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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杰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  
  作者:刘少杰    发布时间:2013-04-09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

刘少杰

文章来源于:《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摘要]社会生活网络化,已经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网民队伍快速扩大,网络交往活动日益活跃,以及近些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网络事件,都说明了缺场交往已经迅速扩展,传递经验的地位大幅提升,社会认同的力量得到了明确彰显。这些是网络化引起的最明显的社会变迁。交往是社会的展开形式,经验是社会的展开过程,权力是社会的支配力量,而当超越空间限制的缺场交往成为沟通交流最活跃、影响层面最广阔的交往方式,传递经验成为可以横向连结且能引导在场经验的主导经验,来自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同权力改变了社会权力结构之后,社会结构将会因这些基本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将形成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近两年国际和国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表明,网络化推进社会变迁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广泛事实。这些变迁要求,在网络化背景下重新认识在场交往与缺场交往、实地经验与传递经验、实体权力和认同权力的相互关系。中外学术界对社会生活网络化引起的各种变迁做了丰富研究,但往往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难以形成统一认识,这从思想理论层面反映了网络化引起社会变迁的复杂性。

[关 键 词]网络化  缺场交往  传递经验  社会认同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新流派与新趋势的研究。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时代,通过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触及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网络化发展,向人们展现了十分复杂的变化,但其中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和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而这三方面变化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已深入到社会心理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内在的深层变化。这预示了人类社会将发生一场工业社会以来空前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清楚理解网络化引起社会结构变迁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明确认识从不同视角形成的关于网络社会变迁的理论分歧,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

  尽管还有很多人对网络化时代来临的意义并不很清楚,但大部分社会成员已凭借各种不断提升的网络技术快速扩展了自己的交往空间。不过,人们利用网络技术开展的交往行为,是一种同传统的面对面的在场交往不同的、隐匿了身体存在的缺场交往。虽然身体不在场的交往在传统社会也存在,但它只有依靠功能强大的网络技术,才能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具有广泛普遍性的缺场交往方式;并且,过去曾一度被称为虚拟交往的缺场交往或网络交往,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缺场的网络交往不仅不是虚拟交往,相反却是反应敏感、传播快捷、功能强大的真实交往。

  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首先表现在网民队伍的快速扩大。“www.Pingdom.com”网站公布的“internet worlds tats.com”数据显示,截至20111231日,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大约为22.67亿人,在全球70多亿人口中所占比例达32.7%,较5年前的11.5亿翻了一番。在新增网民中,亚洲的占比最大,达到53.8%。①中国网民队伍扩大的速度更是难以预料。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6月底,中国拥有第三代互联网“IPv6”地址的数量比2011年增长了33%,仅次于巴西和美国,位列全球第三;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中国网民队伍已经接近中国总入口的40%。

  其次,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还表现为网络交往活动空前活跃。据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60个大中城市70%的居民业余时间在上网,小型城镇居民的这一比例为50%。虽然人们可以质疑麦肯锡的调查结果未必准确,但就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而言,每天上网确实占用了很长时间。人们不仅通过互联网了解不断更新的新闻时事,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沟通信息、表达观点甚至评论时事。近两年,一个最令人们兴奋的网络现象是微博的迅速发展。2012920日,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DCCI)发布了《2012中国微博蓝皮书》。“蓝皮书”显示,中国微博用户量已经达到3.27亿。又据《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显示,微博用户2011年的年增长率是296.0%。

  应当指出,网民队伍和网民活动的扩展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扩张,更重要的是,网民大多数是中青年社会成员,并且是中青年社会成员中热爱生活、关心社会,嗅觉灵敏、思维灵活,积极参与、努力进取的那一部分人。正是这些人的积极交往,构成了一个真实的、有旺盛活力的现实社会。虽然缺场交往形成的社会空间是一个只见语言流动不见言说者身体的符号社会,人们因此而称之为虚拟社会,但形似虚拟的网络社会实质却非常真实,甚至比在场社会更加真实。因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网民真名实姓地发表着自己的话语评论,而且即使是隐姓埋名的匿名者,也真情实意、爱憎分明地表达着对社会生活的陈述与评价。而那些在某种社会组织、机关团体或群体集会中的在场交往,人们却可能因为某种具体制度的直接规定或特殊环境的限制而呈现出很多伪装与假象,官话、套话、虚情假意、口是心非等,是在场交往中司空见惯的假象。所以,这个形似虚拟的缺场社会却比貌似真实的在场社会真实得多!

