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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 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化与文化建设  
  作者:李强    发布时间:2012-04-19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化与文化建设

李强

本文发表于《科学中国人》2012年第4

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意义十分重大。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的“硬实力”建设,现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旨在推进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建设。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软实力”建设的意义一点不亚于硬实力,因为,“软实力”建设的核心是国民的“理念建设”,唯有了理念的进步,我们的发展才真正是可持续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什么是“理念文化”?它与文化建设是什么关系?理念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又是什么关系呢?本文先从最为基础的什么是文化谈起,试图从社会学角度对此做一解读。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为人类社会所特有。在理解人类社会的时候,人们曾经尝试着用各种不同特征定义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群体的差异性,其实,人类社会最为整体的、系统的特征就是文化现象。虽然其它动物也有群居的“社会”现象,但是,其他动物群体所表现出来仅仅是自然的、生理的、本能的现象,而只有人类社会创造、传递和演习着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使用“人类社会文化”概念,简称“文化”。

“文化”一词英文为culture,来源于拉丁语,原意是指“耕耘”、“耕作”,其最初含义与农业文明有直接的联系。对于文化的定义,学界有久远的历史,要解释清楚文化的含义,就不能不回顾一下学术文献中的文化定义。文艺复兴时代,也是西方文化的繁荣期,人们将农业、手工业、商业、教育等活动都归入了文化范畴,认为凡是与自然状态、天然状态相对立的都属于文化现象。德国学者普芬多夫(1632-1694年)曾这样定义文化概念: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按照这个定义,文化既包括物质因素,也包括非物质因素。

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文化不包括物质因素,只包括精神因素。持此种文化观的,最著名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dward B.Tylor)。泰勒给文化下了个定义,后来为人们所广泛引用。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各种能力与习惯[《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40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泰勒认为,文化的特点是:它是人类后天习得的,为人类社会所共同享有。

由于文化现象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诸多学者都试图阐释文化的基本含义,关于文化的定义也数不胜数。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Kluckhohn)曾专门撰写了《关于文化的概念与定义之述评》一文,文中述及的文化定义有160种之多[龙冠海:《社会学》,8版,188页,台北,三民书局,1983]。不过,文化的定义虽然很多,但是,归纳起来看,还是大致分为前面已经介绍的两大类。一类近似于前述的普芬多夫定义,认为文化是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一切知识、思想、价值观和物质财富。另一类,近似于前述的泰勒定义,认为文化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它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成果[《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文化与社会运行”一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二、文化的分类

所谓文化的分类是对于“什么是文化”的进一步阐释。由于文化体系如此之庞大,所以,对于文化的分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分类。下面笔者试图从三种不同角度解释文化的类别。

1、对于文化表现形态的分类: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

这是对于文化现象“表现形态”的最大分类。物质文化指物质世界中,一切经过人的加工、体现了人的思想的东西。非物质文化,又称精神文化,指制度、规范、观念、符号等。

精神文化又可区分为理念文化(或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日)横山宁夫:《社会学概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理念文化是还处在思想、观念状态的文化,还没有变为社会规范。制度文化则是已成为多数人遵循的规范,它反过来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

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在使用上是有差异的,物质文化因自然规律的作用,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被损耗,非物质文化却可以被反复使用而不损耗。在我国的文化建设中,近来,非物质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当然,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区分是相对的,两者常是结为一体的。

2、功能取向的分类

文化对于维系社会的运转发挥着重大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包括:文化是社会、民族分野的标志、文化规定着社会行为规范、文化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等等。从功能角度也有多种分类:主文化与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主文化对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极大。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亚文化一般并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

亚文化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如民族亚文化,即为社会中少数民族群体所特有的文化。职业亚文化,指为各种职业群体特有的文化,各种专业性较强的职业都有一些专门的训练,有专门的职业术语、职业道德、职业习惯等等。比较特殊的如越轨亚文化,指反社会集团的行为规范往往偏离主流文化所规定的行为规范。

