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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益龙 2010年中国文化发展与思想观念的变化及动向  
  作者:陆益龙    发布时间:2011-03-07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文化发展与思想观念的变化及动向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100872

 

(本文载于郑杭生主编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因技术原因,本文图表无法显示,完整版参见文后附件)

 

文化发展对社会和谐发展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凸显出来。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整体,既是人们社会实践的结晶,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实践。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是否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相适应,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发展的内涵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关涉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关注和考察快速转型中的文化发展及社会观念变化的动态特征,对于全面了解和评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及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2010年文化发展及观念领域的十大事项

2010年是中国发展具有非常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而在文化发展及社会观念领域里,也有一些重大事项值得关注,这些重要事项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着中国文化及社会观念发展与变化的现实。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

2010723,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时代发展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20098月国务院推出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从八个方面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文化产业振兴的五项措施。2010年,中央再次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方面表明国家对文化繁荣与发展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化发展及文化实力的提升在未来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目前,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可以说已经进入世界各国的千家万户,但中国的文化或许还没有这样普遍的影响力。这种不对称性显然给中国文化发展提出了挑战,只有文化得到发展并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经济发展才有可持续性的保障,因为产品的影响只是暂时的,而文化的影响则是深层的、持久的。

(二)新闻出版体制改革

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标志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通知对2010年改革提出六个要点:第一,重点完成经营性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培育合格市场主体。第二,着力培育一批主业突出、辐射力强、综合性、专业性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第三,加快推进保留事业体制的新闻出版单位的改革。健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突出服务主体,强化服务功能,增强发展活力。提高新闻出版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第四,努力提高新闻出版产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第五,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新闻出版改革的配套政策。第六,切实加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改革新闻出版体制,实则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出版体制直接关系到文化生产和发展,理顺其体制机制,就是要从制度创新中寻求发展的新动力。现行中国新闻出版体制基本维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格局和体制,其显著特征就是机关单位保障其生存,由此也形成繁多的出版机构。这样的体制能够更好地满足各部门各单位的需要,但对文化市场的发展显然不适宜。因此,改革这一体制是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针对当前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主要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等问题。提出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是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这一规划纲要代表了今后一个时期国家人才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国家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人才保证。人才是发展所必需的重要人力资源,特别是对未来发展来说,人力资源的优势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发展所必需的新的动力来源。因此,人才发展对发展方式转变及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新中国建设60年来及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才发展战略。建国后,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带着爱国热情和报效祖国的责任感,纷纷回国创业,为国家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的推行,激发了人才的创业积极性。

在新的时期,进一步推进人才发展,可能需要在人才发展和人才使用上把两种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既需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在制度安排对人才给予激励;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人才培养中大力倡导爱国情怀以及责任感、使命感和事业感,为人才发展形成一个良好氛围。

(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经过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正式制定出台。

这一规划纲要根据中央“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精神,强调要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种教育的发展作了具体规划,并对教育体制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改革也进行了宏观规划。此外,还就教育规划实施以及教育投入和经费保障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划。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是我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展教育的意义深远。要发挥教育在人才强国战略中的作用,教育改革是必由之路。只有改革,才有活力;只有改革,才有发展的动力。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改革严重地滞后于经济与社会改革。出台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其目的就是要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教育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五)整顿文化领域里的“三俗”之风

 2010年,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认真学习和宣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抵制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反“三俗”的整风行动,主要是针对在当前我国文化及思想传播领域里,由于受利益的驱动以及市场的炒作,庸俗的、低俗的和媚俗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盛行,对精神文明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而且也影响到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整顿“三俗”之风,就是要纠正错误的文化发展方式,把握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

抵制文化领域里的“三俗”之风,不等同于抵制俗文化。优秀的俗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也是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需要保护和发扬光大。反“三俗”之风主要是抵制和反对那些糟粕的、不健康的文化作品和产品,而不是所有“俗”的东西。反“三俗”也不是打压“俗”而倡导“雅”,文化的繁荣发展,本来就需要雅俗共进、共同发展,这样才有百花齐放。反“三俗”所反的不是“俗”,而是那些与“真、善、美”的本质相背离的文化和思想。

