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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迎生 方舒 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的条件和机制研究  
  作者:李迎生,方舒    发布时间:2010-12-30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的条件和机制研究[1]

——基于西方及港台的经验

《河北学刊》,2010年第4

李迎生   方舒[2]

 

摘要: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在西方及我国港台地区十分发达,在帮助弱势群体、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西方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发展和兴盛的历程中,许多重要的条件、因素和机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注重慈善、强调互助的价值理念为现代社工、义工事业的兴盛提供了文化背景;健全、完善的制度设置推动了社工、义工事业的规范化发展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及政社合作的运行机制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各国(地区)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及社会政策对现代社工、义工事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总结西方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的共性,发现其间的差异,有助于推动其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  事业  条件  机制

 

 

现代社工(社会工作)、义工(志愿服务)事业起源于工业革命早期的西欧。当时,西方社会正处于市场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时期,社会转型催生出大量的社会问题,促成了克服贫困和缓解劳资冲突的社工和义工的出现。那个时期,社工与义工虽然还只是由神职人员和上层人士从事的零星实践,但因其在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很快得到政府认可、加以推广。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社工与义工事业在“福利国家”体制下,达到了空前的发展水平。虽然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受到整个经济和社会政策右转的影响,现代社工、义工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但直到今天,这项事业因其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制度化的社会服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在西方及港台地区仍受到广泛重视,十分繁荣。

任何一种社会设置始终嵌入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它的发展和变迁也必然受到特定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一种制度化实践和社会事业,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在西方及港台的兴盛,与各国、各地区的特定的文化积淀、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自身及相关的制度、机制建设等等关系密切。基于西方及港台的经验,对影响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和机制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分析,从中引申出值得参考的带共性或规律性的认识与启示,揭示其间的差异,对于促进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在我国的发展、繁荣,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的文化背景

 

思想文化潜在地、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制度的设置。西方社会很早就产生了注重慈善、强调互助的精神和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的积淀深刻地影响着现代西方的社工和义工事业。

   (一)基督教伦理思想

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强调“原罪观”,即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生而有罪,使人们从罪恶中解脱(救赎)的唯一方式就是个人在世间要多做善事,这就是慈善意识与救赎观念。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原罪”,所以人们必须“救赎”,而实现“救赎”的途径就是个人应尽量开展慈善活动,同时人们必须遵循“善功获救”思想、大量购买“免罪符”。但因厌恶教会通过此举聚敛财富的腐败做法,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宣扬“天职观”,他认为世俗职业就等同天职,人类从事的世俗职业,是履行上帝的天职,为上帝所喜悦。[3]新教加尔文派也认为,人的“原罪”和“救赎”等一切事物都是上帝预定的,即个人是否获救完全依赖于上帝的拣选,但上帝挑选选民的唯一标准是人们世俗职业的成功。

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定论”一道,被马克思·韦伯总结为“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与个人在世间必须争取成功,成功的标准是要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等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因此可以看出,在英美等资本主义经济和意识形态发源地,从事慈善事业的人,有基督教会的教士和神职人员,也有一些社会精英,他们有从事助人、慈善事业的意识和能力,原因正在于基督教的慈善意识和救赎观念。基督教伦理强调助人与平等的精神,推动了近代早期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更成为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的基本价值基础。

   (二)人道主义精神

中世纪神学和教会将上帝看作万物主宰,极大地压抑了人性。文艺复兴的贡献在于彰显“人”的价值。尼采说“上帝死了”,其意义在于人们已不仅仅将上帝看作世界的中心和主宰,人类的一切力量和努力也要为了人自身,人的价值也是这个世界的最高价值之一,这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它强调以人格的平等作为构建一切社会关系的准绳,个人必须尊重彼此的人格。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存在着天赋和际遇的不同,往往造成社会中的实际不平等,所以需要提倡一种博爱的情怀,以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爱。之所以把人道主义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想资源,正是源于它对平等和博爱精神的强调[5]

现代社工与义工事业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二者在本质上是想通的,人道主义精神催生、培育了现代社工、义工事业,而这一事业也处处体现、实践着人道主义精神[6]。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是政府和社会为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实施的助人活动,正是人道主义把人的价值摆在了重要位置,使西方社会很早就产生了社工和义工事业。这一事业的核心理念就是平等待人,特别强调平等对待那些在身体、心智和财富上处于弱势的人,并及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三)个人主义理念

