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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大用 理论自觉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作者:洪大用     发布时间:2010-07-27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理论自觉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洪大用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年第3

[摘要] 从诸多方面看, 最近几年中国环境社会学取得了快速发展, 但是目前环境社会学的重大不足是理论基础非常薄弱, 需要高度重视理论自觉问题。环境社会学者应积极拓展传统社会学的视界, 坚持社会学的未来关怀, 努力洞察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转型期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

[关键词] 环境社会学; 理论自觉; 社会转型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08ASH001)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07JJD840197)

[作者简介]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社会学博士。(北京 100872)

 

中国大陆环境社会学自1980年代初期开始翻译介绍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成果[ 1 ] , 中间经历了无学科意识的自发介绍与研究阶段、有学科意识的自觉研究与建构阶段[ 2 ] , 在最近的两三年里取得了快速发展。当前急需重视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 为其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和创造环境社会学的中国特色奠定基础。

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

最近几年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组织建设、国际对话等方面。就科学研究而言, 环境社会学方向的研究正在受到国家和大学层面越来越多的重视。近3,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中, 环境社会学的项目越来越多。例如, 2008年资助了5个项目, 占资助项目总数的4.8%。一些大学也开始成立专门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机构, 并逐步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例如, 20094, 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环境社会学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的重要特色是开展环境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将环境社会学确立为重要研究方向, 集中开展了水污染与环境移民方面的大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也将环境社会学确立为重要发展方向, 围绕农村环境、草原生态保护等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社会学系则关注海洋环境与社会, 正在凝聚一些重要的研究力量。

从环境社会学者发表的论著看, 最近三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根据20095月对中国期刊网的电子期刊的不完全检索, 发表于19801989年的文献只有6, 发表于19901999年的文献有30, 2000年以后发表的文献有152篇。其中, 2006年以来发表的文献50, 占整个检索出的文献的2616% , 2000年以来发表文献的3219%。另据不完全统计, 2006年以来, 中国大陆环境社会学者出版著作15(含翻译著作1) 。这些文献主要涉及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的介绍与评论、关于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与学科的建构、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经验研究、对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测量与研究、对中国环境政策与公众环境行动的研究等内容。研究中所涉及的中国环境问题包括了沙漠化、水资源和水污染、草原生态、生态移民、沿海滩涂开发、海洋生态环境、垃圾污染与处理、绿地保护、农村区域环境等等。

就人才培养而言, 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环境社会学课程, 招收环境社会学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了加强人才培养, 一些学者不断改进教材建设, 在前些年出版教材的基础上, 继续组织翻译和编写教材。例如, 洪大用组织翻译了加拿大多伦多( Toronto) 大学环境社会学者约翰·汉尼根(John Hannigan) 的教材《环境社会学》(2) , 宋金文翻译了日本学者鸟越皓之的《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 肖显静编写了《环境与社会———人文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就学术交流而言, 最近几年国内环境社会学者组织的专门会议正在制度化, 与后边将要提到的组织建设和国际对话一样, 这些既是中国环境社会学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同时又推动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成长。200611, 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中国环境状况与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研讨内容涉及现代化进程与环境恶化、区域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公众环境意识与维权行为、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环保政策执行过程的社会学分析等方面。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大陆环境社会学学科意识的凸显, 是中国大陆环境社会学界组织起来并开展制度化学术交流的开端。20094, 第二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以“水·环境与和谐社会建设”为主题, 围绕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人—水和谐机制、水污染与人类健康、环境移民、环境行动、环境政策与环境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大陆环境社会学界学术交流的制度化和研讨内容的不断深化。

就组织建设而言, 200812, 中国社会学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改组, 进一步凝聚了环境社会学的专业人士, 推进了中国大陆环境社会学界的组织化。该专业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学会下属的二级学会, 成立于1992年。原来主要由政府部门官员主持并开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20097, 由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会议决议, 正式将原“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更名为“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得到国家民政部正式批准。该

