的阶级经历建构着该阶级的阶级认同,由此来建构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指引阶级的行为特征,而这样的阶级经历则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实际,通过阶级认同反映着社会经济实际。正是基于此,他提出了“关于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斯梅尔,2006)。

这一理论是在试图消解马克思主义与现代阶级理论在阶级形成问题上的分歧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客观的社会经济实际建构阶级本身(赖特,2006),而现代阶级理论更强调文化对阶级的建构作用(布迪厄,1998),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则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客观的社会经济实际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共同的作用于建构阶级本身,也就是说,“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产生于同一个过程,一个集团在此过程中同时理解和建构它的社会经济实际”,只有在客观与主观因素共同分析的基础上,阶级分析才更具有实际的意义(斯梅尔,200610)。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也是一个实践理论,也就是说关于阶级的文化理论探究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经历在哪些方面构成了对人们自身有利的世界,以及这种构成的世界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个人的行为——这些个人行为接着又构成了他们经历的实际” (斯梅尔,2006;前言3)。斯梅尔认为应当把阶级形成理解为一种文化的建构,“只有当阶级被当作一种文化看待时,它的含义才能得到理解。在这种文化中,通过自觉认识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深嵌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的生产关系),一个集团形成了(但不是被认识决定)自己的态度、习惯和对自身世界的独特观念”(斯梅尔,2006262)。由此,阶级分析的重心并集中在了一个集团立足于自身经历所建立的特定世界的结构(斯梅尔,2006)。中产阶级的利益认同感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同样都将表现出来。

客观的社会经济实际建构阶级的阶级经历、阶级认同,同时,阶级经历、阶级认同也建构着阶级的客观社会经济实际。经过这样一个实践的过程,阶级的文化和性格特征被建构起来。由于阶级的客观经济实际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阶级性格”的逻辑框架就可以具体化为“社会结构——阶级经历——阶级认同——阶级性格特征(文化建构)”。当经过这样一个实践过程之后,一个阶级产生社会行为以及发挥社会功能便具有了可能性。由此可以推论,社会结构的差异性特征,会导致不同的阶级经历,从而导致不同的阶级性格以及不同的社会功能。

从上述有关中产阶级理论的讨论以及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的讨论,不难得出,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结构的特征,并在一定的实践过程中被建构出来。不同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不同的实践过程,会形成不同的中产阶级性格特征,进而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背景,中产阶级形成的经历和意识也不同,其具体的性格及其社会功能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斯梅尔,2006;石井晃弘等,1982

“社会结构阶级性格”的差异性结果,不仅表现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特别是在那些正在经历巨大结构变迁的社会中,例如中国社会,具有更为重要的分析性意义。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以及巨大的制度变迁,不仅使得中国中产阶级的阶级经历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中产阶级不同,而且它自身也经历了颇为不同的形成路径,导致了异类的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我们在下面将从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开始讨论,通过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按照上述的逻辑框架对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进行分析。

(二)中产阶级的界定与构成

顾名思义,中产阶级指的是在社会属性或者社会资源占有上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然而,由于社会属性或社会资源在类型上的多样性[vi],使得学界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也呈现着多样化的态势。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在同一社会中,可以划分出不同的中产阶级群体。而正是由于中产阶级界定的多元性,对于这一群体究竟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还是分裂的群体,即只有一个统一的中产阶级还是有着多个面向的中产阶级,理论界一直有着很大的分歧。

事实上,从近代以来中产阶级出现并引起社会理论家们的关注开始,有关中产阶级的类型学分析就一直是中产阶级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种分析中,一种常见的划分方法是将中产阶级分为旧(或老)中产阶级(old middle class)和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两大类型,而主要的理论争论又常常集中在新中产阶级的属性及其社会功能之上(米尔斯,1987)。

而来自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发展实践证明,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发生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有二:其一,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二,在东亚地区,虽然新中产阶级不断增加,但包括小业主在内的老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规模并没有减少,而是随着后福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生活活动的重构而稳定发展。结果,在所有四个东亚社会都经历了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同时增长(王晓燕,2005)。