从发展变迁的角度看,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两者都在发生变化,也可能互相转化。主文化可以转变为不占主导地位的亚文化,亚文化也可以转变为占主导地位的主文化。例如,现代科学技术在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时,它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亚文化,然而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已上升为主文化。

对于主文化与亚文化的性质或是非曲直,我们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兴的、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文化,在开始时常常并不是主文化,而仅是一种亚文化,但由于它有发展前途,往往最终上升为主文化。因此,仅凭主文化、亚文化的地位并不能判断其性质,只能根据它们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而对其作出判断。

主文化与反文化。这是根据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从对立、冲突的角度对文化做的区分。也有学者认为,反文化是一种特殊的亚文化。一般说来,在这里,主文化指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对现存社会秩序起着维护、支持作用的文化。反文化是对现存秩序的背离和否定,是对现存主文化的抵制和对抗。当然,反文化不一定都是坏的东西,反文化的性质取决于它所反对的文化的性质。否定有发展前途的优秀文化的反文化,当然是有害于社会的。反之,如果反文化所反对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文化,那么它就是有益于社会的文化。例如,我国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它所反对的是封建专制、旧礼教,它所提倡的是科学、民主,这种反文化是有进步意义的。

3、层次取向的分类

这是从文化分层角度理解文化的构成。社会学从文化分层角度,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区域、文化模式,这些基本概念都是人类学家威斯勒(Clark Wissler)在他1923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的[(美)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最基础的是文化特质。文化特质(cultural trait)是组成文化的最小单位。一个社会的文化内容就是各种文化特质的总和。文化特质可以表现为物质文化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非物质文化的形式。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物质文化的特质有:象形字(汉字)、纸、墨、笔、砚,乐器中的编钟、笙、瑟、琵琶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特质有:儒家的四书五经教条,作揖、下跪、磕头等各种礼仪。

再上升一个层次是文化丛。文化丛亦称文化特质丛(cultural trait-complex),指因功能上相互联系而组合成的一组文化特质。它往往与人们的某种特定活动有关,而且往往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特殊结合。如,我国春节的民间庆祝活动可以视为一个文化丛。在庆祝活动中,各种文化特质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放炮竹、点灯笼、贴窗花、吃饺子、串亲戚、年三十的团聚、初一、初二、初三、……,甚至可以延续到正月十五的活动,等等。社会学家在进行文化研究的时候,特别关注这些文化综合体,因为它构成了一组相对完整的文化现象。

要了解社会文化的全貌则还要上升一个层次,即所谓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指在地理空间上、在不同区域上分布的特定的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文化特质丛是有其空间地理分布的,在不同的区域可以发现集中地、成片地分布着某些文化特质丛。比如,美国学者梅森(O.T.Mason)曾经将拉丁美洲的土著文化划分为十八个文化区域[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249页,北京:山东人民出版社]。考古学家在研究古代文化时,也往往是用地理名称来命名古代区域文化现象的。比如,“河姆渡文化”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我国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的,距今7000-6000年以前的属于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该文化特质包括黑色陶器、石斧、骨簇,以及特殊的阁楼式房屋建筑等等,该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以南区域。当然,区域文化的概念可大可小,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扩展区域,也可以说,最大的区域文化现象是: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西方文化等等,但是,对于这种比较大范围的、成系统的文化现象,社会学通常用“文化模式”概念来分析研究。

所谓文化模式就是一个社会中所有文化内容(包括文化特质与文化丛)组合在一起的特殊形式和结构。这种形式往往表现了一种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在社会学关于文化的研究中,关于文化模式的研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研究是将各个层次上的文化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因而研究者可以获得对于社会文化的总体认识。只有研究文化模式,我们才能认识到一个社会或民族文化的优点与缺点,才能进行文化比较。从理论上,最先提出文化模式(culturalpattern)概念的是人类学家威斯勒。后来,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发表了《文化模式》一书,在学术界产生广泛的理论影响。

