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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杰 王建民 追求社会学理论思维与经验研究的综合——刘少杰教授访谈  
  作者:刘少杰 王建民    发布时间:2011-11-05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追求社会学理论思维与经验研究的综合——刘少杰教授访谈

刘少杰 王建民

本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2

刘少杰,1953年生于安徽省含山县。1985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研究生班,两年后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考取吉林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在高清海教授指导下于1993年完成题为《理解的追寻—实践理解论引论》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19872004年,先后在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学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05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外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出版有《批判与重建》、《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经济社会学的新视野: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近年来还承担了“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新趋势研究”、“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研究”、“新形势下社会认同分化与整合研究”、“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等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十余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重大项目。

 

老师,您好!很多学者都知道您原来是搞哲学的,后来转向了社会学。您为什么要从哲学转向社会学呢?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吧?

●确如您所言,19811995年,我一直从事哲学专业的学习、教学和科研。在前后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对哲学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很多中外哲学家的代表作,尽管有些书读得并不一定很深人,但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洛克、斯宾诺莎、休漠,特别是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以及老、庄、孑L、孟等中国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观点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对卢卡奇、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也开展了深人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还在《哲学动态》和一些省级刊物发表了二十余篇哲学论文。这期间在哲学领域的学习研究经历,对后来的社会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意义。

1995年,吉林大学组建哲学社会学院,院领导决定让我负责重新组建社会学系。当时我有些犹豫,不仅面临没有专业教师、教学难以维持等困难,而且我自己对社会学了解也不多,特别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某些分支学科都很陌生。好在撰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期间接触了一些社会学家的文献,对孔德、斯宾塞、韦伯、迪尔凯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社会学家的著作作过比较认真的研究,因此对社会学也不是完全空白。后来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渐组建了一支有二十多名教师的师资队伍,建立了社会学、社会保障、人类学三个硕士点,并于2003年成功申报设立了博士点。

1995年至2。。5年,整整十年时间,不仅在推进吉林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遇到了大量困难,而且自己在社会学领域也碰到了很多难题。其中一个最令我头疼的事情是:如何对待国内社会学界一些学者所强调的“哲学脱毛”问题。中国社会学是1979年开始重建的,在这之前被禁闭了二十七年。重建后的一大批社会学教学科研人员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而从哲学转过来的居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界流行的观点是:社会学是否定哲学而建立起来的,原来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也必须实现这种否定才能正确开展社会学研究。最初我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努力实现从哲学向社会学的“转型”。

我不仅系统地研究了中外社会学的主要流派,对各种流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理论贡献作了深入考察,而且积极学习社会学研究方法,同在实证社会学研究中有建树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在东北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和下岗再就业的实地调查。通过这些研究活动,我逐渐对社会学的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对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同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相近学科的关系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一个逐渐明晰的发现是:社会学同哲学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研究社会学不仅不应当完全“哲学脱毛”,反而应当发挥哲学注重的理论思维,实现社会学研究在理论思维与经验研究上的综合。

 

○这么说,您从事社会学研究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了,之前您还有十五年的哲学研究经历,您能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谈谈哲学同社会学的关系吗?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可以简要地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在我看来,不应当把哲学看作一个可以同社会学、历史学或政治学等学科明确划分出界限的学科。不仅在近现代才发展起来的各门社会科学是从哲学母体中孕育而成,从概念系统、思想理论乃至研究方法上都同传统哲学保持了无法割断的联系,而且任何一个学科都一定要有理论层面上的思考或建树,否则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学科成立。当人们在某个学科中面对一些需要进人较深层次才能思考清楚的问题时,这个学科同哲学的界限也就逐渐地模糊起来,甚至消融了。这一点对社会学来说尤为明显。