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给人们以“真、善、美”的熏陶和涵化,为人们提供健康的精神营养。而那些“庸俗、低俗和媚俗”的文化内容,常常出于利益需求,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来污染社会的精神环境。因此,反“三俗”对促进文化发展、提升文化实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六)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

20104301031,中国在上海市成功举办了一届世界博览会。共有189个国家和57个国际组织、共246个参展方参展了上海世博会,7000多万人次参观了上海世博会。上海世博会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举办的综合类世博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标志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又提升一个水平;二、展现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三、意味着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的经济及社会文化体系之中;四、体现了中国特色体制的优越性,也就是能集中力量办成大事和创造奇迹的能力。

上海世博会不仅仅是经济产品展览的盛会,更是一种世界文化博览的盛会。参展的国家所展现的不光是经济上所取得的成绩,而且充分展现各国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以及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经验。所以,世博会为世界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与创新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种文化的优势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各种文化之间能够进行很好的交流。

(七)广州成功举办亚运会

2010111227日,第十六届亚运会在中国广州市成功举办。这是继1990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后,亚运会20年后再次回到中国,这也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综合性运动会。

广州亚运会的开闭幕式,形式独特,内容丰富,给亚洲各国运动员和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也让亚洲人民再一次通过亚运会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广州市通过筹备和举办亚运会,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文化建设方面,都得到明显的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品格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提升。所以,广州亚运会给一个城市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交通及场馆设施,,而且也留下了丰富精神文化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举办一届运动会对城市发展和文化建设来说,其积极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通过举办多次国际性综合运动会及展会的经验,我们不仅要有自豪感,同时也需要有一些反思。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开闭幕式是否需要那么奢华?奢华的开闭幕式确实为我们争得了一时的面子,但这个面子的代价是否过大?但愿我们今后在举办大型会展活动时,要对开闭幕式作更加科学合理的预算。

(八)当代活雷锋郭明义先进事迹

郭明义是鞍钢集团矿业公司的一名普通的管理员, 10多年来,郭明义在家庭生活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为“希望工程”累计捐款10余万元,先后资助180多名特困生,为这些穷孩子送去温暖和希望。多年来,郭明义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无偿献血达6万多毫升,相当于自身全部血量的10倍,按抢救一个病人需要800毫升计算,可至少挽救75名为重患者的生命。 长期来,郭明义作为一名普通职工,兢兢业业地做好每项工作。他像雷锋那样坚持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郭明义很普通,但他的精神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是当今中国的“活雷锋”。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需要有郭明义这样的精神和价值。在当今社会,虽然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活雷锋,但是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雷锋精神。因此,宣传和学习郭明义的先进事迹,对于传播和扩大雷锋精神的社会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郭明义的先进事迹,昭示着雷锋精神在我们这个社会依然在闪烁着光辉。

(九)腾讯与奇虎的纷争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已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越来越多的网民已经把互联网当作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构成。互联网业也随着这一社会需要迅速发展起来。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互联网业在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中获得巨大商机,与此同时,新兴行业的规范滞后与缺失也带来了行业内混战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企业跻身于互联网行业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利益竞争,而在激烈竞争中本来行业规范就不太健全,这势必会引发混战。

2010年腾讯QQ和奇虎360的纷争的公开化、激烈化,甚至最终演化到腾讯采取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这一极端措施,造成了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使得软件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纷争波及广大互联网用户,导致广大用户的权益受损。

某种意义上说,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意义已经不仅停留在信息传播的层面,而是以其快速、广泛的特征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对于从事互联网的企业以及监管互联网的部门来说,必需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对于企业来说,不能仅仅关注自身的利益,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感。没有和谐的互联网环境,对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不利的。

(十)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事件

2010年,深圳富士康集团发生员工连续自杀事件。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以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是因为从这一事件中,折射出了新生代产业工人的精神和心理问题,同时也预示着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

