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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星华 刘少杰 王锡锌 “无直接利益冲突”:社会矛盾新形态  
  作者:郭星华,刘少杰,王锡锌    发布时间:2009-09-19   信息来源:《人民论坛》  
 

“无直接利益冲突”:社会矛盾新形态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总第263期)  

编者按:上期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灭火器减压阀》一经推出就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引发网友热议。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各大网站纷纷转载,不少读者致电对这期专题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该选题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近几年来,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作无直接利益冲突,意思是指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正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话语权较小,才会转而通过无直接利益冲突来发泄不满。围绕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我们将延续上期策划话题深入探讨。

 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新解

  管理走向参与的转变

  社会矛盾冲突的制度分析

  延伸阅读: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中外对比

  延伸阅读:辩题:无直接利益冲突很可怕吗

 

“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新解

郭星华

 我们必须把对官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的治理,提高到维护社会安全运行的高度来对待。

 从几起大型突发性群体事件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有为数众多的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原本只是由于利益相关者对某一事件处理的不满而引发的小规模冲突,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参与,不仅使得事件的规模增大了、破坏的烈度增强了,而且事件的社会影响力也增大了。所谓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人,本身与引发事件的起因无关,他们并非想从事件得到实质性的好处,参与就是他们的目的。问题是,这些人从参与事件的过程中既然得不到利益,他们为什么还要参与,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参与的动机和目的

  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社会行为都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这些社会规范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等,所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里所说的枷锁,可以理解为各式各样的社会规范。打砸抢烧这样的行为,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是社会越轨行为,要受到社会规范的制裁,在现代法制社会中,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在突发性群体事件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突发性群体事件当中,参与者是匿名的,这里所说的匿名是指参与者的社会身份(非指姓名)是隐匿的。社会心理学中的匿名理论认为,人们在匿名状态下由于不必担心受到社会规范的制裁(即我们平常说的法不责众”),容易做出平时不敢做的违反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

  从社会层面来分析,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则是一种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风气不正、官员腐败等不良现象的不断涌现,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也引起了各方面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公众情绪的发泄之所以出现偏颇,并非公众之错,而是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堵塞使然。借机发泄是受害者没有高效、安全发泄突破口的自然替代。在现实中,当受害人希望通过基层调解、行政诉讼、法律仲裁、逐级上访等合法方式找回公道时,往往信心不足或成本过高。更由于在举报、状告有权势的人物时,往往伴随着可能被疯狂报复的巨大风险,于是借助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人或事件进行借机发泄就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围观、起哄甚至挑衅可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从法律层面看,法治理念淡薄,法律手段缺失。毋庸讳言,当前各级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都是高度重视的,都要求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认真做好各项预防处置工作,但许多基层政府干部往往不能从法治的视角来理性认识、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过分依靠政治手段来处置,有的甚至一有群体事件,就用堵的办法、高压的措施来应对,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容易激发矛盾。

  治标与治本的应对方法

  所谓治标的方法,就是建立起一套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反应机制,能迅速平息事件、减小损失、防止事态恶化。这套反应机制的核心是法制。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依法行政是政府的义务也是政府的权力,每一个法制社会都概莫能外。否则,社会秩序如何维系,无辜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如何得到保障?此外,充分发挥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政府官方网站的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舆论,邀请新闻媒体报导与监督,毕竟,公开、透明是遏制谣言传播的最好方式,能尽量将事态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要逐渐达成这样的共识:有了利益诉求或不满情绪,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表达,任何要挟或采取极端手段(如抬棺游行等)都是违法的。一旦那些采取极端手段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就会产生示范效应、连锁反应,会被其他人所效仿,最后导致事态失控,突发性群体事件越来越多,破坏性越来越大。

  治本的方法,是指从源头上消除产生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从而减少这些事件发生的频度与烈度。我们从社会层面上分析了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动机,是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所以,治本的方法就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研究人们为何会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他们对哪些方面不满?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官员腐败、贫富差距过大、司法不公正、社会风气不正等等。其中,有些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有些问题则需要花大力气来治理。这些问题一日得不到治理,社会不满情绪就一日得不到平息,产生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根源就一日得不到清除。改革开放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一个不满情绪蔓延的社会,尽管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也绝不是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所以,我们必须把对官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的治理,提高到维护社会安全运行的高度来对待。

