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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星华 秦红增 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法社会学(法人类学)再思考  
  作者:郭星华 秦红增    发布时间:2013-01-05   信息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法社会学(法人类学)再思考

郭星华 秦红增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编者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学科之间,具有着同源共生的关系。跨学科间的对话,不仅能够起到互相借鉴、互相拓展知识结构,促进学科发展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挖掘新的知识生长点,产生新的学科理论和研究领域。到今天,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已是百年有余,期间许多中国学者一直都在呼吁构建中国的学科理论,并身体力行着。而跨学科间的对话与中国经验的结合,对于创建与形成中国学科理论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人类学学者访谈”一直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传统,自1995年以来,我们先后与七十多位中外人类学学者进行了对话,为推动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本期开始,我刊将在继续保持“人类学学者访谈”的基础上,加强人类学与法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对话与交流,目的是在跨学科互动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关注的话题,形成有效的学科交叉与新的增长点,以期为繁荣与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些跨学科之间的对话,将在我刊陆续刊发,以飨读者。同时,也欢迎各位作者、读者能够积极参与我们的跨学科对话互动、交流与讨论,提供这方面的稿源、稿件,我们将择优刊发。

 

[摘 要] 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只有立足于中国经验,深度挖掘中国经验的丰富内容,扎实开展学术研究,才能创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理论,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理论创新的生命力和活力。要真正实现中国理论能够踏上国际化舞台,需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加强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推动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

研究,真正创造出既能指导中国实践,又能与西方理论对话的“中国理论”。

   [关键词]法社会学;本土化;中国经验

 

秦红增(下文简称秦):郭教授,近些年来,看到了您在法社会学或法人类学方面的许多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整合,深化了中国学术研究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前段时间,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从教50周年纪念会后,您也写了相关的会议综述,“从理论探索到学派创建”,高度概括了以郑杭生教授为开山与核心的科研团队。在这里,您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您们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

 

郭星华(下文简称郭):好的。我们知道,费孝通教授在晚年的学术生涯中,念兹在兹的就是“文化自觉”;郑杭生教授也明确提出过“理论自觉”。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倡导之下,我和我的学术团队自1996年开始,一直致力于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法治建设、犯罪问题和民间纠纷等三部分的法社会学探索。其中,法治建设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从法治到法治、法律的双向诠释、法律的“在场”与“不在场”、法律的实践逻辑、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以及中美法律意识的比较等六个部分内容;犯罪问题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社会转型与犯罪成本、犯罪人的自我归因、女犯的生活世界和堕入犯罪的“漏斗效应”等四个部分内容;民间纠纷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法律的“差序利用”、初级关系的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弱者诉讼的谋略以及法律的“甩干机制”等四个部分内容。值得欣慰的是,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提炼、概括再上升到理论层面上来的。

 

 

秦:听后感觉到您们近些年来的确是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完成了法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理论建构雏形。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学也提出了“本土化”,当时搞的还挺热闹。但遗憾的是,所取得的成绩却不尽人意。比如,现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分析工具,宗族、家族,仍然是主要的范畴,相当一大部分学者都一头扎在古文献中,然后与现实对话。也有部分学者走出国门,研究“海外民族志”,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总体来讲,人类学学科对中国社会的学科发散力依然微弱,微弱得连学科的归属都不能确定。当然,郭教授,我们今天在此不谈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具体来讲,您们这个中国经验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在学术探索时,还使用“经验”这一概念?如何处理“经验”?

 

郭:我认为,从广义上来讲,“中国经验”就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及本土化气息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等等。狭义上来讲,中国经验,就是当代中国,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过程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其中包括所取得的成绩和所面临的问题。总的来讲,“中国经验”来源于对中国所做事情、所走道路的总结,反过来又指导自己进一步的实践,并对别人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具体到我们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的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重视“中国经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法治建设,是在社会转型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社会场域,空谈现代化法治建设,无异与盲人摸象。在吉尔兹看来,法律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全面了解、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立足于本国的实践和本土资源,立足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独特性。

在学术研究中,“经验”这一概念与上述“中国经验”中的“经验”含义不同。“经验研究”是指研究者要亲自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研究,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对于经验而展开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征,不仅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资料,也有助于积累不同的丰富而深入的个案资料,形成对于问题的实感,从现实中获取灵感。在我们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的研究中,经验研究可以说是我们研究的主要路径和方法。我和我的学术团队的绝大部分研究,采用的都是经验研究的方法。