在文化模式的研究中,有特殊的文化模式与普遍的文化模式之分。特殊的文化模式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的多样的文化结构与文化内容。各种特殊的文化模式,受到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谓普遍的文化模式,指各种文化模式虽各具特点,但是就其基本结构看却有着共同的东西。比如,威斯勒提出,普遍的文化模式包括九个方面:即语言、物质性特质(饮食习惯、栖息地、运输交通、服装、工具等)、艺术、神话与科学知识、宗教活动、家庭与社会制度、财产、政府、战争。威斯勒认为,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中,都发现了这九种素材。虽然威斯勒的这个归纳并不周密,但是,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各民族的文化确实具有很多共同的基本方面。

三、“理念文化”在我国当前文化建设中应居于核心位置

从以上所谈看,文化体系确实太复杂了。那么,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哪一方面是最为关键的呢?笔者以为,当前我国“理念文化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最为核心的目标和内容。理念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为基本的观念,包括人自身的信念、信仰、理想、道德观、价值观等。这是上文对文化表现形态分类中提到过的,即对于精神文化又进一步区分为:“制度文化”、“理念文化”、“符号文化”等。制度文化规定了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准则,而理念文化则是老百姓处于观念、思想状态的文化。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提出“知难行易”之说,就是指,理念最重要,老百姓要先有理念,才会有行动。中山先生以辛亥革命为例,最初中山先生提出推翻满清王朝的时候,曾被指斥为“理想空言”,但事实证明,只要国民共识这一理念了:“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孙中山:《建国方略》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第4页]。所以,理念文化的建设也就是人心的建设,我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亿万中国老百姓认同改革开放大业的人心建设。同样道理,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人的改革,也就是说在这里,人处在最为基础的、最为核心的位置上。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新闻舆论、文学、戏剧、电视、广播、电影、音乐、舞蹈等等,甚至可以列举出千千万万的方面,但是,笔者以为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人自身的理念、信念、信仰、理想、价值观。这一点,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概莫能外。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超过三千年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中,关于人自身的信念、理念、理想、价值观的建设也一直是居于核心位置。

文化,特别是理念文化是民族团结、国民信任的重要基础。失去了理念文化,国家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就是自古重视理念文化的建设,理念文化在中华文明几千年时间里,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的队伍太大,人数太多,地域太广,这样就遇到了究竟用什么把大家联合起来、统一起来的问题。而理念文化会促使每一个中国人产生自发的认同感。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的话,秦始皇的功劳是建立了集中统一管理的行政体系,这种集中管理的行政体系延续了两千多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历代都行秦政事”,从建立行政体制来说,秦朝是成功的。但是,为什么秦王朝十几年就亡国了呢?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秦虽然建立了集中管理的行政体系,但是没有寻找到与这套管理体制相一致的理念文化。秦始皇的能量很大,又统一全国又修长城、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当时的人们对他还是很崇拜的,要不然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事业。但是,为什么他一死就亡国了,我认为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实现民族团结、民族稳定的理念文化。所以,在秦以后的汉朝继续在寻找这个东西,到了汉武帝接受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理念文化,在此后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就理念文化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毛泽东主席也说过,如果没有1840年代的外敌入侵,中华民族的历史循环还是会沿着自己的轨道走下去。当然,西方列强入侵了,使得我们无法维持原来的理念文化了,到1915年提出“打倒孔家店”,开始寻找新的理念文化。儒家思想意识形态衰落以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曾经是百家蜂起的局面。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新的理念文化。我们国家的几代领导人一直在探索与经济政治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理念文化体系。改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邓小平同志也一直在探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当然,在理念文化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上,我们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今天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局面下,中国多方面的体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城市改革看,就发生了就业体制变革、住房体制变革、医疗体制变革、养老体制变革等等。如此众多和重大的体制变革当然会对于人们的理念、信念、价值观产生重大冲击。所以,毋庸讳言,改革、变革,体制、规范的变化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很大的不一致,因大规模开发、征地拆迁、医疗纠纷、食品安全、劳资关系、失业下岗等等也促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高发期,各类群体事件、上访上告事件层出不穷。可以说,当前的中国,既是有着最好的发展机遇的时期,但同时由于结构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也是社会矛盾丛生的高风险时期。而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对于理念文化造成冲击。