第二,有效地疏导社会不满情绪。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总会有人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问题不在于如何完全消除不满情绪,而在于努力避免不满情绪成为社会的普遍状态。也就是说,让不满情绪成为少数人的情绪,而不是社会的普遍情绪。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曾经指出,社会冲突也是有正功能的,即对社会运行是有益的。但是,社会冲突要控制在社会可控的范围之内,当社会冲突大到一定程度时,应该有一个释放社会冲突的渠道,即要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同样地,我们也应该建立疏导社会不满情绪的机制,使社会不满情绪有宣泄的途径。社会不满情绪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疏导渠道,也有可能成为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建设不满情绪宣泄渠道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利用互联网作为宣泄渠道,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由各级政府设立网络平台,完全匿名发言,除了分裂国家的言论之外的任何言论,都可以发表,而且不追究发言者的法律责任。我们应当相信,偏激者总是少数,多数人还是有理性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从“管理”走向“参与”的转变

王锡锌

  通过权利的制度化落实,公众作为公共治理主体和参与者的角色就有了保障,有序参与就可以落地变成实实在在的制度。

  看似不相关联、形态千差万别的群体性事件,其实并非毫无规律可循。稍作反思,我们就会发现,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个别化的具体矛盾不断酝酿、升级并最终发展为集体行动。在当前,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关键点在于无直接利害关系者的卷入。这要求我们打破狭隘的社会冲突观念,思考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心理背景。

  探究群体性事件表象背后

  一些民众卷入群体性事件,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长期以来累积起来的对政府的不信、不满、不服。社会中淤积的这三不情绪,籍由某个个别事件被放大和点燃。遗憾的是,个别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并没有去探究事件表象背后的形成机理,只是简单化地对参与民众不加甄别、不做疏导、不愿妥协。以如此机械的三不做法去和激愤中的民众硬碰硬,也许可以暂时抑制矛盾,但从长远看必然孕育新的更大的矛盾,把政府自己推向各种矛盾的交汇点,使其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顾此失彼。

  假如我们愿意去探究群体性事件表象背后的机理,则将意识到改变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之道就成为当务之急。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往往求助于灭火器,动辄将公安、武警等暴力机关和专政力量顶到前面,压服民众,平息事态,结果不仅往往好了伤疤忘了疼,无法反思事件背后的症结、根源,而且仅仅做到将民众的对立情绪和现实矛盾暂时压制或搁置,留下再次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隐患。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乃至整个公共治理,都需要超越就事论事的简单处置,从根本上缓和与化解社会矛盾,完善日常释放机制,从而使社会生活中因各种摩擦而积蓄的能量通过和平、有序、理性的方式得以释放。

  从结构和日常生活的意义上看,一种参与式治理模式将是这种日常释放机制的基础。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强化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制度保障,通过建立日常化的、有序的程序,使公众的诉求、公众的意见、公众的不满得以经常性的表达和释放,从而从源头上保障一种稳定的、和平的社会讨论和社会交涉模式。

  与原有压制/管理模式下的灭火器相比,这种模式可以被称为减压阀:它将管治重心从个案性应对转向制度化预防,将管治手段从刚性对抗转向柔性合作,将管治理念从权力行使转向权利保障。这些转变的核心,是落实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权利的制度化落实,公众作为公共治理主体和参与者的角色就有了保障,有序参与就可以落地变成实实在在的制度。

  有序的参与式治理变对抗沟通

  运用参与治理模式重新审视当下的群体性事件,就不难辟出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在日常治理状态下,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精神和要求进行公开,缓解政府同公众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为公众有意义地参与决策过程创造条件。决策的参与并非削弱政府的领导角色,而是切实保障公众表达意见、进行商谈、寻求共识的权利,通过公开征求意见、举行听证和论证等渠道,彰显公民的主人翁精神。这种主人翁精神不仅体现在公共决策过程中,也应体现在决策后的执行监督之中。

  而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政府的首要工作不是捂盖子,而是揭示真相,以阳光驱散谣言和心理阴影;不是打棍子,而是以主动的、诚恳的姿态与民众交涉,切实体察民众的诉求,引导社会舆论的理性和建设性。稳定固然是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但也必须防止将稳定抽象化,以稳定为名无视、压制乃至掩盖矛盾。必须防止将稳定曲解化,在稳定的渠道下不分是非、不问情由,乃至站到不正义、不合法、不得人心的既得利益一方去。

