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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星华 姜华 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  
  作者:郭星华 姜华    发布时间:2009-05-25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

郭星华  姜华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

 

内容摘要: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是农民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将农民工研究领域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起着联结、纽带、桥梁的作用。本文主要提炼出几种与农民工城市适应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微观理论,即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试图在综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指出可供研究的方向。本文最后提出了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的观点。

关键词:农民工 城市适应 文化冲突

 

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去向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研究者把重点放在农民市民化问题上,并建议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制度,为农民工变为市民扫除体制障碍。但是,在探讨农民工何去何从的同时,更要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状况、适应情况以及他们的心理调适过程。

在农民——农民工——市民这一链条上,伴随的是进城、冲击、适应、认同、融入这一漫长的过程,融入当地社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有效方式和最终目标。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变为市民,无论就客观情况而言还是就主观认同而言。更普遍的情况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两种身份在不断地转换,导致了“农民工阶层流动的内卷化”(甘满堂,2005),农民工身份只是外出流动农民的一种临时性身份,而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说明农民工并没有适应城市社会,没有融入到城市社区中。城市适应过程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在控制制度变量的前提下,文化因素在这其中起着巨大作用。因为,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进城农民工的适应问题,对我国的城市化、现代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涌现出了大量的成果(田凯,1995;朱力,2002/2005;江立华,2003;吴振华,2005;符平,2006;符平、江立华,2007),这些研究认为农民工城市适应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城市适应过程要经历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和文化适应等几个阶段,而且不同年龄段农民工会有不同的城市适应方式。有研究还总结了城市适应研究的几种视角,即基于现代性视角的研究、基于社会化视角的研究、农民工——城市社会互动视角和社会网络的视角(符平、江立华,2007),这说明可以从多个角度研究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与诸多因素相关,并非一个独立的问题。不过,这种分法更多是从不同的关注点出发的,是对经验研究的总结,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还有研究从心理学角度对流动人口社会适应进行分析,认为以前的相关研究“缺乏从心理学角度对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开展有关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流动人口在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发展有针对性的心理预防和干预方案,帮助流动人口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林丹华等,2004)。本文希望从理论层面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进行概括,这些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直接或间接相关,在进行理论概括的同时,实际上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指出了几个可供研究的方向。

一、社会排斥理论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法国学者维莱·勒内于1974年首先明确提出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用以阐述被排斥在就业岗位正式来源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会边缘群体的状态(参见李景治、熊光清,2006)。社会排斥这一概念起源于对贫困问题、种族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属于社会政策的研究领域,如今已经成为解释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将非经济因素纳入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从而使人们对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的解释更为深入。现在社会排斥这个概念被各个国家广泛运用,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出了诸多类型的社会排斥理论。西方国家对社会排斥的分析主要注重失业者、单亲家庭、残疾人、老年人等的分析。

所谓社会排斥,原意是指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各种歧视或偏见的,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当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和别人分享之时,社会排斥便发生了。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经济排斥、政治排斥、公共服务排斥、社会关系排斥。社会排斥理论认为,社会排斥是全部或者部分被排除在决定一个人与社会融合程度的经济、社会或文化体系之外的多层面的、动态的过程(李景治、熊光清,2006)。    

社会排斥有多种分类方法:如主观与客观、显性与隐性、被动与主动、群体性与个体性、制度性与非制度性排斥等,但是一般而言,更多是从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等方面进行分析(姚洋,2001;曾群、魏雁滨,2004;李景治,2006)。

许多研究都认为社会排斥具有累积性和传承性的功能,因此,应重点分析社会排斥是如何产生的、社会排斥如何影响被排斥对象以及如何使被排斥对象的弱势地位再生产。

大量的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了各个方面的社会排斥,农民工处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江立华,2006),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成为事实上的外国人,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进程。户籍制度的存在就是对农民工的一种制度性排斥,农民工不能取得城市的户籍,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城市所接纳,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也受到了排斥。农民工在社会交往方面也受到了排斥,即社会关系网的排斥,“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关系网的排斥源于一种空间策略,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一种对社会资源垄断的偏好,一种社会距离的自觉生成”(潘泽泉,2007)。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不仅在制度上对农民工造成了隔离和排斥,还引发了城市市民在心理和行动上对农民工的排斥。

