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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迎生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  
  作者:李迎生 韩文瑞 黄建忠    发布时间:2011-06-16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

李迎生 韩文瑞 黄建忠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2011年第5

  摘 要:198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得到了恢复重建,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由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及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得到了迅猛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目标的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的制定,《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专门强调,以及近年来国内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现实,都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关键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至今已有80多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初至19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中断了36年。198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得到了恢复重建,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及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得到了超常规的迅猛发展。2010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列入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人才队伍之一,可以预期,以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己任的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的地位将变得更加重要。本文将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背景、轨迹、现状及特点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分析其面临的新的挑战及机遇,以明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前景。

一、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背景

首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恢复重建与快速发展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迫切需要。弱势群体问题与社会快速转型密切联系。我国从1840年开始,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根据郑杭生教授的划分,中国社会转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其中1840-1949,为社会慢速转型期; 1949-1978,为社会中速转型期; 1978年至今,为社会快速转型期①。我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的强有力的干预,社会弱势群体规模不大,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也不严重。1970年代末实施市场化改革以后,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这个问题才逐渐凸显,并日益严重。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弱势群体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我国快速转型期的弱势群体问题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是规模大。当前我国社会弱势人群主要包括下岗、失业人员,老人、儿童及残疾人,城乡贫困人口,失地农民,以及进城农民工、灾民等几类人,其总人口接近2亿。其二是社会性弱势群体问题突出。在社会快速转型期,由于社会支持网新旧交替等原因,无论是哪一类因素导致的弱势群体都存在着种种问题有待解决,这其中,社会性弱势群体问题更为突出。比如,由于劳动保护条件较差,近年来我国的生产事故数量及人员伤亡率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各地伤亡数百人的矿难不时见诸媒体,各种生产事故有增无减。又比如,农民工在就业、居住、劳动保护、社会保障以及子女就学等方面面临的种种歧视现象。其三是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即普通工人、农民群体的弱势化,为数可观的主要群体成员工作、生活处境艰难;主要群体成员的弱势处境甚至影响到下一代,在中国当下,“穷二代”的问题成为一个影响长远的突出问题。

弱势群体问题涉及生存、发展等各个层面,它的存在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它不仅表明一个规模可观的人口群体的民生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且更重要的是,弱势群体问题常常诱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安全运行①。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是中国快速转型期的重中之重。从西方的经验看,社会工作以帮助弱势群体为己任,在解决弱势群体问题中有着独特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者的作用不可替代。正因如此,在各方的努力下,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得到恢复重建与快速发展,以适应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对社会工作人才的迫切需要。

其次,民政部等政府职能部门从业人员专业化的需要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早在1983,国家民政部就提出了重建民政教育体系的任务。19879,由民政部召集知名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家,以及国家教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马甸举行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确认了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据原国家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介绍,我国民政系统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约有45·3,平均每人要为1000名重点民政对象提供服务,现有从业人员总体学历、水平较低,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②。这种状况使民政部决心大力推动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1988年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首次招生,就是与民政部合作进行的。进入新世纪后,民政部将社会工作培训纳入《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通过短期办班、以会代训、专题讲座、考察交流、派人攻读专业学位等方式开展了大规模、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广范围的社会工作专业培训。5年来(2006-2010)共培训12万人次③。

再次, 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的改革直接促进了社会工作等应用学科(专业)的迅猛发展。19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模式也开酝酿重大变革,即从过去的“精英教育模式”向“平民教育模式”或“大众教育模式”转型。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就业压力也非常沉重,高等教育于是也被当作了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持续扩大,从过去每年招生规模极少超过100,逐年大幅度上升,发展到现在每年招生超过600万④。

与计划经济时期直至199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教育部)掌握着从招生到就业的全部权力不同,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高等教育的招生权力越来越下放给各高等学校,其中包括专业设置权。各学校用市场机制来调整专业招生,压缩冷门专业(文史哲等)、并增设新专业以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的现象。在全国社区建设、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被普遍关注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被视为一个较好应付的专业而纷纷设立①。

