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 搜索 高级搜索
      “2016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协调发展”邀请函 《社会建设》杂志征稿启事
首页
悼念郑杭生先生
社会学动态
新闻消息
公告启事
  学术沙龙
升学留学
招聘信息
社会学研究
推荐阅读
学术专题
  学界人物
论文辑览
书刊推介
社会学评论
佳作评介
  社会评论
课堂内外
教学信息
电子课堂
课外辅导
电子资源
毕业论文
调查数据
网上调查
友情链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学网站链接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吴忠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  
  作者:吴忠民    发布时间:2009-08-12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

吴忠民

(中共中央党校  社会学教研室  北京  100091

 

《文史哲》2008年第3期、第4连载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使中国现阶段的精英群体出现了一些特有的明显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的问题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广泛而深远的,其中最为突出和严重者主要表现在: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规范化。

关键词:精英群体;社会公正;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职业化分工

(该成果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社会公平与社会政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5JJD840148)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长足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当中的精英群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一枝独秀的局面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主要任务理应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但是,由于执政党没有实现执政理念的转换,一直停留在革命斗争的思维当中,而没有及时转换到执政建设的理念。当时,整个社会所认同的基本判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i]所以,那个时代必然过分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应地,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便成为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内乱。[ii]与之相适应,现代化建设只能占据次要的位置,从属于政治运动。

    既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既然强调意识形态的绝对化,那么,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在当时就必然地处在一个被排斥、打压和封杀的状态。基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必然会形成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极度敏感和防范,必然要排斥市场经济,必然要杜绝和警惕多种经济成分现象的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相伴生的、以企业家群体为主的现代经济精英群体难逃实际上被取缔的厄运。以创造财富为己任的经济精英群体在当时可以说是被消灭、不复存在了;不仅如此,其可能的复辟也倍受社会的关注和警惕。同样的道理,知识精英群体就总体而言也必然地处在被排斥和打压的状态。由于职业领域的要求,知识精英群体的主要功能在于知识和观念的创新和传播。这种创新就意味着多样化观念和思想的出现,这同当时意识形态绝对化的时代导向格格不入,甚至是抵触的,因而用当时的眼光来看知识精英群体是一个靠不住甚至是危险的人群。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iii]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时赎买他们,要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不过,对资本家可以公开这么说,对知识分子不能公开这么说。[iv]不止是对原有知识精英存有戒心,就是对原本可以信任的年轻知识分子也不放心。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v]既然知识精英群体是一支靠不住的力量,同时这些人还有些用处,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vi]所以,当时社会对知识精英群体就采取了一种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在新中国建国后30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当中,知识精英群体可以说是难逃劫难。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精英群体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其成员数量的增长幅度呈现出一种十分缓慢的状态。以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量为例。表2显示,在政治运动不是十分突出的20世纪50年代,高等学校专任教师的数量增长速度较快,从1950年的1.7万人增加到1955年的4.2万人和1960年的13.9万人。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运动的日益高涨,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量的增长极为缓慢,在有的年份还出现了减少的情形:1965年为13.8万人,1970年为12.9万人,1975年为15.6万人。

    与经济精英群体被取缔、知识精英群体被打压和严格限制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政治精英群体不仅在社会政治管理方面起着绝对的、无可争辩的作用,而且在经济、知识文化领域也具有着绝对控制和管理的权力。换言之,政治精英群体扮演着一种全能型政府的角色。而这种全能型的角色必然通过非职业化的方式来履行。在经济领域,政治精英群体主要以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来管理国民经济,并通过高强度的社会动员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企业都是公有制,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性,人为的计划包括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种细节。而在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当中,社会成员的种种热情转换成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化的经济动力,同时一些重大的类似于资源配置问题也在社会动员中得以解决。在知识文化领域,政治精英群体认为教育和文化不能由知识精英群体所垄断,因而特别强调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的重要性,采取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如教育进田间科学进工厂,等等。对于知识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则通过种种改造运动的方式,为之重建行为规范,更新其世界观,发展到极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采取以工人宣传队这种世界高等教育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让工人直接接管并改造高等学校。

    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必然会造成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不利于现代化进程健康、持续的推进。社会结构包括社会阶层结构、人口结构、城乡结构以及社区结构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以职业分工为主要划分依据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其最为重要的内容。社会结构对于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来说,具有着基础性的意义。现代社会结构是现代社会机体的骨骼。社会阶层结构具体状况的如何,决定着一个社会有着怎样的建设者;决定着一个社会是否拥有着合理的社会分工状况;决定着能够为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运行提供怎样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支撑;决定着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程度。作为现代社会较高位置层面上必要的社会力量配置结构,合理的精英群体结构具体状况的如何,更是直接影响着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走势。而新中国建国后30年间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状况,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不是一个正常、常态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这种状况不符合现代化的趋势和规律,因而不可能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健康、有效的推进。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阙失,意味着经济现代化建设由于缺乏职业化、专业化的经济精英群体的引领而陷入一种不规则推进的境地,意味着知识创新、科学技术发展以及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由于由于缺乏职业化、专业化的知识精英群体的引领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发展。应当承认,当时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比如,国家的工业体系得以初步的建立,经济增长保持了一个高速度,科学技术基础得以初步奠定,大众教育得以迅速普及,等等。[vii]但是,需要清醒地看到,当时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明显的缺陷:当时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是过多地依赖人力和资金的投入,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当时的经济往往是靠人海战术、大跃进一类外延型的方式予以推进,其内含型发展的幅度十分有限,而且开始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当时的知识创新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幅度十分有限,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少部位和高等教育事业方面出现了大幅度倒退的情形。显然,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状况,表明当时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社会引领力量配置结构的不合理和畸形化,因而不可能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健康、持续的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实现了一种正常化存在的局面,三大精英群体获得了同步化的发展,完全改变了以往一枝独秀的情形。从较高位置阶层层面上看,现代化建设各个重要领域的领军力量从此形成,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社会力量配置结构日益趋于常态化和均衡化。中国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之所以得到了长足的推进,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大精英群体的同步化发展,首先表现在知识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取得了合法性,特别是政治上合法性存在的地位。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先是知识精英群体的合法性地位开始得以确立。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viii]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ix]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当中指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道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依靠力量。[x]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伴随着向科学技术进军热潮的形成,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的应有位置得到了整个社会的确认,知识分子获得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声望,知识精英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如李四光、陈景润等人几乎成为整个社会的偶像。继知识精英群体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作为以往从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来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却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精英群体在社会当中的合法性地位也开始逐渐被确认。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民营企业主群体的合法性地位逐渐被确认。既然要搞现代化建设,要推进市场经济,那么,就离不开作为创造社会财富的领军群体——经济精英群体。所以,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经济精英群体在中国得以重新出现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相应地,经济精英群体在社会当中的合法性地位逐渐被社会确认。其具体的确认过程大致经历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民营经济取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地位。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xi]第二步,民营经济取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xii]第三步,又进一步取得了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地位。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xiii]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xiv]至此,民营企业主群体在社会当中的合法性地位已经完全被确立。

    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人数规模在迅速扩大。从私营企业户数及私营企业主人数发展情况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精英群体的人数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尽管私营企业主并非都是经济精英群体成员,而且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也并非只是私营企业主,但私营企业主总数与经济精英群体成员总数呈正比例关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情。1989年私营企业户数为9万户,1990年和1991年分别增至9.8万户和10.8万户。1992年以后的几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国家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因素的影响,其数量出现了爆炸式扩张的情形。1992年、1993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剧增至14万户、23.8万户、43.2万户和65.5万户,其增长速度分别是令人难以想象的29.5%70.1%81.2%51.4%2005年,私营企业户数和私营企业主分别达到了创纪录的430.1万户和1109.9万人。(见表1)这些数字说明,在中国现阶段,经济精英群体就其队伍规模而言,已经足以能够承担自身所应履行的基本职业职能。另外,知识精英群体的规模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张。以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人数发展情况为例,其人数规模已经从1980年的24.7万人,发展至1985年的34.4万人、1990年的39.5万人、1995年的40.1万人、2000年的46.3万人和2004年的85.8万人(见表2)。

 

             1    私营企业户数及私营企业主人数发展情况

年份

私营企业户数

(万户)

