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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星华 李飞 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  
  作者:郭星华, 李飞     发布时间:2010-01-27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

                                                  郭星华  李飞

载《人口研究》2009年第6期

 

  要:本文在对北京农民工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和经验个案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在现实中不是同质线性和单一维度的,而是复杂、多维的,具有二重性的特征。此外,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较、每年在京打工时间以及未来身份归属等因素均对其二重性认同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认同;认同度;二重性

作 者: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李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研究生

 

Abstract: Based on data analysis and case, the paper clarifies that: peasant-workers’ social identity is not homogeneous and linear, while it is not single-dimensional, which is 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uality. In addition, the factors influence duality of social identity significantly, such as peasant-workers’ communication with urban residents, the comparison with urban residents’ income, working time in Beijing every year, future identity ownership, and so on.

Key Words: Peasant-workers; Social Identity; Degree of Identity; Duality

 

改革开放至今3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这场改革的起始点,农村社会的变化不可避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城乡社会流动的频繁构成了我国农村社会发生的三大重要社会变化”(王春光,1995)。这里提到的频繁的城乡流动,具体表现为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跨区域流动,形成所谓的“民工潮”。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也被称为“农民工”、“打工者”、“外出务工人员”,等等[i]

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冲突与失范,人的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社会网络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来展开(王毅杰、王微,2004)。这些研究视角探讨的核心是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融入问题。随着农民工研究的开展,以往较为宏观的研究视角逐渐显现出自身的不足,理论关照的重心也逐步从制度、经济社会层面转移到更深入、细致的心理层面,“社会认同”成为焦点之一。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能更全面地体现其融入和适应城市的状况。

1、 理论回顾与分析框架

“认同”(identity)最初是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出现的,弗洛伊德较早地使用了“认同”一词。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转引自史慧颖,2007)。社会学视野中的认同注重的是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的归属和关系问题。社会认同经典的定义为泰弗尔(Tajfel)和特纳(Turner)等人提出。泰弗尔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引自张莹瑞、佐斌,2006)。个体通过社会分类把群体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并通过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将自己归于某一群体(Turner et al.1987内化该群体的价值观念,接受其行为规范。也就是说,社会认同是“行动者对其群体资格或范畴资格(membership)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承诺”(方文,2008a)。该定义不仅揭示出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群体资格(方文,2008a2008b),还指出了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曼纽尔.卡斯特,2003)。这在学理上给予了认同很高的评价。但从另一角度看,泰弗尔等人眼中的社会认同仍然是一个在程度上增强或减弱的同质、单一的线性概念。它意味着个体通过类化机制和内外群体的比较,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偏见(out-group discrimination),且使群际间差异呈现出放大效应(accentuation effect) (引自方文,2005;张莹瑞、佐斌,2006)。亦即个体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评价与认知是一种此强彼弱的关系,对内群体评价要高于外群体。这里的问题是:在一定时期内(共时性),同一个体是否存在对两个(或多个)群体的同时认同,或者都不认同?即个体自身的认同是否会出现一种张力或个体的社会认同是否具有共时二重性的特征?

具体到流动农民工而言,尤其是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农民工,他们的认同图式是怎样的,或者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理解、体验自己目前的身份和归属?这种理解和体验是否存在一种张力?即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否具有共时二重性的特征?既往的研究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

目前关于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同的现状、形成原因、社会后果以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如王春光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等七个方面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认为他们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其社会认同趋于不明确和不稳定(王春光,2001)。这些学者敏锐地注意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认同模糊化”、“认同内卷化”及“认同困境”等现象,表现为“过客心态”、“游民化倾向”、以及“双重边缘人”等种种状态,易成为“问题民工”(王春光,20012006;唐斌,2002;周明宝,2004;吴玉军、宁克平,2007;等等)。综合来看,这些研究虽然触及到了本文的论点,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认同内部潜在的多维性、复杂性和矛盾性[ii]。另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农民工(或失地农民)认同本身的多维和复杂性,但它们更多的只是一种历时性的考察,即对目前身份意识和未来归属意识关系的判断(王毅杰、倪云鸽,2005;张海波、童星,2006)。这与本文共时性认同的研究有一定区别。