专业委员会现有理事会员60, 真正成为中国大陆环境社会学者自己的学术组织。

就国际对话而言, 尽管受学科发展阶段、科学研究水平以及工作语言等方面的限制, 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者与国外环境社会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在整体上还是初步的、浅层次的, 但是已经有了良好的、影响广泛的开端。20076, 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新西兰、日本、韩国、伊朗等十几个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环境状况, 探讨环境治理的对策, 促进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次会议对扩展中国大陆环境社会学者的国际视野、推动中国大陆环境社会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发挥了显著作用。作为此次会议的延续, 200810, “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近40名环境社会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商定今后将定期举办东亚地区环境社会学者之间的交流会议, 标志着东亚地区环境社会学界交流对话的制度化的开始。200911, “第二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在台湾清华大学召开, 此次会议集中研讨了低碳社会建设和绿领公民等问题, 来自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港台地区以及美国等的近40名环境社会学者出席了会议。

二、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及其意涵

从以上一些方面看, 中国环境社会学在最近几年中确实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 整体上讲,这种发展还是粗放型的扩张, 是一种初步的发展。就发展的质量而言还有很多不足, 其中最重要的不足就是理论基础非常薄弱, 现有的理论研究还不足以有力地支撑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在此意义上, 环境社会学仍然是一门建构中的学科。正如郑杭生教授就整个中国社会学所指出的那样[ 3 ] , 我们总结过去是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面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未

来发展, 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理论自觉问题。

郑杭生教授正是在思考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时明确提出理论自觉问题的。[ 4 - 5 ]他认为理论自觉关乎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要建设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 就必须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 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 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的传统学术资源, 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 而不能只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 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与此同时, 讨论理论自觉也是全球化时代和快速社会转型的双重迫切需要,与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的转变趋势相符合, 与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的边陲走向学术中心之一的前景相一致。

正如郑杭生教授自己所言, 其理论自觉问题的提出受到费孝通先生的影响, 是把费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思想落实到社会学领域中来, 在社会学领域自觉继承和发展“文化自觉”思想。联系到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我非常赞同前辈们关于“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提法。特别是, 理论自觉对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更是具有直接意义, 它不仅关乎我们建设环境社会学的问题, 而且关乎建设什么样的环境社会学。换句话说, 我们要建设一门成熟的环境社会学, 需要有理论自觉; 我们要建设有特色的中国环境社会学, 更是需要理论自觉。具体而言, 笔者理解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有着以下意涵:

首先, 就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而言, 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撑, 就不能展现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及其存在的理由。回顾美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如果没有R·邓拉普(Riley Dunlap ) 等人对于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反思和批判[ 6 - 7 ] , 就不可能催生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社会学, 也不可能使得后来的环境社会学者的研究存在某种程度的共识, 由此推动环境社会学社区的发展, 而不至于分崩离析。联系到目前的中国环境社会学, 我们的很多研究只是简单地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分析环境问题, 甚至, 一些研究还看不出什么自觉的理论视角。与此同时, 对于环境社会学理论的研究, 目前还是很不充分。在最近3年出版的论著中, 有关理论方面的探讨大概只是占到1 /5的比例, 这与一个学科建设初期的需要是不太相称的。在此意义上讲, 笔者所谓的理论自觉首先是指应重视开展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包括在开展环境问题的经验研究中保持理论的敏感性,注重揭示经验背后的理论意义。

其次, 笔者所谓的理论自觉, 是指环境社会学者对自己的理论立场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 研究者要意识到自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 要在研究立场上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区分开来。环境议题目前是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议题, 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介入。如果我们开展环境研究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学立场和视角, 我们的研究与法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甚至包括一些自然科学) 的环境研究又如何区分开来呢? 我们的研究有何独特贡献与价值呢? 另一方面, 研究者也要注意到不能简单地套用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和理论, 把环境研究与一般社会学研究完全等同起来。如果这样, 也会模糊环境研究的特殊性, 削弱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地位。毕竟, 环境社会学者在价值观、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 与传统社会学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自觉到这种差异, 不仅可以维护和发展环境社会学学科, 促进环境社会学者内部的认同, 而且也可以展现环境社会学的独特价值, 更好地为作为母学科的社会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再次, 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是指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理论自身的逻辑保持自觉, 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在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 已经积累了至少9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 人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建构理论、批判真实主义、生态现代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环境正义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政治生态学[ 8 ]12。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 一是对于这些理论本身研究不够系统, 很多人并没有全面地掌握这些理论; 二是一些人把这些理论视为当然合理的, 直接拿来就用, 存在着去背景化的风险。因此, 我们理论自觉的任务是多重的: 一是要弄清楚已有的理论, 真正吃透它们; 二是小心地运用理论, 避免生搬硬套; 三是根据实际情况自觉推动理论创新。

