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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民 论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  
  作者:吴忠民    发布时间:2009-07-23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论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

吴忠民

 

    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亦即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是公正规则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使得其“上游”的公正规则——机会平等规则得以兑现,使得其“下游”的公正规则——社会调剂(社会再分配)规则具备基本的财富基础。显然,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是一个公正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撑。从一定意义上讲,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也是社会公正的直接体现。

    人们有时容易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正。实际上,初次分配包含着公正的问题。初次分配固然重视效率,但同时也必须遵循公正的规则,否则就无法取得真正的、持续的效率,或者是只能得到一种畸形的效率。

                                         

一、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的依据

    所谓初次分配,是指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或生产要素的投入对于社会经济作出贡献之后而直接获得的、尚未经过诸如税收等项目扣除的“收益”。

    在社会财富等资源的形成过程中以及与此有所关联的事情中,每个社会成员所投入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所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可能是相同的,因而各自对于社会的具体贡献是有差别的。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就是要依据社会成员各自不同的贡献,对之进行有所差别的直接分配。“根据一种适当的设想,它可以表达为:一个竞争的市场将按照对产出的贡献付给工人和投资者价值。”[]当然,这里所说的贡献,不限于经济领域的物质产品,还包括对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付出及相应的产品。从一定意义上讲,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最为直接地、直观地体现了公正原则的兑现程度。

    从广义上讲,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原材料、能源、技术、经营管理、教育等一系列同生产过程有关的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当属劳动、资本和经营管理这三项因素,而其他的生产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归并于这三项因素之中。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用手的还是用脑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货物,和为了获取通常被算作收入一部分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设备。”[]而经营管理“这种纯粹调和工作,称为企业家的职能,……它的职能完全在于建立和维护各个生产因素间的有效联系,并使它们发挥作用。”[]

    在诸项生产要素当中,劳动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其重要性甚至要超过资本的贡献。以美国社会为例:“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资本最丰裕的国家,但国民总产值的70%仍然是‘按劳分配’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能力这个要素的作用更大,因此其收入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但科技创新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种“劳动”,而不是资本。”[]

    劳动分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这样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劳动所投入的成本不同,所体现的能力不相同,因而所得到的收益也必定是不同的。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教育对于形成不同层级的劳动进而对于收入水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生产的规模在迅速扩大,劳动的复杂程度也在日益加深,这就要求劳动力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一定的专业知识。教育投资不再被视为没有经济效益的消费性投资,而被看作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生产性投资,而且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往往要超过物的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经济增长引起对多种技术的需求。这种状况与专业化的巨大增长相关,从而也与技术范围的扩大相关。”[]就一般情况而言,不同的教育程度必定会造成人们在收入上的差别。一方面,教育程度的不同会造成人们在能力方面的差别,从而会导致人们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差别;另一方面,接受不同程度的专业教育,会使人们获取不同程度的专业知识,从而进入不同的职业领域,进而获得不同的收入。根据《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每新增加一年教育,在美国能使白人男子的工资增加6%,白人女子的工资增加7%;在马来西亚能使男子的工资增加16%,女子的工资增加18%;在韩国能使人们的工资增加6%[]

    资本是现代生产赖以展开的必要条件和因素。对于生产过程而言,各种生产要素都具有着一定的功能和分工,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凡是参与了生产过程的所有要素的拥有者都应当具有参与分配的资格和权利。在分析资本这一有所争议的问题时,有必要注意这样两点:其一,同“原始积累”时期资本的性质不同的是,在一个规范的、稳定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往往是以前凭贡献所获回报的凝结,而不是依靠剥夺、投机取巧等不正常方式予以积累的。其二,私人资本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在减弱。在发达国家,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由于股份制、合作社等新经济形式的出现,由于高强度的税收政策,私人资本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度有所降低,其重要性相对减弱。[]基于前述两点事实,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在现代的、规范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由资本本身所造成的剥削现象的可能性在不断的减小,相反,由资本本身所造成的正面效应却在不断的扩大。