这诸多方面的社会排斥无疑为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增加了阻力。在制度松动的条件下,农民理性地选择外出打工,但是由于社会排斥的巨大作用,使得农民工很难适应城市社会,无法融入城市社区,最终只能返乡或在城市艰难爬坡。除了分析外在力量对农民工的排斥之外,还应该分析农民工自身问题造成的社会排斥。也就是说,社会排斥理论可以指引我们进一步思考,到底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造成社会排斥,还是社会排斥产生了农民工诸多问题,这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而不是简单地回答是或否。此外,社会排斥与社会剥夺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剥夺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常常为冲突学派所用,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是指农民工在经济收入、福利保障方面受到不公正待遇,即他们本应得到的一部分经济待遇被别的人或群体拿走了。农民工在各个方面受到排斥即是一种社会剥夺,只是后者包含的意义更多,“社会剥夺一方面是指客观经济的被剥夺状态,另一方面是指被剥夺者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李强,2004241)。社会排斥与社会剥夺使农民工产生对城市社会的排斥感,并没有融入城市社区的意愿。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近些年来,社会资本概念被许多学科的研究者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说明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被一些研究视为把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强调为社会各项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在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这种情况为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张文宏,2003)。社会资本理论也无疑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

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中,布迪厄(Bourdieu)、科尔曼(James Coleman)、波茨(Alejandro Portes)、福山 (Fukuyama)、博特(Ronald S.Burt)、普特南(Robert D.Putnam)、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林南等人对社会资本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成果,但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作用的理解并不统一。社会资本是一种集体性、社会性的概念,它是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的体现,与社会结构和群体关系有关,它具有生产性和收益性。大多数研究都注重社会资本的正功能,如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对社区整合的作用等,也有研究观察到了社会资本的负功能,如波茨指出社会资本有四个方面的消极功能,“第一,在一个群体之中,为群体成员带来收益的强关系,通常也会阻碍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控制的特定社会资源。第二,个人所属的群体或社区的封闭性,将会阻止成员的创新能力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整个群体从社会资本获益,是以牺牲和限制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社会联系的加强,必将导致个体服从群体甚至令个体消失于群体之中的局面。第四,由于少数民族或劣势群体共同的敌视和反对主流社会的经历,在群体团结得到巩固和保持被压制群体成员基本稳定的同时,使更有野心和创新精神的成员被迫离开其熟悉的群体和社区”(参见张文宏,2003)。这种消极功能体现了社会结构的特性,可以说封闭性的社会结构或结构性壁垒是社会资本产生消极功能的根本原因。

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农民工的研究成果中,研究者注重分析农民工外出时使用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农民工如何在城市生活中运用其关系网络以及产生的影响。大量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这种社会网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谭深,2003)。农民工进城主要依靠这种原始性社会资本,使其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依然建构着这种关系,从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周大鸣,2000),即农民工只是在职业上和空间位置上发生改变,其他则一切如故,有研究则将这种情形称为“城市版”差序格局(张继焦,2004)。   

还有一些研究深入分析了农民工选择利用和开发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如渠敬东认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并影响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重视亲缘、地缘关系,成为农民的一种“习性”,这种“习性”没有因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渠敬东,2001)。李培林的研究则表明,农民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种依赖相对于他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与他们期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舒适的生活的功利性目标完全是一致的(李培林,1996)。而沈原则强调,农民工之所以会更多地利用社会关系,不是依赖城市中即有的各种正式制度安排,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擅长利用社会关系,更多是因为城市的制度安排并非为农民工而设计,也不是他们所能够随意利用的。制度本身体现了对人的排斥。因此,除了利用关系,农民工多半无所依赖(沈原,2006)。当然,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并不是简单复制原来的关系网络,而是形成了新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既不同于城市又有别于农村。比如城市里的保姆,真正影响她们行为、塑造她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并不仅是城市的管理部门或家庭,也不仅是农村的原家庭,关键是“保姆帮”,以及她们与同乡其它群体(比如建筑队)形成的关系(项飚,1996)。

关系网络有利于农民工迅速进入城市和在城市生活,但是它又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产生阻碍作用。例如有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城市构成的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使进城的农民工能很快适应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沦为城市化失败者。另一方面,强化了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朱力,2002)。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边缘性地位,其边缘性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之中(刘传江、周玲,2004)。

 

三、社会距离理论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社会距离理论对于研究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视角。无论是齐美尔对现代社会中的陌生人现象的研究,还是帕克对边际人和族群关系的研究,抑或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对移民到美国的波兰农民的研究,都体现了社会距离的重要作用。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提出了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概念,内群体与外群体无论在外在行为和内在心理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彼此保持距离。关于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 的概念,在理论上向来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争论。“当塔尔德(Gabriel Tarde) 在他的《模仿法则》(Law of Imitation) 一书中第一次使用社会距离概念的时候,他是用这个概念来表征阶级差异,因此,社会距离是一个客观性的概念,强调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客观差异”(郭星华、储卉娟,2004),而齐美尔、帕克等人则强调群体之间主观性的区别和隔离。最终使得这一概念成为社会学中普遍适用概念的则是博格达斯( Emory S. Bogardus),他在其《社会距离及其测量》一文中提出了“社会距离测量法”,他强调社会距离的客观性,认为“社会距离是最形式化也是最普遍化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则是社会交往过程的结果;社会距离因此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发生关联时所产生的情境(condition)”(参见郭星华、储卉娟,2004)。在具体的研究中,社会距离更多指向心理距离,是基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差异而产生的,同时又受到制度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对社会距离的研究不仅要描述这种心理距离,更要探讨产生这种距离的原因。