增长

%

私营企业主人数

(万人)

1989

9

 

 

1990

9.8

8.4

 

1991

10.8

9.9

 

1992

14

29.5

 

1993

23.8

70.1

 

1994

43.2

81.2

 

1995

65.5

51.4

 

1996

81.9

25.1

 

1997

96.1

17.3

 

1998

120.1

25.0

 

1999

150.9

25.6

 

2000

176.2

16.7

396.3

2001

202.9

15.1

460.8

2002

243.5

20.1

622.8

2003

300.6

 

772.8

2004

365.1

 

948.6

2005

430.1

 

1109.9

资料来源:张厚义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张厚义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汝信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2    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人数发展情况

                                                                              单位:万人

年份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4

人数

1.7

4.2

13.9

13.8

12.9

15.6

24.7

34.4

39.5

40.1

46.3

85.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三大精英群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日益呈现出一种团结合作的趋势,完全改变了以往一个精英群体排斥、打压其他精英群体的状况。在中国现阶段,三大精英群体相互间实现了团结合作,这是建国以来从来未有的情形。其一,相互包容。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意识形态绝对化的结束,随着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精英群体职业分工的色彩越来越明显,精英群体之间的平等色彩开始加重。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对于政治身份的追求已经不是哪个群体的特有权利,精英群体的职业身份同其政治身份开始逐渐脱离。改革开放以后,知识精英群体当中的大量成员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精英群体之间包容性增强的突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向工、农、兵、知以外的社会群体成员包括私营企业主群体敞开了大门。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xv]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2004年度,全国新吸收中共党员241.0万人,来自其他社会阶层新党员11000多人,其中私营企业主为894人。[xvi]另据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2001年后注册为私营企业的私营业主中,其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占32.2%[xvii]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二,相互促进。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政治精英群体先是积极地为知识精英群体纠正、平反各种冤假错案,恢复知识精英群体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提高其生活待遇。继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又为经济精英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种种机会和优惠政策,扫除各种政策和制度方面的障碍。其三,相互流动。精英群体之间大面积的交流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大批教师和科技人员被充实到中高级领导干部队伍当中。而自90年代开始,又有大量的国家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流入到商海当中,变为企业家,其中的不少人成为经济精英群体的成员。例如,有统计显示,2006年,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是以三类精英为主,即机关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合计比例为67.4%。[xviii]

    2、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间,中国社会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十分低下,就总体来说甚至几乎没有职业分工可言。其一,在政治、经济和知识文化这三大领域之间,精英群体缺乏应有的职业边界。当时,政治精英群体成员不仅直接管理着政治领域,而且跨过政治领域全方位地直接管理着经济和知识文化领域。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所有企业的领导人均由政府任命指派,企业的所有发展规划和指标均由政府系统制定并逐级下达。其二,在同一个大的领域当中,精英群体同样缺少必要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分工。在政治生活领域,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各自的职能缺乏明确的区分,行政官员的工作几乎不受立法机构的约束,财政预算实际上不受立法机构的审查,甚至在某个时期,立法机构的活动处于停顿的状态;公安、检查和法院这三个部门各自的职权几乎没有多少区分,公、检、法的职能甚至常常由公安一家独自包揽;行政部门同社会事业单位混同在一起;政府机构相对单一,一些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像是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质量技术监督等重要政府机构没有建立起来;等等。在经济生活领域,企业负责人(厂长)的基本职能不仅仅负责生产经营,还要主抓政治路线这样的头等大事以及职工的生活和福利等具体琐碎的事务。在知识文化领域,知识精英群体的主要任务不是教书、科学研究,而是改造思想,防止走白专道路,强调又红又专(重心在),以实现革命化工农化的目标。其三,精英群体成员普遍缺乏门坎进入的特有职业资格,缺乏特有职业行为规范的要求。当时,精英群体成员位置的获得主要限于道德和绝对化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以及参加工作年限的资格,而没有起码的专业资格、文化程度和工作业绩考评方面的要求,比如,没有经过任何法律专业训练的人,只要经过任命就可以获得法官的职位。对于较高位置的精英群体成员甚至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职业化色彩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大精英群体之间各自的职业功能越来越明显,相互之间的职业边界开始清晰。其一,政治精英群体职业功能的变化突出表现在政府的职能定位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由于人们对现代化建设的趋势和规律缺乏必要的认识,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尚缺乏必要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同时,又出于对发展经济的高度重视,对以往轻视经济作法的矫枉过正,因而相应地,政治精英群体对于政府的职能定位由以往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经济型政府。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仅仅追求GDP的高速增长有着很大的局限,同时由于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理念认识不断的深入,到21世纪之初,政治精英群体对于政府的职能定位开始与现代社会接轨,开始提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xix]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xx]其二,经济精英群体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其职能定位就比较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财富。私营企业自不必说,国有企业也开始同政府及事业单位脱钩,国有企业开始剥离原来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也开始大幅度减少。其三,知识精英群体同政治精英群体的职业边界也开始有所区分。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知识精英群体独立思考和活动空间开始增大,对于政治精英群体的依附性开始降低,职业化、专业化的行为取向越来越明显,像以往所承担的各种政治任务开始大幅度减少,其具体行为不会像以往那样随着政治精英群体的指令而即刻摆动。改革发展当中的许多重大理念和前沿构想是由知识精英群体首先提出,后被社会认可。比如,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人为本、人权以及社会公正等重要理论和理念便是首先由知识精英群体率先提出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第二,同一精英群体不同部门当中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其一,政治精英群体中公务员的职业色彩开始显现。公务员群体内各种具体领域的职业边界日益清晰,各自责任日益明确化,一改以往干部群体职业边界模糊不清的色彩。行政部门同立法机构的职责开始有了明确的区分,立法机构相对独立的作用开始显现。公务员部门同社会事业单位开始进行初步脱钩。公务员当中的公安、检查、法院三个部门之间相对独立性增强。比如,20027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法官是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法院队伍建设的一条主线。[xxi]政府机构的设置越来越专业化。例如,劳动与社会保障,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环境保护总局,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信息产业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一系列部门相继出现。公务员法、行政法陆续出台,依法行政的要求日趋强烈。定岗、定编、轮岗等越来越成为公务员群体的常规作法。其二,经济精英群体的职业特征日益明显。应当说,经济精英群体的职业特征是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改革之初,与市场经济因素开始形成同时又不规范的情形相适应,一些社会成员通过很难说是合乎企业家职业规范的方式获得了第一桶金。在最早开始的流通领域市场化的阶段和随之而来的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阶段,一批依靠倒腾批文和借价格双轨制之机起家的富人纷纷得以出现;再比如,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期阶段,许多人靠投资外汇、债券、原始股票而一举跻身于富裕阶层。中国于1993年开始明确地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21世纪之初,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得以真正确立。基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和金融参数合理化这五项标准,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在2001年年底已达到69%,突破了市场经济标准的临界线,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建立。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达到73.8%,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xxii]与之相适应,职业化的企业家群体已经初步形成,中国经济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特征开始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越来越依靠日益职业化的企业运作进行发展和积累财富。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艰难转制已经基本完成。国有、集体、私营、股份制多种企业所有制形式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另外,随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职业经理人群体开始形成。例如,在1996年到2001年期间,净增加高级经营人员199万人。[xxiii]其三,知识精英群体的现代职业特征开始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及需要,使得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职业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从以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转变为以现代的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xxiv]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在现代社会当中所应当具有的建设、批判两大职业功能开始同时凸现。从建设的功能角度来看,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细化方面,在技术进步方面,在现代科学知识的应用方面,在现代价值理念的创造、引领以及传播方面,在关注民生和公共生活方面,在生活方式的创新方面,在教育发展方面,在第三部门的推进方面,均起了不可替代的、特有的职业化作用。从批判的功能角度来看,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则起着初步的、却是十分有效的反思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弊端,并寻求可行对策的特有职业化的积极作用。

