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 搜索 高级搜索
      “2016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协调发展”邀请函 《社会建设》杂志征稿启事
首页
悼念郑杭生先生
社会学动态
新闻消息
公告启事
  学术沙龙
升学留学
招聘信息
社会学研究
推荐阅读
学术专题
  学界人物
论文辑览
书刊推介
社会学评论
佳作评介
  社会评论
课堂内外
教学信息
电子课堂
课外辅导
电子资源
毕业论文
调查数据
网上调查
友情链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学网站链接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郭星华 张晶 “凹陷”的社会生活满意度——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探索研究  
  作者:郭星华 张晶    发布时间:2011-04-07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凹陷”的社会生活满意度*

——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探索研究

郭星华 张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

原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摘要:运用一项全国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社会生活满意度展开分析。对农村社会生活满意度的因子分析表明,影响农民社会生活满意度的维度依次是“社会关系满意度”“社区事务满意度”“公共政策满意度”;这三个维度的满意度有较大的差异,其中,社会关系满意度、公共政策满意度较高,社区事务的满意度最低, 从微观-中观-宏观呈现出比较典型的凹陷形态。本文据此认为,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剧的今天,农村权威弱化,基于村规民约的农村传统组织力量较少发挥作用,农民对社区事务的满意度较低与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延续的庇护主义思维有关。提高农村公共政策的满意度是提高农民社会生活满意度的关键,构建农村公共领域必须注重培养农民的自主意识。

关键词:社会生活满意度  凹陷  公共领域

作者简介:郭星华(1957—),男,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晶(1987—),女,湖北宜昌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农民人均年收入达5153[],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农民生活接近小康水平、生活方式从生活型到发展型转变[]的历史时期,从主体角度考察农民的生活感受、态度和认知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观生活满意度展现了农民生活各个层次(方面)的心理感受状态,有助于精确地回答以下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有了显著提高?又可分为哪几个层次?本文将从社会生活满意度角度切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分析农民在社会生活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上的具体状态。

 

一、文献回顾与核心问题

生活满意度研究须追溯至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指标”运动。其时,欧美各国逐步走出战争阴影,步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人们愈发认识到生活质量不能单纯运用经济指标考察,必须加入多种主观衡量指标,目前国外已经发展出一些成熟的衡量指标体系。

卡明斯(Cummins)指出,生活满意度是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1]。在国内实际调查中,主观生活质量的含义近似于生活满意度。上世纪80年代林南所做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2004-2006年邢占军所做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调查,主观生活质量基本等同于生活满意度,用以测量人们的幸福感[2]]。出于简洁明晰的考虑,在本文中,笔者使用“生活满意度”一词,以测量农民在生活三个方面的主观感受、认知与评价。相对于主观幸福感,它仅仅强调了主观生活质量,其分布较为稳定,不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情感体验[3]

检视国内关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研究绝大多数以城市居民为考察对象,而较少关注农村居民。即使是涉及到农村居民的少数生活满意度研究,测量的也是在城市情境中生活的农民工[4],其生存状态和境遇显然与那些一直在农村生活的居民迥异,难以代表农民整体。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农民整体的调研中,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报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分析了影响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各个因素,包括业余娱乐生活因素、个人经济因素、国家宏观政策因素等,指出: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始终高于中国城市居民,而至2007年,城市农民生活满意度首次超过农村居民。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处于波动之中[5]

纵观以上研究,我们认为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研究仍处在探索之中,研究中所用的变量及其测量指标往往因研究者自身的旨趣而有所侧重。这些研究存在三个不足:一是满意度指标选择的随意性较大,且多集中于微观层面,对于中观和宏观层次的指标缺乏必要的关注;二是追求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解释,而对生活满意度的具体领域的探寻不足。

针对这种状况,我们有必要重新回过头来反省生活满意度的本质含义。戴伊(Day)指出,生活满意度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家庭生活、财产、个人健康、医疗保健、社会生活、工作、个人发展、宗教和精神生活、休闲和娱乐、乡村生活、政府的预算或服务、采购和销售等等[1]。可见,生活满意度的涵盖面之广,远远不是几十个指标能够解决涵盖的。在现有调研条件下,对农民生活满意度做出全面估量或许是必要的,却无实际操作的可能。因此,本文将仅涉及农民生活的社会生活领域,它包含了两个维度,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二是所参与的社会活动[1],具体地考察农民在微观社会关系、中观公共事务以及宏观社会政策[]三个层次上的生活满意度。