  许多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其实是民生、民权、民主问题。民生受冷落、民权受压制、民主不到位,就会引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不满;日常摩擦中所累积的能量不能通过可控的、有序的方式释放,最终就只能通过爆发性、破坏性的方式井喷。这样的教训,理应为各级政府官员所记取。诚然,许多深层次的民生、民权和民主问题,必须通过长期的、渐进的治理方能缓解,任何治理模式对此都不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但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意义在于指明方向:一方面,将民众力量和诉求引向问题的解决,使政府与民众双方力量的对抗,转变为共同解决问题的合力;另一方面,让民众和政府都能够看到希望,理出头绪,从而拿出诚意,摒弃情绪化和武断。

  有序的参与式治理,需要使公众从原来公共管理对象的角色,回归到公共治理主人的角色。公众权利的落实,不仅具有在我们今天社会转型时期所具有的救急功能,从长远看,它也是国家现代化的要义所在。国家现代化,需要政府管制理性、市场经济理性、社会沟通理性,三者缺一不可。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理性、政府理性已开始生长,而社会沟通理性尚待开掘。沟通理性的培育和现代公民人格发育是相同的过程,而公民权利的充实和行使,将是培育现代公民人格的正途。

  就此而论,我们已经出发,正在路上。既往的群体性事件或许能成为公民登场的铺垫,而只有当社会治理模式转向有序参与的时刻,我们才能沐浴公民精神的温暖阳光。(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社会矛盾冲突的制度分析

刘少杰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总第263期)     

 新制度不会轻易确立,旧制度也不能简单替代,特别是那些仅仅追求效率的经济制度,一旦冲击那些稳定地维持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制度且得不到有效协调时,群体事件就会以各种形式爆发,这是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们通常把一些事前没有预料的且对社会秩序产生明显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称为突发性事件,然而,事实上很多被称为突发性群体事件并非不可预见,因为大部分群体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前因,只不过人们没有清楚地识别而已。一般而言,但凡能给社会生活造成较大影响的群体事件,通常是某些制度矛盾引起的,能否善于从制度关系上识别和分析这类矛盾,是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事件的基本前提。

  突发事件中蕴含制度性矛盾

  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规范社会行为、稳定社会秩序,可是很多冲击社会秩序的社会行为或社会事件又往往是由制度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事实上,其中道理并不复杂。因为,不仅不同领域的正式制度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目的制定出来的,而且在社会各种领域广泛发挥作用的道德规范、宗教信念和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也是以其相互区别的价值原则引导人们展开不同的社会追求。无限多样的制度规定着不同目的的社会行为,而不同社会制度相互交织地在有限的社会空间相遇时,它们相互区别的社会功能就有可能相互排斥甚至支配人们的行为发生冲突。

  最近,在吉林省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了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部分职工因不满企业重组而在通化钢铁公司厂区内聚集上访,反对河北建龙集团对通化钢铁公司进行扩股重组,一度造成7个高炉停产,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公司的总经理陈国军被殴打致死。从这起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度矛盾在群体事件中的根本作用。通化钢铁公司是一个具有50多年历史的国有企业,无论是在企业的产权制度和管理模式上,还是在管理者和员工的利益关系、价值信念、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同民营企业有着深刻差别,而这些差别都属于制度性差别。在实施河北建龙集团(民营企业)对通化钢铁公司增资扩股或兼并重组的过程中,这些制度差别必然转化为涉及全体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制度矛盾,而这些制度矛盾得不到妥善处理,引发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也就难以避免。

  制度分析不能只局限于政治制度思考

  近几年发生的一些规模较大的群体事件中都包含着某种明显的制度矛盾。在一些因城市民居拆迁而引发的群体事件中,可以发现房地产开发制度同城市居民住房产权的制度矛盾;在农民工索要工资而引发的群体事件中,可以发现农民工权益同私营或民营企业工资制度的矛盾;在群体性冲突中,可以发现不同群体的价值信念、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更明确地说,但凡成为群体事件,其中总是包含了种类不一、程度不同的制度矛盾,应当从制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来分析群体事件发生的根源,而不应只要提到制度分析,就仅仅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思考问题,由此阻碍对群体事件制度分析的深入性和具体性。