就工人自杀现象或自杀行为而言,其原因可能是复杂的、多样的,并不一定直接与企业管理、工资待遇直接相关。但是,职工精神、心理问题的产生,与企业文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从这一角度看,职工连续自杀现象所反映的是企业文化建设出了严重问题。

在单位制背景下,存在着“单位办社会”的现象。学界曾完全否定“单位办社会”,而没有看到这一机制的积极功能。一个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企业应该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而不能把企业看成是纯粹的、脱离社会的经济实体。职工不仅是产品的生产者、流水线的作业者,而且是有血有肉、有情感和文化需求的社会成员。如果富士康集团公司能够把企业建设成其乐融融的“小社会”,职工自杀事件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所以,富士康事件给我们的警示是,一个企业不仅要重视效率,也需要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增加投入,让职工在单调、枯燥的劳动之余,能得到精神的放松和文化的发展。同样,相关管理部门及工会组织也应从此事件中,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企业要提出文化建设的要求并进行必要的监管。

二、2010年的流行文化及思想动态

流行是指在一定时期由较多人所追随、遵从和接受,流行既包含人们的从众心理,又不同于简单的从众心理。在流行现象背后,隐含着一定时期内人们所接受和信奉的文化价值观念,因为任何社会行为的深层动机其实都在于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价值观。

流行文化就是在一个阶段被广泛接受,或在大量人群中盛行的文化现象。流行文化反映了一个阶段大众的文化心理,以及大众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

(一)2010年流行文化

2010年,网络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来源。各种流行艺术、流行语、流行活动以及热门话题,大多受网络传播的影响。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截至2010年,中国的网民数已有4.57亿,手机网民3.03亿。[i]如此大规模的网民群体,为网络文化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受网络快速发展的影响,在2010年的流行文化中,网络购物显得格外突出。网络购物已经不再是一种时尚,而是逐渐成为一种众多网民的生活方式之一。此外,随着手机网民的增多,越来越多的网络产品开始流行起来,如网络电子书籍、网络报纸等,已经成为众多网民使用网络的方式。

流行语

2010年,受网络语言的影响,在网络上流行的“神马都是浮云”、“给力”、“飞”等网络语言成为当下的流行语。

这些网络流行语多是在网络交流空间中出现,然后广泛传开,并被很多网民接受和使用。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和流行,突出反映了网络行为的偶然性逻辑和网络放大效应。也就是说,网络空间中某些网民的一个偶然行为,也可能迅速成为网络世界广泛认同的事实,而且还可能赋予这一行为更为宽泛的内涵或意义,并能将这种意义迅速转化到现实世界。

例如,“神马都是浮云”这一流行网络语言,现已在现实世界中被人们广泛使用,其意思是指“不值得一提”。而最初只是个别网民在交流聊天时可能是因为打字错误,将“什么”误打成“神马”,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并流行起来。这种现象犹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意外后果”。在社会实践中,人们并不能完全预测和控制行动结果,很多行为是在即时性的互动中偶然产生的。在网络世界,由于互动方式的特殊性,很多行为或现象可能都具有意外效果或效应。

此外,流行文化和流行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阶段人们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从2010年的流行语来看,大众的不确定性感、不安感、焦虑感、浮躁感在这些语词里充分显露出来。而大众这些心态又与时势特点是分不开的。

2010年,受地震、泥石流和冰雪灾害的影响,再加上《2012》电影的宣传影响,可能有不少民众产生世界末日之感,对前途和社会产生悲观情绪,不确定感、不安感由此陡然而生。尤其是在下半年,物价、房价快速飞涨,从而加剧了民众的焦虑感和躁动不安。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不愿提及过去、不愿看到物价房价继续涨下去,而是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即“给力”,以便渡过这快速多变的时期。

(二)2010年思想动态

2010年是过渡性的一年。从结构主义理论来看,过渡性时期总是不平常的、潜藏风险的时期,因为在过渡性阶段,人们难以对事物的发展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在2010年,民众所体现出焦虑不安及浮躁的心态和思想观念,与这一年的过渡性特征可能有着一定的联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2010年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特征,正是这一年经济和社会存在的反映。