  进一步说,缺场交往不仅超越了活动场域或村庄城镇等物理空间的边界,而且也超越了社会空间的限制。“社会空间”是近年学术界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名词,通常指在特定场域中的由人口、群体、制度、资源、权力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实际上,这种对社会空间概念的理解同社会结构概念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其突出了社会环境的实存性、边界性和间隔性。在场交往一定是发生在特定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之中的,因此必然受到个别场域中的各种物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在个别场域中具有硬性规定作用的制度、资源和权力的制约。而缺场交往却不仅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社会空间的限制,网民们可以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展开信息沟通、事实陈述和价值评价。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局部环境的空间限制,但具有较强局部性或特殊性的风俗习惯、群体规则、资源局限和部门权力等因素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

  麦肯纳(K.Y.A.McKenna)和巴奇(J.A. Bargh)认为,正是因为对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限制的突破,互联网为现实生活中的边缘群体提供了交流沟通的场所。网络活动中的相对匿名性使得人们可以将平时隐藏的价值信念展示出来。通过在网络群体中的互动,以及对群体资格的认定,人们原有的边缘化的社会认同得以强化,从边缘化走向去边缘化。通过对边缘化网络群体卷入程度、边缘化的性别认同群体和边缘化的政治认同群体的研究,麦肯纳和巴奇发现,网络群体中的认同也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认同,形成了“去边缘化”的认同机制,这使参与网络的群体弱化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疏远和社会隔离。②他们指出:“互联网作为一种交流的渠道,具备一种独特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力量,表现为相对的匿名性,与此同时,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联系与自己具有相似兴趣、价值和信念的人。”“互联网交流的相对匿名性,身体和非语词互动的缺失,减少了许多具体环境的限制,有助于人们相互间更加容易地形成共享的信念和价值观。”③

  空间界限的突破必然引起空间状态的变化。在传统物理学和传统哲学观念中,物理空间可以呈现相对静止状态,但在以传递信息为其基本内容的网络社会中,空间却一定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因此,卡斯特说:“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响、声音和象征的流动。”④于是,网络社会呈现的空间是流动着的空间,是从传统社会的眼光看去令人眩晕的快速变化的过程。因此,流动空间要求人们突破面对相对静止状态而形成的各种认知观念和评价原则,以崭新的视野去认识不断流动的空间。

  流动的空间还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状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空间中的一种支配力量。卡斯特指出:“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对于在社会生活网络化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和行使权力具有重要的启示。在过去漫长的政治史中,无论何种社会形态的权力掌握者,都是以稳定的机构和稳定的手段去维持社会的稳定。只要政府、军队、监狱、警察这些国家机器能够被稳定地控制,社会秩序就能被稳定下来。然而,这种情况在今天发生了权力掌握者难以理解的变化。卡斯特称之为:“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⑤即流动本身就是强大的权力,传统社会相对静止的权力机构在其面前已经遭遇尖锐挑战。

  由国家机器行使的权力是实体权力,而网络社会中的流动权力是可以隐匿实体的信息权力。实体权力依托于在场设置,进而有效作用于在场交往;信息权力依托于网络交流,由此而有效作用于缺场的网络交往。于是,这里不仅面临着实体权力和信息权力的关系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在场交往和缺场交往的关系问题。暂且不论前一个关系问题,首先就在场交往和缺场交往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很多人已经敏锐觉察但未必清楚理解的重大问题。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加强网络安全管理,而这不仅是因为网络本身存在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交流为基本内容的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已经构成了难以阻挡的作用,实体权力如何有效制约缺场交往,已经变得令人捉摸不定。

  事实上,虽然缺场交往隐匿身体并超越了社会空间,但其并非完全脱离在场事物而虚拟化,其实质不过是在场交往中已经包含的某些内容的复杂表现。由身体行动在一定实体环境中开展的在场交往,不仅有其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外在客观性,而且一定有其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内在主观性,因为人们的交往行为一定是在主观心理过程的支配下展开的,没有主观心理活动的在场交往是不可能的。然而,虽然在场交往是心理活动的外现,但在场交往并不能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全部表现于外,一定会受在场环境的影响而隐匿某些心理过程,由此而决定了在场交往的两面性。缺场交往超越了实体环境的限制,并因此而使心理活动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特别是在特定实体环境中不能随意表达的价值信念和批评言论,也能够比较自由地表达出来,由此显得同在场交往有很大区别。其实,那些在缺场交往中充分表现的价值信念和批评意见,在在场交往中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受在场条件限制而被暂时隐匿起来了。