    第三,精英群体的职业资格化和高学历化成为一种趋势。这突出表现两个方面:其一,精英群体对于职业入门的基础门坎亦即职业资格的认证越来越看重。特别是知识精英群体和政治精英群体在这方面的要求十分明显。比如,公务员的职业资格考试近年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公务员考试分为国家和地方公务员考试两种。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的是国家机关公务员或国家直属机关公务员。地方公务员招录的是省、市级公务员,根据每个地方的需求不同而招考人数不一样。公务员考试笔试的公共课一般有三门《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申论》,有的职位还要加试专业考试的科目。司法考试更加严格。《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国家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国家司法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xxv]再比如,《中国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有相应的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可以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xxvi]其二,精英群体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一时期,精英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其文化程度提升的速度及幅度均是前所未有的。2003年,从公务员学历层次上看,具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为1.3%,具有本科学历者的比例为23.7%,具有大专学历者的比例为48.7%[xxvii]经济精英群体更是以很快的速度提升了文化水准。表3显示,1993年企业经营者具有大学专科学历、大学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分别为35.3%33.9%0%1995年分别为37.5%40.4%1.7%2000年分别上升至40.1%34.7%9.9%,到2003年则分别为29.2%42.4%21.6%。根据中国企业家联合会2003年的调查,我国大中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文化素质相对更高,拥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比例达到了31.4%[xxviii]知识精英群体的文化水准以极快的速度提升。1987年,高等学校仅有1972名教师具备博士学位,在全体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比例只有0.51%。此后,具备博士学位的高等学校教师的数量快速增加,至2002年,达到4.34万人,增长了21倍;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所占比重从9.18%上升至31.18%[xxix]

 

  3                        企业经营者的文化程度

                                                                                    单位:%

文化程度

1993

1995

2000

2003

高中、中专及以下

30.8

20.4

15.3

6.8

大学专科

35.3

37.5

40.1

29.2

大学本科

33.9

40.4

34.7

42.4

研究生

0

1.7

9.9

21.6

资料来源:潘晨光:《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3、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

    在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远远不够完善,第三部门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种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因而政府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仍负有极大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难以替代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经济精英群体的影响力在迅速扩大,其扩大幅度之大,在这之前是难以想象的。比如,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逐渐具有了一种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表4显示,民营经济在国家GDP当中所占的比重,2005年已经达到了65%;民营经济占全社会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于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了77.5%79.1%80.6%81.9%83.2%84.1%;民营企业的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于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54.7%62.9%66.3%68.9%71.3%75.7%。另外,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经济结构开始升级换代,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知识经济、高科技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示出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与之相适应,知识精英群体的作用已经不仅仅限于文化教育领域,其生产性功能也在迅速增强,其独立性相应地也在明显增强。知识精英群体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的关系来定位了。基于前述分析,不难得出如是结论:没有精英群体的努力,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今天,就没有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明天。

 

    4                 民营经济对全社会GDP、就业和税收的贡献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

 

 

 

 

 

65

民营企业就业占全社会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

77.5

79.1

80.6

81.9

83.2

84.1

民营企业的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

54.7

62.9

66.3

68.9

71.3

75.7

资料来源:黄孟复、胡德平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3(2005-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25页。

 

    伴随着精英群体在整个社会经济当中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和这种影响力的不可替代性,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其职业位置、经济位置和社会(政治)位置这三者同时处于优越状态,或者说是实现了所有重要位置的一体化。这同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形成了十分明显的对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较为优越的经济状况(经济位置)。

    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优越的经济状况是不言而喻的。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在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之上,介于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近年来,公务员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绝对差距在扩大。如1992~2002年间的11个年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程度依次是2.1%4.0%9.3%0.5%2.1%7.9%3.9%7.6%7.2%11.7%12.5%[xxx]职位越高的公务员特别是属于政治精英群体成员的公务员,其工资自然要比一般公务员高得多。更为重要的是,公务员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保障以及住房方面享有十分优越的待遇。特别是住房一项,较高级别的公务员更是将自己同一般社会成员和一般公务员之间的距离明显拉大。本来,各级公务员特别是较高级别的公务员就享有远高于一般居民的住房标准。比如,某省政府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住房建筑面积控制标准为,正省级220平方米、副省级190平方米、市(厅)级140平方米、县(处)级100平方米、乡(科)级以下80平方米之内。[xxxi]问题在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公务员实际住房的标准常常超过了规定标准。1998房改后,虽然国家停止了福利分房,但在之后的8年间,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以种种名目的集资建房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在种种权力优势下,多数中高级别的官员往往占有着远远超过一般公务员住房标准的房子,这与大量民众沦为房奴为房子苦苦打拼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xxxii]住房是中国居民家庭财富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住房问题不仅在当时很重要,而且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条件下,其未来的增值空间更大。这样,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在经济状况方面同一般民众相比,已经处在一个十分明显的优越位置。经济精英群体的经济地位也是如此。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大型调查显示,2003年,私营企业业主个人年收入平均值为20.2万元,中位数为6万元。业主的家庭年收入平均值为26.7万元,中位数为10万元。家庭人均收入为3.88万元,人均收入中位数为1.67万元。收入最高的20%的人(户)与收入最低的20%的人(户)的收入份额之比,在业主个人年收入指标上为46.9∶1,在业主家庭年收入指标上为38.8∶1,在业主家庭人均年收入指标上为39.1∶1。在家庭财富总额中,业主在其企业拥有的所有者权益占85.4%,住房原值占8.3%,家庭金融资产占6.3%[xxxiii]2006年进行的后续调查则显示,2005年私营业主家庭全年的总收入平均为25.99 万元,中位收入为11 万元,最高收入为1500 万元。其中,年收入过百万的私营业主家庭占14.4% [xxxiv]

    知识精英群体的经济状况虽然稍有一段曲折的历程,但如今其经济状况已经处在一个十分优越的位置。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知识分子尽管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种打压、防范的姿态,但在经济方面却采取了安抚或者说是赎买的政策。当时知识精英群体的经济状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越的。大学教授的工资分为207元、241.5元、287.5元和345元四个级差,副教授工资分为149.5元、177元、207元和241.5元四个级差。[xxxv]这种水准远远高于一般干部、一般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工资收入水准。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一种脑体倒挂的不公正情形。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脑体倒挂的情形已经完全改变,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精英群体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2003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xxxvi]而全国高校和中小学教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达到23307元和13293元,年增幅分别为10.7%和14.2%,分别是1985年的18.7倍、11.9倍。[xxxvii]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至于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较高位置的知识精英群体,其经济状况更加优越,远远高于一般社会成员的平均收入。知识精英群体的成员也属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大学当中的知名教授的收入除了正常的工资以外,还有额外收入,如津贴、稿酬、讲课费、劳务费、咨询费、课题费等等。以某重点大学为例。该校自2000年开始实行校级岗位津贴制度。其中,A类校聘关键岗位有400个,其具体标准是:1级,年津贴标准为5万元;2级,全年津贴标准为4.2万元;3级,全年津贴标准为3.5万元;4级,全年津贴标准为3万元。另外,还有来自政府的特别津贴,具体规定是:长江学者”8人,年津贴10万元;跨世纪人才”17人,年津贴6万元;国家杰出青年基金8,每人得经费20万元,单位配套20万元,资助34年,经费可提成作为个人收入使用。百千万人才工程”9人,年津贴6万元,资助34年;省级特别津贴教授”5人,年津贴10万元;等等。再加上工资和课时费等收入,这样下来,该校的知名教授一年的总收入是十分可观的。[xxxviii]近年来,税务部门已将高等学校一些教师列入重点关注的高收入群体纳税对象。

