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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益龙 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作者:陆益龙    发布时间:2010-09-20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陆益龙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0 年第3

摘 要 农村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问题取向”的研究和经验研究的过密化。“问题取向”的研究存在将农村预设为“问题”社会之倾向,经验研究的过密化则过于依赖直觉经验,并在范式缺失之下简单重复一般化农村调查。推进中国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需要推动农村社会研究回归社会学范式之中,并加强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超越直觉经验方法的局限,去探索农村社会快速转型中的“大问题”。

关键词 直觉经验 农村社会学 理论创新

  

农村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和探讨的问题自然在农村社会范围之内。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构成社会的主体部分,农民是社会中的基本群体。所以,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各自所面对的社会发展形态和现实的差异。社会学自传入中国,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与对农村社会问题的关切及基于农村社会现实的研究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早期学院派的杨开道、言心哲、冯和法、乔启明等,还是社会建设学派的梁漱溟和晏阳初,以及社区学派的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等,都将社会学研究的焦点置于农村社会。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研究在中断27 年后得以恢复发展。恢复重建中的社会学,在农村研究方面虽有量的增长,但学科建设并无实质进步。

 

一、问题研究与农村社会学发展中的问题

  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社会相对于现代城市而言,呈现边缘化的趋势。所以,在现代性话语中,农村变成了“问题”社会,于是研究农村问题便成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的中心任务。一些社会学者早就提出,农村社会学就是研究农村社会问题、指导正确的农村社会活动的应用科学①。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在快速社会转型中进一步凸显出来。与“三农”相关的似乎都变成了“问题”“, 三农”也就成了“问题”的“三农”,农村研究已经近乎等同于“三农”问题研究,农村社会学只不过是研究农村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些类似纪实文学的农村问题研究中,如《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作者以游记式的记述方式,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问题②。虽然此类研究包含了对农民的深厚的人文关怀,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学式的观察和表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和夸大了乡村社会的“问题”,并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农村研究的“问题取向”,而削弱了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潜力。

自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化现象成为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事实,同时也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费孝通在延续和拓展其乡土中国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江浙、云南及河南等地农村社会变迁现实经验的调查,提出了发展“模式”理论及小城镇建设理论。发展模式也就是“发展路子”,它既是客观历史事实,又是从理论的视角对农村社会变迁现实的一种解释。小城镇建设理论其实也是对农村发展道路的一种概括和解释,它解释了中国较早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为何走出了一种“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化道路①。它用中国农村发展经验拓展了人口学及地理学中的一般城市化理论。由此可见,费孝通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经验,更不是从问题取向去看待农村。虽然他抱以“志在富民”的理想而投身于对农村发展的研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中国农村研究中的理论创造力。

费孝通在农村研究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成就曾激励了较多关注农村的学者积极地参与了对乡村社会的各种调查。上世纪80 年代后期及90 年代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虽然效仿了费孝通的农村研究方法,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领会他的农村社会学理论,更没有遵从严格的学科范式。诸如《中国百村调查丛书》、《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等,主要通过对一些村落的一般化调查,介绍这些村落的经济、文化及社会活动方面的现状及变迁历程②。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类的调查研究仍停留在为调查而调查的层面上,对农村社会学的理论贡献微乎其微。

1998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村民自治制度随后在全国农村逐步推行。在此背景下,村民自治选举以及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在乡村社会中的角色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以往那些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便在村民自治问题上找到了突破口,一方面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可以规避主流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意识形态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借此从政治学角度涉入农村研究领域。就政治学而言,村民自治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法。研究者通过对村落政治活动的个案调查或是一般性调查,考察了村民自治选举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的具体实践状况。如有学者以对村民自治选举的经验考察形式,来揭示村庄内部的各种力量在村民自治中有着怎样的政治表现③;也有学者试图从一个村庄的经验中来把握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对农村权威构成和社会秩序会产生哪些影响④;此外,较多研究已经把村民自治视为一种现实背景,并在此框架下再去分析和解释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关系⑤。村民自治研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空间,学者们在政治学与农村研究中找到了结合点,并在经验调查中找到了较为有力的支撑点。但是,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研究的泛化,以及较多研究对村民自治问题及农村政治的过度强调,似乎具有以村民自治研究和农村政治研究取代农村研究之倾向。就学术的时效性而言,适当追随政策形势、为政策决策提供一些参考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将一个学科的全部精力都置于那些时事性问题之上,并将它们作为学科的主流内容,难免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所以,村民自治研究或农村政治研究并不能取代农村研究,更不能代表农村社会学的理论进步。就农村社会学而言,对乡村政治的研究仅仅是一个方面和切入点之一,其核心领域和研究重点可能还在于对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以及农民文化的研究。