在本研究中,我们着重探讨以下方面:首先,王培刚等在2004年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已从以往更多地关注微观层面的问题转向更加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反映城市居民的主导需求开始由经济型向发展型转变[6],那么,农村是否存在着同样的趋势?又可分为哪些层次?其次,不同层次社会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二、数据、方法与变量

(一)数据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101月至3月期间在全国的27个省市区(除港澳台、沪、宁、青、藏五省市)114个村庄开展的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百村调查”[]。调查面向所有具有农村户籍的18-65岁居民,采取配额抽样方式,即在每个被随机抽取的村庄中发放13份问卷,其中村长1份,村民12份。共发放问卷1521份,有效回收1457份,有效回收率为95.79%[]。在回收的1457份有效问卷中,普通村民1347份,占92.5%,村长110份,占7.5%。男性占60.40%,女性占39.60%。按年龄分组,18-35岁的青年人占28.32%35-59岁的中年人占64.2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7.41%,其中有婚史者[]88.99%。与2006年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相对比,样本数据在人均纯收入、外出劳动力资源受教育程度、居民住房面积等项目上较为一致[],说明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与方法

基于文章的核心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农民的社会生活满意度是怎样的。

本研究共设置了10个指标测量社会生活满意度,对每个指标,我们均设置5个级别,即从1分至5分,分别代表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所得描述统计见表1

1 社会生活满意度指标描述(略)

由表1 可知,农村居民满意度度较高的指标为自己与家人的关系的满意度、自己与亲戚的关系满意度,其均值超过了4,达到了“比较满意”的水平;对自己与朋友的关系、与邻里的关系则紧随其后,总体上可认为,农民的社会关系心理感知良好;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政策持相对肯定的态度,其均值都超过了3.5,说明农民对国家政策的评价尚可;对于村内事务中的若干具体项目,如对公共文化娱乐生活的满意度评价最低,其均值仅为2.719061。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由于以上10个指标中出现较多信息冗余和重叠,故有必要对其进行合并和化简。本文采取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法提炼主要信息。首先,对10个指标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和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发现,KMO值为0.7809,说明该10个指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Bartlett球度检验在0.000水平上显著。证明可以应用因子分析进行化简。

其次,利用主成分法提取因子,选取特征根大于13个因子,并利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进行旋转。所得到的各指标因子负载情况如下表2

2 、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载系数

负载系数

指标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共同度

对自家与邻里的关系的满意度

对自己与家人的关系的满意度

对自己与亲戚的关系的满意度

对自己与朋友的关系的满意度

对自己业余生活的满意度

对公共文化娱乐生活的满意度

对村内安全维护活动的满意度

对村委会组织活动的满意度

对国家教育政策的满意度

对国家医疗政策的满意度

0.7901

0.8469

0.8696

0.8431

0.1948

0.0735

0.1221

0.0902

0.0951

0.0892

0.1252

0.0232

0.1169

0.1075

0.5965

0.7356

0.7813

0.8004

0.0918

0.1834

0.1104

0.0614

0.0801

0.0691

0.1043

0.0877

0.1636

0.1730

0.8874

0.8614

0.6521

0.7215

0.7763

0.7271

0.4047

0.5542

0.6522

0.6786

0.8050

0.8360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3.61680

28.92%

28.92%

 

1.93729

22.31%

51.23%

1.20094

16.32%

67.55%

 

 

对这三个因子的考察发现,除了与自己业余生活的满意度因共同度小于0.5而被筛除出模型以外,其余指标的共同度均在0.5以上,三个因子较好的拟合了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其余9个指标。因子1在对自己与邻里的关系、自己与家人的关系、自己与亲戚的关系、自己与朋友的关系的满意度上负载系数较高,可命名为“社会关系满意度”;因子2在对公共文化娱乐生活的满意度、对村内安全维护活动的满意度、对村委会组织活动的满意度上负载系数较高,可命名为“社区事务满意度”;因子3在对国家教育政策满意度、对国家医疗政策的满意度上负载系数较高,可命名为“公共政策满意度”。三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55%包含了10个指标中的大部分信息。