孔德、迪尔凯姆、韦伯等西方社会学的创建人或奠基人,确实在他们的著述中论及社会学研究同哲学的区别,但他们所指的哲学是那种完全执著于抽象推论的思辨哲学,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哲学思维,所不同的不过在于强调理论思维同经验研究的结合。不仅孔德经常以新哲学的代表自居,就是迪尔凯姆、韦伯、齐美尔以及后来的很多社会学家,也都承继了某些哲学思想或某些哲学传统开展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在布迪厄、哈贝马斯、吉登斯、布希亚和鲍曼等当代社会学家的著述中,不仅看不出社会学同哲学的界限,而且他们的大量论述就是社会学同哲学的综合。因此,他们的思想理论在当代哲学中也有广泛的影响。

社会学同哲学保持密切联系,既有两个学科的传统根源,也是当代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一系列崭新而重大的时代课题对社会学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当代人类社会在各种层面上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问题,网络社会迅速崛起,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尖锐对立,制度改革与制度风险相随而至,环保运动、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的激烈挑战,还有原教旨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引发的严重灾难,这些都是当代社会学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并且是仅凭局处一隅的个案观察和问卷访谈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只有充分考察这些空前复杂的社会现象,并开展深刻的理论思考,才能把握这些社会现象的本质,才能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概括。

人类社会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有时会表现得更为复杂。对于快速转型和深刻分化的中国社会而言,很多在某个角落发生的社会问题,都可能反映着全局的普遍的共性。局部角落的现象可以开展直接的经验观察,但要形成普遍性的全局性认识则一定要借助理论思维,而以理论概括见长的哲学思维则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社会学家都提到过社会学研究的边缘化问题,这个问题长期存在,与一些社会学研究不善于把个别同一般、特殊同普遍、局部同全局联系起来有关,以致很多研究常常停留在个别事实的简单描述上,人们很难从中理解到普遍性的意义,这种研究在中国也很难不进人边缘化的境地。

 

○如果理论思维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在您看来所有的社会学研究都应当以某些哲学理论为基础吗?或者说社会学研究者都应当掌握一些哲学理论吗?

●我并不是强调所有的社会学研究者都应当去研读哲学著作,不过有条件的话最好是了解一些哲学理论,例如同社会学有密切联系的解释学、现象学、经验论、实用主义和文化哲学等,这些哲学理论对于深化社会学研究都是有很多帮助的。费孝通晚年提出和论述的一些深刻问题,与他对解释学、现象学和文化哲学的了解有密切关系。在我看来,社会学研究者若想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首先应当努力研读社会学家阐述的思想理论。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另11的办法”。根据恩格斯的观点,社会学研究者要想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最有效的办法是研究社会学史。如果一位社会学研究者不了解社会学史,那就很难想象他能在社会学领域取得比较深人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社会学研究一定是在对学术链条的梳理中,理论联系实际地提出和回答了社会发展变迁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具有重要创新性的研究,一定建立在对社会学已有研究成果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

中国社会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社会学是一个现实性较强的学科,只要脚踏实地开展经验研究,针对现实社会问题给出对策建议,就基本上完成了社会学的研究任务。甚至有学者提出只讲事实不讲理论的主张,以为这样可以避开那些误导经验研究的理论观点,开展有真实基础的社会学研究。我认为这种观点将对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产生严重误导。事实上,没有脱离某种思想理论而开展的社会学研究,就是那些停留在描述层次上的社会学研究,也一定受到某种思想理论的影响,只不过研究者缺乏理论思考的深度或理论自觉性罢了。缺乏理论思考的深度,满足于对一些表层现象的描述,给出一些简单的且未必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是目前中国社会学研究亚待克服的一个局限。

 

○看来您对社会学史的研究还是很重视的,我也看到了您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外社会学思想理论的著作,您能谈谈在这方面的体会吗?