  尽管缺场交往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是在场交往中已经存在的,但这不意味着缺场交往是在场交往的简单表现。缺场交往因其环境的特殊性而一定具有同在场交往不同的特点与功能,其中最突出的是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的导引作用。在传统社会,以信息交流为基本内容的某些身体不在场的交往行为,如信函邮递和电话沟通等,也能起到引导个体甚至群体社会行动的作用,但是因为通讯技术、交往规模和传递速度的限制,信息交流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能量上,都难以达到由网络微博形成的便捷而活跃的效应,进而很难在较广的社会层面上产生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的导引作用。

  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迅速改变了在场交往和缺场交往之间的关系,借助互联网展开的缺场交往,不仅使社会生活增添了新形式,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在场交往和在场社会的秩序。蔡文之比较深入地揭示了网络空间中在场与缺场之间的矛盾,他把网络空间称之为“异位空间”,认为“网上活动进一步推动网络空间作为一种独特的反场所(counter-site)而出现。计算技术在原子和电子、此处与彼处、机构与个人之间带来了产出性混乱,但是这些模糊性正是在用户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才找到了政治上的表达,从而构筑了既是规训的又是无政府的、既是档案类的又是匿名的,既是个人的又是非个人的、既是社交性的又是不露面的网络空间。这种网络空间往往被体验为一另类空间,一种向我们传统的物理性的社会空间发出挑战的异位空间”。⑦

  蔡文之所论的异位空间,是其中包含着矛盾冲突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空间不仅本身有着不断的矛盾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社会空间的尖锐挑战,因而引起了现实社会的秩序变迁。⑧面对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引起社会生活的变化,福山发现,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正在趋向分裂,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将会诞生。他指出:“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这些趋势说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这些变化使20世纪中叶工业社会中盛行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了大分裂。”⑨不过,福山对这种“创造性破坏”并不悲观,他相信人类理性可以重新构造新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再次得到重建,而且很多情况表明这种事情今天正在发生。我们可以期待发生这种事情,原因也很简单:从本性上说,人是社会的产物”⑩。所以,人类一定会使自己生存其中的社会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

二、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

  自2011年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特别是英国伦敦、德国汉堡也爆发社会骚乱乃至美国也爆发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的社会运动。这些相继爆发的震撼世界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其中都表现了网络信息交流对在场行动的引导甚至煽动作用,人们称之为网络事件的蝴蝶效应或网络助燃。这场遍及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社会运动,不仅充分表现了网络行为对在场行动的导引作用,而且还令人看到或直接感受到一种新的经验正在社会生活中上升为主导经验的地位变化。这种经验不是传统社会中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局部经验,而是在网络交流中形成的动态不定的传递经验。

  吉登斯曾依据电视等电子媒体的迅速发展论述了“传递经验”(mediated experience)(11)在吉登斯看来,在高度现代化时代,十分发达的信息技术和通讯媒体,使信息流动空前加速,特别是各种影视技术,在人们面前展示了越来越丰富的影像画面,一个似乎可以独立于在场事物的象征系统或符号世界使人们产生了丰富的新体验。这不仅呈现了在场事物同象征符号的分离化趋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传递经验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基本经验。传递经验是通过信息沟通而形成的超越身体经历和在场事物的缺场经验,是人们通过信息沟通而相互影响和持续传导的动态经验。