那么,怎样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建设来实现理念的进步、理念文化的建设,进而化解当前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呢?社会学理论认为,要想实现一个和谐的社会,在理念文化建设上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第一,社会定义的一致性,一个国家要团结一致,它的全体国民对社会基本事物的定义要一致;第二,对于社会群体奋斗目标的共识;第三,社会所认同的目标与社会所能提供的手段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如果实现了这三个要素,社会就比较容易整合、统一、稳定、和谐。但是,目前我国的现实是,在这三个方面还存在很大问题,而这三个要素的建设不是靠经济建设、物质财富建设就能够完成的,只有通过文化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才能实现。

当前,我们遇到的理念文化建设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第一,关于社会定义的一致问题。现在,无论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还是在思想理论界,对于很多社会基本事物的看法,都存在着诸多疑问。比如如何看待官民关系?怎样看待贫富差距问题?再比如,什么是社会公平、社会正义?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公平、公正?又如关于征地拆迁的合理性的争议、关于国有企业转制的争论等等常常变得十分尖锐。社会上存在的“仇官”、“仇富”、“仇警”的现象等等,都属于极其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究其根源,都是源于对社会基本事物含义的不一致认识。而文化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厘清社会基本事物含义,就是要研究怎样通过文化建设,形成为老百姓认可的统一的社会定义。如果比较传统中国社会的话,在古代中国这个社会定义的基础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上升机制“科举制度”是统一的。科举制度促使考生去读儒家的经典著作,儒家经典本来就是反功利主义的,科举制度把一个非常没有功利的事情和功利联系起来,其结合还是很成功的,儒家经典讲的道理是反功利的,让人们提高道德水平,书生们读书的结果接受了孔子关于社会事物的基本定义。应该承认,儒家经典著作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至少是言简意赅的。比如关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仅仅八个字就把道理说清楚了。当然,自“帝制”废止以来,中国社会在实践上和在理念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传统思想难以承担起社会基本事物统一定义的重任。今天在社会定义、社会理念、社会信念、价值观的建设上,文化体制改革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创造出像当年儒家经典那样的高水平成果,要符合国情、要符合真理检验标准的原则、要言简意赅、要容易为大众所接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再看第二个要素,对于社会群体奋斗目标的共识。在改革以前,致富、赚钱曾经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批判的,那时政治目标成为国民奋斗的基本目标。改革开放是对于群体奋斗目标的重大修正,今天,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认同于致富的目标。致富目标的形成也与改革以来的媒体宣传有密切的关联,媒体主渠道的报道中,常常在强调带领大家致富。但是,仔细反省起来,把致富、世界上成功的民族,都是强调公正、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是目标,赚钱恐怕只能看作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如果致富就是目标的话,那么,评价成功的标准就成了有了大钱就是成功者,低收入就是失败者。今天,社会上之所以将有钱人称为“成功人士”,其潜台词的理念就是将金钱作为社会事物的判断标准。这样的理念是十分可怕的。在任何社会,巨富者总是极少数,如果以财富为评价标准的话,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就会有被社会排斥的感觉。所以,我们必须反省国民的奋斗目标,在媒体宣传上不应简单地宣传所谓致富的目标。

最后看看第三个要素,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当一种文化设定社会目标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到是否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实现目标的手段。譬如,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崇尚致富的目标,但同时社会所设置的实现致富目标的手段或路径却过于狭窄,使得社会上很多人想合法赚钱的路径受到了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罗伯特.K.墨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80-281页]。这样必然造成违法违规普遍发生。所以,当发现能够实现目标的路径过于狭窄时,一个办法是扩渠道、拓宽路径、增加合法手段,另一个办法是修正理念文化所设定的社会目标,最终是为了实现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协调。否则的话,社会就会处于矛盾、疏离、冲突的状态。

总之,理念文化是提供社会定义、设定社会目标的,只有建设好了理念文化,才有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等。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客座教授。研究领域: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城市社会学、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应用社会学、贫困问题等。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层十讲》等十几种,发表学术论文180多篇。曾获国家教育部、国家人事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光荣称号,曾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等多项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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