最后,中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改革要求加快发展民间社会服务事业,间接促进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属于“全能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干预。当时我国的社会工作就呈现“政府包揽”的局面。自建国时始,政府在几十年时间内,不但为实际社会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架构和政策体系,而且为当时社会中几乎所有福利和服务提供全额资金支持,更主动参与到具体的福利和服务实践中去,由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单位”来具体承办。这里的“单位”是一个类概念,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各种所有制性质企业、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各类事业单位的总称,计划经济下的社会成员首先就是“单位人”。各种单位都需接受政府指令,也为政治稳定尽可能多地吸纳社会成员就业。除就业福利外,“政府统揽”还包括其它诸多内容,如为职工办理各种社会保险;承担职工的各种日常福利,如子女教育、退休人员养老和公共住房等,甚至职工家庭的婚丧嫁娶和柴米油盐等物品的供应也在其中(各种形式的补贴);政府和单位出资帮助困难职工家庭,从生活救助到医疗、养老等服务无所不包。总体而言,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和单位承担了社会福利和服务职能,是整个社会工作模式的关键环节②。

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过程中,决心改变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包揽解决一切问题的“全能政府”,以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这一趋势必然导致民间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及对社会工作人才的持续需求③。

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轨迹及特点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轨迹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在西方学界和宗教团体的影响以及曾经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的倡导下,燕京大学于1922年成立社会学系,着重培训社会服务的专业人才,1925,该系改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之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方面的课程或专业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1952年全国高等教育实行院系调整,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工作等专业被取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由此进入了一个长达30余年的中断期。

19879月民政部举行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同年原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建立社会工作专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由此正式开始恢复重建。关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20余年进程的阶段划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史柏年将其划分为恢复重建(1987-1993)、初步发展(1994-1998)、快速发展(1999年至今)三个阶段⑤。王思斌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但起讫时间稍有不同,他将恢复重建阶段界定为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2,初步发展阶段界定为1993-1999,第三阶段界定为2000年以后⑥。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界定为三个阶段似嫌牵强,其中第一、第二阶段的区别并不明显。鉴于此,笔者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恢复重建阶段(1987-1998)及快速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

1、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恢复重建阶段(1987-1998)

如前文所述, 19879月“马甸会议”确认了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①。同年,原国家教批准北京大学等高校建立社会工作专业。1988,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式增设社会工作专业,并于1989年开始招生。紧随其后,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等也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或课程。1993,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建立社会工作系,成为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恢复以后首个建立的系级专业教育机构,学院于同年夏天招收首批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本科生。

19944,亚太地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联合举办第二届华人社区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研讨会。会议期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宣告成立,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恢复重建由此获得了组织的支撑。

1987年至1998,社会工作教育在全国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发展。到1999年底,中国大陆开办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学校为27个②。另有一些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或专科专业。

2、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

1998年国家教育部重新颁布《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并将社会工作专业由“控制发展”的专业改为“非控制发展”的专业。另外, 1999年中国政府做出了扩大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决定。更为重要的,新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奋斗目标及战略部署,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从2000年起,新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数量快速增长,招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招生层次也在不断升级、完善,发展速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现状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国设置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高校达到211,每年招收及毕业的本科生各在一万人左右;另有153所学校提供高职、高专层次的社会工作教育;73所中等职业学校提供社会工作教育③。到2010,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不太准确的统计,中国有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高校约260所。

新世纪初,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专业,开始提供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 MSW (master of socialwork)专业学位教育于2009年出台, 2010年正式招生,获得首批招生的高校达33,另外, 2010年又有华东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25所高校获得第二批招收MSW学生的资格④。

此外,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首次设立社会工作科学学位的研究生专业开始至今,已有北京大学等数十所高校提供社会工作科学学位的研究生教育,有中国人民大学等10余家高校提供社会工作博士教育项目。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特点

其一是国家大力支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与西方来自社会需求的渐进式发展显然不同,受到党和政府的强有力推动。在1990年代末以前,主要是来自教育部以及民政部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推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受到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等中国最高领导层强有力推动,这一特点在国际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也是比较独特的。据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介绍,改革开放以来,除经济学专业的发展曾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外,社会工作专业是第二个受到如此高度重视的专业。

其二是发展速度迅猛。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统计, 2000年以来,招收社会工作本科学生的高等院校以平均每年20-30所的速度增长。招生人数的增长也比较迅猛,就本科生而言,1990年代末,全国社会工作本科学生每年的招生规模不到1000,如今已超过10000人。MSW教育也将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又一个增长点。

