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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益龙 在平民生活里探索社会问题——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重印本导读  
  作者:陆益龙    发布时间:2011-01-22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在平民生活里探索社会问题

陆益龙

    (本文为作者为商务印书馆重印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撰写的导读。)

在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中,有一些学者、一些研究、一些作品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例如,陶孟和及其《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在“社会革命”思想主导的时代,“社会改良”的声音显得微弱,甚至被人们所忽视。如今,社会建设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社会改革之于社会建设来说,其重要意义又被重新发现、重新认识。或许,我们在重温、回顾陶孟和的社会学调查研究的历史及成果中,将会更为深刻地领会那些曾被我们所忽视的重要性。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期间,深受费边主义的社会改良思潮之影响,主张通过社会调查来研究社会问题以促进社会的改良。他曾经这样说道:“要使民国真正成为人民的、民主的国家,就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首先应该了解问题之所在,这就需要开展各方面的社会调查。”由此可见,陶孟和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调查、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社会学对推进社会改革的实际功用。

学成回国后,陶孟和立志在中国实践其社会学思想,广泛开展社会调查,正如他所言:“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在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功用。一则可以知道我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问题),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1926年,他的理想得以实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设立社会调查部,聘请陶孟和负责管理调查研究事务。陶孟和到任后,随即提出了三项研究课题:一是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二是对北平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是对北平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正是其中的一项调查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是陶孟和实践其宏大社会调查志向的重要开端。

1929年,在陶孟和的努力下,社会调查部正式成为独立的调查研究机构-社会调查所。社会调查所成立后,陶孟和带领他的团队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贸易、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等多方面展开了广泛调查,如河北、山东棉花生产贩运调查、河北深泽县农村经济调查、河北清苑县农村经济调查、定县集市调查、安国县药材市场调查、华北粮食调查、河北及平津劳资矛盾调查、塘沽工厂工人调查、上海工人家计调查、华北铁路工人工资调查、天津面粉厂工人工资调查、华北纺织工人工资调查、山东中兴煤矿工人工资调查、天津地毯厂及工人家庭调查等。纵观这些社会调查,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关于某个具体地域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的调查,如河北、山东、天津、上海等地;第二,调查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基层社会的群众,如工人、农民及其家庭;第三,调查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民生问题,如工资调查、家庭生计调查、生活费调查等。由此看来,社会调查所后期的调查研究基本延续了陶孟和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的社会调查思想和方法。

就一项社会调查来说,调查方法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尤为重要。一份社会调查研究报告的规范性及学术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的系统性及科学性。《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可以说是当时社会调查研究报告一个经典范本,主要就体现在作者对严谨、系统调查研究方法的追求之上。从该书第一章的“绪论”到第三章的“名词之解释”,基本都是在介绍、陈述和解释调查研究的过程、步骤、方法和技术。作者不仅介绍了如何招用调查员以更好执行调查,而且还详细地介绍了调查范围的确定以及具体调查步骤,并对调查中所涉及的关键概念,如家庭、度量衡、货币及收入与支出等也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阐述调查研究的过程,表明作者非常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是基于1926年对北平手艺工人和小学教员家庭生活状况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在此项社会调查中,陶孟和采用了日用记帐法的调查方法。之所以采用记帐法来调查家庭生活费情况,一是因为“帐簿在中国,为用已久”,即中国一些家庭有用帐簿记录日用收支的传统;二是因为通过日用帐簿记载,“可获得关于生活费之详尽材料。”三是因为记帐法能更加准确、更加客观地反映家庭生活状况。

日用帐簿调查是通过调查员来指导或为调查对象家庭逐日记录生活开支细节的调查方法。《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就是在对300本日用帐簿分析的基础上完成的调查研究报告,其中288本是手工艺工人家庭的日用开支帐簿,12本是小学教员家庭的日用帐簿。在今天看来,日用帐簿调查法已经不是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主流方法,问卷调查和田野调查则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社会调查研究之中。尽管日用帐簿调查法受当时社会及技术条件的限制而存在一些局限,正如陶孟和所坦诚的那样:“其唯一可指摘之瑕疵,即所调查之家数太少是也。”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或低估这种调查的科学价值。或许在当时乃至今天,仍会有人认为此类调查过于琐碎。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细致的调查资料和数据为我们积累了独一无二的历史材料,为我们能更加精确地、更加深入地了解过去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譬如,第六章的“食品消费”分析,不仅让我们能了解当时北平手工业工人家庭的食品消费的整体水平和结构比例,而且还能了解各种具体食品的消费情况,这无形中也为我们更深入细致了解当时人们生活方式的细节提供了一种特有的历史材料。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清晰地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北平工人及小学教员的生活情形。首先,就工人家庭的基本情况而言,调查显示:工人家庭以汉人居多,约占一半,其次为满族和回族。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家庭生活基本相同,较少受民族因素影响。工人家庭的规模以4-5人为主,家庭结构与新式小家庭相近。男性家庭成员多以人力车夫为职业,他们平均每月要工作26天,每天要工作9个多小时,女性成员主要以纺织、成衣为职业,她们平均每月工作23天,每天工作6个多小时。

其次,在家庭收入与支出方面,64.6%的家庭半年的收入在110元以下,而每家支出的平均数为101.5元,而且在这些支出中,食品费就占71.2%,燃料、水费和房租占18.8%,皆属于基本生活支出。如果按此水平推算,较多工人家庭面临入不敷出。由此也就可看出,北平工人家庭普遍面临基本生活难以保障的问题。