本文所讨论的中产阶级,是伴随着中国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巨大转变而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再分配体制的变革和市场体制的兴起,导致在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中,新中间阶层不断涌现,我们现在将其称之为“中产阶级”或“中间群体”。

因此,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具有很强的“突生”性质:他们一方面延续于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另一方面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突生出来。

1、类型化分析:再分配与市场

其实,当从形成路径来看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过程时,背后就已经暗含了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就是“再分配——市场”的二元机制,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中产阶级是在这样的一种二元机制作用下形成的。关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类型差异,中国的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构成进行了描述。

周晓虹曾从多重角度区分了当代中国6类中产阶级(周晓虹,20055)。而李强从提出了“中产阶级四个集团”的理论观点(李强,2004312)。还有学者提出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制约和影响,中产阶级的产生来源有三个渠道:由权力授予关系所作用的行政型进入、由市场交换关系所作用的市场型进入和借助社会关系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型进入,提出三者存在较明显的文化理念及价值观上的差异:“官场文化”(官本位社会理念及价值观)、“业缘文化”(市场文化理念及价值观)、“亲缘文化”(熟人社会理念及价值观)。(张宛丽、李炜、高鸽,2004)。当然,有学者也从界定中产阶级的多元标准出发,将中产阶级分为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进行描述和分析。(李春玲,2003

由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知道,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是复杂的,在中国急速的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突生”的中国中产阶级没有经历一个“新”、“老”替代的过程,而是形成了一种共生的产生。因此,这样的一个突生、共生出来的中产阶级群体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不同的中产阶级部分其阶级经历是不同的,因而也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

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再分配市场”转型的二元分析框架,对当代中国中产阶级进行了一个浓缩的类型化区分。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导入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带有传统再分配体制的痕迹。也就是说,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经历了两条道路:一条我们称之为“内源”道路,主要是指更多延续再分配体制特征的中产阶级,本文将其称为“内源中产阶级”。另外一条可称之为“外生”道路,主要是由于市场的兴起,在更加市场化的体制中产生发展的中产阶级,本文将其称为“外生中产阶级”。在本文看来,这是两条区别很大的中产阶级形成路径。我们并不否认上述学者所做的类型区分,但由于本文遵循的是“社会结构阶级性格”的分析逻辑,因而更关注制度结构的变迁对于中产阶级形成的影响,认为不同的制度背景,将导致不同的阶级经历,从而导致中国中产阶级内不同的阶级性格。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制度分析和过程分析,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这里不再赘述,无论这些研究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别,“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都构成了最基本的分析概念。

 2、两类中产阶级性格特征的分析:研究假设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分析的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功能方面的特征,在本文中将主要通过“代际延续性”、“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三个指标反映出来。

首先,既然中国两类中产阶级分别是延续和突生的群体,那么其在阶级流动方面的机制自然会表现不同:再分配体制的延续性将使内源中产阶级表现较高的代际继承性,他们的职业经历和社会关系更多的从上一代继承而来;而市场体制的兴起则给某些社会成员提供了新的机会渠道,从而使得外生中产阶级表现出一定的代际断裂性。由此可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内源中产阶级”的代际延续性将强于“外生中产阶级”。

其次,将政治意识作为一种阶级性格特征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方面的意义。“内源中产阶级”的阶级经历更多地表现为对再分配体制的路径依赖程度,有可能使得“内源中产阶级”在政治意识上保持一种保守的特征。而“外生中产阶级”的阶级经历是在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形成的,相对于“内源中产阶级”他们在政治意识上有可能更为激进。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2:在政治意识方面,“内源中产阶级”和“外生中产阶级”相比,前者较为保守,后者较为激进。

最后,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建构人们身份的标志,将消费行为、文化品位作为社会阶层区分的标志,已经成为阶层之间的区分的重要特征,成为人们正确认识自身阶层地位的符号,因而成为阶级社会功能的另一个显著的指标(福塞尔,1998;布迪厄,2001)。

不同社会结构下形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应该具有差异。由于“内源中产阶级”的阶级经历具有很强的传统延续性,他们将认可一种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更为传统的消费方式。而“外生中产阶级”的阶级经历会导致这样的一种逻辑,即米尔斯所说的,他们希冀在生活方式、消费行为、文化格调方面来显示自己,以得到别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米尔斯,1987)。基于此,又可以得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3:在消费意识方面,“内源中产阶级”和“外生中产阶级”相比,前者较为传统,后者较为前卫。