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在2010年逐步走出危机影响开始复苏之路。危机之后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措施开始对经济与社会产生一系列的作用,有积极的作用也有副作用。其中,由流动性过剩诱致的物价快速上涨就是副作用的突出体现。所以,在201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必须经历“药物”刺激带来的副作用的“阵痛”,而这种“阵痛”也必然在思想观念上得以显现。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2010年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显现出了“焦虑和不安”的基本思想动态。虽然出现广泛的“焦虑与不安”心态与客观经济环境有着紧密关系,但这一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非理性成分仍在国民社会意识中仍占重要位置。面对困难,如物价上涨、房价高居不下、就业压力增强等,从上到下不是冷静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问题产生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各个击破逐步解决;更不是以宽容的态度去看待问题,而是急躁地寻求一夜间彻底解决问题,显然背离了客观规律,从长远看对问题和困难的解决并没有真正意义。

2010年的“焦虑和不安”心态的形成,与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宣传炒作有着密切关系。网络现已成为人们宣泄个人情绪和不满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当有较多的人对现状不太满意时,就在网络上宣泄出来,由此不可避免地放大了个人的不满情绪而演化为群体的乃至社会的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冷静地、理性地思考和看待问题。

因此,在网络时代,如何提升网民的理性意识,促进网民理性使用和运用网络,将是宣传和思想教育将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三、居民的社会态度及阶层认同现状

对社会态度的社会学考察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的态度研究,传统心理学的态度研究更多从内因与外因、稳定与偶然、可控与不可控三个归因维度来探讨态度变化的机制。[ii]考察社会态度的状况,可以了解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在人们主观世界形成怎样的影响。

一般来说,社会态度大体可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是对自我的态度,也就是个人关于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态度;二是对他人的态度,即个人对自我以外的其他人的基本看法和态度;三是对社会的态度,也就是人们对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和态度。

社会成员的社会态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主观世界的形态,了解和认识社会观念形态,也是理解和预测社会发展动态与趋势的重要视角。为考察人们的态度和意识,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CGSS)专设了B卷,主要调查被访者的社会态度与意识。以下是根据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当下我国居民的一些社会态度及意识作一描述性分析。

1  对家庭出身的态度(2008CGSS

 

1反映的是个人对家庭出身的基本态度,从调查结果来看,绝大多数人认为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仍是重要的,这一比例达到86%,仅有13%的人不看重家庭出身。由此可见,多数人把家庭经济地位看得比较重要,说明在人们的意识中,家庭地位对自我地位有着重要影响。

2  对父母教育重要性的态度(2008CGSS

 

从表2中可以进一步看出,人们把自我与父母地位的关系看得非常重要。有94.5%的人认为父母如果受过良好教育的话,对自我发展是重要的,只有4.9%的人认为父母是否受过良好教育对自己并不重要。这一结果说明如今人们对家庭或代际资本非常看重,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应的现实,即个人的社会地位状况受父母及家庭因素的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在个人的发展中,家庭代际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对自己教育重要性的态度(2008CGSS

 

那么,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身的作用呢?表3显示了人们对自身受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从数据来看,97.8%的人意识到受教育的重要性,而只有1.8%的人认为教育不重要,比例很小。这一结果说明,多数人在看重家庭代际资本的同时,也认识到个人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4  对个人努力重要性的态度(2008CGSS

 

4的数据进一步说明更多的人同样看重自身因素的作用,即认为在自我发展中,依靠个人的教育和努力是重要的。这样的态度某种意义上说,也反映了人们对自我发展的态度是较为积极的、乐观的,而不是消极的、宿命论式的。

 

5  对政治关系重要性的态度(2008CGSS

 

5和表6的数据所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对社会关系网的态度。表5的结果显示,有较多的人依然看重政治关系,比例高达81.3%,仅有16.7%的人不看重政治关系。由此可见,政治关系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这样一种态度或许是当下现实在观念领域的反映。