此外,陶孟和还重点分析了北平工人家庭的食品消费和居住情况。根据对食品支出帐簿的分析,以及与日本和印度之比较,陶孟和总结出北平工人家庭的食品消费的四个特点:碳水化合物较标准膳食多、蛋白质及脂肪较标准膳食少、蛋白质主要来源于米面食物,以及成年从食物中获得热量低于公认标准。在居住及衣服方面,工人家庭每家平均只有1间房子,面积在5-11平米之间。也就是说一家四五口都要拥挤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而衣服也是少得可怜,平均每户有棉衣2.4件。从这一分析也就可以看出,北平工人家庭普遍面临着较为严重温饱问题和贫穷问题。

最后,陶孟和在书中重点分析和讨论了两个职业群体的生活状况,一是人力车夫,另一个是小学教员。从调查分析来看,人力车夫是北平手工业工人的最主要职业,在48个家庭中,有41位人力车夫,占男性人数的一半。人力车夫平均每月需要工作29天,他们“终日暴露于风雨寒暑之中,汗透衣服而不能脱,其生活之痛苦,已极可惨。”人力车夫的收入可谓微薄,半年的平均净得收入不到70元,而他们平均需要供养1.4口人,个人费用和供养费用加在一起也就达到70元,所以,即便收入较高的车夫,也难以养家糊口。

至于小学教员,书中的分析仅依据12个家庭的日用帐簿。从分层角度看,小学教员家庭属中间阶级。小学教员的月收入为40元,每家平均月收入达到56.4元,每月平均支出47.7元。在生活方面,小学教员家庭的食物消费和居住条件相对于工人家庭较优,菜蔬、肉类等次要食物的消费比例达到39%,而工人家庭只有20%,平均每人有一间房子。然而,作者对小学教员的生活情形并不乐观。因为小学教员面临着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政府拖欠教员工资问题。1926年,小学教员的工资实际上只发一半。这样,教员家庭也就出现亏空问题,每家平均亏空13.8元。令作者尤为担忧的是,“小学教员在我国积极变化之今日,实负重大责任。”如果小学教员难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就会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他极力倡议政府及地方人士要保证教员得到享有舒适生活的费用。

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虽然我们看不到当代社会学研究所推崇的高级统计模型,书中既没有相关分析,也没有回归分析;既没有柱形图,也没有线性图。但是,陶孟和所呈现的调查数据分析,既简明又非常有效,既朴实又能切中要害。例如,他选择北平手工业家庭的收入与支出情形、食物消费结构、居住和衣服情况等方面来加以调查和分析,实际上已精确地、清晰地揭示了当时基层社会的突出问题—温饱及贫穷问题。

或许,在今天的一些社会学者看来,陶孟和只是将调查情况客观地反映出来,而没有什么理论分析。如果带着这种观点来读本书,则说明我们并没有理解作者努力开创社会调查之风的大背景及主旨。陶孟和的社会学基本思想是主张通过科学的社会调查来发现社会问题,并寻求解决和改良之策。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他正是贯彻了这一原则。通过调查分析,他发现了当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贫穷问题,普通老百姓的温饱得不到保障,而这一问题“实为一经济问题”,也就是物质文明及生产力落后问题,所以,他提出“今欲脱离此困难之环境,唯有努力获得近代西洋人之物质文明,徐图改进耳。”其实,这一思想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发展是硬道理”,以及改革开放思想是一致的。如果一个小调查,能够揭示出这样一个大道理,其价值和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可惜的是,这种温和的科学建言,难以被当局和世人所理解和接受。当然,这也是一种社会发展逻辑,有些时候我们只有打破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起一个新世界。但是,建设新世界其实仍然离不开改良,唯有不断地改进和创新,社会才有发展的动力。

本书的下编还收录了《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中国目下的失业问题》、《贫穷与人口问题》等研究论文,这几篇论文都是陶孟和探讨当时几个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中,陶孟和的用意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人力车夫窘迫的生活境地,而是要阐明一种社会问题。正如他所说:“人力车夫之问题不仅为个人或国民经济之问题,实为极重要之社会问题。……此恶不除,全社会之生活被其影响,至于无穷,非过言也。”“提高人力车夫即是提高社会,而提高人力车夫又不仅仅为人力车夫自身之问题,实为社会全体之问题。”

同样,在《中国目下的失业问题》一文中,陶孟和敏锐地指出:“失业的影响是普遍的,不特为失业者本人,即社会一切的人,社会全体的各方面也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失业的灾害。”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先必须设法消除各种造成失业的因素。“汰除失业的因子,私人所能为力者有限,大部分全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如不能尽此责任,就难以巩固其地位。

在《贫穷与人口问题》一文中,陶孟和则旗帜鲜明地提出,贫穷问题是社会问题,其原因主要不是人口过多问题。“收入分配的不均平,……全国的物产,产业,……现竟渐渐的都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或是断送给外国的资本家。看此情形,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了。”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充分再现了陶孟和关注基层社会、重视社会问题研究的社会学思想。今天,重印此书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如今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正面临着“理论自觉”和学科自觉的重任。发现和尊重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并吸取其中之精华则是理论自觉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郑杭生在重印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的前言所说:“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正是新中国社会学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

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发展、快速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也将是多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凸显时期;中国社会学不能总是尾随西方学术,追求纯粹的专业技术,而是要顺应时代之要求,更加关注民生研究,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责任编辑: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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