三、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类型化的实证分析

以上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按照“社会结构阶级性格社会功能”的逻辑框架,以“再分配→市场”转型作为基本背景,通过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区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在本节中我们将通过分析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的资料(城镇部分),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3.1 变量的操作化

3.1.1 两类中产阶级的类型操作化

本文所界定的中产阶级主要是指CGSS调查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事务人员以及私营企业家(包括个体经营者)”[vii]

而对于两类中产阶级类型化的区分,由于划分的依据是“再分配——市场”的二元分析框架,这里采用“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来区分。这主要是因为:尽管现在的“国有部门”也经历了市场化改革,但考虑到再分配体制的延续更多地集中于国有部门,而市场体制的机制主要体现在非国有部门之中。也就是说,“内源中产阶级”具体是指目前国有部门中的管理、技术和事务人员,而“外生中产阶级”则具体是指非国有部门中的管理、技术和事务人员以及私营企业家。

上述区分主要是制度概念上的区分。这一区分的适用性可通过其他界定标准下的分布结果来来验证这一界定的中产阶级类型的解释力度。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不同界定标准下中产阶级的构成不同;另一方面也可以认识到在其他标准下中产阶级的分布情况。表1给出了两类中产阶级与收入分层、生活水平分层和阶层归属(家庭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分层的交互结果。

 

1:两类中产阶级与收入分层、生活水平分层、阶层归属分层的交互分析表

 

收入分层

Total

两类中产阶级

1

2

3

4

5

“内源”

“外生”

32.6%

25.4%

21.8%

14.7%

21.8%

17.9%

14.3%

20.1%

9.5%

21.9%

1118

224

 

生活水平分层

 

两类中产阶级

1

2

3

4

5

 

“内源”

“外生”

0.2%

1.1%

7.7%

6.5%

48.7%

43.0%

31.4%

28.0%

12.0%

21.5%

1188

279

 

阶层归属分层

 

两类中产阶级

1

2

3

4

5

 

“内源”

“外生”

0.4%

0.4%

7.7%

7.1%

47.8%

41.2%

30.3%

31.1%

13.9%

20.2%

1032

238

注:三类交互的比率从上倒下依次是表示收入有高到低的五等分组、生活水平由上到下的五分层和家庭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归属的由上到下的五分层;在每一类交互的数据中,上方的数据表示“内源中产阶级”的交互结果,下方的数据表示“外生中产阶级”的交互结果,比率为行比率。

由上表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收入的五等分组中,“内源中产阶级”居于高收入层的比率比较高,第123层的比率分别为32.6%21.8%21.8%;而“外生中产阶级”在收入分层上的分布相对较为平均,处于第45层的比率(20.1%21.9%)比处于第23层的比率(14.7%17.9%)还略高些。在生活水平分层和阶层归属分层的分布方面,两类中产阶级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基本上都是处于中层和中下层的比率比较高,但整体上还是处于中层的居最多(生活水平分层上,“内源中产阶级”为48.7%,“外生中产阶级”为43.0%;阶层归属分层上,“内源中产阶级”为47.8%,“外生中产阶级为41.2%”)。由此,可以看出,本文界定的中产阶级在其他界定标准的分布上仍然较多的处于中间层,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在不同指标之间仍具有共性的特征。

3.1.2 中产阶级性格特征的操作化

两类中产阶级在代际流动方面的差异,将主要通过受访者父亲和本人之间的职业流动表揭示出来。通过这种职业间的代际关系,可以很明晰的从中国社会结构的视角出发来分析其性格特征。

在政治态度和消费态度方面,CGSS调查问卷的J9J2问题提供了一个关于人们政治态度和消费行为态度的量表[viii],对这两个量表分别从“政治保守政治激进”、“消费传统消费前卫”进行由低到高的赋分并分组处理,由此来体现不同的层次差异。此外,为了本研究分析的需要,对于J6的“社会参与”和J3的“过节”的选择问题,也将其纳入到分析的范围中来,因为前者体现了在政治态度方面的差异,而后者则体现了在消费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3.2 分析结果及检验