对于每个因子利用回归方法(Regression Method)计算其因子得分(Factor Score),得到各个满意度的描述统计。见表3

3 各层次满意度

变量

统计量

 

社会关系满意度

社区事务满意度

公共政策

满意度

均值

标准差

观测样本数

4.1089131

.7191141

1388

2.02957

.8969512

1388

3.337866

.9806223

1388

三、生活满意度凹陷:呈现与分析

由表4可知,农民的社会生活满意度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对社区事务的满意度较低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称此情形为“满意度凹陷”(图1略)。

1:社会生活满意度“凹陷”示意图

即在微观——中观——宏观不同层次上,农民的满意度存在明显的分异:对于微观层次的社会关系、宏观层次的公共政策满意度较高,而对处于中观层次的社区事务,其满意度较低。为什么农民的公共社区生活会出现如此明确的分异?造成这种满意度凹陷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农民微观层次的生活满意度较高,表明农村居民的人际状况较好,农民与家人、亲戚、朋友和邻里的私人关系总体上仍是融洽的。在最为主观的经验领域,农民对于个人关系的评价和认知仍是非常正向的。

从本质上来讲,在村庄内部,以婚姻和血缘缔结的亲戚、亲属关系,以及以地缘和业缘缔结的朋友、邻居的关系都属于初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农村社区中的初级关系变迁问题,近年来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其中严云翔的研究结论颇有影响力。他基于下岬村的人类学调查指出,在现代性的发展背景下,农民私人生活历经变迁,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增长,却未受到相应的道德和伦理约束,导致了一种畸形的个人主义,在亲密的私人关系领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疏离和变化,表现在:家庭内部对老人的身心虐待现象增多,亲属、邻里之间的关系淡化等等[7]。当然,这其中并不能排除严云翔所用个案的普遍性问题,但退一步讲,如果严云翔的结论在中国村庄中普遍成立,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农民的客观互动与主观评价如此不一致?为什么农民在“私人关系变革”的时代仍然对关系评价持较高的满意度?不可否认的是,有的农民存在着或多或少“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因素,在回答问卷时会有意识地倾向于给出较高的评价[];然而除却这种因素,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探寻这种相悖背后的原因。诚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的发展,“初级关系发生了变迁……家族依附被逐渐消灭,而对它个人义务不断增长……在新的社会秩序里所有的关系都是产生于个人的自由合意”[8] ,农民可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时常感受到这种“自由合意”与传统伦理之间的抵触,但在农民的主观认知中,他们对关系的理解仍然是建立在传统伦理的“差序格局”上的。正如费孝通所说的:在“差序格局”中,作为乡土社会之基本社群的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伸缩性极强。个人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9]。农民对关系的满意度随着农民关系距离的拉远而下降,但即使是最低水平的农民与邻居的关系,满意度均值高达3.856254。这说明:“满意”的标准在不同的关系层面是存在差异的:农民之间的关系越是亲密,其对不满的容忍阈限可能越高;对于同等客观互动状态下的关系,农民倾向于给予更为亲密的关系以更高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对私人领域关系的高满意度或许是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公共政策满意度这个指标来看,人们满意度的平均值比较高。对两个分项目的分析表明,对教育政策的评价要略高于对医疗政策的评价。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归结为:(一)政策出台:国家连续出台利农惠农政策,特别是免除中西部乃至全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的学杂费,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保障了农村广大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农民的满意度普遍较高;(二)归因上的偏误:根据既有经验研究,农民更倾向于将国家宏观的政策实施出现的不良后果归咎于基层政策的实施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11]。因此,农民对于公共政策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与宏观和微观层次相比,农民中观层次的社区事务满意度之低下尤其值得探讨。无论是公共文化娱乐生活、村内安全维护活动还是村委会组织活动,农民的满意度都较低。这表明农民对公共领域的构建效果,主观上并不认可。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乡村社会的失序有密切关系。从历史传统上看,在国家政权不能强有力地延伸至基层社会时,基层社会必须依靠村庄内部的力量解决服务问题。这些服务包括提供基本的公共品,处理纠纷及其他各种生产生活秩序等等。在维持基层社会正常有序运转中,家庭、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地缘群体(尤其是村庄),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10]1949年以后,国家的集体化进程对于农村的改造和控制使得宗族的力量被抑制和打压;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试图还给农村一定的自治的发育空间,宗族、地方宗教等传统村庄势力有所复兴,但仅限于部分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破坏了农村社会中的自发秩序,农村精英流失,村庄内部在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传统的村规民约在村庄传统权威的弱化下已经无法获得制度性的实施基础,无法有效地对控制乡土社会[11]。在基层官僚系统无法作为和农村传统约束力量双重缺失的情况下,农村出现了治理真空,从而催生了一批乡村混混和恶霸[12],一些民间纠纷也难以获得有效的梳理和调解。在村庄内部,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不同经济、社会地位背景、不同世代的农民对权威的认同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分歧[13]。村庄管理和组织出现不同程度的涣散和缺位,使得村庄治理陷入到困境之中。