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基础理念之一,正如文艺复兴崇尚人的价值,启蒙运动将个体的人看作社会的出发点。个人主义的本质在于强调个体的权利、价值、尊严和利益,而这种强调的前提是所有个体在理论上都具有同等的权利、价值、尊严与利益,“它承认所有个人具有同等道德价值,要求个人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利益”。[7]

个人主义理念衍生了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的核心价值——助人自助。它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8]即“助人”与“自助”。“助人”就是在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有需求时,社工和义工提供专业性、志愿性的支援;“自助”就是通过社会工作来整合社会资源和挖掘个人潜能,推动服务对象走向自救、自立、自助和自强;“助人”是手法,“自助”是目标。现代社会中的弱势者和失能者需要社工和义工为其提供维持其生存的必要帮助,但是这种帮助只是前提条件,通过挖掘、培育受助者自己改变现状的能力和意识,实现他们自助才是目标。这种工作伦理与个人主义尊重个人价值、权利和尊严相一致。

   (四)公民权利观念

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之一是形成了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强调个人责任观,认为导致人们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原因是个体自身,个人应对自己负责,也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改变。英国早期的《济贫法》就是个人责任观的典型体现,它把穷人和困难人群看作社会负担,对其贴上“无能者”标签。然而,这种观念忽略了导致弱势群体问题的社会和制度方面原因,因而在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上是不公正的。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自然权利观念又逐步向公民权利观念转变。

公民权利观念把个人看作社会的一份子,人们把享有福利保障当作自己的应有权利,人们要求政府和社会保障基本生活、满足福利需求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它否定了为弱势群体“贴标签”的助人方式,救助弱者不必再借助于人性的同情与怜悯;它改变了早期社工和义工事业的慈善救济性质,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了政治和道德上的平等地位,在消除社会救助中的社会歧视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从自然权利到公民权利,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追求平等自由和正义的理想[9],同时,社会福利观念从“个人责任观”向“社会责任观”的转变, 对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促使政府重新考虑自己在社会福利中充当的角色 [10]

 

二、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的制度条件

 

在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制度设置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从外延来看,现代社工和义工兴盛的制度条件主要包括专业化和职业化制度,以及衔接二者的相关制度等方面,完备的制度设置为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确保了整个助人过程的有效性和连贯性。

   (一)专业化制度

无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其他地区,社工和义工提供服务的历史,就是其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服务人员不断专业化的过程。服务质量的提升和服务人员的专业化,得益于专业化制度的建设。

第一,专业教育制度。专业教育制度是现代社工和义工兴盛的首要制度。在西方及港台地区,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备和科学的社会服务领域人才培养体系和资格教育体系。以英国为例,从19世纪末开始,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与课程设置到今,英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制度,在培养层次、培养方式和标准体系,以及课程设置、实习等方面都取得了质的飞跃。[11]健全的人才培养和教育体系,能够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第二,专业督导制度。专业督导制度在早期的慈善组织会社年代就开始了,20世纪初,逐步出现了社会工作督导的训练计划、有关知识和理论框架[12]。当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时,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和服务组织获得资源,督导也成为监督义工服务的一项制度。在台湾,有专门法律规定,在岗社工每年必须接受70小时以上在职训练,其中的目的之一是遴选优秀社工充当督导[13]。专业督导制度具有教育和行政功能,[14]它保证了社工和义工的实践能力,也保障了服务过程的专业化。

第三,专业团体制度。专业团体制度也是影响社工和义工事业的重要制度,它是由社工和义工的研究者、从业人员以及相关专家组成的团体,从事相关领域研究、交流和制定专业标准等。以美国为例,美国“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自1955年成立以来,该协会始终致力于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持续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持续影响公共与社会政策、加强对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等[15],推动了美国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甚至影响到其它国家和地区。