农民工从乡村走进城市,从熟人社会迈入陌生人社会,从农业文明跨越到工业文明,其生活场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也会随着生活场域的变化而演变。他们不仅仅需要完成对全新生活方式的适应,同时也是自身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城市环境消解着农民工乡土的“惯习”、“集体意识”和“社区记忆”,给予其现代性的理念;另一方面,农民工身上的乡土气息也在触动、影响着城市文化,为其注入新的元素(周明宝,2004),二者在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上相互建构。作为农村与城市的一个连接点,农民工切身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感受,以及对自己目前身份归属的理解是丰富、多维的,这也是本文考察农民工社会认同状况,分析其背后影响因素的重要切入点。

由此本文认为,在现实中,社会认同不是同质线性和单一维度的。对同一个体而言,很少有绝对的内群体和绝对的外群体之分,亦即很少存在绝对的认同和绝对的不认同(邢朝国,2009)。社会认同在多数情形下是复杂、多维的,某种意义上又是矛盾的、背离的,并且这种相互矛盾与背离的社会认同又有可能在同一个体身上存在,从而形成社会认同的二重性。这样就将对社会认同外在的关注转移到对社会认同内在张力的分析上,这也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基于此,提出本文的中心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二重性的特征。

 

2 、农民工社会认同二重性的表现

本文参照泰弗尔(Tajfel)关于社会认同的定义,将其操作化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和归属的判断、自我与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认知和评价、自身的生活体验等几个维度,以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对其进行测量,并采用因子分析的统计方法进行计算。所用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市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研究”课题组所做的问卷调查,课题组采取了配额抽样的方式。在抽样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研究总体的性别、年龄构成以及地区和职业分布等因素,共发放问卷700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17份,有效回收率88.1%。所得数据经甄别问题(问卷题目A13??户口类型)的筛选和剔除,共得到有效农民工样本324[iii]。流动农民工社会认同量表采集到的数据具体见表1

 

1                         流动农民工社会认同量表(%

指标

不是

说不清楚

1、我平时关注北京发生的事情或新闻

2、我认为北京人对外地人是比较友好的

3、在北京时,我觉得自己就是北京的一员

4、我为我是个农村人而自豪

5、我的命运和其他同样来自农村的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6、我愿意参加农村人组织的活动和机构

7、当我离开北京时,我会留恋北京的

8、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的形象与我个人是有关系的

9、当我离开老家时,我会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10、我喜欢与农村人来往

11、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与我个人是有关系的

12、我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来自农村

13、从感情讲,我现在还留恋农村生活

14、当我在北京时,我会有一种安全感

15、我很关注老家发生的事情

36.3

40.1

36.1

50.0

52.2

74.3

48.8

68.5

84.3

73.4

60.4

71.2

65.7

57.2

91.3

16.8

11.7

46.3

23.6

23.0

11.5

19.4

20.6

6.5

7.1

27.0

15.8

15.7

9.1

4.3

46.9

48.1

17.6

26.4

24.8

14.2

31.8

10.9

9.3

19.5

12.6

13.0

18.5

33.8

4.3

 

由于量表中指标较多,且相互之间存在相关性,容易造成信息的高度重叠,会给统计方法的应用带来许多障碍,以致无法进行有效的分析。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精简,保留有代表性、概括力强的几个指标,并且保持它们彼此间的独立性,从而利于进一步的分析。据此,我们对这15个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

在因子分析前,我们将反向计分的指标转换成正向计分[iv],即分值越大越偏向于认同城市,分值越小则偏向于认同农村。然后对这些指标的区分度、信度和效度都进行了计算,并对这15个指标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其KMO值为0.705[v],巴特利特球度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的卡方值为673.360,自由度为105,在0.00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这15个指标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因子提取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选取特征根大于12个因子;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方差极大法(Varimax),以使提取的因子更容易被解释。

 

2                     流动农民工社会认同因子分析摘要表

 

序号            指标

提取因子

 

共同度

因子1

因子2

1、我平时关注北京发生的事情或新闻

.607

?

.369

8、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的形象与我个人是有关系的

.828

?

.688

11、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与我个人是有关系的

.854

?

.740

4、我为我是个农村人而自豪

?

.689

.475

6、我愿意参加农村人组织的活动和机构

?

.729

.535

10、我喜欢与农村人来往

?