在很多人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我们不得不与陌生人打交道的世界,用吉登斯的观点来分析的话,我们与陌生人打交道,其实是与现代社会体系发生联系,“尤其是在许多城市情景中,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或者知之甚少或者从未见过的人,而这种互动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方式”(吉登斯,200070)。在齐美尔看来,都市中的这种交往方式是有其必然性的,“都市生活要求个体与生活环境之间保持一种距离,即人与人之间保持一道‘内在的屏障’,因为都市中人群拥挤,交往混杂,若是没有这种心理距离,则就简直无法忍受”(卢国显,2005)。现代社会中信任关系的建立也与传统社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现代社会中,信任关系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长期交往、彼此展现自我的基础之上的,即“信任在这里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而且这种建构意味着一个相互的自我开放过程”(吉登斯,2000106),没有这个前提,人们很难缩短天然的距离感。由于存在诸多阻隔,农民工进入陌生的城市,很难有机会与城市居民展开深入交往,就谈不上与城市人建立信任关系。正是由于现代社会的这种运行机制和特征,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即使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较大,也同样可以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因此,社会距离理论也可以指引我们分析现代社会结构对农民工适应城市所产生的影响。

运用社会距离概念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也很多。在对社会距离概念进行测量方面,郭星华等人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分解成三个层面,即向往程度、排斥预期和整体感觉(郭星华、储卉娟,2004);许传新等人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的研究中,将社会距离定义为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空间中的、在与城市居民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距离,并从交往状态、交往意愿、接纳预期三个维度进行测量(许传新、许若兰,2007);卢国显将社会距离测量为主观距离指标和客观距离指标,前者包括距离变化感受、交往意愿、理解程度、婚姻意愿、歧视与同情五类,后者包括一般同事关系、同事娱乐频率等(卢国显,2007)。在实际生活中,社会距离导致的社会隔离方式可以分为区位性隔离、自愿性隔离、非自愿性隔离三种(郭星华,2000)。大部分这方面的研究都指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双方交往机会很少,主观距离比较大。农民工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并且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大部分市民对农民工持排斥态度,双方交往具有非对称性。

在农村与城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农民工选择进城打工、体验城市生活,尽量缩小与城市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另一方面,许多农民无法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愿、也不能改变自己,尽管在城市生活,也只是一个过客,他们经常跟城市人打交道,但在城市人眼中也只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经历使得原来就存在的客观的社会距离更多地变成了现实中的主观的社会距离,使这种距离感在体验、比较的过程中呈现出激化的趋势。

 

四、社会认同理论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包含三层涵义:一是系统层面的整合,即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及制度系统四者相互衔接,而不是脱节的,农村流动人口仅仅从经济系统上被接纳,在其他系统中却受到排斥,不能说是实现了城市化;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农村流动人口在行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存在明显区隔;三是从心理上认同于城市社会,对城市有着归属感(王春光,2006)。因此,是否认同城市社会是衡量农民工适应城市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与农民工城市适应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社会认同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研究群体行为的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社会认同理论是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约翰·特纳(John C.Turner)等人提出并加以完善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由三个基本历程组成:类化(categorization) 、认同(identification) 和比较(comparison) 。类化指人们将自己编入某一社群;认同是认为自己拥有该社群成员的普遍特征;比较是评价自己认同的社群相对于其他社群的优劣、地位和声誉。透过这三个历程,人们抬高自己的身价和自尊”(赵志裕等,2005)。社会认同理论把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摆在核心的位置,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在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的有利比较。社会认同理论首次把人际和群际行为进行了区分,并把认同在个体和群体层次上区分为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两种自我知觉水平。另外,社会认同理论还对人际比较与群际比较,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进行了区分(张莹瑞、佐斌,2006)。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社会认同一词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概念,它可以与政治认同、职业认同、身份认同、心理认同等并列,也可以包含后者,但就一般意义而言,社会认同是与政治认同等相区别的,同时又包含身份认同、心理认同等。例如,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中,研究者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等七方面进行考察(王春光,2001)。社会认同的含义,包括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在选择自身的认同群体问题上,地位差异期望显著地影响人们之间的亲疏关系,差异越小认同度越高,差异越大,认同度越低。