    第二,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

    在中国社会,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怎样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极为重要,表明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否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并具有怎样的社会影响力。政治精英群体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这是自不待言的。相比之下,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则走过一段明显的弯路。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以个人的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为依据的先赋性的阶级身份系列。这种阶级身份在农村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在城市分为革命干部、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城市贫民、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小业主、手工业主、摊贩等。[xxxix]后来还陆续增加了右派、右倾分子、走资派等阶级身份。这种阶级身份系列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括进去,并以特定的政治档案管理相配套,从而直接影响着每位社会成员的发展前途。由于当时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不断升级加码,几乎没有中断过,因而新名称的阶级成份类别不断增加,涉及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有的经济精英群体被消灭了,其原有成员在阶级身份系列当中处于最低的等级,自然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处在一种持续被斗争和批判的状态;并且,受政治株连的影响,其子女及亲属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以及前途也大受影响。作为时刻被防范的知识分子群体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患上了集体失语症。特别是知识精英群体更是倍受警惕和打压,处在一种被重点改造和重点监控的境地,其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低下并且十分脆弱。物理学家束星北的境遇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束星北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恩师,也是物理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由于其复杂的历史、激烈的个性以及建国以后经常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因而理所当然地被划为右派,被送至青岛医学院劳动改造。经过多年严厉的思想改造,其行为举止都发生了变异。有一段回忆能够让今人感叹不已。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岛驻军某部雷达站的雷达坏了,请束星北去修理。载着束星北的军车驶出医学院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束星北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旧毛巾,递到陪同的参谋干事面前,他们不知何意,正疑惑着,只见束星北用那个毛巾扎住了眼睛。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陪同的军人觉得没有必要,其中一个便将毛巾给他扯下来,可是束星北很固执,又重新扎住自己的眼睛。修好雷达,拿上人家写好的鉴定书,回来的路上,束星北上车第一件事情仍是先用毛巾蒙上眼睛。[xl]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位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起码有两个重要的标志能够说明这一点。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否入党已经不受职业的限制,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批知识精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甚至还有一些私营企业主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往是不可想像的。能够入党,在中国社会是衡量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上能够获得常态地位的重要标志,是一个社会群体能够得到信任的基本门坎。在中国现阶段,整个社会对于知识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在政治方面已经不存在任何歧视的现象。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知识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成员参与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十分重要的立法机构和参政议政机构的人数越来越多。表5显示,在20世纪80-90年代,知识精英群体成员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当中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其提升速度仅次于干部而居于第二的位置:知识精英群体成员在全国人大当中所占比例由1977年的14.96%迅速上升至198323.54%1993年的21.79%1996年的21.08%;在省级人大代表当中的比例由1977年的16.15%上升至1983年的21.28%1996年的20.95%;在市、县、乡三级人大当中的比例也表现出同样的迅速上升的势头。另有统计显示,2004年,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中,进入各级人大的有23143人,各级政协的有48395人,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139人,全国政协委员90人,全国政协常委3人;有省级人大代表1127人,省级人大常委17人,省级政协委员1359人,省级政协常委165人;有市级人大代表6536人,市级人大常委227人、副主任6人,市级政协委员8519人、常委1145人、副主席34人。[xli]

 

  5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比例变化(%

 

全国人大

省级人大

市级人大

县级人大

乡级人大

干部

知识分子

干部

知识分子

干部

知识分子

干部

知识分子

干部

知识分子

1977-1981

13.38

14.96

19.32

16.15

 

 

25.42

8.61

32.01

5.84

1983-1987

21.35

23.54

23.58

21.28

 

 

20.87

18.41

18.68

8.58

1993

28.27

21.79

49.85

 

48.48

 

42.10

 

21.48

 

1996-1999

33.17

21.08

42.80

20.95

36.79

20.32

35.01

12.68

21.12

 

   资料来源:刘智等:《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350360366页。

 

    第三,较高的职业声望(职业位置)。

    一个社会群体有着怎样的职业声望,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个群体有着怎样的社会评价,这个社会群体在职业声望序列当中有着怎样的位置,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一个时期当中的社会成员有着怎样的努力目标和行为取向。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权力和知识是社会成员所广泛追求的目标,因而与之联系度较高的政治精英群体、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一般来说也就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

    诚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英群体取得了较为优越的经济收入,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实际状况,必然地使精英群体同时也获得了较高的职业声望。1999年进行的一项城市居民职业声望的调查显示(见表6),职业声望中位居前20位的分别是,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电脑网络工程师、法官、检察官、律师、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然科学家、翻译、税务管理人员、社会科学家、医生、计算机软件设计师、作家、记者、房地产经营开发商、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和投资公司经理。2001年进行的一项职业声望调查表明(见表7),位居前20位的职业分别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法院院长、工程师、科学家、县委书记、大学教授、大学教师、政府机关局长、外资企业经理、政府机关科长、中学教师、中学校长、国有企业厂长、报社记者、律师、国务院部长、集体企业厂长、电影明星和机关政工干部。这两项调查说明,在职业声望当中,位居前列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精英群体成员。

    另外,还有两个现象也间接地说明精英群体成员具有很高的职业声望。一个现象是,在2002年进行的有关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的判断的调查中(见表8),有两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59.2%),二是私营企业主(55.4%)。紧随其后的群体包括演艺人员、城乡个体户和国企管理者。另一个现象是,近年来大批的社会成员热衷于报考公务员。比如,2007年公务员报考热持续升温,共有111万余人次通过网络提交了申请。之后,有74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最终确认53万余人,报考与录取的比例约为42:1,而2006年的这一比例约为48.6:1[xlii]

 

           6   中国城市居民1999年职业声望排序前20位(共69项职业)

排序

职业

声望得分

标准差

1

市长

92.9

13.71

2

政府部长

91.4

13.85

3

大学教授

90.1

13.39

4

电脑网络工程师

88.6

14.08

5

法官

88.3

13.94

6

检察官

87.6

13.90

7

律师

86.6

13.39

8

高科技企业工程师

85.8

13.50

9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85.7

16.60

10

自然科学家

85.3

15.12

11

翻译

84.9

14.62

12

税务管理人员

84.9

16.15

13

社会科学家

83.9

16.26

14

医生

83.7

14.38

15

计算机软件设计师

83.6

15.77

16

作家

82.5

16.22

17

记者

81.6

15.67

18

房地产经营开发商

81.5

15.72

19

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

81.3

16.43

20

投资公司经理

81.1

15.79

            资料来源: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30页。

 

           7      中国2001年职业声望得分排序前20位(共81项职业)

得分排序

职业分类

得分

1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90.15

2

市长

89.87

3

法院院长

88.61

4

工程师

87.92

5

科学家

86.49

6

县委书记

85.18

7

大学教授

85.15

8

大学教师

85.14

9

政府机关局长

81.1

10

外资企业经理

80.15

11

政府机关科长

79.87

12

中学教师

79.4

13

中学校长

78.18

14

国有企业厂长

78

15

报社记者

77.32

16

律师

76.12

17

国务院部长

75.96

18

集体企业厂长

74.95

19

电影明星

73.43

20

机关政工干部

72.41

            资料来源: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8      城市居民对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群体的判断(2002年)

群体类型

 

选择百分比(%

个案数

党政干部

1

59.2

6959

私营企业主

2

55.4

6150

演艺人员

3

43.0

4772

城乡个体户

4

33.0

3660

国有企业管理者

5

29.3

3251

专业技术人员

6

24.3

2691

 

7

14.9

1649

 

8

3.4

382

 

9

1.5

171

 

10

0.5

61

            资料来源: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二、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无疑,中国的精英群体对于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普及现代理念、创造社会财富、激发社会活力以及推动现代制度的创新,对于推动新型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均有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精英群体的努力和作为,就没有中国发展和繁荣的今天。尽管如此,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现阶段的精英群体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特殊的时代条件对于精英群体的具体情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强烈的利益冲动、普遍的社会焦虑氛围、缺少规则、过度依赖政府以及新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利益结构重新洗牌在同步化进行等特有的社会现象,容易使中国现阶段的精英群体形成一系列特有的明显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英群体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中国社会的各个群体逐渐形成了一种过于强烈的经济利益冲动。与基础阶层群体成员相比,精英群体成员的经济利益冲动来得更为强烈。强烈的经济利益冲动几乎是一面倒,几乎成为精英群体压倒其他一切事情的行为和政策取向。这种情形,如果用当时20世纪90年代的某种提法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要意思是,就经济效益问题和公正问题两者的关系而言,经济效益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是第一位的,要优先于公平问题;但是,公正问题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它属于应当被予以兼顾范围内的事情。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中所谓的兼顾公平,顾名思义,无非包含这样两层含义:其一,应当在重点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要忽略公正问题,对之应当予以适当的关注;其二,当经济效益问题和公正问题两者间出现抵触、矛盾甚至是对立的时候,应当首先考虑前者而不是后者,推之极端,有时甚至为了确保经济效益可以暂时地牺牲公正。