    从公正的角度来看,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有所差别的初次分配,一方面体现了平等的理念(尤其是平等的劳动权利);另一方面更体现了自由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承认了个体人对于社会各自不同的具体贡献。

    第一,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体现了个体人的自主选择。在传统社会,以君主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等级体系。在这样的等级社会中,社会成员不可能具有独立的人格。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既不平等,也不自由,不存在自主选择的可能性。相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性,较低等级中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只能由较高等级中的社会成员来决定。与之不同的是,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成员的自主意识得以形成。社会成员之间是平等的。社会成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人”。每个社会成员都是自由的,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自主的意识,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毋需别人左右。“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一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他凭藉专断决定可以强制他人以某种具体方式作为或不作为)的状态适成对照。”“个人是否自由,并不取决于他可选择的范围大小,而取决于他人是否有权力操纵各种条件以使他按照他人的意志而非行动者本人的意志行事。”[]而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的前提条件就是个体人平等的存在和自主的选择,否则,也就谈不上按照社会成员各自的具体贡献恰如其分地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再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以制度化的方式对个体人的自主选择予以认可和保证。

    第二,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体现了个体人之间的差异。与传统社会对社会成员“整齐划一”的要求不同,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个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认同和保护。应当承认,个体人与个体人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不但生而平等,而且人人生而不同。“不论环境如何重要,我们都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生来就极为不同,或者说,人人生而不同。”[]受遗传因素、成长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个体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多个方面。“这些差别不仅存在于相同种类才能的种种差异(在体力、想像力或其他方面的种种差异)之中,也存在于不同种类才能的种种差异之中。”[]个体人之间的差异包括能力的差异、禀赋的差异、观念的差异、兴趣的差异、行为方式的差异、目标的差异以及选择的差异等等。而能力、选择、行为方式等因素又是同收入状况紧密相联的。所以,个体人之间的这些差异,必定会进一步造成个体人之间在收入方面的差别。“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音乐会上的钢琴家或者全国职业篮球赛上‘湖人’队的主力队员,麦迪逊指出,他们每个人获得财产的条件也不会是平等的。”[11]而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对个体人有所差别的贡献的确认,体现了对个体人差异的尊重和维护。

    第三,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体现了对个体人发展的认同和保证。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所广泛认同。而以人为本位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无数个个体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理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如果离开每个具体的个体人的自由发展,以人为本位的社会发展将无法实现。对此可做如是理解:自由既可以使人避免别人不恰当的、过多的干预,也可以促使人们进行主动的参与和积极的创造。伯林把自由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消极的自由”,即:“在没有其他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的”;二是“积极的自由”,即:“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任何外界的力量。”[13]无疑,这两种自由是个体人自身获得发展和完善的必要条件。具体到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来说,它从对于个体人发展所必需的自由条件予以保证的意义上来认同和确保个体人的充分发展;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也为个体人的具体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具体贡献的状况)的衡量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尺度。

    第四,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体现了对平等竞争结果和自致性努力的认同。与传统社会的分配方式不同,现代社会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排斥诸如出身、特权、种族、性别等先赋性因素对于分配领域的干扰,强调社会成员通过自致性的努力、通过平等竞争来取得对社会经济有所差别的贡献,并以此贡献作为参与初次分配的依据。惟有如此,方符合平等和自由的原则,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规则。“为什么我们都一致拒绝承认以种族、性别、智商或社会‘等级’的差别作为财富和收入上公正差别的根据。部分答案似乎是明显的,因为人们并不能按他们的自愿选择去决定应有什么肤色、性别或智商,以及他们要加入哪一个世袭的等级。如果用这些属性作为在个人之间分配社会利益上区别对待的基础,‘那就会造成一种有差别地对待人的方式,而这些人对这种差别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这种差别地对待人的方式对他们的生活却要发生极深刻的影响’。”[14]