  应当承认,在互联网和手机通信中形成的传递经验,比起吉登斯论述的依据电视等影像媒体所形成的传递经验,无论在传递内容和传递形式上,还是在传递速度、传递广度和传递深度上,都已经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扩展和提升。如果人们赞成吉登斯把依靠电视媒体技术形成的传递经验看作社会生活基本经验的观点,那么可以把当前正在迅速扩展的传递经验称为具有主导性的基本经验,因为通过互联网和手机通信形成的传递经验要比吉登斯所论述的传递经验已经扩大并强大了数倍。巴奇和麦肯纳认为,互联网是继电报、电话、录音机、电视以后的最重要的技术突破,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匿名性,但同时可以使人们寻找具有相同兴趣和相同品质的同伴,进而跨越距离的阻隔。巴奇和麦肯纳考察了互联网对个体生活的心理存在,个人人际关系,群体成员关系、社会认同,工作场所和社群卷入的影响。“在被社会边缘化和污名化(stigmatized)的人群中,互联网上的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认同。与面对面的交往相比,互联网的交往相对匿名和安全,人们可以投入更多,对网络社群产生新的认同。”(12)

  把网络中的传递经验称之为主导经验,是对同时存在的各种经验的结构关系做出的判断。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学对经验的结构关系重视不够,缺乏对经验结构的具体分析。事实上,任何时代的经验都是多元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三大实践经验。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划分出审美经验、道德经验等。在传统社会,基本的经验是作用于客观存在的生产经验和科学经验,而这些经验的共同特点是在特定环境中经过人们的身体活动而形成的局部的在场经验。到了网络化时代,凭借现代网络技术快速扩展的传递经验,虽然不能完全脱离各种在场经验,但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相对独立性。尤为重要的是,传递经验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成为社会经验结构中的重要构成,并且已经上升为可以引导甚至支配在场经验的主导经验。

  犹如福柯等人论述的语词秩序独立化一样,传递经验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扩散能力与传播途径。虽然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传递经验的根据存在于在场经验之中,但在网络传播的某段过程或某个环节,网民们依靠不断更新提升的网络技术,大量接受川流不息的动态信息,特别是一些具有强烈刺激性的信息,可以激发一种含有集体兴奋的网络意识或网络情结,网民们可以在持续的信息传递和网络情结体验中积累并扩散传递经验。胡泳在分析这种网络行为形成的传递经验时指出:网络空间中的“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之后,与地点相关的社区似乎失落了。所以,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庞大的非个人体系,它日益吞噬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在实际上,人们所获得的是一种复合的或者矛盾的经验”(13),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已经发生的并不简单地是地域性影响的日渐式微,并变成更具非个人化的抽象体系,相反,恰恰是组织空间经验的形式在变化着,它以特有的方式把空间上的远与近连接起来,这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没有发生过的。”(14)

  这种传递经验的积累与扩散,在非洲、欧洲到北美的社会运动的扩散过程中已经清楚地展现出来。当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社会运动之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欧美国家领导人曾为之兴奋,欢呼民主运动在非洲已经掀起高潮。然而,这些西方领袖没有想到,非洲的动荡局面还没有停止下来,“底层社会的狂欢”在英国伦敦和德国汉堡大规模爆发,并且,欧洲“底层社会的狂欢”又“传染”到美国,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的社会运动浪潮席卷美国一千多个城市。陈季冰在一篇比较全面评述美国占领运动的文章中写道:“在许多人眼里,‘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年初点燃的‘阿拉伯之春’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翻版,而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祖科蒂公园,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开罗‘解放广场’。”(15)这里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是什么把远隔万里重洋且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了?答案则是:在于网络超越时空限制的“传染”作用。虽然这些社会运动都是在场行为,但都接受了网络信息的强烈刺激,美国的占领运动首先就是由一家名为《广告克星》的网络杂志发起的,网络组织“无名氏”则大力推进了占领运动的进程。从开罗游行到美国占领运动,“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这样的网络交流形式都已成为这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导引或推手。

  从非洲、欧洲和美国社会运动的扩展过程可以看出,传递经验不仅可以在网络中传递扩展,而且网络中的传递经验还可以快速地影响在场经验,以无孔不入的信息流动把间隔于不同环境中的在场经验联系起来,使在场经验也具有了传递性。大量消息证明,从开罗到伦敦直至华盛顿的社会运动,虽然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物质条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但是在网络交流的传递作用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底层社会成员,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追求、政治目标和冲击对象,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是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的共同呼声,这是网络交流促成在场经验快速传递的典型事实。正如拉尔(J.V.Laer)和阿尔斯特(P.V.Aelst)所指出的:“在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已经逐步进入全球化水平,互联网已经开始把社会运动的展开与运行推向全球化层面。”(16)