而就表6的结果来说,有高达94.5%的人认为能认识关键人物是重要的,仅有4.8%的人认为认识关键人物不重要。这一结果有力地说明当前绝大多数人依然看重关系网络,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和态度,最好的解释就是,在现实社会中,关系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对个人获取资源和自我发展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6  对关系网络重要性的态度(2008CGSS

 

7的数据显示了人们对行贿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对腐败的一种态度。从调查结果来看,有45.2%的人看重行贿,认为行贿对个人发展是重要的。这或多或少暗示着有相应比例的人对行贿并不反感甚至可能也会采用。有49%的人认为行贿不重要,这些人可能对行贿持否定态度。由此看来,目前社会上对行贿行为持支持和反对态度的基本持平。这可能就是当下腐败问题存在的社会土壤,同时也预示着治理腐败任重而道远。一个社会,如果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通过行贿这一腐败方式来获得发展机会依然重要,那么,这一方面说明该社会的流动机制存在问题,另一方面说明该社会的腐败风气较为浓厚。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推进廉政建设,或许困难重重。

 

7  对行贿的态度(2008CGSS

 

8反映的是人们对性别的认识和态度。从调查结果来看,有47.1%的人认为性别对个人发展来说是重要的,有49.2%的人则认为性别并不重要,两种态度基本相当,而且认为性别不重要的人还要多一些。这一结果表明,目前在社会上,依然有近一半的人承认并看重性别差别,也有一半的人并不认可性别差别,这或许也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性别观念的基本形态。如果人们认为性别比较重要的话,那么他们或许也会认可性别差别和歧视。只有当更多的人认为性别已经不重要,那么性别平等的观念也就被更为广泛地接纳。

8  对性别差异的态度(2008CGSS

概括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当前居民对自我及自我发展的认识和态度具有双重性特征,也就是说,人们既看重外在因素,又看重自身因素;对有些不良的社会现象或行为,既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居民社会态度的双重性特征,或许是社会转型在主观世界的一种映射。转型期的多种变迁,可能带来较多的不稳定、不确定的东西,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不太明确的观念和态度。

其次,居民对他人及社会关系的态度也从主观层面反映出社会的和谐程度。虽然人们的主观判断和认识并不一定与现实完全一致,或是对现实的反映,但主观心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社会关系的潜在动向,因为任何现实的行动都是由主观意识和动机支配的。表9是居民对当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判断和感受,这种判断和感受虽带有个人主观性,但集体性的意识动向也可作为预测现实走向的重要参考依据。

9  对社会矛盾的评判(2008CGSS

 

从表9的数据来看,有63.9%的人认为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严重,占近三分之二,有33.6%的人认为这一矛盾不严重或没有矛盾,占三分之一。这一结果表明了大多数居民对贫富差距和贫富关系较为关注,在此意识里,也隐含着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满,以及对富裕阶层的不满。从这一结果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何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仇富”心态。根据综合调查(2008CGSS)结果,有90.8%的人同意和非常同意“我国的收入差距太大了”这一说法。这种社会思想动态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一方面需要重点关注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促进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社会文化机制,如社会慈善、福利和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调和贫富阶层的社会对立,构建和谐社会关系。

此外,至于工人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有39%的人认为严重,有54.8%的人认为工人与中产阶级之间没有冲突或冲突不严重。有49.9%的人认为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矛盾严重,有59%的人认为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矛盾严重。仅有36.3%的人认为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冲突不严重和没有冲突。由此表明,较多的人对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关系给予不和谐或矛盾评价,即认为这两个阶层之间会存在严重矛盾或冲突。如果给予这种评价的人来自于这两类阶层,那么说明他们在意识中就带有不和谐的倾向。

 

10  对其它地区和国家人的社会态度(2008CGSS

 