尤为重要的是,村民自治及乡村政治研究也隐含了一种“问题取向”,而轻视了理论导向。所谓“问题取向”,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之前就预设了一种“问题假设”,即农村社会在管理或公共领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研究目的就是要去发现这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实质上也就是以改造农村为出发点。由于戴着“问题”这一有色眼镜去看农村和农民,甚至把“黄宗羲定律”的症结定位在农村的治理问题之上,这样一种判断和价值偏向不可避免地妨碍了社会科学对农村与农民的客观认识和理解。显然,问题取向容易将农村研究引向歧途。虽然各个学科包括农村社会学在内,都有对实际问题加以研究并提出相关对策的应用性研究,但如果一个学科过于偏重应用而忽略巩固基础,以至于基础理论存在严重薄弱之处,那么其应用研究也会存在严重问题的。缺乏科学系统的研究,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缺少准确客观的认识,仅仅根据对几个村庄走马观花式的调研,就随便提出各种农村治理问题的对策或政策建议,可能不仅不会给农村和农民带来发展机会,反而给农村发展制造新的麻烦。

进入21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的态势,相比之下,“三农”问题更显突出。近年来,一系列针对“三农”问题的改革和新政策陆续出台,如全面取消农业税、新农村建设等。这一方面给农村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机遇,但另一方面过多的“问题”(p roblems) 研究,而非“问题”( questions) 探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村社会学的视野,影响学科的发展方向,在学界造成过于偏重时事而对理论创造重视不够的风气。

 

二、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失

  经验研究对农村社会学的理论发展来说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经验材料,就没有理论根基,也就没有检验理论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研究是农村社会学的主流。但是,过密化的经验研究则失之偏颇。当前农村社会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从中国期刊网的检索情况来看,20012008 年间标题中有“农村调查”的论文有二百多篇,其中严格按照社会学实证研究范式的调查研究则微乎其微。所谓经验研究的过密化,并非指经验研究在数量上的过快增长,关键问题是多数研究只停留在直觉经验层面,而对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几乎没有贡献。换言之,就是简单地重复一般性经验考察,而没有进行理论的建构。

过密化的经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只见社会不见国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描述不见解释”、“只见传统不见走向”等几个方面①。不过,过密化问题的实质还在于:第一,经验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导向。对于一个学科发展来说,基础性研究是关键。基础性研究就是为创建和发展理论而开展的研究,因此,在对农村社会的经验研究中,首先必须具有明确的理论导向。从当前农村研究趋势来看,较多的经验研究与理论问题似乎没有关联。一些经验调查仅仅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或者仅仅是出于了解实际情况而“调查”。有些调查则纯属问题(p roblems) 调查,如农村医疗卫生问题、贫困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而至于这些研究究竟是调查什么问题( question) ,究竟要回答什么问题,似乎并不明确。

由于经验调查缺乏具体的理论问题(t heoreticalquestions) 的引导,一些研究给人的印象是在讲故事,或是把当地的情况作一平铺直叙,而对这些故事和现象所能提供的理论思索则较少触及。此外,一些研究在对经验现象加以描述之后,简单地、生硬地套用西方的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来加以解释。

似乎只要谈起理论,就只有西方理论,经验研究的目的似乎就是用中国经验来比照西方社会理论。这样的研究似乎有了理论,但这种理论不如没有,因为它往往会把经验研究引向歧途。规范的经验研究是为了创建理论,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考察和思考,构建能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事实的一般原理。套用现成理论无疑会削弱研究者的原创动力,造成拿来主义的浮躁学风。

第二,经验调查方法缺乏科学系统性。目前,在农村研究领域中,有学者倡导“自下而上”的研究② ,也有学者主张“用脚”来研究农村,那就是到农村走走看看,先了解实际或事实,然后再提问题和方案。这种注重事实和经验的研究方式,比起以往社会科学中的那种就事论事、泛泛而论的研究方式,自然有了较大突破。但是,这种研究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没有严格按照社会调查研究的要求进行一般性调研,其所得经验材料在信度和效度上都存在较大问题。

目前,较多的农村调查大体分为两类:一是问卷调查,二是实地调查。在问卷调查方面,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抽样调查的原理,相对科学合理地抽取样本。一些研究只是在一些村庄向农户随意发放问卷,对访谈对象没有作任何抽样,甚至有些问卷调查连访谈对象是农户还是个人都没有区分。而在对这样的问卷进行分析时,一些研究者常常用并不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来说明农村的普遍现象。在实地调查方面,突出的问题表现为一些研究者不能遵循田野调查的方法规则,通过较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去领悟或理解其所见所闻,由此解释当地的文化与社会。所以,从当前农村研究中的经验调查情况看,一些研究者通常所了解的“实际”可能只是一些皮毛,或是对当地人所叙述情况加以转述而已。