.774

.600

新因子命名

城市认同

农村认同

 

特征根值

1.788

1.620

 

方差贡献率

29.793%

26.996%

 

累积方差贡献率

56.789%

 

(说明:为使图表简洁,因子载荷较小的值在本表中未标明,以?代替)

 

2结果表明,6个指标被概括为两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包含的指标的内容,分别将其命名为城市认同因子和农村认同因子。指标的共同度大部分在0.5以上,两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56.789%[vi],基本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3                              因子得分系数

 

提取因子

城市认同

农村认同

1、我平时关注北京发生的事情或新闻

8、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的形象与我个人是有关系的

11、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与我个人是有关系的

4、我为我是个农村人而自豪

6、我愿意参加农村人组织的活动和机构

10、我喜欢与农村人来往

.345

.466

.477

.035

.017

.038

.056

.022

-.005

.430

.452

.482

 

我们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估计因子得分系数(见表3),并以每个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为权重,计算因子得分;同时又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社会认同的综合得分,本文称之为“认同度”。样本中每个指标的分值为-10+1,从而因子得分在每一指标上的理论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1。又知两个因子共包括6个指标,因子得分区间理论上为[-6+6]。社会认同包括两个因子,其认同度(综合得分)区间理论上也应该为[-6+6]。因此,如果社会认同度为正值,表明更认同城市,值越大,倾向性越明显;如果社会认同度为负值,则表明更认同农村,绝对值越大,倾向性就越明显。如果社会认同度为0或接近于0,则表明对城市和农村都认同,这就是本文所指的社会认同的二重性[vii]

 

4              流动农民工社会认同度的均值、中位值和标准差

 

城市认同

农村认同

社会认同

均值

中位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4096

.8155

.82046

-1.38

1.38

-.7044

-.9145

.70217

-1.44

1.44

-.0681

.0034

.30871

-.80

.80

 

由表4可知,农民工城市认同度(均值)为0.4096,大于0,这与本文的赋分方向是一致的。但该值的绝对值较小,说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倾向性并不是很强;农村认同度(均值)为-0.7044,小于0,也与本文的赋分方向一致。但农村认同度的绝对值稍大于城市认同度的绝对值,说明农民工认同农村的倾向性大于城市,这也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在总体上稍倾向于农村(社会认同度均值为-0.0681)。但绝对值非常小,说明农民工城市认同和农村认同的权重大致是相当的,即他们认同农村,同时也认同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的中心假设:即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同时,问卷中的问题“您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状况进行说明:有56.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而21.1%的农民工将自己定位为半个城市人,另有3.1%将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其他的18.9%说不清楚,态度不明朗。出生于农村、户籍身份为农民的农民工却只有刚过半数的人将自己定位为农民,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工社会认同状况的复杂和多维性。

 

3、农民工社会认同二重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后传统(现代性)秩序的场景中,个体生活中的变换总是需要心理重组,变化的自我作为联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构,自我成为反思性投射(吉登斯,1998)。即自我(认同)[viii]暗含着主体性和建构性的特征。关于这一点,吉登斯认为,“认同与人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什么对他们有意义的理解有关。这些理解的形成与先于其他意义来源的某些属性有关”(吉登斯,2003)。曼纽尔.卡斯特指出,认同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而这些文化特质是在诸意义的来源中占有优先位置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很容易同意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这一事实……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曼纽尔.卡斯特,2003),即一方面人们的社会认同要受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制约;另一方面,人们自身也有主动建构认同的空间。而这种主体建构的能力也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农民工从乡村走进城市,其生活、工作场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也会随之变化。全新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尤其是对身份归属的理解和体验,对其社会认同状况可能有较大影响。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度为因变量[ix];以社会交往、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较、未来身份归属以及每年在京打工时间等为自变量[x]。在SPSS13.0操作中采用“BackwardWald”方式下的逐步回归,经过筛选和剔除,得到如下结果:

 

5                  社会认同度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B

S.E.

Wald

Sig.

Exp(B)

Step(a)

每年在京时间

社会交往状况

经济收入比较

未来身份归属

在京是否有家的感觉

常数项

.427

.740

-1.677

.455

.558

-3.638

.196

.331

.538

.158

.261

.744

4.758

4.991

9.728

8.340

4.567

23.916

.029

.025

.002

.004

.033

.000

1.532

2.095

.187

1.576

1.748

.026

 

 

a:进入模型的自变量有年龄、婚姻、每年在京时间、交往状况、未来身份归属、在京是否有家的感觉、在京打工收入以及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较等8个变量[xi]

Sig.基于双尾检验;

P<0.05.