  网络交流促成在场经验大规模形成传递性的事实,是传递经验在当代人类社会上升为主导经验的有力证明。经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和记忆,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实践一定会形成不同的经验累积,并为具有明显条件差异中的人类生活提供了相互区别甚至分隔的基础。虽然在工业社会乃至前工业社会人类经验也有传递性,但限于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间隔,特别是限于社会制度的制约,不同环境中的人类经验在传递速度和传递幅度上都要受到层层阻隔。只有进入网络化时代,网络交流首先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或心理结构中产生了无限丰富的共同体验和相似记忆,作为思想观念中的传递经验不可阻挡地要支配人们的实践行为,导致在场经验的传递。

  传递经验上升为主导经验,其意义首先在于政治领域。传递经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突破经验的间隔,而人类社会中最严重的间隔是政治制度的间隔。政治制度的间隔作用具有强制性,是人们在实践行为中难以超越的限制,因此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在场经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当信息沟通在网络传递中超越了政治制度的限制,并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在场经验也发生传递性时,就意味着传递经验引发了吉登斯所论述的制度抽离化效应,证明了卡斯特所论述的“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17)的观点。

  肯定网络交流促进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无疑强调了网络化发展对各种局部经验的联动或整合作用,但这种现象在一些人那里不仅没有引起重视,相反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网络化条件下的行为主体及其行为过程发生了离散化或碎片化。段永朝深入地阐述了互联网引起主体及其行为离散化或碎片化的观点:“电脑和互联网之后,世界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人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葬送掉自己通过500年努力获得的主体资格,走向主体爆裂之路,这就是主体的碎片化之路。”(18)段永朝通过对计算机或网络技术过程的分析(比特化、符号化、格式化和编程),明确地论述了主体及其行为在网络化条件下的离散化和碎片化,他称之为“绞碎主体的‘四个齿轮’”(19)

  在段永朝笔下,主体在互联网中碎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原来在工业化、科学化和理性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普遍的、统一的主体,在网络化时代已经分裂为具有异质性、个别性或多样性的他者。“过去那种漠视‘他者’的所谓‘主体’先天有某种优越地位,这种优越地位通过自身的膨胀得以维持。但是,在互联网上富足的‘主体’之间,他者的存在不容漠视,‘主体’几乎成为笑话。假如有谁绷着、端着,在网络上一定无法生存。因此,在互联网世界里,主体只能在‘他者’的重重包围下,进一步稀释、碎裂。”(20)

  如果段永朝的论断符合实际,那么一个必然提出的问题是,网络化条件下传递性经验将难以发生。因为在段永朝看来,把一切可以表述的事物都表达为01序列的二进制代码,这种比特化或数字化编码过程,以其形式上的抽象化统一,却创造了一个充满个性和差异性的多样化的网络世界,笛卡尔所论述的能把人类统一起来的理性思维和理性原则,在这个世界中已经无能为力,因此那种能把人们的经历和体验统一为共同经验的理性化玄想也必然烟飞灰灭。因此,段永朝的结论是:“在电脑和网络高度普及之后,我们必须重新面对两个基本问题:一个问题事关‘主体存在的状态’,另一个问题事关‘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在电脑和网络导致‘主体破碎’、‘关系重构’之后,笛卡尔主义所假设的‘独立的个体’必将走向‘多个版本存在的个体’,即‘碎片化’。”(21)而碎片化网络社会也就难以形成具有整体联动的传递经验。

三、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

  传递经验是接受、理解和评价信息的经验,其生成与扩展的根据在于社会认同。其中道理并不复杂,因为传递经验的本质是网络信息的社会传递,而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从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系形成对网络信息的接受与传递,当他们的价值信念和利益追求同其所面对信息形成对立排斥关系时,即不能形成认同时,对这个信息的否认、拒斥甚至阻隔也就随之而生,于是传递经验也就难以生成。因此,传递经验的生成与扩展一定要以社会认同为前提,没有社会认同的传递经验是不可能发生和传递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网络社会的学者都十分重视社会认同问题。不过,在网络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认同已经被赋予同传统社会学或传统心理学界定的社会认同不同的基本含义。卡斯特对此观点十分明确,他指出:在网络社会崛起的新形势下,认同已经有了同传统社会学所界定的认同截然不同的含义。“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认同必须区别于传统上社会学家所说的角色和角色设定。”(22)传统社会学所说的角色认同是指个体的社会归属感,是社会成员对自身属于何种身份、何种阶层的接受,是被动的归属性心理过程。在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的崛起唤醒了社会成员的自主、自立、自主选择的自我意识,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被动地注意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哪一个层面、处于何种位置,而是对社会的存在状况、资源配置和发展态势提出自己的评价与要求,这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认同。