专业制度对专业水平和入职要求的强调和重视,必然提升现代社工和义工的服务质量,从而保障了社会服务的水平。

   (二)职业化制度

目前在西方及港台地区,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已然成为一门职业,尤其是社工和律师、教师等一样,是社会职业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西方及港台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的职业制度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工职业制度。西方国家及港台地区为促进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的兴盛,纷纷设立了多层次的社工和义工的职业发展阶梯。如,美国将社工分为获得学士学位的社工(BSW)、获得硕士学位的社工(MSW)、获得执照的临床咨询社工(LCSW)、获得博士学位的社工(DSW)等4个职级。[16] 此外,西方和港台地区还建立了完善的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例如在香港,普通社工员的薪金就大约是一般公务员的2-3[17],薪酬待遇水平与职业等级、在岗时间挂钩,且二者成正比,个别情况下,对业绩突出的服务人员设置特定奖项,予以激励。

第二,义工登记和使用制度。除了官方和社工机构外,由公众参加的义务工作者队伍,是香港社会服务体系中另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香港有义工登记制度,凡愿意从事义务社会服务工作的都可以到社会工作机构登记成为“义务工作者”。目前,义工已经成为香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登记在册的义工机构已达1500多个,[18]义工就多达几十万人,主要从事社区照顾、福利活动的现场服务和后勤工作、实施各种爱心行动计划,以及福利募捐和宣传等[19]

第三,社工、义工联动制度。西方和港台地区已经普遍形成了“社工引领义工、义工协助社工”的社会服务制度。在美国,自20世纪初开始,高校就通过开设与志愿服务相关的课程提升义工的专业化水平[20]。在香港,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市民占香港总人口的20%,大约在100万人,[21]2008年,英国提供免费义务工作的人口比例也达到28%多,[22]各国义工在参加志愿活动之前,都必须接受专业社工的培训,也主要从事社工活动的辅助和后勤工作。这种联动制度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社工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也能最大限度发掘义工的服务力量,从而实现社会服务质量的最优化,提升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

健全的职业制度为现代社工与义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由于西方及港台地区的社工和义工事业代表了当今国际上的主流与先进水平,其人才的使用、评价、激励与晋升等制度、政策和具体措施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三)配套衔接制度

现代社工与义工事业,需要健全的专业和职业制度,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只有让专业人才及时转变为这一事业中的实践者,专业制度和人才培养才有意义;反之,只有通过专业教育的合格人才,职业实践才有价值,因此配套制度和政策也必须齐全。国际上,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都非常注重两种制度之间的衔接和互动。

其中,西方及港台地区都对服务人员的注册登记和入职考试非常关注,因为这是专业人才走向职业实践的关键性环节。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强调行业自律和自治,积极推进社工从业执照制度,要求取得社会工作硕士的人员必须有两年的实务经验和通过书面考试才可获得执照[23]。台湾的社工和义工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政府先后颁布了多部专门法律(《社会工作师法》和《志愿服务法》等),[24]详细规定了社工和义工,在申请入职时的条件要求、服务的权责义务、人才招录的方式,以及对服务的奖惩办法等等方面的内容。

可以看出,西方和港台地区的制度设置和相关政策是相当健全的,这成为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的关键或核心条件。

 

三、政府角色与现代社工、义工事业的兴盛

 

    西方及港台现代社工、义工事业的发展繁荣是与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及政社分工合作的机制密不可分的。

   (一)政府的角色定位

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主要集中在社会服务领域,尤其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支持上,所提供的是一种公益性、非营利性公共产品,这种产品市场不可能提供,政府应当提供但又无力包办,第三部门于是就成为提供这类服务的主要平台。从发达国家及港台的经验看,为保证第三部门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服务产品,政府必须优先予以支持。政府主导的角色定位是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的必要条件。

政府主导首先体现在为这一事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上世纪中叶,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英国和瑞典成为具有最完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两国的社工和义工事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飞速发展。两国政府均设置了大量社会服务机构,由政府派人直接进行经营管理,突出非营利性,所有工作人员均为政府公职人员,由政府支付工资,服务经费由服务机构根据服务对象所需服务时间及单位时间服务价格申报预算,由政府从相应的服务开支项目中直接拨付。[25]可以说,政府在资金上的强有力支持,为两国社工和义工事业兴盛提供了直接动力。

除直接的财政支持外,政府还通过相应的税收政策为社工、义工事业的发展提供间接支持。英国是世界上社工和义工事业最成熟的国家之一,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其中的一项是制定制度鼓励捐赠,例如返还所得税制度。这既是国家财政支持的变相形式,更是鼓励社会更广泛的捐赠。[26]