农村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满意度较低,强烈地反映了农民对村庄治理的不满。然而如何理解这种不满?在调查中,不少农民们坚持认为 “总有人要来管管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包括“修路、修水渠;建水坝、打击村里的恶霸”[12]等等),却没有直接的动力去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与利益的支持,更绝少有人表示愿意参与到这些事情的管理之中。可见这种不满仍然是一种庇护主义下被庇护者对庇护者的不满,农民们眼中的管理者不一定指向“政府”,它也指向村中的“能人”、“有钱人”等发迹的普通村民。

以上研究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分析了村民生活满意度的构成。我们发现,从整体上而言,村民生活满意度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凹陷”态势,表现在农民对微观的社会关系以及宏观的公共政策均持较为正面的评价,而对中观的社区事务的满意度较低。这表明,农民既不是对外部世界完全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也没有表现出对社区事务高涨的参与热情。农民关心的界限取决于他们利益的边界,唯有当社区事务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实质性的勾连时,社区事务才会真正地出现在他们的视域中。

四、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对满意度凹陷的反思

以往的农村研究较少地涉及农民的私人生活,而较关注农民在社区中的政治参与、公共组织的构建等,后者因涉及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备受学者关注。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村私人领域,如上文中提到的严云翔等。但正如陈柏峰批评的,如果仅仅把农民看作是一个孤立行动的个体,而不是把他当作是处于村庄中的个体而言,那么研究本身将会落入到一个虚妄的问题中,即无法解释农民为何在现代性的洗礼中,只学会了攫取利益和权利,却没有学会与独立自由相对的义务[7],因为这种研究说到底是个体本位的,而不是村庄本位的,它忽视了村庄特有的运行逻辑[14]

应该说,这个批评是颇有启发性的。回到本文的研究主题,我们试图构建个体的社会生活满意度指标来勾勒农民在不同层次的生活满意度现状,并作出一个比较分析,但理论解释仍然要回到村庄本身。无论是农民的社会关系还是国家的宏观政策,都要与村庄的制度与结构发生紧密联系,农民社会生活的三个层次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农民在公共领域中的作为将会影响到自身私人关系的构建,同样地,社区也为国家的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平台。结合文章前面的结论,我们认为,提高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在于提高中观层次的社区事务满意度,这实际上涉及到公共领域的构建问题。

按照哈贝马斯的原意,公共领域的概念至少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涵,公共领域以讨论为中心,围绕该讨论的是广泛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单个个体或单个组织的利益。在公共领域中,人们通过对他们理性的公开应用来行使政治职能、关注公共事务并和共同利益。公共领域存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一个自主性的公共领域,存在于自由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化的相互交流之中[15]