 

3.1  作为参与者的局外人

库利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是关于其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在想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形成自我的观念。他以“镜中我”的概念对此进行了形象的阐释(波普诺,1999)。梯姆斯(Timms)认为,个体的认同与他的互动对象密切相关,个体的公共认同以及他的阶级归属感,是由与他经常互动的群体的特性决定的(Timms1971)。吉登斯指出,正是通过个人与外部世界不断的沟通才创造和改变了他或她的自我感觉(吉登斯,2003)。国内学者项飚也指出,“我们感”的最主要来源乃是人们的现实实践,特别是和外部的互动(项飚,1998)。由此可见,认同发生于行动者间互动的过程中,存在于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人际网络中,社会交往是考察个体认同的重要坐标。

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与之交往的群体大致可分为两个:即交往相对频繁的老乡、工友等同质群体和交往相对较少的城市居民等异质群体。比较而言,作为异质群体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认同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在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中,农民工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现代性理念和生活方式,无形中消解着他们乡土性的惯习和集体意识,使其社会认同增加城市性元素,从而具有二重性的特征。表5 的数据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交往状况对其社会认同度有明显的影响。相对没有去过北京市民家里做客的农民工,那些去做过客的农民工其社会认同具有二重性特征的发生比将提高1倍,即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与城市居民打交道越频繁,社会认同越有可能出现二重性的状况。“很愿意和城市人来往,他们能介入和我们来往,那当然是很开心的事情”[xii]

但交往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之上,相近社会位置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比其位置相差大的人们间的交往要普遍些(布劳,1991),“同一个阶层的人有着共同的社会经验和角色以及相似的属性和态度”(刘精明、李路路,2005)。以下是几位农民工的访谈内容:

 

愿意和农村人(来往),水平都差不多,能说得来,因为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说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的事(憨厚地笑)。农村人有什么话能说到一块儿……跟北京人一般也就是说会话,一般不跟他们交。因为咱们干活的好像跟他们档次不一样吧,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在工地上,一个档次…(就跟一个档次交往)……(和北京人)差别比较大,差别主要在学问上,你没有文化,(人家)有文化,人家工资肯定高。[XD][xiii]

北京市民文化素质特别高,显得地位也很高。咱们说话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们说几句话,我们说不定一句也对不上来。就那个样子……感觉压力很大一样,说不到一块去。他们谈他们的事情,我们就谈我们的小事情。感觉就是两种人一样,上层人士和下层人士……和北京市民没有相似的地方,差别很大,比如生活上的差别啊,物质上的差别。他们用的东西是名牌,我们用的是杂牌。经济上(比我们)宽裕,文化素质我们也不行。我还没有发现与北京市民有什么共同点。从心理上我还是比较愿意和农村人在一起的。因为条件都差不多,比较容易接触。(和城市人)玩不到一块去,他们忙他们的,我们忙我们的,高层跟高层在一起,我们低层跟低层在一起,档次很统一。[HW][xiv]

 

农村人在各个方面同质性较强,在交往中“有什么话能说到一块儿”,“能说得来”,因为大家“条件水平都差不多”,“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使得农民工更愿意与老乡、工友等同质性群体进行交往,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建立社会交际圈,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自愿性隔离”的状况(郭星华,2000;郭星华、储卉娟,2004);同时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相互扶持,共同应对困境以及社会歧视,同时分享一些就业信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同质”、“似我(like-me)”以及“接近性(contact)”假设的正确性。可见,农民工乡土认同的情感是比较浓重的,这也符合中国传统农民的性格和形象。