3.2.1 代际延续性

我们首先从本文界定的中产阶级的整体层面上分析中产阶级的地位获得与父代和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表2是关于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Iogistic分析,从表中我们可以从整体上看出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地位获得的模式。

2  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Iogistic模型

子代地位获得的Iogistic回归系数

                         子代地位(对数发生比)(以自雇佣者和个体户为参照类)

自变量

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农民

工人

Intercept

     -4.106***a

-3.149***

-1.616***

-6.077***

0.179

(0.375)b

(0.342)

(0.313)

(1.252)

(0.228)

父代职业分类

管理人员

1.360***a

3.895c

0.991**

2.693

1.267***

3.550

1.698

5.463

0.869***

2.384

(0.343)

(0.338)

(0.326)

(1.185)

(0.251)

技术人员

0.604

1.829

1.176***

3.243

1.224***

3.399

2.328*

10.259

0.809**

2.245

(0.365)

(0.343)

(0.336)

(1.129)

(0.264)

办事人员

0.834*

2.302

0.584

1.793

1.268***

3.553

2.392*

10.940

0.752**

2.121

(0.378)

(0.373)

(0.349)

(1.155)

(0.278)

农民

0.174

1.190

0.448

1.565

0.027

1.028

2.919**

18.515

0.168

1.183

(0.298)

(0.293)

(0.289)

(1.027)

(0.202)

工人

0.776*

2.173

0.794**

2.212

1.189***

3.283

2.104*

8.201

1.297***

3.657

(0.307)

(0.300)

(0.288)

(1.056)

(0.210)

子代文化程度(中学)

1.291***

3.637

2.143***

8.522

1.304***

3.682

-1.338**

0.262

0.156

1.169

(0.171)

(0.179)

(0.153)

(0.443)

(0.118)

子代文化程度(大学)

3.550***

34.820

4.826***

124.696

2.742***

15.526

0.336

1.399

0.143

1.154

(0.266)

(0.269)

(0.255)

(0.647)

(0.246)

子代性别(男性)

0.294*

1.341

-0.800***

0.450

-0.531***

0.588

-0.644**

0.525

-0.084

0.919

(0.147)

(0.138)

(0.130)

(0.236)

(0.102)

子代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2.816***

16.704

1.412***

4.104

1.780***

5.932

-0.575

0.563

0.657**

1.928

(0.235)

(0.241)

(0.237)

(0.564)

(0.224)

所在地区(东部)

0.044

1.045

0.107

1.112

0.090

1.095

0.334

1.396

0.275**

1.316

(0.141)

(0.136)

(0.129)

(0.226)

(0.103)

 

N

4793

 

-2 Log Likelihood

4301.58

 

df

 

70

 

Chi-Square

2898.03

 

*p<0.05

**p<0.01

***p<0.001

a非标准化系数

b标准差

c发生比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地位的获得与父代的职业、自身的文化程度、性别以及党员身份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在职业方面,父代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人,同样成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发生比率较高,也就是说成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很高。同样,受着较高的文化教育、男性及时党员身份的人,也更有可能成为当代的中产阶级。然而,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分析,是否意味着中产阶级群体在实质上会真的表现为一种统一的性格。这就需要根据本文提出的类型化分析策略作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看关于两类中产阶级代际延续性的特征,表3列出了子代类型化中产阶级与父代职业类型的交互分析表。

                         3:两类中产阶级与上一代职业的交互分析表

 

 

 

中产阶级类型

合计

内源

外生

 

父代职业分类

 

 

 

 

 

管理人员

15.7%19.2%

1.0%5.4%

16.7%

技术人员

12.1%14.8%

2.2%12.0%

14.4%

办事人员

8.8%10.8%

1.7%9.2%

10.5%

农民

18.7%22.9%

7.3%39.7

26.0%

工人

24.4%29.9%

4.3%23.4%

28.7%

自雇佣者和个体户

1.9%2.3%

1.9%10.3%

3.8%

 