农村研究领域中产生经验调查过密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经验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误解;二是理论范式的缺失。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经验优先于理论,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一些研究者误以为只要参与实践了、有了经验,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或是把经验优先于理论误解为先经验后理论,结果导致大量的经验调查缺乏理论导向,以及经验研究对理论的积淀少有贡献。很显然,如果直觉经验能自动转化为理论认识的话,那么所有被调查者都是社会科学家了,因为他们所掌握的经验和事实比研究者更多,这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也就失去意义了。科学研究与一般实践活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要用系统理论去指导实践和收集经验材料,正如马凌诺斯基(B. Malinowski) 指出,虽然先入之见对科学研究是有害的,但预拟问题则是科学思考的主要禀赋,我们带到田野的问题越多,根据事实构造理论和运用理论解释事实的能力就会越强①。此外,对“主位观念(emic app roach) ”的误解也驱使一些研究者去作那

些简单的调查,在他们看来,人类学研究所强调的主位观念,就是“农民本位”或“村本位”②。然而,事实上,主位观念是指田野调查者需要把握和理解当地人是如何解释社会现象的,但研究者还需要从客位视角(etic app roach) 去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与当地人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非把当地人的主位观念直接拿来作为对现象或问题的解释。所以,无论是将主位观念当作事实,还是将其作为解释,都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过多地、简单地把农村调查中所收集的当地人叙述直接转化为理论解释,并强调这是“凭事实说话”的研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大批研究者去做没有理论目标的农村调查。

注重跟风,忽视范式,这是导致农村经验研究过密化现象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各种各样的“三农”问题会不断成为一时的热点,在大众传媒和公共领域里层出不穷。于是,关注“三农”问题也就成为多个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关注的热点,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在研究或讨论“三农”问题时,过多地迎合时事之需要,却轻视了对学科范式的遵从;急于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对策,而忽视了科学地认识问题; 过于强调应用,而忽略了学科的基础研究。

在缺乏学科范式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研究逐渐失去学科视角和理论思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追随于一般性的经验问题讨论,几乎到了把乡村社会建构为“成为问题”的社会的地步③。在急功近利式地寻求解决所谓的农村问题的方略的氛围里,研究者似乎忘却了自己作为科学研究者的角色,而要去越俎代庖,扮演决策者和实践者的角色。

 

三、回归社会学的理论范式

既然农村经验研究过密化现象的出现,与学科理论范式的缺失有密切关系,那么,要走出经验研究过密化的泥潭,就必须使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回归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从社会学的视角、用社会学的方法去把握中国农村的经验事实,并从这些经验事实中去创建和发展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

农村社会学研究回归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关键在于要研究农村社会的那些“大问题”“, 社会学家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上都勇于面对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与重建过程中的大问题,即总体性问题”。对那些大问题的思考,需要“始终坚守着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的两条基本路线”①。

农村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大问题”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相对于一般经验问题的重要理论问题,如农民工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属于一般经验问题,而对此类经验问题的研究,实际上需要分别从微观、中观或宏观三个层面的行动选择、制度安排和结构转型等理论视角去推进。二是指社会学范式中的基本问题,如结构与变迁、分层与流动、群体与组织、制度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

强调理论问题意识,旨在增强农村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关怀习惯,尽量减少研究者沉迷于对琐碎“小问题”的纠缠,不断提高农村社会学理论创造能力,以达到促进农村社会学理论大发展的目标。对理论问题的强调,并不等于放弃经验,而是要从经验问题升华或转化到理论问题。譬如,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经验考察,不能仅从不太全面、不太深入的经验事实去泛泛地讨论诸如留守儿童的教育、心理和生活问题,而需要从行动选择、体制和社会结构等视角,去研究留守儿童现象是怎样产生的、有着怎样的结构特征等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

此外,推进农村社会学的理论创新,还需要加强对社会学范式相关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而言,范式的意义就在于为一个知识共同体提供共同的理论和方法的范例及模式②。农村社会学只有去研究属于自己范式中的基本问题,才能在共同体中形成对话的平台,以及理论积累与创新的条件。如果不同研究者都在用不同经验去讨论农村问题的对策,一百个研究者就会有一百种意见,而这些意见是难以统一起来、形成共识的,因而也难以对学科的理论发展有所贡献。

农村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要取得理论上的创新,结合农村的经验和实践探讨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一定范式的参照下,我们才能把握农村社会学研究在哪些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哪些问题属于前沿的、重大的问题? 强调农村社会学的范式,并非要强化学科的边界作用,而是要发展学科特色视角和特色理论。不同学科如果都能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思路,这样就能为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农村问题提供比较的视野,而不至于在笼统的“三农”问题研究上展开没有共同点的争论。