其三是注重借鉴西方、港台的经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重建之初的主导意见是要遵循“国际通则”。例如,课程体系的设置、实习教学的安排、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培养等等,都按照我们理解的“国际通则”去执行①。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教育经验成为主要参考借鉴的对象。同时,由于地缘、文化等的接近,加上香港、台湾的社会工作教育也是受英美等国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因此,香港、台湾的社会工作教育成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重要参照。

其四是以外延式扩张为主。“外延式扩张”是与“内涵式发展”相对而言的,指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规模、数量的增长,基本框架、培养体系的初步构建上,而在师资队伍建设,教材体系及内容建设,实习基地建设及内容、时间要求,学生基本能力体系建设等,以及不同高校特色、优势的养成与体现等,都还没有得到实质的发展,与国际发达的社会工作教育相比,与国内比较完善的其它相关专业相比,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其五是在社会学的大框架下发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及其它应用学科的复苏与发展提供了契机与活力,社会工作教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得到发展的。然而就各学科的发展现状而言,不同专业领域却表现出了迥然的差异。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经济学、法学的显学性质进一步强化,社会学在国家强调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也早已摆脱“剩余科学”的边缘角色,开始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②。而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虽然受到高度重视,但至今仍未取得像西方那样比较独立的学科地位,只能在社会学的大框架下发展(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之一)

三、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临的挑战

有学者曾将“后生快发”作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第一个特点③。“后生快发”的好处是,可以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但“后生快发”也有不利的地方,因为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走完其它国家和地区上百年走过的路,就有可能使其它国家和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的问题和矛盾集中在短时期中显现,让人们忙于应付、无所适从。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工作教育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需要正视与应对。

第一,教育模式比较单一,缺乏层次性、特色性,导致培养的人才缺乏竞争性,难以适应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社会工作教育到底是应该培养“专才”还是“通才”一度成为我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界讨论的热门话题④。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有独特的研究范围、基本理论和方法,有区别于其它专业的价值观。作为社会工作学生,这些东西是首先应当掌握的。但这并不抹杀不同教育主体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方向以及配合自身条件的不同办学特色。中国的地区差异大,城乡差异大,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广泛多样,社会工作服务人群异常复杂,而且中国高校之间的差别很大、层次复杂,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应当体现差异性、层次性,以满足社会的多方面需求。但现实情况是,目前高等院校社会工作教育基本都是采用所谓的“通才教育”的模式,即希望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人能够承担多种任务、满足多种社会需求。不同层次、类型、地区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差异不明显,培养的人才千篇一律,在人才市场缺乏竞争性。

第二,通晓国际通则、又有本土经验的社会工作教育人才严重缺乏。师资问题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临的又一个突出问题。社会工作教育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既通晓国际通则、体认社会工作价值、掌握社会工作方法、又有本土经验的社会工作教育人才,但现实情况是,各校这类人才都不同程度地缺乏。社工教师大多从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专业转行而来,对社会工作教育国际通则的了解不足、专业知识不足、实务经验缺乏等,难以胜任社会工作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近年从国外、港台引进了一些社会工作人才,但数量规模还十分有限。“社会工作专业化,离不开社会工作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努力提高社会工作师资队伍的专业素质是当务之急。”夏学銮教授这句话虽是在十年前说的,今天仍未过时,不失其参考价值。

第三,对西方经验照搬照抄,对本土经验的关注严重不足。

专业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过程中参考借鉴西方的经验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通过二十几年的努力,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社会工作刚刚起步,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从海外引进和“借用”的,远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①。中国高校社会工作教育体系的设立,更多的是采用“拿来即用”的方式,即在基本价值体系、理论依据及工作技巧等方面采用西方社会工作的基本模式,尽管强调“本土化”倾向的论点也被经常提起,但照搬照套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国际通则”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在“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充分暴露出来②。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体系和实务技巧规范时,应重视其哲学基础和价值追求的不同,反对僵硬地照搬照套,注重与我国本土的社会环境和工作对象相结合③。