事实上,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 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属性, 那就是它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历史、社会有密切联系。现代性在中国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的发展, 具有很多与西方相比的差异性。这样一来, 简单地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模式, 就很难真正解释和预测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 不光是社会学, 几乎所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都面临着处理好借鉴与创新的关系的问题, 都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的理论自觉。具体到环境问题研究而言, 虽然环境问题是一种普遍性的问题, 但是, 在不同文化与社会中, 导致环境衰退的具体社会原因不会完全一样,环境衰退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完全相同, 人们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也有可能存在差异。特别是,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 历史悠久, 地域很广, 资源匮乏, 由此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因此, 我们在针对中国环境问题开展社会学研究时, 要对直接运用西方理论保持小心。这种直接运用不仅可能无法解释某些现象, 甚至可能遮蔽对于一些现象的理论解释, 妨碍理论创新。

第四, 笔者所说的理论自觉还意味着研究者在开展中国环境问题研究时, 要自觉学习、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 包括沿袭数千年的老传统和社会主义体制下形成的新传统。在很大程度上, 对于这些传统的准确认识, 是研究中国环境问题获得真知, 并推动环境问题解决的重要路径。据笔者观察, 尽管这些传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 但是学术界对于这些传统的认识还有很大不足。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 一些学者对于传统很陌生, 缺乏自觉, 但对于外来的各种学说以及当下炮制的各种理论却很熟悉, 甚至熟悉到无反思地运用的地步。再加上一些学者疏于实地观察和研究, 惯于书斋学问, 更是妨碍了真知的获得。因此, 克服“身在庐山中”的局限,养成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 也是达成理论自觉的重要路径。

第五, 与社会学这个母学科一样, 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应包含着创建中国特色环境社会学的自觉。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是否有可能? 如果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一是目前世界上的环境社会学并不是单数, 而是复数[ 9 ] ,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社会学也有不同,例如, 欧洲的和北美的不一样, 北美的和日本的也不一样。二是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中, 环境问题的呈现、致因、影响以及解决也不完全相同, 所以环境问题研究的发现也会存在差别。三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崛起, 这种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快速发展, 也需要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的提升,这既为“中国特色”的创造提供了动力, 也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因此, 建设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既是主观需要, 更是顺其自然。如果环境社会学者能够自觉到这一点并为之积极努力, 环境社会学的中国特色就有可能尽早形成。

最终, 环境社会学者的理论自觉应是一种集体意识, 而不是哪个人的主张或意识。单靠个人的努力, 理论自觉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人有可能努力吃透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 但是同时要求他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经验又了然于胸, 恐怕是不现实的。因此, 达成理论自觉的使命需要学界合理分工、充分交流、协同努力, 通过各自的研究为奠定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创造环境社会学的中国特色作出贡献。

三、深化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与建设

以上所说的理论自觉要求我们继续深化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以便夯实环境社会学发展的基础, 同时为呈现环境社会学的中国特色作出贡献。但是, 这里所说的理论研究不是简单地指介绍引进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 也不是指简单地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来分析研究环境问题, 而是更多地指在反思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 直面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 提升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能力, 可以说这是深化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的核心所在。就此而言, 注意到以下几点对于促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 积极拓展传统社会学的视界。