10反映的是居民对其它地区和国家人的态度,也可以说是社会心理距离。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社会心理距离最大,其次是北美人,而与港澳台同胞的社会心理距离最近,与近邻韩国人的社会心理距离较小,再次是东南亚和欧洲人。具体来看,中国人对与日本人共事的指数仅为33.7,而港澳台同胞的指数达到72.266.4,与韩国人共事的指数也有50.3。此外,愿与日本人为邻的指数也只有33.2,通婚指数更低,仅有27.9

社会心理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化心理距离,与日本人的社会距离最大,虽有历史原因的作用,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文化上的距离。日本虽地处东亚,但日本文化与东亚文明有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许不亚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所以,要真正改善中日关系,加大中日之间民间文化交流与沟通和理解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11  对社会结构类型认识和态度(2008CGSS

 

最后,对社会现状的整体印象也是居民社会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考察居民对社会现状的认识和态度,我们主要从居民对社会结构类型的判断和期望两个进行了调查。表11是调查的结果,从结果来看,有一半的人即50.1%的人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类型属于第二种类型,这种类型可以描述为金字塔型,即认为中国社会仍有大量人处于底层,在中上层的人依然很少。其次,也有21.4%的人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属于第一种类型,也就是“工”字型,上层和底层人都相对较多,中间阶层则很少。此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属于第三、第四种类型的比例相同,都是11.9%,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就是处于中下层和中层的人占多数。也有2.2%的人认为中国社会中上层人占多数,而底层人很少。

从居民的期望角度来看,较多的人希望中国社会结构应该像第四和第五种类型,有42.8%的人希望中国社会结构像第四种类型,比例最高。由此表明较多的人希望中国的中间阶层应该得到发展和扩大,社会上层和底层人数应该缩小。31.8%的人希望中国社会应该像第五种类型,比例处第二位,表明有不少人希望中国社会的中上层应该得到发展和扩大,在社会中占多数。希望中国社会结构像“工”字型的比例最小,仅有1.8%。

居民的社会态度还包括对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认识和感受,其中,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判断和感受是其中主要内容。个人对自己阶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个人对社会地位认识的重要内容。个人的阶层认同属于个人对自身地位的主观意识,主观意识既与客观的地位状况有一定联系,但又不完全是客观地位的再现。不过,主观的阶层意识至少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现状的评判和态度。阶层意识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意识,阶层意识不是一种集体意识,而是处在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自身地位的意识、评价和感受。[iii]

1  居民对自己阶层地位的认同(2008CGSS

1反映的是居民对自身阶层地位的判断和认同,其中从110分别表示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由数据结果我们看到,当前我国居民的阶层认同形态与表11中的第三种结构类型相近,这一类型可描绘为“平房截面”型,其特点是中上层人数很少,而中层及中下层和底层比例较高且基本相当。这一认同结构同样呈现出“偏低层”的社会认同。[iv]出现“偏低层”的阶层认同现象,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客观现实,即是客观现实在人们观念世界的反应。因为当前中国社会,虽然社会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总的看来,仍有较多的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实际处在中低层,只是少数人通过市场得到很好发展,经济收入达到中上层。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源于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人们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也就是说,较多的人在横向比较中,感觉自己的地位比很多人都要低、状况比以往还要差。例如,通过综合社会调查,我们发现超过一半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收入比应得的少(见表12)。

12 居民的相对剥夺感2008CGSS

 

由表12可见,有52.6%的人认为自己工作收入比应得的要少,只有32.6%的认为工作收入与应得的相当,认为收入比应得的多的人不超过3%。这一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人对自己的所得并不满意,或者说他们有着相对剥夺感。

 

四、文化发展的状况及问题

文化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文化犹如黏合剂,能够很好将社会各个子系统粘合起来;文化犹如润滑剂,能够促进各种力量平稳运行,协调相处,减少摩擦,降低消耗;文化犹如催化剂,能加速和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精神载体。任何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不能仅仅依靠物质的发展,精神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2010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的承接之年,在文化发展方面,也是二十一世纪来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年。一方面,可以回顾总结10年来的文化发展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又要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文化发展绘好蓝图。