对于如何处理“经验”这一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不断推动着社会转型,生活本身、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都经历了急剧的变迁,所以我们必须抓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机遇实现理论创新。但是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很多误区,比如,很多学者往往拿中国经验中的某一案例去验证西方的某一个理论,其结果只是论证了西方理论的正确性,可以说,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理论创新意义不大,我们只有立足于中国经验,深度挖掘中国经验的丰富内容,扎实开展学术研究,才能创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理论,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理论创新的生命力和活力。

 

秦: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的确是个艰难困苦的过程,但可以有效避免人云亦云,也可在实践中有着实际意义。其实,郭教授您也知道,人类学学科最讲究田野调查,最注重第一手资料,但是在从经验上升到理论时,往往难以摆脱西方的或传统的“窠臼”。我也经常想,这究竟是过于倚重田野缘故,还是理性思考不强,或者自信心不足?郭教授,能不能就这个方面谈谈您们研究的体会?

 

郭:中国学界难以形成自己的理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所以,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体会。

近代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与交锋。依仗船坚炮利,西方文化在交锋中节节获胜,中国文化则是且战且退: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是“全盘西化”。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短暂的“国学热”、“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等,但总体来说,整个近代史就是西方文化逐渐占据主流话语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前期是“言必称苏联”,后期则是一片混沌与动乱。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再次蜂拥而入,“言必称美国”的盛况再现。就是这样,中国在同西方长时间的文化对抗中逐渐消磨了意志,失去了信心,丧失了勇气。

具体到我们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的研究中。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当中,中国法律现代化实践的历史就是一部法律移植史。大致可以分为清末的法律移植、民国时代的法律移植、改革开放后的法律移植三个阶段。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移植了大量的西方法律,主张法律移植的法学家们认为后发型法律现代化国家从早发型法律现代化国家移植比较成熟的法律是非常必要的。形式主义法学家们还认为现代性的法律代表的是一种普适的价值体系,并不包含有什么特殊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是任何法律发展的必然方向。然而,从法律移植的实践经验来看,中国移植了大量的西方法律,但真正达到预期效果的很少。近代以来,我国曾经从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前苏联等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单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基本上都不太成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法律如雨后春笋般地被移植进来,但从总体上来看,其实际运作的效果并不理想,国家法律和民间规范的冲突广泛存在,使人们无所适从,大量的法律规避使得很多法律形同虚设。经过多年的法社会学的研究,我们认为,从法律的本质来看,法律是基于维持一个地方秩序而总结出来的“经验”,不一定对另一个地方也有效果;从法律文化来看,中西法律自古属于两种不同的法系,无所谓优劣,决不能无视自己的传统,削足适履。所以说,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不能让强势文化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而应该从自身的法律传统和社会实践中发掘法治的本土资源,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以更好的推动法律现代化。

我来举一个我们研究的具体例子,简单地说明一下“从经验到理论”的过程吧。

民间纠纷往往是因为一些生活中的小冲突、小摩擦引起的,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彼此的积怨会日积月累,直至爆发大的冲突,甚至流血冲突。我们的观察与调查表明,这样的民间纠纷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之后,法律关注的只是所谓的“事实”——此时此事,而非彼时彼事——以往的矛盾与积怨,则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被省略、被忽视。司法过程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甩干机,根据法律条文与司法程序将“无关”的事项当作多余的“水分”甩掉。我们把这种司法过程称之为“法律甩干机制”。“法律甩干机制”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当事人一方,甚至当事人双方往往对司法判决结果都不理解、不服气。因为,在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的视野里,这些“无关”的事项恰恰事关道德与情理,国家法与民间法在这里就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秦:《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于此可见中国的法治文化自古以来便较为发达,且延续至今。进而反思,中国的古代文明通常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郭教授您在关注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时,不仅很自然地运用了文化、乡土社会、社会网络、农民、习惯法、差序格局、差序利用、弱者,等等,这些人类学、社会学关注的基本名词概念,不仅被您有机地融合到法社会学的研究中,而且有着独到的心得与成果。您觉得,这些学科整合的关节点在哪?

