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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民 收入差距的新趋向及其遏制  
  作者:吴忠民    发布时间:2010-12-25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收入差距的新趋向及其遏制

 

吴忠民

 

本文发表于《改革》2010年第10

 

吴忠民: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

 

我国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从超过0.4警戒线的基尼系数、3.33倍以上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还是从迅速扩大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以及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看,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经突破合理空间。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本身之外,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不公现象出现了一些新趋向。正是这些新趋向的存在,使得收入差距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一、社会不公现象新趋向的表现形式

现阶段,我国社会不公现象的新趋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不公现象涉及大部分社会群体。现阶段,我国社会不公现象所涉及的面越来越大,不仅涉及人数最多的社会主要群体如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而且涉及中等收入者,另外还有部分民营企业家也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不公问题。

应当承认,这些社会群体面临着一些被共同关注的社会不公现象如腐败问题等。但这些社会群体在各自所面临的具体社会不公现象方面,还是有一定有差别的。对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农民工群体而言,其所面临的社会不公现象主要表现在基础性基本权利方面,如劳动条件恶劣、失业、社会保障不到位、子女教育成本过高等;中等收入者主要面临的是税负相对过重、房价飙升等社会不公问题;部分民营企业主特别是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主,则主要面临税负过重,面临同国有企业不公平竞争等歧视问题,如融资难、行业准入歧视等问题。正是由于大多数社会群体面临社会不公问题,所以大多数社会群体都必然会产生一种不公平感。

第二,社会群体之间互惠互利的局面并未形成。在现代社会,为保证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团结和整合,就必须使其相互之间实现互惠互利,即处在较高位置阶层的利益增进不能以损伤处在较低位置阶层的利益为必要的前提条件,也即在较高位置阶层利益增进的同时,较低位置阶层的处境应当随之得到改善。按照罗尔斯的解释,这种互惠互利是指,“所有参与合作的人都必须以某种适宜的方式(依一种合适的比较基准来判断,该方式是适宜的)来共享利益,或分担共同的负担。”然而,我国社会的主要群体与经济社会位置较高的精英群体之间并未出现互惠互利的局面,呈现出的是此消彼长的现象。

一方面,社会主要群体生存和发展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比如,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同劳动投入不成比例。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在按支出法统计的地方GDP构成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降至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降至40.6%。而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再比如,社会保障对职工的覆盖率偏低,对农民工的覆盖率更低。

另一方面,则是精英群体利益的超常扩张。精英群体不但拥有较为雄厚的社会经济资源,拥有着无可争辩的控盘能力(包括制定规则政策的能力和干预市场的能力),而且拥有一定的社会话语权。更为重要的是,精英群体常常会突破职业边界,在利益方面形成相互结盟、抱团获利的现象。对于精英群体来说,类似的利益结盟现象,不但可以从中得到由掌握再分配权力所带来的好处,而且还可以直接得到由市场经济所创造的部分财富。

第三,社会不公现象开始出现代际传递的迹象。在我国,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家庭对子女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由于多年来公共服务体系的缺失,新一代人的成长和发展主要靠家庭的支撑。这就会造成拥有不同资源状况的高收入群体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所得到的帮助差别较大,随着社会不公现象的持续存在,不同经济状况家庭的后代之间的差别就会开始显性化,换言之,社会不公现象开始出现了代际传递的迹象。社会不公现象的代际传递主要表现:

一是弱势群体家庭贫穷状况的代际复制,即“穷人”的子女往往是“穷二代”。对新生代农民工和许多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考察可以发现,他们大多是弱势群体的后代。比如,在低收入工人子女中,初中毕业后不继续上学而去找工作的情况相当普遍,他们往往也是低工资人群之一。贫穷家庭的孩子在社会竞争、教育竞争、职业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再以大学毕业生就业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身工人家庭和农民家庭的大学毕业生所找到的工作,与当时出身“高干”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差别不太大。而现在,出身工人、农民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

二是富裕群体家庭富裕状况的代际复制,即“富人”的子女往往是“富二代”。精英群体的后代在其基本生存和发展状态方面开始明显表现出优越于其他群体后代的情形。一项调查显示,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与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子女相比,进入高校的机会差距非常之大:在高校总体中前者是后者的9.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前者是后者的近15倍。

第四,社会不公现象呈现出一种加速度演化趋势。我国目前社会不公现象积累的基数越来越大。率先富裕起来的社会群体由于已经拥有优厚的资本、广泛的人脉网络、丰富的致富经验,以及越来越宽泛的财富增值渠道,因而仍然能够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分享到更多份额的“蛋糕”。相比之下,社会主要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不公现象的势能越来越强,惯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会按照自我演化的逻辑加速演化。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我国的社会不公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演化趋势。

第五,社会不公现象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在看到社会不公现象日益凸显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我国社会成员的平等和独立意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得到国家层面上的积极认同。社会成员对于自身各种权益的维护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形下,侵害民众基本权利的作法必然就会遭到广泛抵触。从客观上讲,围绕着维权会形成不少的社会问题。

由社会不公现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表现是劳资矛盾日益凸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迅速的推进,农民的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小,劳动者也就是雇员的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大,而且,劳资关系涵盖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经济领域。所以,劳资关系问题将会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乃至整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的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这种迹象现在已经开始初步显露出来。近年来,劳资纠纷和矛盾处在一个迅速上升的时期。1997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2008年,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长98%。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我国劳资纠纷仍然会保持上升势头。过了这个时期,我国的劳资纠纷和矛盾才有可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不仅现实当中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问题,而且还会出现一些社会成员对以往社会不公现象的遗留问题进行“倒找”的利益诉求行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法治不健全,一些改革措施带有一种试探和随机的性质,这难免造成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大批工人被“买断工龄”的行为,对当事人的补偿水平过低、对当事人的安置不够合理。随着法治的逐渐健全和社会成员法治意识的形成,一些社会成员可能会对以往所遇到的不公正、不合理问题进行追溯性的维权活动。客观上看,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社会矛盾问题。

二、遏制社会不公现象的建议

现阶段,我国社会不公现象的演化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有着两种可能:一是其演化势头被有效阻遏,其结构化演化趋势被有效矫正;二是任其演化、膨胀,社会不公现象逐渐被定型化和结构化,使我国的社会经济将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就阻遏社会不公现象演化趋势而言,不能单纯依靠某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实施一揽子解决问题,而是必须下大决心,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层面,采取大力度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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