Total

81.6%100%

18.4%100%

100.0%

注:其中,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1425,相关系数为λ=0.89,显著度p<0.001。交互表中的数字

表示此类型人数占总样本数的比率,其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列比率。

由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内源中产阶级”其父代仍是中产阶级的比率高于“外生中产阶级”。在“内源中产阶级”父代的职业类型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的比率分别占到19.2%14.8%10.8%,而在“外生中产阶级”父代的职业类型中,上述职业类型分别只占到5.4%[ix]12.0%9.2%。只有在“自雇佣者和个体户”职业类型中,“外生中产阶级”父代的比率(10.3%)比“内源中产阶级”的比率(2.3%)高。由此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1,也就是说,“内源中产阶级”相比“外生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延续性特征。

3.2.2 政治意识

下面看关于两种中产阶级在政治意识层面的特征,表4列出了由政治态度量表、党员身份以及社会参与三者与两类中产阶级的交互表,由此可以看到两类中产阶级在政治意识表现方面的分布情况。

4:两类中产阶级与政治意识的交互分析表

中产阶级

 

 

类型化

Total

内源

外生

 

政治态度得分

得分1

4.5%5.6%

0.3%1.6%

4.8%

得分2

25.9%32.1%

3.4%17.7%

29.3%

得分3

35.8%44.3%

8.1%42.2%

43.9%

得分4

13.1%16.2%

5.6%29.2%

18.7%

得分5

1.5%1.9%

1.8%9.4%

3.3%

党员

党员身份

26.0%32.0%

1.0%5.3%

27.1%

 

非党员身份

55.2%68.0%

17.8%94.7%

72.9%

社会参与

参与

28.9%35.5%

10.8%58.1%

39.7%

 

非参与

52.5%64.5%

7.8%41.9%

60.3%

 

Total

 

 

100.0%

注:其中,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1425,类型化与政治态度得分的相关系数为λ=0.25,显著度p<0.05;与党员身份的相关系数λ=0.82,显著度p<0.001;与社会参与的相关系数λ=0.33,显著度p<0.05。交互表中的数字表示此类型人数占总样本数的比率,其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列比率。

在表4中,关于政治态度的得分组从上到下依次为政治态度得分升高,也就是政治态度由上到下由保守到激进。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内源中产阶级”和“外生中产阶级”在政治意识层面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在党员一栏中,“内源中产阶级”中党员的比率(32.0%)大大强过“外生中产阶级”(5.3%)。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政治态度得分方面“内源中产阶级”相对较低,而“外生中产阶级”得分相对较高。虽然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但仍然大致可以看出两类中产阶级的差异,如在“内源中产阶级”当中,得分在前两组的比率(4.5%+25.9%)是得分在后两组的比率(13.1%+1.5%)的约两倍。也就是说,“内源中产阶级”更加偏向于一种相对保守的性格。此外,“外生”比“内源”中产阶级具有更强的社会参与期望(58.1%/35.5%)。

那么,这样两类中产阶级在政治意识方面的表现出来的分布数量上的差异究竟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呢,换句话说,比率上的上述差别是否真正的显著,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表5关于两类中产阶级政治意识的方差分析则更为明确地揭示了两类中产阶级的差别。

5:两类中产阶级政治意识的方差分析表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48.269

1

48.269

4.878

.027

Within Groups

18930.972

1913

9.896

 

 

Total

18979.241

1914

 

 

 

由方差分析表可以进一步看出,将两类中产阶级作为分析的两组,这两组之间在政治态度得分上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P=0.027<0.05),组间的差异为两类中产阶级比率上的差异提供了统计学意义上的证明。这种差异与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区分之间存在相关性,且区分是有意义的。这样,表4显示的在政治态度得分方面“内源中产阶级”与“外生中产阶级”的比率不同便有了根据,“内源中产阶级”更多的分布在得分较低的组,“外生中产阶级”更多的分布在得分较高的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研究假设2,即在政治态度方面,“内源中产阶级”比“外生中产阶级”相对来说较为保守。

3.2.3 消费意识

最后来看关于两类中产阶级在消费意识上的差别,表6提供了两类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方面的得分以及“过节”情况的交互分析。