但社会认同是多维、复杂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矛盾的。“没有共同语言”、“玩不到一块去”仅仅是农民工与北京市民缺乏交往,或“交往表层化”的一个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民工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社会分层想象”。如泰弗尔所言,社会范畴化是人类的一个本能,人们倾向于对群体进行社会分类和比较,社会经济地位就是这种分类比较极其重要的维度。如表5所示,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较对其社会认同度有明显的影响。相对认为有差别的农民工,那些认为无差别的农民工社会认同具有二重性特征的发生比将降低81.3%,即那些认为收入有差别的农民工,其社会认同更有可能出现二重性的状况。这表明,一方面他们意识到自身收入较低,将自己定位于农民身份;另一方面又有对城市居民较高收入的向往。此外,其话语中的“档次”一词也很能说明问题。“不是一个档次”,既意味着自己在能力素质等方面不如北京人,感觉到与北京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巨大差距,又暗含着对北京人的羡慕。这样的话语无疑体现了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特征。总之,无论是行动层面(交往表层化)还是心理层面(认同二重性),农民工与市民间基本仍是“两张皮”的关系,他们在城市中处于一种参与者的局外人角色。

3.2  “算是北京的一员,但不是北京人”

农民工相对普遍的看法是:“算是北京的一员,但不是北京人”。亦即,他们把对北京这个城市的认同与对北京市民的群体认同区分开来。一些农民工对北京的认同感是比较强的,关心北京发生的事,觉得在北京能“学到很多东西”,自己“文明懂事多了”;也觉得北京的发展跟自己有关系,并尝试着融入到这个城市中去,“平时在外面穿得体面一点,也给北京挣点光”,“如果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愿意留下来”[xv]

如上文所言,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二重性的,对城市的认同仅仅是他们认同的一个方面。与市民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认同是存在张力的。可以这样说,农民工把对城市的认同和对市民的认同进行区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由于制度、社会和文化的偏见和歧视,导致农民工将城市人对象化、本质化而抱有排斥心理(陈映芳,2005),也就成了王HW所说的“感觉就是两种人一样,上层人士和下层人士”,“他们忙他们的,我们忙我们的,高层跟高层在一起,我们低层跟低层在一起,档次很统一”。

但这种“上层人士和下层人士”之间的群体边界在一些农民工看来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认为“农村人”与“城市人”间是具有通透性的(permeability[xvi],这种意识给了他们向上流动的信心,也影响到他们的认同状况。表5的数据结果表明,未来身份归属对农民工社会认同度有显著作用。认为农民工将来成为城市人的可能性每提高一个等级,其认同二重性特征的发生比将提高57.6%。此外,每年在京时间也对认同度有明显的作用。在京时间每提高一个等级,认同二重性特征的发生比将提高53.2%。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认为农民工将来有可能成为城市人,其认同中城市性元素越可能增加,从而具有二重性的特征。

3.3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叶落归根”与“歇歇脚”

对“家”的理解和未来生活规划是考察农民工认同度影响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家”以及未来生活规划涉及到自己的情感和价值依附。绝大多数(97.2%)农民工对农村老家怀有“家”的感觉,有着较为浓重的乡土认同。但目前远走他乡,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农民工对于新环境的感觉,尤其是否有“家”的感觉直接关系着其社会认同的状况。如表5所示,相对那些在北京没有家的感觉的农民工,在北京有家的感觉的农民工社会认同具有二重性特征的发生比将提高74.8%。可见,农民工在城市找到家的感觉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对老家的依赖感,增加对城市的认同感。

需要指出的是,在城市中“家”的感觉与“老家”的感觉看似是两种力量的角逐,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对于那些独自一人在北京打工,特别是年龄较大、已婚且有孩子的农民工,他们大多是渴望回到农村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叶落归根”等说法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但生活上的压力还是迫使他们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打拼。

 

因为在北京生活啊,你的收入吧各方面儿,跟北京人还是有差距。嗯…(跟北京人)观念还是不同。现在在北京真的说也算北京的一员吧,但首先咱们是农村人,不是北京人。咱们要是想干到什么时候,还是必须要回农村的。我在这儿呢,也不打算长期干,因为我干这个也就是…年轻嘛,四十岁以后也就干不了这个。回家呗,回老家干点别的,在家可以搞一点儿养殖啊,可以养猪、养羊啊。老家…还是有点留念的,家在那边儿…现在老婆孩子在这儿(北京),每天的吃、花、开销啊,挺大的。准备干个几年,实在干不了了,就回家去。在家种地,该忙的时候在地里面儿干活,干完农活就在家待着了,每天就那么多事儿。在北京你要一天没工作呢,你就没饭吃。嗯…我还是喜欢在家的生活。[DS][xvii]