由于人类社会不断地透过两种方式在影响、改变环境: 资源的汲取与废弃物的排放, 而当环境被影响与改变后, 它又会回过头来影响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 因此, 把环境与社会看作一个整体, 关注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循环往复的复杂互动, 这是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的基点。西方环境社会学虽然有各种理论流派, 但是大体上都没有偏离这个基点, 这是环境社会学学科共同体一直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

而传统西方社会学关注的重心是社会与文化, 在很大程度上把环境与社会割裂开来, 环境最多只是社会系统运行的一个背景和条件。西方传统社会学的这种特点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一是西方文化中存在着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的观念, 过分夸大人对自然的支配、主宰作用; 其二是社会学诞生之时社会与环境的对立还不是非常显著, 环境施加给社会的影响和制约是有限的, 相对于社会的迅速变化, 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受到忽略; 其三是社会学寻求自身的学科特色, 努力摆脱生物决定论、地理决定论的影响, 强调自己对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注。尽管早期一些社会学家曾经大量借用生物学的基本观念和理论, 但是传统社会学研究还是形成了一种预设, 即社会体系是独立、完整而封闭的体系, 一切的社会关系与过程均发生于这个封闭体系内。社会学家拒绝把环境因素纳入社会体系中, 并对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社会学虽然并不排斥对于环境的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普遍强调社会研究应当关注环境资源条件。但是, 中国社会学同样受到西方社会学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也接受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二分的、对立的理念, 不加反思地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 “不太习惯于把人、社会、自然放到一个统一的系统中来看待, 而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社会视为两个独立的、完整的领域, 忽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包容关系”[ 10 ]

因此,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 对于改进传统社会学研究而言, 我们需要扩展社会学的界限。就当前加强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而言, 我们更是要对传统社会学特别是西方社会学进行深入反思和批判, 汲取中国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面向中国现代化实际, 把环境与社会看作一个整体, 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其次, 坚持社会学的未来关怀。

环境社会学关注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既包括了对现时环境与社会互动的关注, 也包括了对环境与社会互动之未来趋势的关注, 在一些时候由于比较的需要, 还会回溯环境与社会互动的历史。与此同时, 环境社会学既关注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具体的、局部的互动, 更关注综合的、整体的互动。因此, 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必然体现着一种未来关怀, 必然具有某种“宏大叙事”的色彩, 例如西方环境社会学的生态现代化理论。

而反观西方主流社会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 却出现了某种拒斥未来关怀、反对“宏大叙事”的趋向, 把社会学的未来关怀看成是一种目的论, 认为社会学的“宏大叙事”远离实际,已经过时。有的人宣称“进化论解体” ( dissolution of evolutionism) 、“目的论消失” ( disappearance of teleology) , 有的人要蒸发历史“宏大叙事”, 要“终结历史”, 很多社会学家已经不屑于谈论宏大主题、关注未来社会发展了。