(一)文化发展的动向

2010年,中国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经济总量开始超过日本,跃居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按照这样的趋势,中国经济在不远的将来,会超过美国占据世界第1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对文化实力的提升提出了非常强烈的要求,因此,文化发展问题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问题。

从中共十六大以来到2010年,中国的文化发展可以作如下概括[v]

第一,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已提升到发展战略高度。关于文化发展,中央决策层已经达成共识,并明确提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生活幸福安康,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也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

2010年,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推进和深化文化体制的改革,其目的就是要从战略高度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加快提升中国文化实力。

第二,文化领域的改革创新更趋成熟和完善。到目前为止,由政府单一包办的文化发展体制得以改革,形成了由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行发展的新型文化体制。文化体制的创新既推动了公共文化事业的较快发展,如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书屋、文化广场建设等依靠政府投入的文化工程,大大提高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和发展水平。此外,通过市场化改革,一些文化团体和机构提高文化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带动了文化市场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随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体制的形成和完善,文化发展也保持了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旋律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第三,文化发展方式深刻转变,促进文化又快又好发展。首先,政府转变了在文化发展中的职能,从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的转变,政府主要为文化发展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其次,转变了文化发展的投入方式。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从直接拨款转变为政府招标采购、服务外包、定向资助、以奖代补的方式投入;在文化产业投入方面,主要采取一些金融创新措施如贴息、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等,激励新兴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再次,文化产业发展方式从小规模向规模化、集约化集团经营方向转变。

第四,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内容和领域不断拓展。首先,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公益文化服务内容越来越丰富、服务领域越来越多,服务种类越来越齐全,服务渠道越来越多样。其次,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除传统影视、书刊等文化产业得以发展之外,动漫游戏、网络文化、移动传媒、现代娱乐、广告会展等新兴文化产业快速兴起。最后,在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文化交流合作的平台不断拓展。不仅有政府和民间的文化交流合作,还有文化企业在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中国文化发展在21世纪虽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同时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相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而言,文化仍需要大发展。展望未来,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如何妥善处理意识形态与文化繁荣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能在体制和管理实践中很好地摆正意识形态与文化繁荣的关系,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意识形态制约和束缚文化繁荣与发展,要么就是文化繁荣及多元化发展带来社会主义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危机。处理好这两者关系,必须在制度设计中确立一个较为均衡的原则,并尽可能保持这一原则的稳定性,以免影响文化的健康、稳定发展。

第二,如何合理处理传统文化与文化创新的关系问题。文化发展不同于物质的、经济的发展,文化发展遵循着相对独立的规律,即文化是在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吸纳其他文化之精华后才可得到不断创新和发展,也就是要走“兼容并包”的发展路径。因此,一味地守旧和完全抛开传统,实际上都不利于文化创新和文化繁荣。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已表明,封建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盘否定传统的做法,都对文化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作用。不处理好这两者关系,就无法解决文化创造力不足、文化精品匮乏等问题。

目前,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就存在着走两个极端的问题,一是完全依赖于历史和传统的东西,不努力创新;另一种情况就是照搬外国的东西。这两种发展模式都是在走极端,都严重影响文化发展的创新动力。

解决文化创新动力不足问题,不仅要在体制方面有创新,而且也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加快改革步伐,坚持兼容并包的文化教育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使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精华都得到保护和发展。

第三,如何科学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实际牵涉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及中国文化影响力提升问题,同时也会牵涉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及和谐发展问题。文化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提升问题,不是简单的发展问题,而可能还会涉及文化发展关系,也就是文化交流与理解问题。所以,在推进文化发展中,既不能专注于自身文化发展,又不能完全依附于他文化的发展,而是需要科学地处理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和谐发展的关系问题。

文化影响力或文化实力,不能简单理解为文化强大,而是文化的内涵更多地被人理解和接纳。所以,提升文化实力,只关注发展自身文化还不够,还需要关注文化交流与合作。要让自己的文化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认识、理解、接纳和喜欢。而要顺利地进行文化交流,就必须了解和认识文化间的相互关系及互动规律。概括起来说,就是一方面要增强文化自觉,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交流。