●自1995年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以来,我持续不断地研读了经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各种流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独自编写了《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和《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两部教材,还主编了《国外社会学理论》和《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两部教材,主持翻译了华莱士和沃尔夫编著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是一部研究性教材,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我对西方社会学从现代向后现代发展的评价分析,表达了我自己的独立见解,因此也是一部学术著作。还有两部书稿《社会学选择理论研究》和《西方经济社会学史》,是我主编的两部研究性教材,将在今年出版。我在社会学理论史研究上开展的这些工作,一方面是从事教学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学术研究的浓厚兴趣使然。十几年来,我在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承担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和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教学任务,长期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深地认识到,让学生清楚地了解社会学近二百年积淀下来的优秀学术成果,对于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意义,历届学生对于我开设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学理论方面的课程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这是我进人社会学领域以来最令自己欣慰的一件事情。

我深深地感到,教师在大学讲坛上最有价值的事情是启发学生对本专业的理论兴趣,提升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使他们形成面对更复杂的社会现象且能开展创造性研究的理论基础。我在讲课时也经常以生动的事例引导学生去理解那些抽象的理论,但我讲故事一定是为阐释理论服务的。我不赞成用大量的时间去陈述那些不断变化的经验事实,即便是一些生动的故事能使学生聚精会神,但听了故事后不能从中概括出一些有启发性的道理,这对学生宝贵的青春年华也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浪费。社会生活中的故事日新月化,而理论之树却四季常青。教师的责任不在于讲出多少动听的故事,而在于弓}导学生用深刻的思想理论去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实。

 

○近些年各大学社会学专业对社会学理论的令研究和教学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这对于提高社会学专业人才的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平无疑是必要的。不过,近几年也不断有学者指出,不要过高佑计西方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应当重视社会学研究的本土资源或本土化。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很赞成这种观点,并且我本人也发表过相同观点的文章。应当承认,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长期研究中,确实收获很大,西方很多社会学理论对于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这是不可否认的。并且,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同西方社会学的传人和影响是直接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正像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的那样,注重经验事实的社会学研究,一定带有本地经验的局限性。西方学者在西方社会中形成的社会学理论,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西方文化传统、制度结构和价值原贝lJ的烙印。不加分析地把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搬运到中国,鹦鹉学舌地用西方社会学一些观点去解释中国社会问题,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教条化、简单化,形成的思想观点也难免脱离中国实际。

我曾深入考察了中国社会学同西方社会学的关系,认识到中国社会学并不单纯是西方社会学的引人和传播。2。。2年,我承担了教育部的一个科研项目“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的引人与重构”。按照这个项目的预定计划,我对中国社会学的经学渊源和西学来源做了认真梳理,在中西学术的历史交汇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演化,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社会学理论开展了讨论,评析了梁漱溟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结构特殊性的社会学理论,对费孝通晚年大力倡导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思想主张也作了分析。2006年,我出版了《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我首先论述了康有为从晚清今文经学出发,严复从西方实证社会学出发,开始了中国社会学内源外引的学术发端,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创立不仅仅是对西方社会学的简单引人,而且还表明中国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就承继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学术精华。中国社会学这种双重发端,一方面要求人们研究中国社会学形成与演化的历史时,既要考虑到西方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同时又要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演化变迁中考察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

承认中国社会学这种双重发端十分重要。这首先说明中国社会学不仅仅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有中国学术的本土根源,不应当像一些论及中国社会学的著述那样,片面地在译介或引人西方社会学方面考察中国社会学的起点,而应当同时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变迁演化中探索中国社会学形成与发展的本土根据。其次,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还说明,不应仅仅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构架来评价和解释中国社会学,而应当同时注意发现中国学者用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渊源于中国学术传统的非西方概念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提问与回答,应当在同中国文化传统、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的联系中,评价那些在西方社会学概念体系中不曾出现的中国思想家的社会学思想。

 

○我知道您不仅对中外社会学理论开展了大量研究,而且在经济社会学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成果,您能介绍一下您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情况吗?

●我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是由开展经济社会生活的实地调查引起的。1998年,东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伴随而来的在东北大部分城市都普遍发生的社会现象是:大批国有企业工人被“买断工龄”,成为下岗失业工人,摆在他们面前的急切问题是如何再就业。失业、贫困、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和提供必要社会保障,成为社会学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紧迫课题。从1998年至20呢年,我与吉林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先后在东北三省的10余个城市开展了4次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状况与再就业实地调查,共计进行问卷抽样调查13000多份,个案访谈300多次,还开展了一些典型研究。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同时发生的下岗再就业,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由经济改革引起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经济学界对国有企业改革及下岗再就业行为也开展了大量研究。我们一方面关注经济学界的研究动态,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下岗再就业行为开展了深人研究。最初,我们试图用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研究下岗工人的再就业行为,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及旅美学者边燕杰的网络结构理论等,对我们的研究有较大影响。这些理论的共同原则是,人们旨在追求经济利益或社会利益的选择行为,是根据理性选择的原则在社会网络关系中展开的,根据这个原则,就应当从理性选择的模式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中观察和分析下岗工人的再就业行为。