西方社会学的以上趋向大致有以下原因: 一是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早期社会学的未来关怀已经被实践所否定, 社会发展没有象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陷入极端的两个阶级对立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也没有象韦伯所预言的那样理性化普遍推进、人们普遍生活在巨型科层制的“铁笼”之中,更没有象杜尔凯姆所担忧的那样出现全面失范和社会解组; 二是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已经进入了一个分裂化、多元化、非标准化的时期, 人们更多关注“个人述说”而非整体表达, 更多关注当下而非未来。例如, 普通民众关注即时消费和瞬间时尚, 政客们关注下一轮选举的选票, 工业领导人关注下一个年度报告, 长远的未来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这种观点部分地反映了西方社会一时的状况, 但是更多地受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三是西方社会学固有的不关心环境因素、不信任(也没有能力信任) 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使得他们把自然科学的发现当作另类叙说, 认为没意思、没劲( been there, done that) , 即使当下自然科学研究发现环境状况的趋势正在严重威胁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 并会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技术、组织模式以及价值观产生深刻影响, 社会学家们也只是投以怀疑的眼光, 最多是作为普通社会成员对此表示一般性的附和, 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认真考虑环境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西方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表现出的拒斥未来关怀、反对“宏大叙事”的趋向以及早期排斥环境因素的传统, 使得社会学家在面对各种环境问题, 特别是类似全球气候变化这类环境问题时表现出了集体沉默, 无所建树, 因为讨论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的问题, 涉及到了对于未来的判断[ 11 ] 。而作为社会学中一个边缘学科的环境社会学, 虽然不断发出声音, 但是对主流社会学影响甚小。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西方社会学拒斥未来关怀、反对“宏大叙事”的趋向, 不能人云亦云、鹦鹉学舌, 而应立足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巨变, 回到古典社会学家那里, 理直气壮地坚持并发展社会学的未来关怀, 建构适切的理论,指导当下的环境社会学研究, 并自觉推动环境约束下的新的社会大转型, 为主流社会学、环境社会学自身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再次, 努力洞察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洞察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不仅是正确认识和科学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所需要的,更是创造环境社会学的中国特色的必经之途。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具有历史性、阶段性和地区性的特征,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 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存在着不同的机制、模式与特点, 因此, 努力揭示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与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 就可以促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是因为这种转型发生在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资源贫乏的巨型社会,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的转型时序中具有后发性、外源性的特征。在此背景下, 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社会转型在时空条件上的特殊性。大体上, 我们可以将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区分为三种类型: 自主扩张型转型、完全内卷型转型和相互关联型转型。早期的欧美国家由于得到现代化的先机,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主扩张, 通过侵略其他国家, 掠夺外部资源来支撑其内部的现代化, 而且可以预先设定各种规则和价值。一些后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就不得不在两条路径中作出选择: 对外封闭的内卷型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关联性现代化。实践证明, 尽管依然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试图走通内卷型现代化的道路, 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前途的。很多国家都或早或晚地选择了关联性现代化的道路, 即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竞争、利用全球格局的各种变化、机遇寻求快速发展。可以说, 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就是一种关联型转型。但是, 当我们作出这种选择后, 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时空条件上的特殊性, 即空间和时间上的高度挤压。

在空间挤压方面, 我们至少面临着资源空间、社会结构空间和文化价值空间的多重挤压。早期通过自主扩张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不仅消耗了地球上的很多资源, 而且向地球空间中排放了太多废物, 例如二氧化碳, 这样使得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汲取和废物排放空间都受到压缩, 从而制约了我们的现代化转型。进一步而言, 早期自主扩张型国家通过其军事、经济、政治和话语等力量, 建立了一个全球社会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 后来的国家面临着社会结构空间的严重制约,这也是通常所说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又进一步限制了后来者获取资源和机会的能力, 而后来者要挑战这种秩序, 所付出的成本也非常高昂, 例如目前中国寻求国外的石油、矿产等资源的支持就步履维艰。再进一步, 早期扩张性国家实际上主导了文化价值的走向, 后来者面对着严重的价值挤压, 完全接受和完全拒绝这种价值定向都非常困难。后来者对于什么是好社会、如何建设好社会的思考, 总是难以摆脱先到者的定义。

在时间挤压方面, 我们实际上经历着一种压缩性、复合性社会转型, 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时间压缩型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先到者相比, 他们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逐步启动、自然推演的过程,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目标, 每个阶段解决每个阶段的问题, 而我们往往要在同一时间面对和处理不同阶段的社会需求与问题。我们现在的转型实际上已经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事实上我们同时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从信息社会向生态社会的复合转型。不仅如此, 由于高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 我们的“过去”和“传统”迅速消失, 由此我们面临着失去认同的威胁; 面对当下, 我们忙忙碌碌、激烈竞争, 但却难以感受到幸福; 面对未来, 我们也不象现代化的早到者那样充满自信和乐观, 反而要面对各种质疑和不确定性, 由此,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失去”了未来。总之, 由于时间挤压, 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已经不再那么清晰, 由此带来的浮躁和不确定感更为突出。