 

郭:我认为,这个关节点就是关注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中国人有自己传统文化的底色,有自身的话语、范畴和经验逻辑。在现阶段,我国社会还具有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性,所以,中国的法治和法律建设需要与自我国情相适应的理论和规则。当然,在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制和法律运作机制,人们的法治观念也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在真正维护社会秩序和调节纠纷的实践中,普通民众和学者们开始越来越感到法律的无力,甚至导致了社会治理中的某种困境。我们也并没有因现代法治而看到一个更加安宁、平和的社会;反之,不断增多加剧的民间纠纷、冲突事件出现在我们日常的现实生活中。

事实上,法律并不是立法者、法学家坐在书斋凭借想象或者照搬西方已有的那些高度理性化、抽象化的、写在法典上的条条框框,法官按照法典的规定对案件做出判决,再辅以国家的强制力量就可以解决任何的纠纷。法律是要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的,法律的实践不仅决定了案件的审判结果,也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信心。而这种来自民众对法律的信心,也是我们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石。国家的立法永远也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即使法典上有的规范,也未必就真正的能够在实践中被人们接受。而国家法无法实现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惯例、自治的规范、人情事理来加以调整。如果将国家的法律比作一个网兜中粗粗的主线,而习惯、人情、社会关系则是粗线之间细细的、带有弹性的细线,只有这样的结构才能形成一个更加有序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要推进中国的法治研究,就需要更加注重社会事实,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搞调查、做研究,更为透彻的认识、了解和总结中国社会,正如您所讲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等概念都是重要的中国社会本土特征,也是我们研究中尤为重要的领域。所以,我们要努力从中国本土的村规民约、风俗习惯中,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概念和法律理论。

 

 

秦:除了学科思考外,能够实现学科的整合与贯通,我觉得与研究者个人的生活、学习背景密切相关。您曾在专访中提到了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对您的启示,可否再从您个人的求学、工作或者对中国转型社会的思考来谈这个问题?

 

郭:很多人都知道,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法社会学,然而当他们知道我是理工科专业背景出身时,都会感到非常惊讶,是的,我早年曾先后学习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和纺织工程专业,可以说,理工科的学习经历对我日后在人文社科方向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理性客观的思考方式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让我一生受益匪浅。同样,我的工作经历也是曲折丰富,我曾经在农村当过农民,到乡下当过知青,去工厂当过工人,在高校当过老师,这些工作经历对于我从事社会学的研究都有极大的帮助,让我能够拥有更宽阔的视野观察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领悟社会理论,也常常能够敏锐的感觉到、捕捉到对于研究有价值的信息,可以说,丰富的人生经历是我学术生涯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当然,学术的研究离不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我们法社会学的研究更是如此。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即中国社会正从一个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向现代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转型。然而中国是一个冲击—反应型的后发外源性法律现代化国家,既不同于早发内生型法律现代化国家,也不同于“殖民化—独立型”的法律现代化国家,其法律体系一方面主要是来自于外来文化,但另一方面又受到本土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近些年来,我和我的学术团队关注社会现象、研究社会问题,致力于探讨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维系的,社会纠纷是如何产生、如何处理的,法律在实施过程是如何运行、如何实践的等等。所以说,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秦: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多学者都讲到,中国文化或学术的振兴。这其中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有二个方面:一是本土创新,中国理论的形成;二是学术发散,中国理论能够得到他者的承认,因为毕竟我们是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国外也要承认,不能老是拾人牙慧。这方面周大鸣教授曾做过这样一个譬喻很形象,他说,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建筑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可是没有出过一个世界级的建筑大师,国内很多重要的建筑尤其是北京,知名的建筑都是出自外国人之手。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郭:首先,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本土创新和学术发散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现实的快速变化,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开始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对待西方理论的态度上多了更多反思的意味,而且在理论介绍的前沿性和动态性方面也比以前更能突出时代感。可以说,作为新生的中坚力量,中国新一代学者更趋理性。他们在时代和学科自身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开始了新的更高的理论追求,尤其在理论建设和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本土化理论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然而正如您所讲,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当前来看,中国理论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理论要在国际化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概括起来,我认为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对西方理论的过于依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理论的未来发展。由于当前中国的理论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在西方话语体系和思想境遇中展开并向非西方国家扩散的,因此,作为这一知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也是由西方世界所主导并对非西方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话语霸权和学术影响力。可以说,中国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对西方理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不仅表现在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上,而且还表现在学科的各种制度化建设方面。因为中国理论无论在概念用语、话语形式还是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的建构上至今都没有跳出西方理论的框架,所以中国理论的研究要在西方理论体系中实现向本土性、独立性、资源共享性理论的转变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其次,正如郑杭生教授所指出的,在当前中国学术界存在着一种“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等西方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现状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理论的中国化和国际化相结合,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第三,自1970年代末中国一些人文社会学科恢复与重建以来,其在研究定位上就一直带有一种刻意追求经验研究的性格,而在理论建构方面一直停留在比较粗浅的翻译和介绍上。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这种显然易见的残缺在学科知识的累积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弥补,反而在学科队伍的培养和学科建设上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重应用、轻理论的现象,其结果造成了所谓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大多只停留在简单运用社会调查统计技术进行描述性说明的层次上,无法在理论和思想上得以提升。也就是说,这不仅需要我们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功夫,而且更需要我们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理论层面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和元理论探讨。