    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基于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可以大面积地激活社会潜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提升了社会经济的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还具有着不小的导向意义,它提示着众多的个体人在确定其基本发展路径时应以对社会的具体贡献作为重要的目标。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是公正规则体系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直接影响到全方位的社会公正问题:它不仅兑现了人们在公正的机会平等规则之下所作的努力,固化了机会平等规则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而且为公正的社会调剂(社会再分配)规则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积累。

 

二、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的基本特征

    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强调“付出”同“获得”之间的对称。

    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之所以是公正的,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它注重、强调个体人(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方面的付出数量和付出质量同自己的获得(收益)之间的对称,即“付出”与“获得”之间具有一种恰如其分的对应关系。马克思在谈到按劳分配时指出,“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15]这一点不仅决定着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是否能够成立,甚至还决定着相应的社会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每个生产要素在参加生产过程中,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也都有相应的报酬——这就是分配的自然规律。……社会有没有权利维持现状,以及它能不能照样地存在下去,都要看这个论点能否成立。这就使分配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决定社会是否给予每人以他所应得的部分,从而测定这个社会是否公正。……现存社会制度究竟有没有存在的权利,要看它是否公正。”[16]

    社会成员的付出与收益之间如果出现不对称的情形,并且这种不对称的情形具有某种持续性和稳定性,则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甚至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弊端。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付出得少而收益得多,同时多数社会成员却是付出得多而收益得少,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剥削”和“被剥削”的现象;如果社会成员不论付出得多与少,而收益却是一样的,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而平均主义说到底也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现象,是能力弱、贡献少的社会成员剥削能力强、贡献大的社会成员。所以,社会成员的付出与收益之间一旦出现持续的、稳定的不对称现象时,就应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警惕。

    需要说明的是,有两种付出和收益不对称的现象严格地讲还不属于不公正的现象。其一,同“运气”相关的收益。运气是一种难以预料的事情,但却是一件现实存在并且是同某些社会成员的收入有关的事情。“一个人可能未曾非常小心和明确地选择做这件事或那件事,但他在要求价值权利中的份额却会意想不到地变动,和令人瞩目地忽而上升忽而下降。耕种家庭农田的农民以标准的方式务农,并没有选择别人在他农田下面会发现石油,他完全靠运气。另外一些人由于运气不好,眼看他们的产业遭洪水、火灾或遭疫病而化为乌有。”[17]如果单单从分配的角度来看,同运气相关的社会成员在付出和收益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是很不对称的。但是,基于以下的两个理由,可以说由运气所造成的付出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现象不属于不公正的事情。一个理由是,“运气在一定程度上是已有定论的偶然影响因素,它在比赛中为所有人提供‘本来有可能’的机会。”[18]另一个理由是,运气同社会制度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付出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现象并不是由制度缺陷所引致的。其二,同风险承担相关的收益。在不少领域,确乎存在着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以平常的付出与收益是否对称的观点来评判。萨缪尔森认为,“投资者是厌恶风险的。因此,当投资者不能对他们的风险加以保险或分散时,他们要求在收益之上还有一个风险酬金,以便抵消他们对风险的厌恶。”“市场确实以高出平均水平的报酬来酬劳这样风险的承担。”[19]必须看到的是,风险投资是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生长点,风险投资者的贡献相对较大,而且,风险投资者在付出了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之后,很可能是一无所获,甚至还有可能损失已有的财产。因此,风险承担的投资者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并不为过,并不是一种不公正的现象。

    第二,凸显个体人依靠自身的成就所获得的回报。

    社会成员之所以能够对社会经济作出程度不同的贡献,既有个人努力的成分,也有社会合作的成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的重点在于对个体人依靠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贡献的回报,体现了对个体人现有能力和贡献的承认,体现了对个体人差异的尊重。显然,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是整个公正体系所不能缺少的。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并不是要否认社会合作的极端重要性,而社会合作的意义主要地是通过公正规则体系当中的另外两项规则即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保证规则以及社会调剂规则得以体现。