其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中国社会人口众多、民族众多, 历史传统也具有多样性, 其本身的结构就很复杂。更重要的是, 由于中国现代转型是外源性的, 现代的、乃至后现代因素的引入和移植, 不可避免地与本土因素发生冲突和摩擦。由于它们之间难以迅速磨合, 往往导致我们社会中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传统、现代、后现代多元并存的现象, 这种现象广泛地体现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层面, 导致社会整合的困境。在制度安排层面, 一些现代取向的制度安排往往具有形式化倾向, 难以发挥实际的作用。进一步说, 我国现代转型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差距都很大, 这些都加剧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是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的环境影响时所必须关注的。

其三是中国社会过程的特殊性。由于上述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存在, 中国社会的运作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特殊的, 有着自身的逻辑, 我们很难简单地按照某种一般性规则对某件事情的结果作出一般性的预期, 实际上我们要常常面对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例如,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 我们建立健全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机构, 加大了环境保护投入, 我们的环境状况就会迅速改善。事实上, 在转型社会中, 我们的环境治理实践存在着诸如“中央重视, 地方不重视”、“会上重视, 会下不重视”、“纸上重视, 实际工作不重视”、“说起来重视,做起来不重视”以及“虽然重视了, 但是没有效果”等种种现象。对于这些现象背后具体社会过程的分析和揭示, 明显是有助于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的。

概而言之, 我们需要认真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序特征和国际背景, 从全球视角反观中国社会转型, 并通过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及开展深入细致的经验研究, 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特殊性、复杂性进行深入分析和揭示, 只有这样才能总结中国社会转型期环境与社会互动的特殊机制与模式, 为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

最后, 深入理解转型期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性。

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的社会制度安排所型塑的, 但是社会成员的行为则是直接联系环境与社会的桥梁。无论是导致环境破坏, 还是促进环境保护, 都是与社会成员的行为直接相关的。因此, 环境社会学非常重视对于社会成员行为的观察和研究。在当下中国,我们尤其需要分析公众行为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是整个社会转型特殊性的一个方面, 但是相对于宏观社会结构与过程而言, 它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我们需要探究为什么众多社会成员的行为都集中指向了环境破坏? 为什么公众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为什么公众自觉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表现非常不乐观? 就此而言, 我们自然可以采取结构主义立场, 分析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层次因素等对人们行为的影响; 也可以采用心理主义的立场, 分析个人心理因素对于其行为的影响。但是, 笔者认为仅仅局限于此还是不行的, 难以揭示当下人们行为的复杂逻辑。若从心理与结构之间的因素出发, 比如说考察情境因素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也许会有更深层次的发现, 更能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

事实上, 笔者注意到, 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 由于社会变化十分迅速、制度失范的普遍存在、未来的不确定十分明显, 导致人们的行为情境具有非同寻常的结构性、整体性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境中, 人们行为普遍表现出一种生存机会主义倾向, 即基于一种当下的生存理性和机会结构而作出行为选择的倾向, 它往往具有即时创作性、投机性、短期性, 因而是非常规性的,难以有效预期。这种行为特征无疑加大了我们环境治理的难度。

综上所述, 我们在看到中国环境社会学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要意识到其根本缺陷, 环境社会学者应有必要的理论自觉。如果中国环境社会学者能够把环境与社会看作一个整体, 坚持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立场, 反思和批判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直面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实践,深入理解转型期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 这样就有可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 促进中国环境社会学更好、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 1 ] 邓勒普、小凯顿: 《环境社会学及其基本的分析结构》, 狄菊馨、沈健译,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198211期。

[ 2 ] 洪大用: 《环境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30(19782008) , 郑杭生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3 ] 郑杭生: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 《江苏社会科学》, 20095期。

[ 4 ] 郑杭生: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光明日报》, 20091020日。

[ 5 ] 郑杭生: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 《江苏社会科学》, 20095期。

[ 6 ] Riley E Dunlap, William R Catton, J r11Struggling with human exemp tionalism: the rise, decline and revitalization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he Am erican Sociologist, 1994, 25: 5 - 30.

[ 7 ] William R Catton, J r1, Riley E Dunlap1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The Am erican Sociologist,1978, 13: 41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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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思想战线》, 20045 期。

[ 11 ] Constance Lever2Tracy. GlobalWarming and Sociology, Current Sociology , 2008, 5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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