 

 

秦:那您能够从您和学术团队的研究,给出目前学术界的哪些建议呢?

郭: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理论能够踏上国际化的舞台,我们认为,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首先,立足本土。这就需要不断增强本国学者的主体意识。只有怀有主体意识的胸怀和气度,才能使中国理论踏上国际化的路程,才能形成真正的中国理论。我们知道,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凡是那些赫赫有名的理论大师,无不是以其原创性思想和理论而闻名于世的,这就需要立足于其特有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充分发挥想象力,才有可能在当代知识体系中立稳脚跟。所以说,中国理论的形成,要注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而不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土壤的西方知识体系上,如果这样,中国理论就必然失去了自己最基本的多样性本质与特色。

其次,放眼世界。所谓放眼世界,就是要自觉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知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方面,做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贡献。

第三,立足本土和放眼世界相结合。只有对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具有双向了解,并在理论建构上做到融会贯通,我们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建构和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而这恰恰是迈出边缘化状态重要一步,也是揭开世界学术共同体认可中国理论新篇章的开始。只有沿着立足本土和放眼世界相结合的道路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的伟大抱负才能实现。

 

 

    秦:在与袁鼎生教授的谈话中,我们以人类学、美学、生态学、民族学等学科为例,谈到了人文学科的交叉、互动及整合问题,今天通过与您的对话,又给我们开启了一扇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之窗,我相信,透过这个窗口,中国学术界将有更大的繁荣与创新。谢谢郭教授,最后还请您谈谈对中国学术界的期望或展望。

    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了大批富有建树的学术人才,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当然,中国的学术界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我们还需要在很多方面继续努力。就我个人而言,深切地期望中国的学术界能在如下两个方面做的更好一些。

第一,加强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交流,能够将不同学科的理论或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进行探讨和研究,不仅能够打破学科壁垒,形成学科特色,而且能够创造出更加丰硕的创造性成果,是获得原创性科学成果的重要途径,也是形成新学科的沃土和源泉。此外,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往往需要借助学科交叉的手段才能实现突破。所以,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十分必要。就我们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的研究来看,社会学家对法律知识的积累和实践不够,法学家又缺乏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所以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加强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推动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研究。近百年中国的积贫积弱,使得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内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在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严重的理论的不自觉和理论的不自信现象。我认为,在向西方学习时,这个内化过程是必要的,但这对中国的学术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致命的。当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这在许多学者眼里却显得枯燥乏味,因为这些经验不符合西方理论的标准。所以,我期望中国的学术界能够拥有历史视野、立足中国经验、重视实证调查、创建出真正的中国理论。当然,这并不是自我欣赏式的“闭门造车”,我们同样需要借鉴西方的思想理论,与之对话、交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创造出既能指导中国实践又能与西方理论对话的“中国理论”。

 

[作者简介] 郭星华(1957~),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1999)、《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2001)、《法社会学教程》(2011)。北京,邮编:100872。秦红增(1967~),陕西合阳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教授、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桂村科技》(2005)、《乡土变迁与重塑》(2012)。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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