在目前的中国村庄中,并无充分条件构建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它至少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掣肘:来自外部政治空间的约束,缺乏自由的政治文化氛围;从内部来看,农民们仍然秉持强烈的庇护主义思维,除非涉及到农民们的切身利益,对于其他一般的公共事务,农民自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内在激励并不明显。农民们对文化娱乐、公共事务和社区治安的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越发强烈,不必然意味着自觉自愿的参与意识会随之提高。恰恰是在农民高涨的社区公共事务的需求与延续下来的庇护主义思维之间的裂缝,导致了农民对社区事务的失望情绪尤为严重。因此,唯有祛除农民自建国后延续下来的庇护主义思维,培养农民自觉的参与意识,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社会生活满意度的凹陷问题。



* 项目来源: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社会学),20082010年,项目负责人:郭星华

[] 见国家统计局报告2009

[] 据《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虽然农民不能直接参与到宏观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但其能对政策满意度作出判断,在农村生活中,对政策的评估成为一项重要的日常活动。

[] 该项目主持人为郭星华教授,课题组成员为秦强、邱洪敏、刘蕾、曲麒翰、张晶。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720082009级本科部分同学为收集数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致谢忱。

[] 本文采用stata1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 此处有婚史指在婚、离婚、丧偶三种情况。

[]详细数据见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第二次全国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至第六号。具体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gb/nypcgb/2010318访问。

[] 如陈柏峰对湖北京山县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的研究中,揭示了农村老年人和年轻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参见,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4

[] “对社会关系不满意”在一些农民看来就意味着自身的人际(社会)关系失败。这在村庄共同体中是非常严重的,意味着个人不被他人认同和接纳,他人对个人价值的评价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在调查中,可能存在着农民故意高报自己满意度的情况。

[] 比如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家庭内的摩擦,农民可能觉得都是一家子人了,一些事情“忍忍就好了”,不会对关系产生过实质性影响;而同样的纠纷如果发生在邻里之间,双方的关系评价就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11] 例如农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经是好经,都叫下面的和尚把经给念歪了。”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12] 问卷中有一题问道:你对现在生活最不满意的问题是什么?有60%以上的农民提供了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答案,例如修路、修水渠、水坝、自来水等等。



[1] 王凯、周长城.生活质量研究的新发展:主观指标的构建与应用[J].国外社会科学,2004,(4.

[2] 邢占军.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J].社会,2006,(1.

[3] 方纲、风笑天.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研究述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3

[4] 吕斐宜.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J].统计观察,2006,(9

[5] 袁岳、张慧.2006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A],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 王培刚、衣华亮.中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7,(6

[7] 严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8] 亨利 萨姆纳 梅因,古代法[M].高敏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11

[9]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4-36

[10] 陈柏峰,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文史哲》,20094

[11] 郭星华、邢朝国,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1

[12] 陈柏峰,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结构与分层——以湖北G镇为例,《青年研究》,20101

[13] 王希,《从民事纠纷到刑事案件——对一起婚外情杀人案的法社会学考察》[D],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4] 陈柏峰,现代性、村庄与私人生活,《学术界》2006,4

[15] .Jugen Habermas, 1974.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New German Critique 3:49-55

 

 

 

 

 

 

 

 

 

 
  责任编辑:fang  
 
现有 0 人对本文发表评论 查看所有有评论    发表评论>>>
   
 
  相关文章:
 
 ·杨国荣 个体之域与公共领域  (2010-12-01 04:56:45)
 ·黄宗智 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2010-07-21 14:45:43)
 ·黄宗智 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   (2010-07-08 11:05:57)
 ·冯婷 消融在消费中的公共领域——读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  (2010-07-01 07:13:01)
 ·江宜桦 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  (2009-08-16 16:44:07)
 ·丁元竹 社会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  (2009-01-22 23:31:54)
 ·何珊君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  (2008-03-30 00:20:11)
 ·何珊君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  (2008-03-30 00:20:11)
 ·何珊君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制度间博弈对社会结构之影响  (2008-03-29 23:35:57)
 ·何珊君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制度间博弈对社会结构之影响  (2008-03-29 23:35:57)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Copyright © 2007-2014 Sociology Perspective,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学视野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 联系我们 sociologyol@163.com
京ICP备090281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