    这一提法先是由知识精英群体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仓促的学理论证并迅速提出,继而为政治精英群体成员所接受,更为经济精英群体成员所赞同。当时学者典型的论证理由是,之所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正确的,其主要理由在于:从历史观的参照系来看,人类社会的公平问题是伴随人这个族类才能的发展、效率的提高而出现的;从市场经济的参照系来看,公平优先是不可能的;不公平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甚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杠杆。[xliii]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过程,这需要以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为基础。没有丰富的产品和劳务供给,就谈不上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谈不上实现共同富裕。效率之所以应当放在优先地位,正是因为没有效率或效率低下,生产力就发展不了,产品与劳务的供给就不可能充裕,因而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理解公平一词,公平都是实现不了的。[xliv]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公平的结果毫无例外地造成均贫而非均富。在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优于公平的命题是千真万确的,也是唯一可行的。[xlv]这一提法很快被政治精英群体成员所接受,将以往的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提法改换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并且,通过政治精英群体巨大的影响力,这一提法由精英群体的行为认同变成了一种社会导向。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建设刚刚开始,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因素只是初露端倪,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恰恰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这一提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当时,这一提法尽管还不能说是一个最佳方案,但可以说一个次优方案,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有助于人们冲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确立经济领域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行政的、人为的经济体制。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则强调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反对经济的从属性地位;强调经济发展自身的自主性,反对行政权力对于经济全面而直接的干预;强调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反对以任何借口来漠视经济生活。这样,便从理论依据的层面上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合法性,提高了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普遍增强甚至是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经济意识,从而有力地消解了计划经济体制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其二,有助于冲破和消解平均主义式的、绝对的平等观。与改革开放以前绝对、畸形的平等观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提法看重的是人们在分配结果上的差别、在最终生活状态上的相异。尤其重要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在中国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付诸了实施,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从根本上冲击、消解了平均主义式的、绝对的平等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正理念的过程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是一个必要的过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三,直接推动了经济精英群体的形成。由于改革开放以前多年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作法的影响,经济精英群体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群体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其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着众多的禁锢。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经济精英群体的健康发展乃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是不可能的。正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取向等多种因素的积极影响下甚至是矫枉过正政策的推动下,这一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最为盛行的时候,恰好是中国经济精英群体特别是职业化企业家群体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群体初步得以形成的时期。比如,表1显示,从1992年直至21世纪之初,无论是从企业户数上看,还是从企业主人数上看,都是私营企业主群体得以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发展的时期,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作为一个阶层,就是在这个时期得以形成的。

    更应当看到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严格说来只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性的提法,而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趋势,其自身包含着一些明显的局限。大致地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的主要症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看到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极端重要性。

    以人为本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强调发展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人是发展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只有以人为本位,方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一根本性的定向问题。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以人为本的发展应当具体表现为实现人人共享。人人共享的含义是,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应当具有共享的性质,即: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应当相应地更加得到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应当相应地不断地得以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应当相应地持续不断地得以满足、其生活水准应当相应地得以不断提高。相反,如果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群体、少数社会成员一方,那么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无发展的增长。既然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那么,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就必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的。增长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本身包括消除贫困、文盲和疾病,拓宽人类选择的范围,增强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从而增加自由。[xlvi]相比之下,经济是实现发展基本目的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手段,是从属于前者的,经济本身不可能自发地解决社会发展的基本定向问题。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将经济效益问题放到了一个过于绝对化的位置,实际上是将之视为发展的基本目的,将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颠倒开来。

    第二,没有看到发展是一个整体化推进的过程。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显然是把经济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成为全部发展的代名词。这是一个对于经济非常片面和肤浅的理解,也是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作法。随着发展进程的深入,社会的分化愈来愈明显。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愈益复杂化,其分工愈益明显。重要的是,社会同时呈现出一种日益加强的整合趋势,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性日趋增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层面或环节如若脱离其他层面或环节的有效支援就无法存在与发展。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突进、单方面长足发展的可能性。发展是社会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如政治、文化、教育、社会事业等各方面的协调并进与全面发展,发展是整体有机的推进。社会当中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个环节的迟滞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发展的速度、规模及效益决定于发展过程中最快的那一个层面与环节,倒不如说是决定于发展过程中最迟缓、最薄弱的那一个层面与环节。正因为如此,所以,如果长时期停留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的层面,必定会延误发展的全面推进。

    第三,混同了制度和具体政策两个层面上的社会公正问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实际上只是将社会公正问题归于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即:只是从具体政策的层面上亦即公平和效率两者关系的层面上来分析公正问题的意义。这种作法不够全面,也容易引起一些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实际上,社会公正的意义表现在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制定这样两个层面上。对于这两个层面上的社会公正问题不宜混淆。社会公正的第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是,现代社会在基本制度设计和安排方面,必须以社会公正这一基本理念为基本依据和基本出发点。在这一层面上,公正是最为重要的,不存在着公正与效率何者优先的争论问题。比如,像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价值观是现代社会当中诸如宪法等基本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据,很难想象把这样一些重大的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安排的问题当成兼顾的事情来对待。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有赖于体系化的规则体系的存在。而一个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就是制度。就制度的设计与安排而言,需要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为其依据。在现代社会,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基本价值理念依据只能是公正。所以,现代社会当中基本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必须以公正为依据。基于社会公正的制度安排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它涵盖了现代社会当中所有的制度安排包括公正的经济制度、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公正的政治制度等。在此层面上,社会公正是最为重要的,不存在着公正与效率何者优先的争论问题。对此,不宜作功利性的理解和短期化的修正,否则便背离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比如,类似于法律应当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提法就十分错误,它实际上是将基本的制度安排从属于一项具体的事情,因而必将造成诸如社会的无序、社会发展宗旨的背离等严重的负面效应。社会公正的第二个层面上的问题是具体的政策制定。这主要涉及到我们经常谈论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当中经济效率和分配再分配两者的份量孰轻孰重的问题。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可供社会再分配的财富不尽一致,由于社会经济各个环节不可能保持完全一致的均衡发展,由于公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的具体需求有所差异,所以,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段当中公正与效率便会出现难以完全兼顾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有必要突出地或重点地解决公正或效率的问题。相较之下,公正在基本制度层面的根本意义则是不容质疑的。如果将政策层面上公正问题的争论延至基本制度设计层面,将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如是作法,将会以某个历史时段可以变通的政策取代具有极大稳定性的基本制度安排,以手段代替目的。这将造成基本社会结构以及基本经济制度的畸形化,为未来留下极大的问题,并增大将来纠错的成本。

    第四,造成现代政府主要职能的错位情形。

    如果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经济精英群体来说还多少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对于政治精英群体来说则是一个有严重误差的提法。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主要职能应当是维护社会公正,确保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在尽力扮演一个全能型政府的角色,试图事无巨细地统领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事情;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又在试图扮演一个经济型政府的角色,而取代企业家群体以及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一个经济型政府职能定位的明确表述。客观地看,在改革发展初期,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社会缺乏一个职业化的企业家群体,再加上当时现代化的经验不足,对于现代政府的合理定位缺乏应有的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府不得不同时也乐得扮演着一个市场经济直接推动者和建设者的角色,对具体经济事务的干预必然会过多一些。既然对经济事务进行过多的干预,因而也就必然地会轻视公共事务事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当市场经济发育到一定时候,政府理应逐渐从具体的经济事务当中退出,退到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的合理位置。否则,便会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健康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正是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存在着如此之明显和严重的局限,而这一提法又是一个特定时期内精英群体的基本行为取向和政策导向,所以,这就为中国进一步的发展造成许多严重的问题,留下许多严重的隐患:这一提法为精英群体不恰当的利益扩张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依据,使之容易越过合理的边界,造成类似于公权扩张、精英群体利益结盟以及种种腐败等现象;这一提法会使人们过分看重GDP问题,而轻视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协调发展问题;会使整个社会轻视社会政策,漠视民生问题的改善,并使公共投入优先顺序出现严重颠倒的情形;会使社会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采取有所差别的、不公正的政策,并造成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会使改革和发展之间出现某种背离的情形;等等。