从社会认同理论来看,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农民工在接触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比较而采取的心理防卫措施,通过这种认同实现自己的价值和体现自己的尊严。这一分类、认同和比较的过程是与农民工自身的经历和经验有关的,即在综合分析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经历的基础上产生的。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程度与其社会认同密切相关,农民工认同城市社会,即是“对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城市文化、市民价值观念、市民群体的日常运作逻辑等的赞同、认可、渴望与同化, 并将城市人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和评价标准”(李超海、唐斌,2006),就会更多地将自己归类于城市人群体,藉此获得自尊感和归属感。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农民工主动或被动地形成自己的认同方式,而这种认同又会对农民工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即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和交往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产生影响,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过程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工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认同是互构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产生分化,一部分人更多的认同于城市社会,这种认同变成一种内在的期望,即希望生活在城市中;另一部分人并不认同于城市社会,他们进程打工只是为了生计,没有产生一直留在城市的预期。很多研究都注意到了这种分化,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会采取自我隔离与积极融入两种适应方式,形成了循环流动方式与迁居式流动方式(江立华,2003;李强,2004274;文军,2006;吴振华,2005;江立华,胡杰成,2006)。

总之,少量农民工以留在城市为目的,希望融入城市,他们经常与市民互动,改变较大;大多数流动人口,以返回家里为目标,很少与城市市民往来,交往圈子基本上是与自己相似的农民工,在城里形成了一个自我交往的封闭群体,再加上经常回家,他们的改变不会太大(李强,200462-67274-292),这些人会逐步地返回农村或者流向其他城市,他们并没有形成对流入城市的认同。不过,在城市居留时间的长短会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产生作用,居留时间越长,就更深地卷入城市的生产和生活中,对城市的认同愈加深刻,从而不断强化在城市继续居留的期望,并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使期望变成现实。

 

五、冲突与适应:迈向文化解释的理论视角

前文分析了四种理论视角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之间的关系,不过,应该看到的是,这四种理论视角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他们之间也有重合的地方,比较而言,社会排斥与社会资本较多关注过程层面,社会距离与社会认同较多关注结果层面。在户籍制度和政策松动的条件下,在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的驱使下,农民工选择外出务工,但是,由于制度排斥、社会排斥以及农民工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农民工难以适应城市社会、融入城市社区,他们进入城市更多地依靠血缘、地缘等熟人关系,在城市生活也更多地依靠这种天然关系。在熟人关系的运作过程中,他们的交往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交往范围比较局限,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比较疏远,存在较大的心理差距。这种同质性交往,使农民工更多的倾向于内群体认同,而对城市社会、城市居民的认同度较低。

上述四种理论视角为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提供了分析思路,有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但是本文认为,这四种理论分析背后隐含的都是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模式,农民工代表传统一极,城市社会与市民则代表现代一极。虽然两者并不是截然排斥、不可融合的,但是在制度安排、行为表现、社会交往、心理感知上,两者都存在明显的区隔。这种差异的实质是文化上的差异,即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文化差异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迪尔凯姆、滕尼斯等古典社会学家从宏观层面概括了城乡的差异,提出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对比性概念,揭示了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1938年,T.Sellin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文中阐述了他的“文化冲突理论”(Thorsten Sellin1938)。在他看来,文化环境铸造了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个人的性格,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或群体相互接触时会产生文化上的不适应和冲突问题,Sellin强调文化冲突的实质就是行为规范(conduct norms)的冲突。这种行为规范的冲突不仅发生在不同文化系统或区域的规范的相互碰撞中,也发生在同一文化系统或区域内群体分化的过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受传统文化熏陶至深的农民从乡村进入陌生的城市,会受到“异质文化”的冲击,面临文化上的冲突,甚至会产生“文化震惊”现象。这种文化冲突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结合紧密、以家庭和社区为纽带的乡村文化,与更加注重个人奋斗、更加注重竞争的城市文化的冲突”,“重视情谊的乡村文化,与讨价还价的市场经济理性文化的冲突”(宋林飞,2005),等等。同时,城市社会中匿名性与非人情化的社会关系、高节奏的生活方式、高水平的消费方式等特征使农民工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而且城市社会中的各种安排都不是为农民工而设计的,也使得农民工在陌生的情景中无法应对自如。面对城市主流文化的冲击,农民工群体实际上形成了群体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是乡村文化的延续和重构,从而使农民工在陌生的情景中还能找到熟悉的应对方式。理想的结果是这种亚文化能够合理地融入城市主流文化,而不是与后者相冲突,以至于成为一种边缘文化。文化上的冲突与调试会伴随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从文化冲突到文化适应的过程。

 

[北京市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编号:07AaSH028)。]

 

 

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姜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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