我现在挺想家的,叶落归根嘛,我们早晚要老啊。在我们的想法里面,肯定是要回去的。家里比外边强些。在家里见父母啊,见老乡多一点。谁不想自己的家啊,是不?谁不想看自己的兄弟姐妹呢?在北京就是打点工挣点钱,就像饭店里歇歇脚就走人。在老家有百分之九十的家的感觉,在北京有百分之十的家的感觉。在这边有一点家的感觉是因为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这边治安特别好,对北京有一点意思了。[SP][xviii]

那肯定感受不一样啦,一家人在一起,那感受肯定很好,分开住,感受肯定不好啦。没什么互相照顾,那是不一样的。没办法,现在出来,也就是为了以后过上好日子。一家人在一起,老的小的都能够关照,多好,多甜蜜……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啦,现在40多的人了,有什么想法也不可能。一个文化程度没有,年龄大了,去别的地方也不行了。在外面打几年工,再回家里干干别的,也没什么想法……以后还是要回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啊。不可能在外面打一辈子工,是不是?[H][xix]

 

DS虽然已经将妻儿接到北京,在北京有了新“家”,并且他也认为自己“算北京的一员”,表现出对北京一定的认同,但这种认同与他的乡土认同是存在质的差别的。在身份的表达上,他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不是北京人”、“就是一个打工的”,与城里人是有差距的,而且“不打算长期在这儿干,是必须回到农村的”,因为自己真正的“家”在农村。可见,他对乡土那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和认同源于其“根”在农村。孙SP和裴H等人的话语都表达了对家的感觉的向往和情感依附。“家里有父母”、“一家人在一起,老的小的都能关照”,这也是他们强烈的乡土认同,要“叶落归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现实的生活压力使他们只能暂时留在城市。“在北京就是打点工、挣点钱”,“一家人分开住,感受肯定不好”,“没办法”,等话语,既暗含了农民工的无奈和辛酸,又反映了其社会认同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现有一些研究认为,一部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留在城市,他们对现代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有着高度的认同,表现为对这种文明和生活方式的主动性吸纳和自觉性内化。我们认为,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还是有着较为浓重的乡土意识,他们认为自己的家和根在农村。调查数据表明,有将近40%的农民工希望回到家乡,真正希望留在北京的不到20%。因此,“叶落归根”是他们很多人最终的选择,而在外务工仅仅是“像在饭店里歇歇脚”。农民工强烈的乡土意识和对“家”的情感依附还是会将相当一部分人拉回农村。

 

4、结语

二重性是社会认同图式的一种中间状态,它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认同转换的一个过渡阶段。在城市环境的消解和重铸作用下,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在多数情形下是复杂、多维的,某种意义上又是矛盾与背离的。众所周知,影响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社会和文化等结构层面的制约,也有行动者主体实践能力的推动。本文在分析中发现,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对农民工社会认同度有显著的影响,但这种交往是表层化的,在日常交往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经常打交道的情况仅占25%,从而使他们的认同往往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农民工实际的打工收入对其认同度的影响未通过检验,但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较却有明显的作用。这说明对收入的主观差距感比客观的收入更能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度。

“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培养的各种新型人格”(帕克等,1987)。身处城市环境农民工的认同转换也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数据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城市性元素在增加,其认同转换正在逐步进行。但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F.Ogburn)的“文化堕距”(culture lag)理论认为,文化在发生变迁时,“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而在非物质文化中尤以价值观念的变迁最为缓慢(奥格本,1989)。这意味着认同系统的转换与变迁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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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北京市社科重点课题《北京市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7AaSH028,负责人:郭星华。参与本项研究的还有:邢朝国、姜华、刘泉华、朱茜倩。

[i]对这些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称呼也在随着国家对他们政策的变化(限制??容忍??融合)而不停地变化,如从最初的“盲流”、“边缘人”到最近被国家承认的“新产业工人”。而“农民工”一词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提法,虽然学界对此也有很多争议,但该称呼逐步进入了国家的政策文件,成为一种规范用语。

[ii]以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以经验个案为主,本文尝试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辅以个案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进行考察。