    2、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

    作为以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为己任的政治精英群体,特定的职业要求使得这一群体具有同其他群体相比所不具有的公共性特征,同时具有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由国家所赋予的实施目标的强制性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精英群体同其他群体相比容易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优势位置。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其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也是具有时代局限的,而且,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一样,政治精英群体成员也有着自己的经济利益需求。国家不是神造,而是人造。它并没有正确无误的天赋,政府是民选的,但却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也是由人制定,这些规则本身不一定都是完善无缺的。政治家和官僚都是有着个人利益的正常人,他们既不代表社会利益,也不是社会利益外别无他求的。他们是经济人而不是道德人’”[xlvii]

    这里,就难免出现一个悖论:作为职业化的公共利益维护者的政治精英群体在现实社会当中有时却有可能出现高于公众的位置和损害公众利益的情形。于是,又进一步引申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政治精英群体的活动边界必须有明确的界定,用以防止政治精英群体权力可能的膨胀,从而不利于公众利益现象的出现。这个活动边界就是:将其活动严格地限定在公共事务的范围之内。具体之就是:政治精英群体必须接受必要的制约和监督;不得以任何名义损害公众的利益;除非战时等紧急状态的存在,不得损害个体人的基本权利;除非属于国家机密的事情,公权的运作流程必须向公众公开,并接受公众的监督;在设计制度和制定政策时,不得以公权谋取私利,即:不得夹带政治精英群体的群体(小群体)利益和政治精英群体成员的个人利益;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当中的赢利主体,不能同公众争利;不得同经济精英群体(财富群体)在利益方面形成相互交换的情形。

    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群体都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公权扩张冲动的话,那么,相比之下,中国现阶段政治精英群体公权扩张的冲动则来得更为强烈。

    政府在特殊转型时期负有的重责,为公权的扩张提供了很大的可能空间。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型现代化模式,而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政府主导着改革和发展进程的推进,至少在一个为时不短的时间内是这样。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之重,头绪之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至少有两项:首先,政府在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方面负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曾经出现过一个断层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几乎可以说是从无到有,是在缺少一个职业化企业家群体的背景下开始发育的。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是,政府负有直接性的责任,比如,要促成企业家群体的形成,要确立市场规则,要维护市场规则,要弥补市场失效的部分,等等。其次,在社会稳定方面担当着极为繁重和艰巨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意味着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中国的改革更是意味着大范围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经济利益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xlviii]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xlix]因此,中国改革的每一项举措必定都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问题在于,就改革的具体过程而言,在某个特殊的时段,往往会使某些群体受益,同时又会使某些群体受损。因此,这在客观上容易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同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平衡状态。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极为艰巨和复杂的工程,各种快变量慢变量不变量往往是共同存在于一个时段。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时期,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已经出现,而一些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因素却仍然存在。在改革过程中,各种快变量变量之间就会发生互不衔接的情况,使市场经济体系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和较快地投入运转。[l]由此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而这一切,需要政府进行直接的干预。任务的重大,意味着权力的强大。所以,客观的看,时代所赋予政府的重大职责,使得公共权力的扩张具有了很大的可能空间。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各个群体对于政治精英群体程度不同的依附性,为公权的扩张提供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是在政治精英群体的大力扶持下得以恢复和发展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意味着知识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对于政治精英群体有着不小的依赖性。迄今为止,中国的精英群体就其行为和运作方式而言,实际上有着明显的路径依赖的色彩,即:以政治精英群体为主轴,政治精英群体仍然在不小的程度上直接影响着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具体生存和发展状况,政治精英群体对于其他精英群体做主的情形似乎已经习以为惯。而从基础阶层层面上看,由于多年来所形成的对于政府的信任以及自身市场经济意识的匮乏,民众如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也对政治精英群体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依赖性。比如,在许多情况下,一旦工人或农民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政府来解决问题。就连许多非政府组织,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同政府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缺乏自身应有的相对独立性。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政府的有力推动,这就在客观上使政府广泛使用公权具有了某种正当性依据。前述种种情形,使得公权的扩张一方面难以受到社会层面的有效监督和阻止,另一方面却得到了社会层面某种程度的认同。

    政治精英群体多年来对于公众利益理解的偏差以及自身经济利益的冲动,使得公权的扩张成为现实。以保护和增进公众利益为己任,是中国政治精英群体长期以来的基本信念,也是其之所以能够得到公众认同的基本原因。本来,公权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它能够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提供保护和予以增进。公众利益是切实、具体的,而不是空洞、抽象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历史观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i]胡锦涛也指出,要坚持求真务实,时刻关注民生,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去,重视解决好涉及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lii]显而易见的是,公众切身、现实的利益,是公权必须予以全力予以维护和增进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保护和增进人民利益的时候,政治精英群体有时没有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趋势相适应,没有能够恰如其分地做到这一点,却出现了一定的甚至是经常性的偏差。这种经常性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一是,在非紧急状态下,在某些情形下,有时会以整体利益的名义,牺牲甚至是无条件地牺牲社会成员作为个体人的合理利益。这种状况推到极端,便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所提倡的集体的事情再小,也是最大的事情。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最小的事情那样一种极端现象。二是,同样是在非紧急状态下,有时会以人民长远利益的名义,牺牲民众当前的现实利益。如果说,在诸如战时或其他紧急状态的条件下,类似的作法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在和平、常态的条件下,这种作法就有很大的问题,就会事与愿违,造成公权的扩张,越过应当遵守的基本边界,从而在实际上侵害而不是维护民众的切身和现实的利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在市场经济的起初阶段,社会成员的利益意识迅速觉醒并增强。作为社会成员一部分的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其利益意识同样在觉醒和增强,同时,多年来中国社会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对公权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机制。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liii]在这样的情形下,政治精英群体基于强烈的利益冲动,其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有时就很容易越过职业边界,延伸到公众生活领域,损害公众的利益,从而造成公权私用的另一种公权扩张的类型。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极限的地方才休止[liv]

    在上述种种情形当中,既有某种合理的历史因素,又有不合理的现实因素。这一切,最终形成了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特有的公权强烈的扩张冲动现象。

    中国现阶段公权强烈的扩张冲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权运用的非目的化现象有时较为明显。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主要目的和功能理应是维护社会公正,增进公众利益和改善民生状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lv]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个为时不短的时间里,公共权力的运用与公权的主要目的两者之间有时是脱节的,而不是合拍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现阶段政治精英群体来说,该做的很多事情没有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却做了不少。

    中国现阶段公权运用的非目的化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现象。在一个时期里,整个社会似乎是患上了经济饥渴症、染上了一种经济偏好症,一切都以经济为纲,经济成为优于其它一切领域的事情。好像只要是能把经济效益搞上去,其它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一时间,经济效益问题成为一切事情的判断尺度和评价标准。在这样的目标取向或者是发展观的引导之下,政府必然会只是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本来,重视经济政策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同时轻视了社会政策则是极为有害的。[lvi]其二,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对于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如何进行安排才是合理公正的?我们根据三条几乎不会有任何争议的、常识性道理,就可以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第一条常识性的道理是,公共投入的主要目的是要满足民众的需要。第二条常识性的道理是,民众的需要是分为不同层面的:有基础层面的需要,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事关基本民生方面的需要;有一般层面的需要,像是进行一般档次的市政设施建设、修建公路和高速公路等等便属此类;还有高层面的需要,像是修建大型音乐厅、大剧院,修建一些豪华性的公共设施,以及举办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等等。第三条常识性的道理是,公共投入对于民众不同层面需求的满足应当是由低到高梯度性地进行,即:先满足民众基础层面的需要,当基础层面的需要满足得差不多的情况下,比如满足了其百分之七八十的情况下,再开始考虑满足民众一般层面的需要,当民众一般的需要被满足了差不多的情况下,再进一步开始考虑满足民众高层面的需要。根据这三条常识性的道理,我们就可以得出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就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而言,应当以民众的基本需求为基本着眼点,应当以民生问题为优先。由是反观中国现阶段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则呈现出一种严重颠倒的情形:一方面,在豪华性城市建设、豪华性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极为过度;另一方面,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却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lvii]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的非程序化现象有时比较突出。