提升中华文化的实力和文化影响力,需要对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进行科学研究。就目前文化科学发展的现状而言,政府急需重视文化科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要加大文化人类学等文化科学研究的投入,引导文化科学从聚焦本文化向本文化研究与他文化或异文化研究相结合方向发展,促进文化科学研究适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五、2011年思想文化发展的前瞻

2011年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起始之年,也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启之年,这一年对中国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展望2011年,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将逐渐消散,全球经济复苏的迹象也渐渐看到端倪,中国作为较早从危机中恢复较快增长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围条件或许会越来越好。

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经济危机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措施以及危机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和后遗症,也将在危机恢复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因此,中国经济社会也将不可避免地经历恢复时期刺激措施的副作用和后遗症的阵痛,如物价上涨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就是最突出的症状。经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必然会影响到思想文化领域,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将会出现如下趋势和问题:

一、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将越来越尖锐。随着通货膨胀预期和压力的增大,对中低收入阶层的边际影响将大大提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要求调整收入分配的社会需求将更加强烈。因此,调节收入分配将成为管理通胀预期、缓解通胀压力的重要宏观调控方向。如果不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缓解通胀给低收入阶层带来的较大影响,社会对立情绪和矛盾产生的风险将会增大。

二、网络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形式,将对民意、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网络文化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大众文化,网络文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越来越大且难以预测的影响。

三、“困惑与迷惘”将是2011年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宏观调控、流动性紧缩、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规划的更新等一系列宏观政策措施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带来微观经济与社会的效应,如资金短缺、物价上涨、创业成本提高、就业压力增大等,所有这些问题,不仅给普通百姓带来困惑和迷惘,而且也会给管理层带来一时的困惑。人们在一段时间或许难以判断正确的前方究竟在哪里。

四、中西文化冲突的风险将渐渐增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跃居世界第2大经济体。经济位次的变化将带来世界格局的变化,2010年中国周边国际关系和军事的变化动态,实质上就是这种变化的反应。中国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二大国,有着自己特色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些与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照。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必然随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一关系的变化归根到底可能还取决于中西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中西之间,差异是绝对的,融合是相对的。所以,削减中西文化冲突的风险,只能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灵活地进行。

针对上述四个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推进和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为公平分配奠定制度基础。与此同时,在过渡时期,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财税和行政措施,增强再分配的功能,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及时有效的生活补助或物价补助,对冲通胀对这些阶层群众的影响,缓解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此外,政府还需要采取有效行政监管措施,打击和遏制由邪恶资本操纵的生活必需品和大宗商品的涨价行为,保护百姓的利益。

第二,文化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需要更加关注网络文化,加强网络文化的管理。网络文化在当今社会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主流文化应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使得网络文化具有正确的发展方向、核心的价值体系、健康的文化内容、完整的规范体系、可控的网络秩序。

第三,各级政府的调控措施应具有渐进性特征,不能急于求成;在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上,同样要设置过渡性、替代性措施。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所以,调控措施必须是渐进的、理性的,不能是“病急乱求医”式的。此外,还需要进行正确的、必要的宣传,提高民众应对困难和过渡时期“阵痛的心理承受能力。如应对房价、物价过快上涨,既需要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也需要理性地、客观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不能盲目承诺确定目标,以免影响民众的心理预期和承受力。

第四,应清醒认识到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带来的影响,重视文化自觉和文化交流。为推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政府需要重视文化科学特别是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加强区域或地区的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研究,为国际关系和经贸交流的科学决策提供切实的科学依据。

 

(陆益龙,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i] 《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95343518d2558_1.html2011118日。

[ii] 曾率等,“归因引导对社会态度改变的影响”,《心理研究》2010年第3期。

[iii] 刘欣,“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iv] 陆益龙,“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结构抑或建构——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v] 欧阳坚、魏静茹,“我国文化发展现状与未来—访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欧阳坚”,《理论视野》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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