[iii]课题组于20087月到11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进行了结构式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农民工样本量324份,其中男性占70.1%,女性占28.4%(缺失1.5%);平均年龄为30.932岁,30岁及以下占55.9%30岁以上占44.1%;婚姻状况方面,未婚的占47.2%,已婚的占50.9%;受教育程度初中的最多,占56.8%,小学及以下的占6.5%,高中及以上的占36.1%(缺失0.6%);平均月收入为1610.738元。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该次调查。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农民工的界定相对宽泛,只考虑了“户口类型”一个因素,即在北京生活、工作且具有农村户口的人都为本文所言的“农民工”。

[iv]本文的赋分方式为:“是”赋+1分,“不是”赋-1分,“说不清楚”赋0分。得分为正,认同倾向于城市;得分为负,则认同倾向于农村。

[v]Kaiser给出了因子分析常用的KMO度量标准:0.9以上表示非常适合;0.8表示适合;0.7表示一般;0.6表示不太适合;0.5以下表示极不适合。具体参见薛薇编著,《基于SPSS的数据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66页。本文的KMO值为0.705,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vi]不到60%的因子累计贡献率相对偏低,损失的信息较多。但在分析中通过正交旋转法中的方差极大法,得到了含义比较清晰的两个因子,即城市认同因子和农村认同因子。虽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认同,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社会认同的多维性和复杂性,与本文的主旨相吻合,因此采用了这两个因子。

[vii]一些研究认为此种情形是农民工处于一种举棋不定、态度不明朗或趋于模糊的状态,这样的提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认为,从另一角度看,这种状态恰恰可以看作农民工社会认同具有二重性的特征。

[viii]严格意义来讲,自我与认同这两个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具体参见张向东,“农民工认同和适应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二者的区别并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基于研究的方便,本文将“自我”与“认同”看作同一个概念进行考察。

[ix]经过计算,农民工的认同度最大值为0.80,最小值为-0.80,均值为-.0681(见表4)。通过对认同度频数表的观察与测算,大致将其三等分,认同度在[-0.120.12]范围内的数值将其赋值为1,其他的数值赋值为0。当然对因变量的三等分并无科学上的理论依据,此处还可做进一步的探讨。

[x]每年在京打工时间以问题 “您大概每年在北京的时间”表示,选项分别为“在老家的时间比在北京的时间长、在北京和在老家的时间差不多、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工作,偶尔回一两次家、全年都在北京工作不回家”,以“在老家的时间比在北京的时间长”为参照项;交往状况通过问卷中的问题“您最近三个月有没有去过北京市民的家里做客”来表示,以“没有去过”为参照项;经济收入比较以“您觉得自己与北京市民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差别”等问题来表示,以“有差别”为参照项;未来身份归属以问题“您觉得农民工有可能成为城市人吗”来表示,选项分别为“一点可能都没有、不太可能、有点可能、非常有可能”,以“一点可能都没有”为参照项;“在京是否有家的感觉”以“没有”为参照项。

[xi]经过筛选,年龄、婚姻以及在京打工收入等变量未能通过检验,从模型中被剔出。

[xii]RL23岁,原籍河南,后迁至新疆,未婚,高中学历,北京某高校保安,月收入1500左右。

[xiii]XD28岁,河南洛河人,未婚,初中学历,建筑工。在外打工已有十多年了,之前去过西宁、石家庄、承德,2003年来北京打工。目前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三份工作。

[xiv]HW22岁,安徽巢湖人,未婚,建筑工。2004年,王HW高一上了半年就跟着当地老板到北京务工。

[xv]引自:对王HW的访谈内容。

[xvi]数据结果表明:有近两成的被访者认为农民工非常有可能成为城市人;四成的被访者认为农民工有可能成为城市人。

[xvii]DS35岁,安徽人,初中学历,已婚,北京某高校后勤人员,月收入3000元左右。1992年来北京打工,20086月,将妻子和孩子(1岁的儿子)接到北京。现在和妻子在北京租了一个七八平方的平房。

[xviii]SP34岁,河南信阳人,初中学历,已婚,有一个10岁的儿子在家读小学。1993年,孙SP第一次来北京打工,至今来北京已经十几次了。

[xix]H42岁,陕西人,初中学历,木工,2005年第一次来北京,目前是第二次来北京务工。有三个孩子,女儿和妻子在深圳打工,两个儿子由父母在老家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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