  在一些群体事件发生后,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首先集中于对事件参与者、展开过程和造成后果的分析,应当说这是必要的,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一定要透过事件的表层现象,揭示其中的制度矛盾。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事件,必然是有较多人参与的事件,而当人们同时参与某一事件甚至出现严重纠纷时,就应当考虑是何种共同利益使他们采取了一致行动。社会生活中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的共同利益都是受某种制度制约的,即便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制约,也可能受到人们的风俗习惯、价值信念、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并且,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不仅仅表现在工资收入、家庭财产等客观的物质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人们的价值认同、兴趣指向等主观意愿上。规模较大的群体事件反映了制度矛盾的利益指向,通常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

  正视并化解制度矛盾

  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在社会群体中包含的制度矛盾也不是瞬间生成、突然变化的。根据这个道理,群体事件中反映的制度矛盾是可以预先把握的。更明确说,在群体事件爆发之前,制约着群体成员的制度关系或制度矛盾就已经存在了。如何清楚认识那些关系到群体成员共同利益的制度关系或制度矛盾,是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群体事件发生的前提。事实上,在很多群体事件爆发之前,这个群体中的制度矛盾已经很明显,例如通化钢铁公司群体事件爆发之前,民营企业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矛盾,民营企业的经营制度特别是用人制度同国有企业职工群众的共同利益、价值信念和行为方式的矛盾已经明显暴露,如果掌管这次增资重组的领导者及时地正视这些制度矛盾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这些制度矛盾,这起规模较大的群体事件就不会如此激烈地爆发。

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肯定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生活中还存在很多复杂的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制度矛盾。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制度改革,各级政府、企业组织和市场机构等部门,都在为深化改革开放而不断制定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并且很多新制度的设计与实施通常是以提高效率为基本目标的,单纯追求效率的制度往往会冲击社会生活的稳定协调。新制度不会轻易确立,旧制度也不能简单替代,特别是那些仅仅追求效率的经济制度,一旦冲击那些稳定地维持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制度且得不到有效协调时,群体事件就会以各种形式爆发,这是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延伸阅读:“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中外对比

 一般而言,西方国家将我们所说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称之为骚乱(Disturbance),是指群众由于长期压抑而形成的对某种制度或某一人群的不满,因一具体事件的发生而集中宣泄的行为。例如1965年美国洛杉矶黑人骚乱事件,2005年、2007年法国巴黎骚乱事件等等。这些国家的骚乱事件与我国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相比较,两者在成因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1.社会严重不公引发的冲突矛盾。由于移民及社会政策方面长期存在缺陷,许多国家的移民存在聚居相对集中、文化相对封闭、失业率高、贫困程度高等问题,这导致社会鸿沟不断加大,移民很难融入主流社会,不满与仇恨情绪随之加深,并形成了恶性循环。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等原因,农民工在身份、就业、子女就学、基本社保、居住等方面都遭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这使得他们中一部分人对城市人、城市社会有一种不满心态,于是一遇到机会便借机发泄。

  2.社会贫富分化引起的心态失衡。贫困会使人对社会和生活失去信心,进而演化为一种强烈的反社会心态。在我国,因垄断和寻租等非正常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形成了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3.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促使矛盾不断恶化。在西方,弱势群体参与民主的机会有限,他们在社会上层中很少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他们就想通过一系列滋事、破坏行动来发泄不满,进而希望引起社会对他们的承认和重视。在我国,一些制度在现实政治中往往并未形成一套极具操作性的配套运行机制,而当不满情绪与利益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时,民众就会感到不堪重负,因而会另寻非制度渠道予以发泄。

 

延伸阅读:辩题:“无直接利益冲突”很可怕吗

 :当然是不可小视的,那些跟风瞎起哄的人往往是对某些社会不公现象的愤懑,因而乘机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所以对此不能孤立的看作是瞎起哄,倒是应该反思一下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网友 破罐破摔)

  的确非常可怕,这直接地反映了政府的信用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急剧下滑。我是一个基层的海运现场行政执法人员,我在码头检查船舶时经常会碰到一些码头工人、周围群众的无故阻挠甚至谩骂。有些人把无直接利益冲突归咎于社会的高速发展导致的人的心态失衡,我认为是缺乏根据的。我认为政府信用的缺失、官员的腐化、发展机遇的不公平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根源。(网友 特别狙击手)

  拍: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的出现也是一种好现象,它标志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民主意识的提高,参与社会事务意识的增强,维权意识的增加。(网友 鱼鱼)

  对社会冲突乃至官民冲突不要过于敏感,不要认为一切冲突都是反功能的、有害的、适度的冲突还有助于社会系统的存续。因此,社会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有效协调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网友 局外人)

 
  责任编辑: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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