是否应当将突显个体人依靠自身的成就所获回报的这一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作为分配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多少歧义的。问题在于对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的重要程度的不同看法。罗尔斯的有关看法带有明显的福利社会主义的、“高档次”平均主义的色彩。他在谈论分配时的重心明显地放在“最少受惠者”的一边,而对在分配过程中居于优势的社会成员有着一种本能的防范。例如,其“差别原则”主张,在许可的范围内,使社会利益的分配做到使最少受惠者得到最大利益。这种看法得到了不少人的称道。应如何看待罗尔斯的这种见解?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罗尔斯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是在现代化程度较高、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背景下提出这一见解的,因而这种看法并不见得适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把社会财富等资源的“蛋糕”做大,否则,其他一切将无从谈起。在现代化程度、市场化程度都比较低的条件下,如果不加分析地照搬罗尔斯的观点,那么很有可能会过早地产生一种“削高平低”的社会效果,保护甚至是强化平均主义的已有痼疾,从而削弱了社会的活力。

    从学理的角度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社会合作的作用。因为,反对在分配过程中出现明显差距的学者如罗尔斯等人往往都坚持这样一种理由:社会财富等社会资源的形成,都离不开社会合作,而且,在社会合作过程中每个社会成员的作用难以区别大小之分。每个对社会贡献比较大的个体人都是充分使用了社会合作这一形式,否则他们将一事无成。基于这样的考虑,自然也就得出了结论:在社会合作基础之上的分配就不应当有过于明显的差距。

社会财富等社会资源的形成固然离不开社会合作。但应当注意的是,其一,在同样一种社会合作中,每个社会成员的作用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在社会合作中,有的社会成员是起着一种创造性的、组织的主要作用,有的社会成员则仅仅是起着一种参与的相对次要的作用。其二,社会合作有现实的和可能的之分。并非所有的可能的社会合作都会变成现实的社会合作,一些可能的社会合作很有可能会由于无人去具体组织而归于消失。而这对于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的浪费。如果能有人将可能的社会合作变成现实的社会合作,那么,这个人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肯定会大于别的社会成员。

显然,即便是从社会合作的角度来谈论分配,也应充分地将个人在社会合作中的不同贡献反映出来,不应以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合作中的不可或缺性为理由,而将每个社会成员个人的作用一概地予以平均化的处理。

    第三,社会成员在收入等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差距相对较大。

    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实际上是对其上游规则——机会平等的公正规则的承接,是机会平等规则合乎逻辑的延伸。诚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社会成员各自的自然禀赋等个性差异以及不同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差距都是比较大的。在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在没有任何税收项目扣除的条件下,个体人之间的差异就比较直接地转换为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等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相对较大的差距。比如,美国社会1970年的状况就说明了这一情状。“转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据一项对收入不平等的测量统计,如果没有政府的任何转移支付,1970年家庭收入不平等,就会比实际规模大二倍以上。”[20]就是到了1999年,美国社会的这种情形仍然十分明显。见表1

 

 1  1999年美国累进所得税对个人收入的调节结果(单位:美元,倍)

 

纳税身份

最低收入者税前收入

15%纳税额纳税

税后收入

最高收入者税前收入

39.6%纳税额纳税

税后收入

 

最高与最低税前比

最高与最低税后比

单身者

25750

3862.5

21887.5

283150

112127.4

171022.6

11.0

7.8

户主

34550

5182.5

29367.5

283150

112127.4

171022.6

8.2

5.8

已婚联合申报

43050

6457.5

36592.5

283150

112127.4

171022.6

6.6

4.7

已婚分别申报

21525

3228.75

18296.25

141575

56063.7

85511.3

6.6

4.7

注:低收入者以15%税率的上限额计,高收入者以39.6%税率的下限额计。

资料来源:2000523日《经济日报》。

 