6:两类中产阶级与消费意识的交互分析表

 

 

 

中产阶级类型

Total

内源

外生

 

消费意识得分

得分1

25.5%31.6%

0.3%1.6%

25.8%

得分2

31.0%38.4%

1.4%7.3%

32.4%

得分3

14.8%18.3%

3.1%16.1%

17.9%

得分4

8.0%9.9%

5.6%29.2%

13.6%

得分5

1.4%1.7%

8.8%45.8%

10.2%

过节情况

传统节日

76.0%93.6%

7.0%39.3%

83%

 

非传统节日

5.2%6.4%

10.8%60.7%

16%

 

Total

 

 

100.0%

注:其中,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1425,类型化与消费意识得分的相关系数为λ=0.34,显著度p<0.05;与过节的相关系数λ=0.80,显著度p<0.01。交互表中的数字表示此类型人数占总样本数的比率,其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列比率。

在表6中可以看到,关于消费意识的得分组从上倒下依次为消费意识得分升高,也就是说,消费意识由上到下由传统到前卫。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内源中产阶级”和“外生中产阶级”在消费意识层面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在消费意识得分分组方面,“内源中产阶级”前两组的比率(25.5%+31.0%)是后两组的(8.0%+1.4%)约6倍;而“外生中产阶级”前两组的比率(0.3%+1.4%)是后两组的(5.6%+8.8%)的1/8.5。在“过节”问题上“内源中产阶级”也比“外生中产阶级”更偏向过中国的传统节日。

同样,对于两类中产阶级在消费意识方面的差别,也可通过方差分析来进行进一步的论证。

7:两类中产阶级消费意识的方差分析表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19.016

1

19.016

.693

.045

Within Groups

48053.559

1752

27.428

 

 

Total

48072.575

1753

 

 

 

由方差分析可以看出,将两类中产阶级作为分析的两组,这两组之间在消费意识得分上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P=0.045<0.05),组间的差异同样为两类中产阶级比率上的差异提供了统计学意义上的证明。像在政治态度得分上的表现一样,两类中产阶级在消费意识方面的差异也是存在的,这种差异与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区分之间存在相关性,且区分是有意义的。由此,表6显示的在消费意识得分方面“内源中产阶级”与“外生中产阶级”的比率不同便有了根据,“内源中产阶级”更多的分布在得分较低的组,“外生中产阶级”更多的分布在得分较高的组,所以其两类之间的得分均值也是不同的。

由上述证明同样可以看出,两类中产阶级在消费意识层面表现的特征也是不同的,“内源中产阶级”的消费生活意识明显传统于“外生中产阶级”,由此支持了研究假设3,两类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上的表现具有很大的不同,“内源中产阶级”比“外生中产阶级”更加传统一些。

 

整体来看,虽然在当代中国“内源中产阶级”的比率(81.6%)明显高于“外生中产阶级”(18.4%),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在“代际延续性”、“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三个方面,两类中产阶级的特征表现是不一样的。这些不同的性格特征必然造就了中国中产阶级不同的社会功能,暗示着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

四、小结

至此,本文按照“社会结构阶级性格”的逻辑框架以及中产阶级类型化的分析策略,通过以上从理论和经验材料两方面的论证分析,说明了当代中国两类中产阶级的不同的性格特征。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结构背景可能造就出不同的中产阶级性格特征,它们的社会功能需要站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来进行分析。

本文将研究对象——中国当代的中产阶级——进行 “内-外”类型化分析,主要是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结构功能”而进行的分类,这是一种社会结构变动的视角分析。从这样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其实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而是存在着结构上的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上。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差异性群体,很难形成一致的社会行为。

在再分配体制下产生的“内源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代际延续性,在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方面相对保守,使得他们至少在现阶段很难成为激进社会运动的领衔者;而产生于市场条件下的“外生中产阶级”由于其产生与形成更具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在政治意识上会较为激进,在消费意识上也会较为前卫。因此,有关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讨论,应该建立在不同的类型学基础上,而和再分配体制的关系以及由于社会转型过程所导致的不同形成路径,使得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非同质性的阶级,其社会功能很可能是不同的。对不同的群体的不同社会功能的进一步分析,需要更有力的分析框架,这是本文作者下一步的工作。