农村社会学研究回归社会学的理论范式,还包括运用系统、科学的社会学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及其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两种研究方法的传统。一是社会调查的传统;二是社区调查的传统。李景汉对河北省定县的调查,开创了农村社会学研究的社会调查之风。农村社会调查注重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从总体上把握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现状③。社会调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量的分析,更加确切地认识和把握农村社会发展现状、趋势和动因;二是有助于从总体上去认识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变迁趋势,而不是局限于个别村庄;三是系统的调查资料有利于从动态和比较的视野来研究农村社会。

社区调查传统是吴文藻、费孝通等倡导发起的,旨在利用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策略,对中国农村社区如村落社会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以达到深刻理解农村社会构成的基础、乡土文化的基本规则以及农村变迁的动因。社区调查的优势在于它能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更为生动地理解乡村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变迁机制。

推进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和理论成长,一方面需要继承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传统,在对农村社会的研究中,既要发挥定量的社会调查方法的优势,也要积极鼓励研究者深入农村社区,开展有深度的民族志研究。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探索对传统方法的创新。例如,将以往对局部地区农村的社会调查,拓展到对全国农村的抽样调查。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中的农村调查,就能更好地、更全面地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特征、农村及农民的发展状况、趋势④。在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中国农村社会学不仅要从微观层面深刻揭示中国农村及农民的存在形态和生成逻辑,也要从宏观层面了解全国农村的总体状况和发展动向。显然,农村研究对抽样调查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排斥,将使

理论创新存在方法上的欠缺。

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是中国农村社会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今天不仅不能丢失,而且还需要深化和拓展。民族志研究是理解中国基层社会如何组织起来的重要途径,也是理解乡土文化及农民行动逻辑的有效方法。不过,对村庄民族志的研究不能只是个案数量的增加,如果民族志的描述和分析都停留在浅描层次上,那么一百个村庄民族志与一个是一样的,对我们形成关于乡村社会及其文化结构和变迁机制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和理解不会有较多帮助。在中国农村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传统民族志研究策略也需要进行调整。随着现代国家政治及行政体系影响力的进入,村庄的封闭性、独立性和自治性都已经有所变化,自然的村落也就不能完全代表或反映基层社会的全部。因此,乡村民族志研究不仅要在范围上加以拓展,还需要在类型、视角等方面有所拓展。在范围方面,不仅要进行村庄民族志研究,还要开展乡镇民族志甚至县域民族志研究;从理想类型意义上看,民族志研究对象应更加注重选择典型乡村社会;在民族志研究中,我们也需要对研究视角加以拓展,从传统结构主义、功能论的视角向多元化视角拓展,如发挥象征主义和建构论视角在理解和解释乡村社会与文化意义中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经历了和正面临急剧的变迁,快速转型带来了许多新经验、新实践,为农村社会学发展提供了机遇。那么,如何在这种有利的社会形势下促进农村社会学学科及其理论的大发展呢? 如何使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能帮助人们更科学、更准确地认识农村社会发展及发展中的问题呢? 这需要当下的农村研究从对琐碎问题的纠缠中走出来,超越对直觉经验的迷信和依赖,将依靠直觉经验的浅层研究提升到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

深入的田野和民族志研究虽然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有着重要意义,但并不是研究农村社会的唯一方法。推进农村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在研究方法上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深化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强综合社会调查和理论导向的定量研究。

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直接的经验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即便我们走进了农村,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真正理解农村。如果没有科学范式指导,如果缺少学科理论导向,农村调查就会停留在直觉经验量的增加之上,而无质的飞跃。对于农村社会学来说,关键在于要将农村社会与文化研究回归到社会学的范式之中,从社会学的视角,运用系统科学的田野调查和综合社会调查方法,开展具有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超越直觉经验方法的局限,去探索农村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的“大问题”,推进农村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和大发展。

 

本文研究得到2008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 的资助。

(本文作者: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参见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46 年版,112 页。

②参见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16 页。

①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196216 页。

②参见陆学艺编《内发的村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116 页。

③参见仝志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122 页。

④参见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110 页。

⑤参见徐勇、项继权编《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16 页。

①②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河北学刊》2006 年第2 期。

①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 年版,6 页。

②贺雪峰:《新农村建设要强调村社本位》,《调研世界》2007 年第1期。

③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3 期。

①渠敬东:《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学科视角,处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大问题》,《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2 期。

②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40 页。

③参见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836 页。

④陆益龙:《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需求及影响因素———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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