格兰诺维特、林南和边燕杰等人的思想观点对我有很大启发,我沿着他们的理论线索进一步研究了霍曼斯、科尔曼等人的经济社会学思想理论,揭示了经济社会学把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引人社会学的演化线索。在这条演化线索中发现,虽然经济社会学展开的外延在不断扩大,纳人其中的社会因素也在不断增多,但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就此而言,并不像国内外某些学者理解的那样,新经济社会学产生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与核心理论是嵌人说和社会网络论。应当说,不仅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是理性选择理论,而且它的起点、基础也是理性选择理论。

 

○您得出理性选择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核心的结论,这个不同于流行观点之结论的学术价值何在?

●我认为,肯定理性选择研究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也就肯定了当代社会学对传统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超越。因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绝不仅仅是社会学出现了一个新分支学科,更重要的是它表明社会学突破了抽象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开始把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同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统一起来研究,这不仅使社会学能够面向真实的经验现实,既看到社会结构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也看到限制着个人选择行为的社会结构,而且还能使社会学以自己特有的视角开展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的研究,使社会学研究进人社会中心领域,摆脱困扰社会学多年的边缘化困境。

另外我还发现,在社会学的视野里,理性选择研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从经济学的微观研究走向了微观与宏观结合的研究,因此,大量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非经济的因素甚至是非理性的因素进入了理性选择的研究领域。如果理论视域和其中展开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那么研究方法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科尔曼等人仍然沿袭着传统经济学确立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研究方法,去研究那些远远超出传统经济学视野的复杂内容。其结果是,理性选择研究的对象与其研究方法之间产生了严重错位。明确认识经济社会学理性选择的研究对象同其研究方法错位的意义在于,经济社会学不应当简单沿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研究方法,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研究是舍去了很多非经济因素而开展的理想化和抽象化研究,而经济社会学正好与之相反,所以应当在借鉴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同时,还应当针对经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形成关于选择行为研究的新方法。我提出并开展较多论述的感性选择问题,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一种探索性研究。

 

○我看到您近几年发表了十余篇论述感性选择问题的文章,您在文章中曾经提到哈耶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等人也有相近研究,但在国内是您第一次比较充分地论述了感性选择问题。您能就感性选择研究的起因、学术意义和理论联系谈谈吗?

●最初使用《感性选择》这个概念,是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无法解释下岗工人的再就业行为的事实。我们在大量的实地调查中发现,下岗工人在信息匾乏、资源薄弱、自主能力较差、没有备选方案的情况下无法进行精打细算的理性选择,大量的再就业行为是在感性意识支配下由模仿、从众而成,我们称之为感性选择。后来,在对西方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理论、经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和中国基层社会成员的选择行为方式的进一步研究基础上,对《感性选择》概念作了具体界定,其基本含义是指主要由感性意识支配的选择行为。

开展感性选择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的选择行为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意识共同支配的行为。当理性思维处于主要支配地位时,可以称之为理性选择;而当感性意识处于主要支配地位时,则可以称之为感性选择。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对理性选择行为开展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卷峡浩瀚的学术文献,但对感性选择的研究成果却十分少见,这表明关于选择行为的研究还存在严重不足和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巨大空间。因此,对感性选择的表现形式、存在层次、发生机制和运行过程开展深人的研究,建立比较系统的感性选择基础理论,不仅可以填补国内外学术界在这方研究的欠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理性选择理论、集体选择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而且有利于把握和指导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存在的感性选择行为,对于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优化社会生活秩序、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的长期合令中青年专家访谈录