第三是对相关事务的监管。在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中,政府的监管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尤其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政府、社工和义工,以及服务机构三者的责权利等等。例如,从1973年开始,港英政府陆续发表了《青少年个人辅导社会工作之发展绿皮书》、《老人服务绿皮书》、《群策群力协助弱能人士更生白皮书》,提出了社会服务各个领域的目标及实施方针,[27]为香港其后一个时期社工和义工事业的兴盛指明了方向。

政府的支持保证了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制度上的健全、资金上的充足、行动上的高效等。

    (二)政社合作机制

由于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社会服务,以社会服务机构为代表的第三部门便成为社工施展专业技能的主要载体,也是吸引义工为社会贡献的重要舞台。美国社工和义工的工作场所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机构和协会两种类型的组织,近2/3的社会服务机构都属于非营利部门[28]。当然,有的是社会工作专门机构,而有的则寄于其他组织中提供公共服务,其中志愿者组织数量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逾100万个。香港的情况与此类似,从上个世纪初香港社会福利组织萌芽开始,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目前香港也实现了主要依靠社会福利机构为公众提供社会服务,全港现有注册非政府机构共335个,提供不同的服务类型,这些机构推行现时香港政府近90%社会福利计划[29]

在开展社会服务过程中,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较为兴盛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可以称之为“政社合作”的运行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是由政府直接举办机构提供公共服务,以上世纪中期的英国为代表;另一种是政府委托项目给社工机构和志愿组织,合作双赢。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往往委托这些机构和组织践行一些政府职能内的工作。[30]

还有一种是由政府购买社工和义工类服务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即“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当前,后者作为一种成熟的运作机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可、应用。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日趋繁荣,港府有了充足的财力支持社会服务事业,香港也慢慢引进了这一机制。[31]香港政府作为福利资源的主要提供者,通过招标和提供项目的机会,将原本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公共服务事务通过“外包”等形式委托给330多家民间社会服务组织,政府每年向这些机构支付的服务薪酬平均高达71亿港币。[32]政府财力上的支持为香港社工和义工事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的时空因素

 

(一)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的时间维度

现代社工、义工事业的发展繁荣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的历史过程。

1718世纪,由工业革命推动的机器大生产和城市化进程,使社会生产力得以迅猛发展,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这一“增长机器”[33]就是人类的前途。但是,随着社会变迁的急剧加速,各种社会问题随即产生,以城市贫民问题最为突出。早期社工和义工在那时开始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问题。不过这一时期由于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尚是零星的、慈善性质的活动,并未形成一项制度化事业。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加速了产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社会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和贫困人口问题愈加严重,促使作为制度化助人活动的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形成。

随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各国遭到重创、陷入空前的衰退中,民众生活普遍贫困。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深受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影响,开展失业救济等一系列新措施,西方各国纷纷仿效建立了全国性社会保障制度,西方各国的济贫政策由此从民间慈善事业为主转变为政府责任。随着各国政府的公共救济责任被提上议事日程,开始直接介入救济和服务事务中,现代社工和义工得到了各国政府的认可与支持,获得了快速发展。

二战以后,“福利国家”政策将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在欧洲推向了高潮。但七十年代初,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财政危机,以及“福利国家”产生的财政赤字和福利依赖等弊端,使得政府对福利进行干预的做法大受攻讦。1979年开始,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新右派”上台执政,西方世界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掀起了程度最深的福利国家紧缩行动,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也遭受严重冲击。

然而,这些政策的出台却产生了更为严峻的两极分化、贫困人口剧增。直到以布莱尔为代表、主张实施温和的“第三条道路”的“新左派”上台,上述情况才逐渐好转,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也相应地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进入新千年,世界范围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依然突出,西方有学者说,“世界进入21世纪,充斥着贫穷与不平等,这是再富有想象力的前人也无法想象到的”。[34]特别是2008年,新一轮全球性经济危机悄然袭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一问题,资本主义会不会只是一个“进步的幻象”。[35] 20103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医疗保险改革法案,该法案体现了美国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注重全民、保护弱者等一系列利益考量,[36]反映了在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下,美国社会与普通民众希望更有力的福利保障措施出台的强烈意愿。