    在初次分配部位所形成的明显的收入等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差距并不违背公正的精神。相反,如果在此部位就开始考虑如何缩小社会成员在收入等社会资源方面的差距,则利少弊多,会造成大面积的负面效应。它会直接促成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生成,损害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竞争和自由发展的取向,进而严重窒息社会发展的活力;它不仅会使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的下游规则由于缺少了必要的物质积累而无法实施,而且还会对其上游规则——机会平等的公正规则产生有害的“回波效应”。必须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平均主义最容易在这个部位出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历史教训反复地印证了这一点。

    还应看到,明显的收入等社会资源分配方面差距的现象如果不予以必要的制约、限制和减缓,那么势必会对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发展产生诸多的不利影响。过大的贫富差距,必定会弱化人们社会合作的意识,加重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甚至会危及社会的安全运行。严重的贫富差距,还会损害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亦即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原则,从而造成一种“无发展的增长”的情状。“极端的财富不平等,……由于减少了大多数人的大量幸福,将减少人类享受的总和。”[21]

    显然,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远远不是公正规则的全部,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公正问题。公正是一个由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基本保证的规则、机会平等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和社会调剂规则共同组成的规则体系(有机整体)。其中的每一项公正规则均有着自己特定的功能,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的主要功能在于认可和保证社会成员的个性差异和各自不同的具体贡献。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公正的每一项规则得以正常地发挥作用,均有赖于其他规则的相互补充。可见,社会的公正不能仅仅停留在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的地步。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必须与其上游规则——机会平等和其下游规则——社会调剂结合在一起,方能对社会起到全面的积极作用,否则社会整体化的公正便不能成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体现出市场经济的活力,也反映出市场缺陷。具体到由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所带来的收入等方面的分配差距问题,理应留给其下游规则亦即公正的社会调剂规则来予以解决。

    第四,其地位的重要性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有所相对降低。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相应地,社会调剂的作用在不断增大,社会再分配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地位的重要性便有所相对降低。当然,这里所说的“相对降低”不会是无休止的降低。当其“降低”趋势逼近一定的临界点亦即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和社会调剂规则都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之间的均衡点,便会停止。

    物质(社会财富)基础直接规定着分配模式。在物质十分匮乏的时代,人们对于分配模式的改进更新的余地极小。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几乎呈现出一体化的状态。如果说还存在着再分配事宜的话,那也只是停留在维持社会简单运转的层面。在这样的情形下,初次分配的地位自然是至关重要,甚至是无以复加。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初次分配问题便成为社会成员关注的焦点,成为社会成员所有不满情绪的释放部位。也正是由于仅仅依靠初次分配模式,因而人们的回旋余地很小,只能用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解决由不合理的分配模式所引发的一系列弊端。在农业社会,当由此所造成的矛盾激化时,人们或者是采取一种摧垮现有的社会结构,一切从头开始,复制原有的分配模式;或者是以平均主义方案进行新的尝试,试图以此建立一个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接受的公正社会。前一种方式最终还会重复原来的问题,引起原有的矛盾;而后一种方式是在低物质水准的时代条件下的空想,不仅不符合人的本性——以新的不公代替了旧的不公,而且还会严重抑制生产力的进步,所以平均主义最终还会被人们放弃。即便是在早期大工业阶段,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能够为社会再分配提供充分可能性的地步。所以,人们对于初次分配问题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同时,一些极富正义感的思想家提出了种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方案,但其结果同农业社会的平均主义一样无法得以实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由于生产力的极度落后,由于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所以,为了迅速改变以往的分配方式,当时的中国社会所采取的替代方案仍然是人们所熟悉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显然,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物质财富基础才有可能得以大幅度的提高,同时社会的物品及服务的稀缺性才有可能相对降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可能用于再分配、用于社会调剂的物品和服务才能够大致具备,社会的再分配才有可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相应与之相适应,初次分配地位的重要性也有可能会相对降低。