作者特沃斯基曾经发表一篇题为《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原理的比较》的文章,虽然其中提到了《感性选择》概念,论述了形象思维在选择中的作用,但却没有对感性选择的形式与过程作出明确论述,主要讨论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选择的有限性。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等人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对感性选择研究的最大支持在于:他们开展的认知心理学研究突破了感性意识不具备选择性的传统观点,在关于感性阶段的注意、模仿等心理过程的实证研究中,揭示了人们的感性意识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外界刺激的,在进人逻辑思维之前,人们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意识活动已经在头脑中先前积淀的信息作用下有选择地感受外界事物。认知心理学的这个发现,为感性选择研究奠定了心理学和认识论基础。与感性选择研究联系比较直接的还有哈耶克的感性秩序论。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不是理性设计而成的,是人们在试错胜、重复性和习惯性的感性社会行动中逐渐生成的,他称之为自发的扩展秩序或感性秩序。由于人类的社会行动一定是选择行动,所以哈耶克论述了人们在商品贸易和人口生育中的感性行动,实质上也就论述了人们的感性选择。哈耶克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把感性行为同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社会秩序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了。传统社会学通常是从理性选择或社会生活理性化来论述现代社会秩序的生成,而哈耶克告诉人们,能使社会形成稳定秩序的不是理性设计,而是普通社会成员的感性行为。

在当代社会学中,没有明确论述感性选择但同感性选择研究有密切联系的学术理论也很多。布迪厄关于实践中的感性意识、作为身心统一图式的惯习、实践感的前逻辑与合逻辑等方面的论述,吉登斯关于只做不说的实践意识、日常性、惯例性行动等方面的论述,马尔库塞关于感觉能动性、感性压抑和感性解放的论述,以及马奇和迪马乔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模仿、从众和制度同构等方面的论述,新保守主义强调感觉和感性行动的真实性、稳定性和基础性的论述,等等,都为感性选择研究作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准备。

 

○听了您的一番介绍,感觉与感性选择研究相关的理论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是否可以在这些相关资源和已有研究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其扩展性如何?

●关于感性选择研究还有大量工作等待开展,这不仅因为这项研究有深厚的理论资源可资借鉴,而且更重要的是:感性选择是比理性选择发生频次更高和存在范围更广的选择行为,是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最基本的选择行为。在中国社会开展感性选择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特殊意义。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和费孝通等老一代社会学家,都已论述了中国人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即由儒家伦理两千多年的道德教化,中国社会形成了注重亲情关系、熟悉关系、象征礼仪的具有突出感性特征的礼俗秩序。虽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的理性了扮程度已经有了提高,但是感性化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礼俗秩序仍然稳定地发生作用,所以在中国开展感性选择研究,从传统与现实看都具有悠久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另外,视觉文化时代来临使感性选择研究具有更大发展空间。随着影视媒体、互联网术、3G等影像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影像传播为主要形式的视觉文化的地位和能量迅速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尤其是大力推进三网融合、物联网发展,视觉文化将会实现更快的发展。视觉文化取代文字文化的统治地位,其实质是感性的影像传播取代了抽象的文字传播,当代文化这种重大变化也必将提升感性选择的地位和作用,在视觉文化背景下研究感性选择的新形式、新途径和新作用,无疑具有更深远的实践意义和更重大的学术价值。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准备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性特征、传统教化的感性方式和中国人注重感性联系的行为模式,以及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形成的超常稳定的感性社会秩序,还有视觉文化的迅速发展将弓}起中国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感性化变迁,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或许在理论思维与经验研究的结合中做出一些有新意的探索。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想用感性选择、感性秩序等方面的研究去替代理性选择和理性秩序的思想理论。我承认,人类的理性思维和理性选择是积极而不可或缺的,人类正是凭借理性思维、理性选择构建了科学,发展了工业,建立了市场,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和财富。但理性思维、理性选择不是人类意识活动和社会实践的全部,在人类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占更大比重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选择在三百多年的社会理性化追求中被忽视了,我不过是要对这个被忽视的方面作些填补性的探索。

 

王建民,社会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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