从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发展的进程可见,尽管其间充满了争论和曲折,但总体上,这一事业由于其功能的独特性及不可替代性,仍然在不断的成长壮大之中。

(二)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的空间维度

因为现代社工、义工事业产生于工业革命先行的少数国家,因此,这一事业的变迁过程也就是其不断向外扩散、传播,其它国家和地区不断学习、借鉴的过程,学术界称这种过程为“本土化”。国际上,现代社工、义工事业的发展具有某些共性,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和具体形式,原因在于,这些共性的发挥会受到不同地域空间内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正是本土化的必要性所在。涉及本土化问题的是那些原本不存在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后来从其它国家或地区引进、借鉴和创新了这一事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等。

美国是一个新兴移民国家,在社会文化、人口构成、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与英国有很大差异,因此美国的社工和义工事业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与英国有着明显区别。一方面,英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事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而美国政府历来对该领域事务干预较少;另一方面,美国一直强调服务实践、总结经验,通过建立专业团体和专业教育体系,整合各方力量推动社工、义工事业的发展,这一点也和英国存在差异。到上世纪末,美国的志愿者组织数量已堪称世界第一,超过100万个,18岁以上的公民中超过50%的人参加过义工。[37]

香港社工、义工事业的本土化发展始终得到了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二战以后,为缓解香港当时的社会问题、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19507月,香港大学首次开办两年制的社会工作课程,开始为香港培养本地的专业社工。1960年,港英政府邀请英国学者赴港考察,发表了香港社会工作训练报告书,建议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社工专业人员的大规模培训[38],以适应现代社工、义工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经过近60年的发展,到本世纪初,香港拥有注册社工7000多人,近100万义工队伍[39]。政府支持下的本土化发展,是实现香港社会福利服务专业化的重要条件。

本土化教育直接推动了台湾社工、义工事业发展。1954年,台湾有了专业教育课程,1974年,有了正式社会工作教育,1979年,台湾第一个社会工作系成立。[40]以往,几乎所有社工教育和培训的教材都来自国外,直接引用国外的方法与经验造成消化困难。1997年以来,台湾更为积极地鼓励研究和推广与本土文化及实际需要相适应的社会工作实践和专业教育模式[41]。多年来,政府颁布法律政策、民间组织主动担责、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社工、义工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如9·21地震等重大事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与台湾采取正确的本土化策略有着直接关联。

本土化发展既注重了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强调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区分,现代社工与义工事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兴盛,与他们的本土化策略密不可分。

 

五、结论与启示

 

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伴随工业革命产生,几经变迁,在西方和港台逐渐走向成熟和稳定。其中,基督教伦理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个人主义理念和公民权利观念是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兴盛的文化价值基础;日趋健全和完善的专业化、职业化制度设置及其衔接,是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发展繁荣的制度保障;政府主导的角色定位及政社合作的运行机制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各国(地区)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及社会政策对现代社工、义工事业的发展也产生着直接、间接的重要影响。

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得以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人类在几个世纪里对“增长”和“利润”的追逐,不断产生在资源分配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个人和群体,而他们往往也处于社会的底层,成为弱势群体,正是这部分人对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要求,以及统治阶级基于社会稳定的关注和重视,从根本上促成了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的产生、发展和兴盛。

以上是西方及港台地区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发展兴盛的带普遍性的经验与启示。除此之外,由于各国(地区)文化价值背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育程度、公共治理结构、国民基本需求等等存在差异,各国(地区)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发展兴盛的道路、模式及水平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与差异。各国(地区)只有在参考借鉴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发展的带共性的经验与启示基础上,结合国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能探索出适合本土需要的现代社工和义工事业发展兴盛之路。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福利和慈善的思想与实践,但众所周知,现代社工和义工产生于西方社会,引入我国的时间较晚,且发展过程中还曾被中断,更导致了这一事业在我国的相对落后,亟待加快发展。我国政府当前已认识到发展这一事业的重大意义,且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鼓励和促进其发展。由于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及社工、义工联动制度、政社合作机制等正在抓紧建设。从实际效果看,这一事业在扶贫济困、灾区重建、公共卫生、社会服务等领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十分可喜的。