第四,社会工作教育存在严重的区域、高校、培养方向的不平衡。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一是地域上的不平衡性。中国目前有200多家设置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高校,但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发达省、市(北京、上海、江苏等)发展更快。二是高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发展高教育满足社会需要和减缓就业压力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迅速增加,些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的学校,也仓促上马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三是培养方向上的不平衡性。目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主要培养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专门人才,对农村相关专门人才的培养还鲜有涉及,问题在于,中国农村存在着一个极其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内部又十分复杂。

第五,在社会学学科框架下发展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需要。

在西方国家,例如美国、英国,社会工作学科在高校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一般设立独立的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社会行政)学院(),香港、台湾高校的社会工作学科也是独立设置的。然而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作至今一直未能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还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二级学科)。同时,在中国目前的大学院系机构内,一个通常的情景是,社会工作的专业建制上要么附属于社会学,要么附属于哲学或公共管理等相关院系。虽然少数高校已经探索建立独立的社会工作系,但绝大多数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仍附属于其它社会科学体制内。由于社会学、人口学、哲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在中国起步较早,这就使社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边缘性的社会科学专业,在招生、教学资源配置、就业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体现。

第六,社会认同度不高、职业声望低,影响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选择。

在中国,直至今日,对社会工作是否是一个专业和职业,社会认同度不高或认识模糊。有人把社会工作当作是人们在本职工作之外从事的志愿性、不计酬劳的服务工作,有人将社会工作理解为与社会有关的一切工作,还有人误以为社会工作就是民政部门、群众组织(如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从事的传统意义上的日常工作。由于存在以上模糊认识,加上传统上上述工作一般从业要求不高,甚至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似乎只要愿意,未经任何训练的人都可以胜任这类工作。因此,这类工作职业声望较低,工资收入处于底层。例如, 2008年出台的《北京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社区工作者的待遇包括: (1)社区工作者的基本待遇,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年限补贴、奖金和其它待遇四部分,其中基本工资分三档,正职每人每月720,副职每人每月640,一般工作人员每人每月590元。(2)职务年限补贴,根据所在岗位、在社区工作的实际年限享受职务年限补贴,各岗位起点职务年限补贴分别为:正职每人每月960,副职每人每月845,一般工作人员每人每月740元。而当年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已经超过人均3000/,社会工作者的薪酬待遇远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下。

第七,职业制度不健全、激励机制不足,专业教育与职业制度不衔接。

在英国,1970年开始,实务导向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与专业设置开始与社会工作职业资格建立联系。从1995年起,实务导向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融为一体,学生从大学毕业就意味着获得了社会工作的相关职业资格,可以直接进入职业岗位;同时,也意味着所有的社会工作从业人员都必须持有职业资格证书,即必须经过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训练才具备从业资格。而在中国当下,这一制度尚未建立起来。此外,实务部门社会工作岗位设置问题尚未解决,有关部门尚在研究之中,具体方案尚未出台。其它相关制度或规范,包括社会工作岗位的入职资格规范、社会工作者的薪酬福利制度、职务(职称)晋升制度、在职(业余)培训制度、职业认证制度、职业保护制度等,都还未建立起来。由于缺少社会认知、发展环境和使用平台,1988年至2003年的15年间, 8万余名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基本流失①。

第八,专业团体(第三部门)发展不足,社会工作者的就业渠道较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的体制模式发生了变化,一些国家或地方政府不再支持“国家福利”模式,转而主张和支持“混合福利”模式,鼓励和支持依托社区和民间资源来进行社会工作,从而逐步确立起国家与民间、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之间的新型分工合作关系②。不少国家规定,除了法定的核心社会服务由政府直接提供外,绝大部分社会服务由民间机构提供。在我国香港地区,1·2万多注册社工里,在民间机构工作的7614,61·6%,在政府部门工作的1828,14·8%,在其它方面工作(包括营利机构、自行开业或注册后从事其它工作等)2912,23·6%。目前我国共有民间组织35·4万个,包括社会团体19·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1万个,基金会1144,其中从事社会工作的民间组织非常少见,仅有300余个③。

四、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前景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尽管面临着上述各种严峻挑战,但其发展前景仍然十分广阔,这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已经变得愈来愈明显,对此,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及战略任务的提出成为推动社会工作教育大发展的关键因素。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进行了批评,指出:“对发展的充分理解必须超越财富积聚、GNP增长及其它与收入相关的变量;这并非是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必须超越它。”①森的观点与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初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实质是相通的。为落实上述重大战略目标及战略任务,中国最高领导层提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民生主义的取向。随着对先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缺陷的反思,政府也在加快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政策的制定、修订和落实,弱势群体的利益被更多地考虑。老年人、失业者、流浪乞讨者、残疾人、农民工乃至农民的合法权益更被重视,政府已经颁布并正在制定一系列相关社会政策。为落实这些社会政策,满足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需要加快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实务型社会服务人才。