    公共政策的制定只有纳入程序化的轨道,才能保证政治精英群体的活动不越过特定的职业边界。需要承认的是,在中国现阶段,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时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非程序化现象。其一,表现出利益偏好的色彩。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当本着公平的原则进行,即:对于各个群体应当是一视同仁。但是,现实状况却往往相反。可以这样说,在所制定的与处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相关的各种政策当中,一般来说是以有利的内容居多,如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对于经营者往往给予过于优惠的政策;在不少地方招商引资活动中对于投资方也往往给予十分优惠的政策,等等。相反,在所制定的与处于劣势位置社会群体相关的各种政策当中,则往往是以不利的内容居多,比如,对于大量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的工人,很多地方是采用了十分苛刻、低廉的身份置换(买断工龄)的政策予以处置;对于许多农村失地农民和城市拆迁户来说,有时难以得到合理的补偿。其二,往往是单方面予以决定。在制定重要的公共政策时,应当也必须让多方人员参与,尤其是要允许相关社会群体有充分的参与和表意的机会,使之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在不少情况下,政治精英群体对于一些重要公共政策的制定却往往是自己予以单方面决定。比如,在制定一些同工人、农民和老年人相关的政策时,几乎没有相关群体的代表参加。而在制定公务员住房政策、增加工资收入的政策时,既不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也不举行听证会,而是自己予以单方面的决定。甚至一些地方的财政部门,在为数巨大的公共投入的具体投向问题上,也往往是自己一家说了算。其三,信息不透明。社会公共领域的信息,除了属于涉及到国家安全事宜者,公众具有知情权。目前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和不少情况下,政治精英群体对于这些信息采取了一种垄断、封锁的作法。比如,一些地方的预算外财政收入究竟有多少,只有为数很少的人知晓。其四,随意性。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必须遵循科学化的原则,必须做好相关信息的充分收集、整理和公开,相关政策实施的信息反馈及修正机制,某项资源公平分配额度或损失补偿份额的测算等技术性的工作。但是,不少地方、不少部门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随机性、随意性拍板现象明显。这就会造成一些重大公共政策决策的失误,造成许多严重浪费的现象。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lviii]此类现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比如,国家审计署2002年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国际机场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负面典型,定性为决策失误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流失。该机场在选址、建设规模等方面缺乏科学的论证,致使该机场在建成后运营的4年半当中,累计亏损11亿元,平均每天亏损67万元。[lix]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

    第三,公权活动的非法制化现象屡见不鲜。

    应当承认,中国社会目前的法律体系建设远远不够,而作为处在优势位置的政治精英群体更容易超越法律范围进行种种活动。一个事实是,在不少情况下,政治精英群体往往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集决策权、执行权、立法权、司法权和监督权于一身,行政问责制度严重缺位。政治精英群体有时只是按照潜规则来行使公共权力,明显地缺乏法律体系的制约和监督。既然公权扩张的强烈冲动没有了法律障碍,那么,公权越轨、越界的现象就必然会屡见不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公权的干预几乎可以涉及到任一领域,如经济、政治、社会领域,并且几乎可以触及到任一群体。比如,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得以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公权对于经济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不恰当干预的情形。国有资本垄断了交通、能源、通讯、传媒等基础产业,在汽车、钢铁化工等重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在其他行业中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在各行业中如果还是国有资本说了算,实质上就是政府说了算。[lx]公权缺乏法律制约和监督还表现在,以权代法现象时有发生。例如,2004年,河北省委、省政府以省委冀字(20041号文件批转省政法委出台的一份文件《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lxi]这份文件旨在为私营企业主群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其本意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不是立法机构,没有制定带有地方法规性质文件的权利,因而此举明显违背了法治精神,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

    由上可见,中国现阶段公权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其可能的空间是巨大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各个群体当中,政治精英群体处在明显强势的位置,具有几乎可以说是控盘的实力,因此,公权强烈的扩张冲动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走势、对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状况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3、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

    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实质在于,不同精英群体之间越过各自的职业边界,通过非正常的方式如制定带有利益偏好倾向的政策,以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来实现精英群体相互之间的利益互换,增加各自的经济利益。在中国现阶段,特定历史条件下精英群体本身的一些特点,使得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结盟成为可能和现实的事情。其一,从政治精英群体的角度看,在为时不短的一个时期里,这一群体所认同的行为取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且该群体所拥有的公共权力过大,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于是对于其自身强烈的利益冲动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公权向经济领域的延伸现象无法予以有效的阻止。其二,从经济精英群体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规则尚未系统地建立起来,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所以经济精英群体的发展过程难以循规蹈矩的推进,其发展前景和发展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就进而使得经济精英群体产生了在政治精英群体那里寻求保护和靠山的某种需要。同大多数国家有所差别的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精英群体对于政治具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十分热衷于政治参与。比如,有28.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lxii]再比如,在河北清河县,私企老板连续3年累计纳税超过100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务,该县目前至少有近10位私营企业主到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这些破格选拔的私企老板当上公务员后,多数没有放弃原来的企业经营权或仍在企业兼职,即同时拥有两顶帽子。[lxiii]类似的现象尽管还不能证明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觉悟比较高,但至少能够说明这一群体急于向政治精英群体靠拢,以获得企业发展和财富增进的有效保障。其三,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在社会缺乏规则体系尤其是缺乏规则意识的时期,如果仅仅就财富的聚集方式和途径而言,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两者之间强强联手、共同获益,虽然缺乏公正,但对双方却不失为是一种低成本、简便易行、容易受到青睐的有效方式,不失为一种理性化的(尽管属于短期行为)利益选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证据表明,腐化程度可能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lxiv]

    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结盟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同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之间排他性的利益分享。

    这种利益分享主要是指,对于政治精英群体成员能够掌控、有着重要经济利益空间的,同时又必须经过经济精英群体成员开发经营的事项,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从中寻租并获得暴利,而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则通过公权进行设租并分得一部分寻租收入。

    在这方面,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其中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土地出让制度所产生的现象,以及腐败官员贪污现象呈迅速加剧趋势。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当时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尽管当时这种作法是一种正确、合理的选择,但同时还应看到的是,这种作法难以避免地会产生巨额租金的问题。有研究显示,1988年中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99亿元以上;国家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价差、利差和汇差这三项租金的总价值超过了3569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国民收入(11738亿元)的的30%以上。[lxv]1992年因商品价差带来的价差租金不少于766.6亿元,因银行贷款利差带来的租金达1983亿元,因汇率差而形成的租金为1157.1亿元,三项差价总计3906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国民收入(20223亿元)的19%[lxvi]这些租金中的一部分分别为少数官员和商人(或准商人)据为己有。

    1998年以后,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同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之间的利益分享在房地产领域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土地是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资源,这种重要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日益凸现。1998年以前土地不能自由进入市场。1998年以后,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土地开始逐渐进入市场。政府对土地拥有着极大的权力,所以,土地便往往成为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同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之间利益互换的一个重要领域。其结果是,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都成为赢家。从政治精英群体一方看,土地出让金以及围绕着土地出让而形成的各种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当中的比重很大。表9显示,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的比例分别高达16.7%28.4%54.7%52.2%38.3%,其绝对数值基本呈持续走高的态势。如果加上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这一比例还会进一步上升。从发达地区看,从土地上产生的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lxvii]尽管从名义上看,土地出让金等相关的收入纳入了财政收入,但问题在于很多地方政府预算外财政收入中的很大一块是用于支付高昂的行政成本、改善机关干部住房条件等福利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官员从房地产开发商直接获取了巨大的个人利益。比如,一位在珠三角和广西、云南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自曝内幕: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开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lxviii]再比如,在江西,由于工程建设利润高,施工单位之间竞争激烈,为获取工程,将工程造价的5%10%列入公关费预算用于行贿,竟成为当地建筑行业的潜规则甚至公开的秘密。[lxix]一些重大的官员贪渎案件如王怀忠案件、杜世成案件等皆同土地出让有关。从房地产开发商一方看,围绕着土地获得了巨大的暴利。从2003年至2005年,全国87个开发区中有60个违规低价出让土地7873万平方米,少收土地出让金55.65亿元。[lxx]房地产商通过出售商品房获得了巨额利润。例如,上海某地产企业的前经理人私下透露,他们的项目利润一般在100%300%之间。[lxxi]而且,房地产商没有止步,还在积极囤积土地,准备获得更多更长远的暴利。以大型房地产企业万科为例,截至2006年年末,万科地产已获取的规划中项目面积合计约1851万平方米,即使以每年平均500万平方米的消化量计算,公司土地储备也至少可以维持4年以上。而且,万科的拿地步伐丝毫没有停止,单是20077月,万科在全国各地拿地已经累计花出超过60亿元。[lxxii]