  主动的具有建构意义的社会认同,是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过程中个体获得了比较明确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基础上形成的,并且,自主自觉的个体在网络交流和意义沟通中,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相似个体的共同处境和共同利益,并进而对周围的事物形成共识、结成群体,于是,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一定会从个体认同联结为群体认同或集体认同,即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说:“我在这里的关注点首先是集体的认同,而不是个人的认同。”(23)并且,卡斯特所指的集体认同不是政党、政府和领袖集团的认同,而是基层群众的社会共识。虽然卡斯特以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美国民兵与爱国者运动、日本奥姆真理教和拉登基地组织等反政府的社会运动为个案来论述他的观点,表现了反政府主义倾向,甚至有宽容恐怖主义的倾向,这难以令人接受,但他也论述了反全球化的各种社会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就其主要理论追求来看,他在张扬来自基层社会或广大群众的社会认同的力量。

  来自基层群众的社会认同,虽然有爱憎分明的价值评价和明确具体的利益要求,但未必是经过周密逻辑思维而形成的理性认同,相反更多的是处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感性认同。所谓感性认同是在人们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认识过程中形成的认同,是其认同尚未达到概念化、理论化层面,而主要表现为具体的形象的感性认识。这里没有说来自基层社会的认同全部都是感性认同,而是就其主流或大部分构成而言。事实上,单纯的感性认识和单纯的理性认识都是不存在的,人们的认识过程一定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强调基层群众社会认同的感性特点,是将其同专家系统、政府机构或某些社会管理系统经过充分论证而成的理性认同比较而言。

  从基层群众社会认同的主要内容与主要形式强调它的感性特点,具有充分的实践根据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蜂拥而起的开罗群众游行示威,到硝烟弥漫的伦敦、汉堡骚乱,再到旌旗招展的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运动,人们可以在影视媒体中看到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激动热烈的面部表情,五彩缤纷的“占领”场面,笑容与愤怒同现,冲击与欢庆共生。既没有清楚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述,但有身体、表情、仪式、阵容和行动,这些生动的感性形象一目了然地表达了参与者的社会认同。这些如火如荼的场面,再次呈现了迪尔凯姆所论的基于集体表象而生成的集体兴奋。

  迪尔凯姆所论集体表象是一种在集体活动中形成的具有生动性的感性认识。他说:“在所有能够产生这种强烈效果的事物中,首先应当属我们的反向状态所造成的表现。实际上,这种表现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现实图像,也不是事物映射给我们的死气沉沉的幻影。相反,它是搅起机体和生理现象之波澜的力量。”(24)引文中的“表现”(representation),应当译为“表象”。“表象”是心理学和认识论用来指谓感性认识的一种形式,即在感觉和知觉基础上对认识对象的形象性、回忆性再现,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反观性、概括性和能动性的感性认识。表象能对人们产生较大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它以形象意识直接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进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明确的支配作用。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集体表象是在集体的活动中形成的感性认同,作为集体成员在交往互动中形成的集体意识,它包含了集体成员共有的价值评价、利益追求和行动取向,集体表象“形成社会生活网络的表现产生于由此结合起来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存在于个体和总体社会之间的中间群体的关系”。(25)并且,正是因为集体表象源于个体或集体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源于个体意识,所以集体表象对个体意识和个体行为具有外在的强制作用,并且因为是感性表象,可以得到集体成员具体而形象的理解,因而具有对集体行动的直接导引、激励作用,进而激发集体兴奋,实现集体成员的感性整合。

  正如迪尔凯姆所论,由集体表象而构成的感性认同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它不仅可以使人们在面对面交往的在场群体中实现团结,而且还可以作为宗教的现代形式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掀起狂热的集体兴奋。而在网络交往中,这种集体兴奋不仅可以引发网络信息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可阻挡地快速宣泄,而且可以直接引起数以万计社会成员投入实际的集体行动之中,实现网络的缺场行为与特定区域中的在场行为的联动传递,爆发出在网络社会来临之前难以呈现的蝴蝶效应。在2011723日发生的“温州动车事件”中,网民们通过微博发表关于动车事件的消息和评论,引起越来越多网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热切关注,数以百万计的微博,纷纷表达对温州动车事件的看法与批评,对调查动车追尾事故的真相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药家鑫事件”、“李昌奎事件”等,都引发了网民的热烈围观,产生了影响广泛的蝴蝶效应。