    在现代社会,社会调剂亦即社会再分配不但成为可能之事,而且也变成一种现实,从而使得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相对降低。如果整个社会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设计和运作,那么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将对社会生活造成许多有害的负面影响,使社会出现许多重大的、难以避免的缺陷。“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货币选票能被公平地加以分配。结果将是,收入和财富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会长期在几代人中存留下去。”[22]这一点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市场分配导致一些人拥有几十亿美元,而另一些人则无家可归,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和医疗保障。因此,收入再分配的根据通常不是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它是基于超越其上的社会价值观:社会各界一致同意,当市场导致一些人收入很低以致于他们不能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时,政府应当救助这些人们。”[23]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维护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提升整个社会的质量、保证社会团结、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各个群体所普遍认同的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的再分配、社会调剂变成为同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相提并论的事情,于是,力度较大的税收政策、各种有效的转移支付政策、体系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便成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比较成功,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被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见表2。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欧国家等等在这方面也都做得比较成功。再分配问题在整个社会当中地位的抬升,必然会使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的地位相对降低。

 

   2  日本社会收入初次分配与收入再分配比较

 

 

再分配前收入的不平等度(基尼系数)

再分配后收入的不平等度(基尼系数)

1961

1966

1971

1974

1977

1980

1983

1986

1989

1992

0.390

0.375

0.354

0.375

0.365

0.349

0.398

0.405

0.433

0.439

0.344

0.328

0.314

0.346

0.338

0.314

0.343

0.338

0.364

0.365

      资料来源:[]橘木俊诏:《日本的贫富差距——从收入与资产进行分析》,于红卫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1页。

 

三、相关的几个问题

    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能否有效地得以实施、起到应有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解决得如何。

    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是否公正,是否由某个利益集团予以操纵

    分配问题包括初次分配问题事关每一个社会群体、每一个社会成员最为重要的切身利益,其重要性几乎是怎么说都不为过。所以,这一问题一旦处理不好,便会引发种种社会矛盾甚至是社会冲突。“分配是所有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为控制生产过程方式而斗争就是为分配而斗争。”[24]既然分配问题包括初次分配问题如此之重要,因而必须将之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为了减少收入分配过程中分配主体的行为冲突和不确定性,维护和形成‘合作竞争’的分配秩序,用制度规范收入分配交易,保护各分配方在收入分配中的合法权益,是必然的选择。”[25]显然,只有制度才能保证分配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稳定性。正如诺斯所指出的那样,“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6]

    初次分配制度本身必须是公正的,它必须体现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弱势群体成员的意志和要求。最为基本的要求是,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如政府、立法机构等等必须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是受各个社会群体的委托来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职能的。政府同公众的关系实际上是代理者和委托者的关系。基于专业分工的需要,作为委托人的公众委托政府经办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授予他一定的权力为其服务,其中包括一些决策权。”这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委托者不能完全约束代理人的行为,代理人仍然有一定的决策权。大部分人们一方面作为雇员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而成为委托者。”但是,[27]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形,很容易导致代理人以公谋私情形的出现。特别是,一旦某个重要资源的垄断群体或者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成为公众的代理人,那么就难免出现初次分配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使分配制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情形,难免出现初次分配制度向某些利益集团倾斜的情形。如是,初次分配制度便走向了不公正,走向了对公众利益的损害。因此,如何确保初次分配制度不被利益集团所操纵和控制,便成为维护这一制度公正性的首要问题。

    初次分配制度的威胁有时会来自内部与外部的联手侵蚀,从而造成制度本身的变形。这突出地表现为寻租现象。有时公共权力机构的成员利用手中所掌管的公共权力,通过“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不正常交易的方式,来获取个人的私利。他们“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这类寻租行为往往涉及采用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寻租行为不仅仅会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且“这些活动还会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如果政府官员在这些活动中享受了特殊利益,政府官员的行为会受到扭曲,因为这些特殊利益的存在会引发一轮追求行政权力的浪费性寻租竞争;同时,利益受到威胁的企业也会采取‘避租’,与之抗衡,从而耗费更多社会经济资源。”[28]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金钱政治”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损害初次分配制度的公正性和信誉,直接损害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并造成一种十分畸形的过大的贫富差距现象。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由于规则体系不健全等多种原因,有学者估计,仅仅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几年,中国金融机构流失的利差约为3000亿元;房地产,主要是土地批租中流失国家应得的差价收益4000亿元;基建工程、项目审批、进出口批文倒卖以及一些采购中行贿等,造成国家、机构、法人的收益或资产流失约为5000亿元。[29]