我国现实国情还存在一些不利于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发展的因素:我国传统文化存在对个人价值、权利重视不足的问题;社会各界对发展现代社工、义工事业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同存在严重差距;现代社工、义工制度建设在城乡、地区、行业、部门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由于整体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发展经费严重不足、民间组织发育不良、政社合作机制难以全面推进;等等。

借鉴西方及港台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发展兴盛的经验,克服障碍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发展的不利因素,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发展的道路,确是当务之急。



[1]本文为第一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07ASH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理论与应用研究;方舒: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

[3] 张申娜:从路德宗、加尔文教的新教伦理到“入世禁欲主义”的历史、逻辑考察[J].《学术论坛》,2007,(7):2326.

[4]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冯克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5] 江娅:社会工作的伦理基础[J].《道德与文明》,2003,(5):3134.

[6] 肖焱:试论慈善事业与弘扬人道主义精神[J].《理论月刊》,2004,(6):5456.

[7] 李强:《自由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63.

[8] 顾东辉:“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解读[J].《中国社会导刊》,2007,(24):18.

[9] 钱宁: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现代社会福利政治道德观念的历史演变[J].《社会学研究》,2004,(1):4652.

[10] 李迎生: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学习与实践》,2008,(7):120127.

[11] 参见李迎生等:英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概况及其启示[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117.

[12] 徐明心:社会工作督导的渊源:历史检示[J].邹学银,译.《中国社会工作》,1998,(5):2829.

[13] 朱希峰:台湾社会工作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考察(上)[J].《社会工作》(上半月),2007,(7):1620.

[14] 李迎生主编:《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80.

[15] 左芙蓉,刘继同: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的历史变迁、结构功能与运作模式[J].《社会工作》(下半月),2007,(2):511.

[16] 参见陈鲁南:当前美国社工职业状况[J].《中国社会导刊》,2007,(12):5859.

[17] 陈宇嘉:社会工作在台湾[J].《社区》,2002,(12):5961.

[18] 李洪亮:义工、社工:香港守望者[J].《社会工作》(上半月),2008,(11):29.

[19] 吴亦明:香港的社工与义工[J].《社区》,2003,(7):48.

[20] 张敏杰:欧美志愿服务工作考察(上)[J].《青年研究》,1997,(4):4649.

[21] 张翎:香港义工:传递无线的温暖和价值[J].《中国社会导刊》,2008,(4):2627.

[22]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方网站,www.OECD.org.

[23] 薛海:美国社会工作的管理[J].《社会工作》(上半月),2008,(3):2223.

[24] 朱希峰: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师证照制度[J].《社会福利》,2007,(4):4446.

[25] 参见文国锋:瑞典社会工作的管理与教育影响[J].《社区》2002,(9):6364.

[26] 参见江泽全:英国志愿服务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4,(3):79.

[27] 参见吴亦明:香港的社会工作及其运行机制[J].《社会学研究》,2002,(1):6977.

[28] 朱眉华:美国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经验[J].《社会工作》(上半月),2007,(7):12.

[29] 王永鹏:感受香港社会工作[J].《中国社会导刊》,2007,(18):4849.

[30] 参见江泽全:英国志愿服务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4,(3):79.

[31] 参见黄哲:香港社会工作发展与历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1620.

[32] 参见李楠:香港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J].《社会工作》(上半月),2008,(1):4445.

[33] []彼得·桑德斯:《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M].张浩,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417.

[34] []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平等》[M].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3.

[35] []乔治·索雷尔:《进步的幻象》[M].吕文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15.

[36] 宣海林:美国医改法案:在争议与期待中起航[N].《人民法院报》,2010326,第8版。

[37] 参见杨恕、续建宜:美国志愿者运动述评[J].《国际论坛》,2002,(1):6470.

[38] 梁魏懋贤: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路向——香港经验的启示[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57.

[39] 袁继红:香港社会工作教育概览[J].《社会工作》(上半月),2008,(6):3132.

[40] 参见谢惠旋:认识台湾社工、收获彼岸经验[J].《社会工作》(上半月),2007,(10):4849.

[41] 秦楠:浅析台湾的社会工作职业制度[A].《福建省社会学2008年会论文集》,200821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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