既然本文提出了两类中产阶级并通过论证说明其不同的性格特征以及不同的社会功能,那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再分配”与“市场”两种力量的相对优势的变化,这两类中产阶级各自的发展趋势如何?其性格特征是否会发生变化——比如说相互转化或是一方向另一方转化?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是否会趋向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中产阶级功能、还是继续发挥不同的功能?当我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这样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时,其实也是在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分化、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作一个回应。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虽然中产阶级现在在迅速增多,但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仍然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包括本文所区分的两种类型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区别,都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由此,我们需要更好的在认清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趋势下,认清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趋势。对于这些问题,由于本文使用数据材料的有限性,不能进一步深入的讨论,也成为本文遗留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研究,长时段的历史性的分析则是十分必要的。

附录:全国综合社会调查(GSS)——2003年城市问卷相关问题

问题J9:下列是一些说法,您是否同意?还是不同意?还是不知道?

 

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1、民主就是政府要为民做主

1

2

3

2、只有老百姓对国家和地方的大事都有直接的发言权或决定权,才算是民主

1

2

3

3、如果老百姓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去讨论国家和地方的大事,也算是民主

1

2

3

4、每个人无论水平高低,都有同样的权利讨论国家和地方的大事

1

2

3

5、讨论国家和地方上的大事需要比较高知识和能力,所以只能让有较高知识和能力的人参与

1

2

3

6、决定国家和地方上的大事,关键是看结果是否对大家有利

1

2

3

7、决定国家和地方上的大事,关键是看做出决定的方法是否合理

1

2

3

8、进城农民工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

1

2

3

9、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

1

2

3

10、现在有的人挣的钱多,有的人挣的少,但这是公平的

1

2

3

11、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

1

2

3

12、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代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

1

2

3

 

问题J6:假定您的单位在调整工资或工作时,使包括您在内的一大批人受到严重不公正的待遇。这时,如果有人想叫上大家一起去找领导讨个说法,动员您一起去,您会怎么办?

1、大力支持,积极参与   2、可以参与,但不出头  3、看看形势的发展再做决定  4、无论如何也不参加  5、其他()

 

问题J2:下列说法是否符合您的生活习惯或您的真实想法

 

很符合

较符合

不太符合

很不符合

不回答

1、除非必要,我和我的家人从不轻易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的物品

1

2

3

4

b

2、我和我的家人过生日或遇上重要节日时,总是到餐馆去聚餐

1

2

3

4

b

3、我总是到较有名气的商店去购物

1

2

3

4

b

4、我从事的工作总是很紧张

1

2

3

4

b

5、我出门总是坐出租车或私家小汽车

1

2

3

4

b

6、我家的耐用消费品大都是名牌

1

2

3

4

b

7、我家用了好些艺术品、艺术画来装饰家庭气氛

1

2

3

4

b

8、我总是不愿意与那些生活境况不太好的人交往

1

2

3

4

b

9、我觉得现在过得很舒适、安逸,生活上没有多少可以让我着急的事

1

2

3

4

b

10、在休息时间,我总是要听些音乐、或欣赏一些艺术作品

1

2

3

4

b

11、我在家里的休息时间多数是看电视度过的

1

2

3

4

b

12、周末或有空的时候,我常常与他人一起玩牌或打麻将

1

2

3

4

b

13、我经常去专门的体育馆或健身房锻炼身体

1

2

3

4

b

问题J3:您现在过以下哪些中国的传统节日或西方传入我国的节日吗?(比如:到特定的节日吃传统食品。)

1、春节    2、元旦    3、中秋节    4、正月十五    5、二月二    6、小年    7、端午节    8、清明节   9、圣诞节   10、愚人节   11、情人节   12、重阳节   13、父亲节    14、母亲节

问题D12:按2002年的收支情况,您家的生活水平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

1、上层   2、中上层   3、中层   4、中下层   5、下层   a、不好说

问题D13:你认为根据一般的家庭经济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您家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

1、上层   2、中上层   3、中层   4、中下层   5、下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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