 

   9             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的比重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土地出让金收入(亿元)

1300

2417

5384

5894

5505

增长率(%

85.9

122.8

9.5

- 6.6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7793

8515

9850

11286

14379

比重(%

16.7

28.4

54.7

52.2

38.3

资料来源:汝信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66页。

 

    另外,腐败官员贪污现象呈现出一种日趋扩张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腐败官员涉案金额如果达到几十万元,那就是十分重大的案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动辄达数百万元、数千万元,甚至更高。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涉案金额高达4109万元;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涉案金额为517.1万元;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涉案金额为661.4万余元;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涉案金额为1810万元;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涉案金额为共计544万余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涉案金额为649万余元;前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涉案金额高达4029万元;等等。表10显示,还有一些涉案金额超过亿元的官员已逃亡国外。

 

    10                        部分外逃贪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行业

出逃前职位

外逃年龄

逃往地

涉案金额

1

于志安

国企

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

63

菲律宾

1亿元

2

丁岚

国企

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主任

36

泰国

1.95亿元

3

蒋基芳

国企

河南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

59

美国

2亿元

4

杨秀珠

政府

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58

美国

2亿元

5

高山

国企

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

43

加拿大

8.39亿元

6

萧洪彬

国企

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43

澳大利亚

骗汇7.6亿美元

7

徐晓轩

国企

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理

40

澳大利亚

4.6亿元

8

黄清洲

国企

广东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

47

泰国

13亿港币

9

钟武剑

国企

海南省橡胶中心批发市场总裁

46

加拿大

5亿元

10

刘佐卿

国企

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

49

美国

1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部分外逃贪官基本情况》,《法制日报》2007128

 

    第二,政治精英群体某些以公谋私的现象。

    这主要是指,政治精英群体借助公权的优势,直接介入市场,通过市场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来谋取同公权密切相关的行业、部门和单位的利益。如果说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同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之间排他性的利益分享现象属于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两者合伙干的事情的话,那么,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现象则大致属于政治精英群体自己单干的事情。

    在中国现阶段,之所以会出现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的现象,除了前面所谈论的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具体的原因值得注意。一个原因是,以往单位化现象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由于单位的独立性开始初步增强,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服务化程度较为低下,因而单位便勉为其难却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为本单位职工谋取福利的功能。单位化现象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排外性,二是为本单位职工承担着从工作到具体生活的几乎是无限的责任。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延伸,单位化现象逐渐演化为如今的不少公共部门通过公权为本单位、本部门或本群体谋取利益的现象。另一个原因是,现在社会在一定范围当中盛行着一个潜规则,即:人们通过违规所获得的利益只要不流向个人,而是流向本单位、本部门或本群体,那么,这就往往被视为属于为大家谋取福利的事情,属不属。如是作法,尽管不一定合法,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合乎情理的事情,因而本单位、本部门和本群体的成员往往是予以认同的。基于前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的现象便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尽管单位化和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都是病态的社会现象,但是,两者还是有所差别的。如果说单位化现象主要是以利己不损人为预设前提的话,那么,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现象则主要是以损人利己为必要前提。而且,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现象由于涉及面极为广泛,如垄断性行业直接损害了基本民生问题,损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因而这一现象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极为严重,极易引发广泛的公愤。

    政治精英群体以公谋私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行政部门利益化。一些行政部门利用审批、处罚、收费等公共权力,为本部门人员谋求利益,扩张自己人的利益,从而造成集体性腐败的现象。比如,2006年度的审计发现,南水北调办、海关总署等33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等8.59亿元。具体是:用于购建办公楼、对外投资等5.6亿元,弥补本单位日常开支、发放津贴补贴等2.09亿元,超拨款范围、超预算级次或超标准拨付款项8994.84万元。[lxxiii]有些政府部门利用政策资源优势,在制定有关法律草案时,千方百计为部门争权力、争利益,借法律来巩固部门利益,获取法律执行权,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lxxiv]其二,公共权力直接导致的经济行业垄断。一种封闭的社会关系保障给参加者以垄断了的机会。[lxxv]在金融、能源、邮政、电信等行业当中,国有企业依靠行政权力,维持着垄断地位,并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中国的垄断行业是比较特殊的,一方面它们可以向中央财政要求更多的补助,而另一方面拥有不受节制权力的垄断企业也可向下游的消费者索取更高的价格,以增加收入来源。[lxxvi]由国资委统计评价局编制的一份统计年报显示,石油石化、通信、煤炭、交通运输、电力等12家企业员工工资达到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其三,公益事业部门的利益化。公益事业部门本应主要是由政府出资举办的。但是,中国目前不少公益事业部门却呈现出一种利益化的趋向。以义务教育为例。义务教育的本质是免费教育,本应由政府买单。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义务教育却成为一种收费教育,而且所收取的费用越来越高。这就严重地加重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负担。从农村居民的情况来看,1993-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支出年均增长14.5%,同期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年均分别增长11.1%10.5%,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增幅明显高于收入和支出的增幅。[lxxvii]

    第三,政治精英群体对经济精英群体的政策倾斜。

    这一时期,政治精英群体在制定同经济精英群体相关的政策时,有时表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倾斜性。客观的看,中国经济正处在大发展、市场经济正处在形成和完善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形下,出台适当甚至是较大程度的扶持、鼓励经济精英群体的政策,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在于,过犹不及。同基础阶层即社会主要群体如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相关政策的滞后、缺位甚至是不公正的情形相比,这种政策倾斜显示出十分明显的厚此薄彼的情形。

    经济精英群体有时通过从政治精英群体那里得到的种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优惠政策,获取了超额利润。这至少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向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一方严重流失。比如,浙江省绍兴市的一家热电厂是国有与集体合资的股份制企业,属优质企业,转制前一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6000多万元,其中上缴税收、折旧提留及利润就达1300万元,净资产3142.68万元。但在2000年,这家效益明显的热电厂就在转制中以48万元的价格给了19位个人。[lxxviii]再如,四川省一位私营企业主通过种种运作,以4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拥有4.6亿元总资产、1.9亿元净资产的犍为电力[lxxix]其二,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于投资一方的政策过于优惠。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当中,似乎患上饥渴症,以至于对投资方在土地优惠、税收减免、财政奖励等方面给予极大的优惠。比如,陕西省某地2005年招商引资引来了一项投资3亿多元的重点项目,为此地方政府无偿提供约200亩土地,再加上支付厂房建设资金和配套设施建设,财政补贴资金近亿元。[lxxx]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几乎都出现过精英群体利益结盟这样一种现象。比如,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当时人们总是把政府看作要让市场获得有效监管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lxxxi]20世纪责任编辑:huang

 
 
现有 0 人对本文发表评论 查看所有有评论    发表评论>>>
   
 
  相关文章:
 
 ·刘小英 现代化历程与传统文化复兴  (2009-08-03 23:24:17)
 ·刘小英 现代化历程与传统文化复兴  (2009-07-27 22:26:13)
 ·陈锡文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2009-07-27 22:23:54)
 ·吴忠民 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及立足点  (2009-07-19 21:17:20)
 ·吴忠民 社会公正研究的现状及趋向——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社会公正研究述评   (2009-07-19 20:50:06)
 ·陈学明 中国“现代化”需要超越西方模式  (2009-07-05 18:57:45)
 ·赵穗生 中国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2009-06-08 01:25:14)
 ·赵穗生 中国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2009-05-27 09:29:02)
 ·岳天明 魏冰 现代化进程中调适我国民族关系的几个基本问题  (2009-05-25 00:53:46)
 ·岳天明 魏冰 现代化进程中调适我国民族关系的几个基本问题  (2009-05-18 23:31:25)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Copyright © 2007-2014 Sociology Perspective,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学视野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 联系我们 sociologyol@163.com
京ICP备090281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