    作为一种制度而且是作为极为重要的一种制度,初次分配制度理应是各个群体、全部社会成员所应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理应具有其足够的权威性和实施范围的毋庸置疑的普遍性。换言之,任何群体不得在制度以外另行其事。但是,这一点有时却会受到挑战。这主要表现为,一些社会群体有时基于各自的利益各行其是,置制度于不顾,从而程度不同地损害了初次分配领域的公正性,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中国社会目前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比较明显。比如,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各顾各”特色的收入分配机制。“各顾各”现象延伸至单位(部门)那里,“便是各自动用经济的或行政的手段介入分配。如果是企事业单位,处于垄断行业的,便会在极力维持垄断地位的同时,把其所获垄断租金的一部分分配给职工。未处垄断地位的,则会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甚或‘打擦边球’的途径,尽可能多地攫取收入并将其所获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给职工。……于是,伴随着各个单位(部门)围绕抢占收入分配制高点而展开的竞赛,不同单位(部门)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形成并拉大了。”另外,“各顾各”还演变为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拉大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30] 十分明显,这种“各顾各”的现象严重地扰乱了中国社会的初次分配制度。

    社会成员平等的基本权利是否具备

    一个社会的初次分配制度能否具有公正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还原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是否已经得以普遍的确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的社会中,其初次分配不可能是公正的。

    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决定了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至高无上。“每个人因为他或她是社会成员而享有或有资格享有‘权利’,这种权利是合法的、有效的具有正当理由的。”“按照每个人的人性,人权是不能转移、不得剥夺或取消;不能盗用或因一个人不行使或者不主张而消失。”[31]在现代社会或者在一个以现代化为基本取向的社会当中,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无条件的保证。“人权无需谋取,也不是奖赏。……一个社会承认人享有某项权利,它就肯定并认可了这项权利为合法,并将之纳入该社会的价值体系,使之在与其他社会价值的竞争中更有份量。”“人权含有满足这些要求是社会的义务的意思。国家必须建立各种制度和程序,制定计划,利用一切资源来满足这些要求。”[32]

    具体到初次分配领域,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劳动权、就业权以及得到合理报酬等权利。劳动权和就业权是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成员融入社会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劳动权和就业权,那么,初次分配问题便无从谈起。与之相适应,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还必须保证社会成员劳动报酬的公正。在收入分配中的交易过程中,“‘交易’应以交易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独立的人格和权利为前提。交易是一个权利转换过程。……如果分配主体的权力与他获得的收入份额对等,那么体现着分配主体之间的权利平等,分配主体之间的交易是平等交易;相反,如果分配主体的权利与获得的收入份额不等,则体现着分配主体之间不平等,分配主体之间进行的交易就是不平等交易。”[33]另外,对于劳动者还应确立一个最低工资的限度,以阻止初次分配领域当中过度不合理现象的出现。用穆勒的话表述就是,“目的是使工人可获得‘合理的’工资,使资本家可获得合理的利润。”[34]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会程度不同地受到各式各样现象的侵害,进而对初次分配领域造成诸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来自:其一,传统社会等级制因素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分别归位不同的等级,低等级中的社会成员对高等级的社会成员具有一种人身依附性。依据不同的等级身份,社会成员进而在诸如收入分配及其他社会资源的占有方面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差别。传统社会等级制的因素及观念在如今的现实社会当中仍然程度不同的存在,尤其是在一些现代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中这种情形更加明显。这就造成了诸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形。比如,在中国社会现阶段,具有农村居民身份和具有城市身份的劳动力在收入方面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而初次分配过程就表现出一种明显不公正的情形。其二,金钱对权利的侵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金钱的作用无以复加。因此,如果缺乏必要的约束,那么,金钱难免会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形成一些负面的效应。“金钱可以买到很多文明民主社会里原本不出售的东西。”“良好的教育和信息有助于富人在法律中取得充分有利的地位,并以此作为实现他们目标和野心的手段。”[35]在这样的情形下,初次分配领域的一些具体规则的制定、一些具体纠纷的判定,有时难免会呈现出一种有利于富人群体的情状。其三,国家权力的侵害。当国家的权力过小时,就难以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失灵的情形,难以确保整个社会的公正。但是,当国家的权力失去了任何制约,被抬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随意干预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时,那么,这时国家机构便有可能出现异化的情形。一旦如此,那么,国家权力就会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构成侵害,就会对初次分配领域的公正性造成伤害。比如,中国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农民还要向国家、向政府交纳过多的各种税费。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而仅仅税款一项他们人均额相当城镇居民的9倍。如果加上上缴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它相当于城镇居民的近30倍。”实际上,“农村税收是一种累退税”。[36]这种作法十分不合理地加重了中国社会收入初次分配的差距,人为地破坏了初次分配领域的公正性。