  段永朝在论述主体在网络社会中碎片化时也提出了感性认同问题。在他看来,碎片化的主体不再相信统一的或普遍的理性原则,人们在网络中注重的是个别的感性存在,人们之间的沟通也就越出崇尚普遍性的理性逻辑,转而开展感性的“会意”沟通。“人们已经不是通过语言的论辩力、感染力来彼此接近,人们通过‘会意’而不是‘同意’来彼此接近。”(26)这里的“会意”与费孝通所论“意会”概念相似,意指“人和人交往过程中的‘不言而喻’、‘意在言外’的这种境界,……感觉上甚至比说出来还清楚”(27)。实际上,“会意”和“意会”都是指没有进入逻辑思维或理性认识的感性意识,也包括直觉。“‘会意’的文字完全不理会语法、词法、句法,完全漠视既定的表意逻辑,恣意肢解词语,拼贴画面。这种超越线性语法逻辑的语言,在互联网上比比皆是。似乎有一种新动向:这种新式语言,行走在‘说’与‘非说’的边缘。”(28)

  感性意识在网络化条件下的地位提升,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但人们并非都像段永朝那样予以明确肯定,相反有些学者却得出了否定性结论。在一部题为《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著作中,尼古拉斯·卡尔(N.G. Carr)深入分析了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将是当代人类社会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卡尔惊呼:“过去几年来,我有一种不祥之感,似乎某些人或某些东西正在溶化改造我的大脑,重布我的神经电路,重写我的记忆程序。”(28)而这种变化就是在数字化和网络化背景下的认知或思维的表层化。“无论上网还是不上网,我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都是互联网传播信息的方式,即通过快速移动的粒子流来传播信息。以前,我带着潜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中缓缓前进。现在,我就像一个摩托快艇手,贴着水面呼啸而过。”(29)

  如果互联网导致人们思想意识活动表层化、浅薄化已经成为广泛事实,那么人们就难以达成对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深层的本质认识,基于对人类社会共同目标、整体利益和发展趋势的理解也就难以达成共识,卡斯特所论述的网络化时代的以建构意义和价值评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认同也就难以形成。卡尔认为,互联网以其神奇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关注表层、走向浅薄,并且互联网也因此而使人们分散注意力,难以形成共同认识。因为事物的表层是以大量的不确定的偶然现象存在的,流于表层就会不断地被拉向千变万化的不确定性之中,而仅仅面对干变万化的不确定性,只能导致人们迷茫困惑,共同的价值认同也就荡然无存。“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全神贯注于传媒本身,专心致志地盯着忽明忽暗的屏幕,可是通过屏幕快速传来的各种信息和刺激让我们眼花缭乱,心神不宁。”(30)

  然而,事实并非像卡尔所推断的那样悲观,在美国占领运动和其他一些影响了社会生活秩序的社会运动中,数以万计的基层社会成员正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导引人们坚持了规模浩大的群体行动。而这并不否定卡尔所论述的互联网引起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在美国占领运动中没有系统的思想理论作指导,也没有条理清晰的政治纲领和行动战略,更没有政治精英充当政治领袖,这正说明卡尔所论理性思维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被人淡忘,注重表层现象、面对具体事物的感性意识成为网络化背景下的主导思维,占领者们正是在感性层面上结成了广泛的价值共识或社会认同。

  感性认同之所以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其根据在于群众认识与群体实践共有的感性本质。虽然群众中蕴涵着无尽的智慧,但群众的认识活动通常是在感性层面展开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论述的作为人民群众基本认识活动的社会心理,还是迪尔凯姆论述的集体表象、布迪厄论述的“具有前逻辑的实践感”、吉登斯论述的“只做不说”的实践意识,其实质都是由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形式构成的感性认识活动。群众的感性认识活动直接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人们的社会实践则是“感性的人的活动”(31),这不仅在于人们以自己的身体行动投入实践行为,作用于特定的实践对象,使实践具有了物质现实性和具体可感性,而且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只有转化为可以同具体环境和作用对象发生直接对应关系的感性认识时,才可以真实地支配人们的实践行动。