其次,《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实施将直接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快速发展。

201066,《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由新华社全文播发。《纲要》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列入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人才队伍(其它五大人才队伍是:党政人才队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高技能人才队伍、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之一,制定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发展目标及主要措施:发展目标: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以人才培养和岗位开发为基础,以中高级社会工作人才为重点,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到2015,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200万人。到2020,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300万人。“主要举措”中则提出要“建立不同学历层次教育协调配套、专业培训和知识普及有机结合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社会工作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建设一批社会工作培训基地”等。

第三,来自中央各部委对社会工作教育的直接间接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增强。

为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经验,2003年民政部试点基础上, 2007年以来,全国170多个地区和260家单位开展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试点领域覆盖民政、医疗、司法、教育、青少年事务等领域。2007年以来,中央组织部牵头,原人事部、教育部、民政部等14部门参加,共同开展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研究”,在摸清家底、预测未来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初步意见。2009年以来,《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办法》、《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办法》、《人口和计划生育队伍职业化建设“十一五”和2020年中长期规划》、《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相继印发。此后,北京、上海、深圳等多数试点地区出台了发展社会工作、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及配套文件。目前,自上至下、纵横贯连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制度体系框架己初步建立②。

第四,职业教育的强大需求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如前所述,仅民政系统,从事社会工作的近50万人员中,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其它相关系统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共青团、工会、妇联、基金会、残联、司法、社区服务中实际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数以百万计。实际社会工作者真正接受专业教育的人数较少。这些人实践经验丰富,但是缺乏社会工作的理论训练和技能培训。自2008年首办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以来,截至2009年举办的前两届考试中,全国已有22万多人报名参考, 3·5万多人取得职业水平证书①。为应对这一考试,全国不少高校都设置了培训机构。

最后,快速转型期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近年来集中爆发,不仅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充分的介入空间,而且使中国最高领导层更加切实地意识到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培养社会工作人才的迫切性。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2010年上半年频发的“校园惨案”、“富士康跳楼事件”及各种群体性事件就很具有典型性,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作为这种反思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要加快社会工作的发展,其中包括加快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减灾、救灾行动中,社会工作者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温家宝总理曾经亲临视察并给予肯定②。

国家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突出强调和重视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相信,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将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应对上述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挑战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可以预期,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中国将形成全球最大的社会工作教育体系及全球最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体系。当然,这种发展将不仅体现在外延上的继续扩大———在一定时期内外延式发展仍将持续下去;更重要地是,内涵式发展将得到突出的强调和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推进,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保障国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中的功能将进一步凸显,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及实务与国际先进的社会工作教育及实务的差距将进一步缩

小。

 

作者简介: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文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黄建忠,美国罗格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期。

2.新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许多与弱势群体相关的重要事件,2003年发生在广东的“孙志刚事件”; 2009年发生在云南昆明某监狱的“躲猫猫事件”; 2005年发生的“定州事件”; 2008年发生的“瓮安事件”; 2010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的系列“校园惨案”、广东深圳发生的“富士康事件”,等等。

3..赖伟行:《“十一五”期间我国要培养十万职业社工》,《人民日报》20061214日。

4.盛若蔚:《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人才支撑》,《人民日报》2010524日。

5.王思斌:《非协调转型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1期。

6.李迎生、方舒:《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政府”(versatile government)虽然名义上包揽了人民的社会福利,实际上仅仅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并没有能力提供社会服务。改革导致的“小政府,大社会”使政府在保留配置资源的主要责任的同时,将社会服务的职能开始让渡给第三部门等民间机构。与政府通过权力提供的服务不同,第三部门以质量求生存,提供服务强调专业化,于是,发展社会工作教育,为第三部门提供社会服务专业人才,就成为必要了。

7.袁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及其面临的转变》,《中国社会工作》1997年第1期。

8.史柏年:《新世纪: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选择》,《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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