    当事群体之间是否有一个有效的、公平的谈判与协商的机制

    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能否兑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群体)之间是否有一个谈判与协商的机制。“契约中所规定的权益和责任分配条款,是在签约之前经过当事人之间的双边或多边谈判、讨价还价过程而达成的。因而‘谈判势力’(优势和劣势)的大小,在契约中权责的分配和各当事人的地位的界定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37]为了避免出现对处在相对强势状态的群体单方面有利的情形,从而最终导致初次分配结果的不公正,这个机制必须是公正、有效的。

    就劳资之间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协调而言,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是一件必需的事情。在这方面,工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会的力量在于集体行动。当工人们用工会的形式联合在一起时,他们不再像一个个孤立的工人那样进行谈判。与单个雇员辞职去寻找更好的工作这种威胁相比,罢工(或怠工)的威胁给雇主造成了更多的困难。”[38]通过工会组织,工人群体可以同企业主进行协商谈判,以解决初次分配领域的重要问题。“已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工资和附加的福利是由集体协议决定的。这是资方和劳方的代表之间为了建立彼此同意的就业条件而进行谈判的过程。”[39]工会在谈判协商中的这种功能,可以为农民等群体在处理初次分配领域的问题时所借鉴。

    需要注意的是,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事人中的一方处在明显的弱势状态,因而缺乏必要的谈判势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形成的协商与谈判的结果很有可能会直接损害初次分配结果的公正性。对此,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国家机构有必要进行干预。比如,国家可以以《工会法》、《劳资管理法》的法律法规形式对相关事宜作出明确的规定,并设立劳工管理部门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协调。

 

                                              原载《文史哲》2004年第2

 



[]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王奔洲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7页。

[]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中国财富报告——转型期要素分配与收入分配》,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 []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25页。

[]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 参见吴忠民:《深化阶级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理论动态》(1557期),2002320

[]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页。

[]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4页。

[] []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2页。

[11]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3] []I·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载刘军宁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版。

[14] []J·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王守昌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16]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12页。

[17]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吴良健等译,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

[18]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吴良健等译,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

[19] []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9952页。

[20]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21] []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8页。

[22] []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下册,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2页。

[23]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高鸿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页。

[24] []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辨》,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5] 韩保江:《西方世界的拯救——现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26]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5页。

[27]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6页。

[28] 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问题》,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3页。

[29] 张道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30] 高培勇主编:《收入分配:经济学界如是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31] []L·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2] []L·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3] 韩保江:《西方世界的拯救——现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34]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1页。

[35]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页。

[36] 赵人伟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序言,中国财政出版社1999年版。

[37] 刘伟:《经济学导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38]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高鸿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

[39] []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下册,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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