  如果感性是实践的本质,而实践一定是由感性意识活动直接支配的,那么以感性认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认同,不仅是一种可以表达广泛社会心理的精神力量,而且它还可以直接统一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之中,进而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并且,可以改变社会事实的存在状态和社会秩序的运行模式的社会力量就是社会权力。这就意味着,借助网络沟通形成的社会认同具有实践的品质,它焕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是网络化时代具有实践基础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来自于基层,流动于网络,是传递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中的新型社会权力。

  凭借网络传递的广泛性与迅捷性,网络化的社会权力不仅流动于群众的实践活动之中,而且可以传递到社会结构各种层面,并进而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网络化时代的新型权力结构。马克思、韦伯和帕森斯等很多社会学家都论述过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在经典社会学家看来,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一种自上向下发生控制作用的结构,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是以维护统治者利益的价值体系或思想理论实现对社会成员观念控制的意识形态权力机构,其次是掌握着政府、军队、监狱、法庭和警察等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力机构,再往下是掌握着市场、银行和各种经济资源配置的经济权力机构,而处于最底层作为这些文化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沉重控制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是无权无势的基层社会。

  不过,传统的基层社会并非没有任何权力,起码还存在街头巷尾议论思想文化、政治局势和市场行为的言谈权力。但是,在网络技术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之前,经由基层群众表达出来的言谈权力,尽管对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也有某种程度的作用,但一定是十分微弱的。只是在网络等新媒体技术的作用下,基层群众的言谈权力开始在网络中迅速汇集起来,不仅在不断流动的信息传递中整合成强大的横向的认同权力,而且还形成了从底层向中层乃至上层发生直接作用的纵向认同权力,处于社会上层的各种掌权者,也不得不对这些在传统社会可以忽略不计的社会权力刮目相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尼特(W.L.Bennett)指出:在全球抗争政治中,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媒体力量,这种力量植根于当前的全球社会背景,形成时间和空间的重新整合,依靠遍布全球的沟通网络而相互交织,进而获得了“成为公共领域的潜在可能性,在互联网中,抗争活动的精神和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迅捷地交流”。(32)

  综上所述,交往是社会的展开形式,经验是社会的展开过程,而权力则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在社会结构中,这三个方面无疑具有根本地位。当这些具有根本地位的因素发生变化之后,必将引起社会生活其他因素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必然应运而生。因此,不能低估网络社会崛起之后的社会结构变迁,应当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进一步认识这场变迁的深远意义。

 

  注释:

  www. Pingdom. com2012. 4. 12

  Katelyn Y. A. McKenna & John A. Bargh, Coming Out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dentity “Demarginalization” Through Virtual Group Participation, Journal a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Vol. 75, No. 3, 681. 94.

  John A. Bargh and Katelyn Y. A. McKenna,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LIF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4. 55573—590.

  ④⑤⑥[]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383383434页,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⑦⑧蔡文之:《网络:21世纪的权力与挑战》,第69—70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⑨⑩[]福山:《大分裂,人类社会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第56页,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1)[]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5—29页,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2)John A. Bargh and Katelyn Y. A. McKenna,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LIF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4. 55: 573—590.

  (13)胡泳:《众声喧哗:网络化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第7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4)[]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23页,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5)陈季冰:《解读占领华尔街运动》,www. chinaelections. org2011.12.3

  (16)Jeroen Van Laer & Peter Van Aelst,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ACTION REPERTOIRES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First published on: 09 September 2010.

  (17)[]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434页。

  (18)(19)(20)段永朝:《互联网:碎片化生存》,第131156—16215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22)段永朝:《互联网:碎片化生存》,第 页。

  (22)(22)[]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5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3)[]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第5924页,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4)[]迪尔凯姆:《社会学与哲学》,第24页,渠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5)(26)段永朝:《互联网:碎片化生存》,第152页。

  (27)费孝通:《试探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见《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第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8)(29)(30)[]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第35128页,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0

  (3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W. Lance Bennett, New Media Power: The Internet and Global Activism, Chapter in CONTESTING MEDIA POWER, Edited by Nick Couldry and James Curra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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