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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星华 郑日强 农民工创业:留城还是返乡?  
  作者:郭星华 郑日强    发布时间:2013-04-11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农民工创业:留城还是返乡?

——对京粤两地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实证研究

郭星华,郑日强

文章来源:《中州学刊》2013年第2期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农民工创业问题受到各级政府、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已有关于农民工创业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缺乏对创业地选择的分析。通过对北京和珠三角两地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地域属性对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地域属性不仅影响了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还对影响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因素产生作用。因此,今后的相关研究应给予地域属性足够的关注,不仅分析政策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还需要探索地域文化及其他地域要素的可能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地域属性;北京;珠三角;创业地

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农民工就业困难和返乡潮,国务院办公厅于该年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提出地方人民政府要在用地、收费、信息、工商登记、纳税服务等方面,降低创业门槛,给予农民工返乡创业更大的支持。从20089月《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到20092月《关于做好春节后农民工就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连续出台的五份政策文件为各地制定并实施适合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了有力的指引。对农民工创业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政策环境下兴起的。

一、农民工创业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2008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低迷、农民工就业困难和返乡潮以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已有对农民工创业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社会意义二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状描述三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分析四是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社会意义方面,学者们认为:返乡农民工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开阔了视野,积累了资金,掌握了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经验。通过发挥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天然联系,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一人带动一群岗位的就业模式,可以促进新农村建设,加快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

农民工返乡创业现状层面,学者们通过调查,形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以个体户或小型企业为主,企业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之下,学者们存在不同看法,如王西玉等认为返乡农民工虽然从事非农产业,但是仍然没有离开农业,具有兼业经营的特点;赵浩兴、张巧文发现生存型创业是目前内地农民工创业的主要形式;韩俊、崔传义则指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半数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小城镇创业。

对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因素的研究,多采用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主要探究个体特征、家庭状况等微观因素对创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受过技能培训的,中青年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更强。值得注意的是,某一研究中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在另一研究中可能不具有显著性,甚至影响力相反。仅以性别因素为例:韦吉飞、王建华、李录堂认为性别因素对创业影响不显著;石智雷、谭宇、吴海涛指出女性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要强于男性;张善余、杨晓勇,朱红根、翁贞林、陈昭玖等学者则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以男性为主,男性比女性更具有创业意愿。

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持续时间都不长,体现为“高创业率、高失败率”。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遇到的困难,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扩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融资渠道为农民工提供税收减免政策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用地问题健全有针对性的创业辅导和培训体系建立差异性的政策扶持体系等最终实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的改善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

第一,创业地选择是创业选择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忽视了对创业地选择的分析,没有探究农民工返乡创业究竟是因为城市对他们的排斥还是出于个人发展的主动选择。正如王西玉、崔传义、赵阳所指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城市对乡里人歧视排斥和农民工基于改变职业和自身发展双重压力的结果。笔者认为,主动返乡与被动返乡其背后所蕴含的创业者的特质是不同的,应该对二者加以区分。本文关注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问题,期望能对拓展农民工创业研究的视野有所裨益。

第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不同地区调查结论存在差异。从研究方法角度讲,由于农民工没有一个明确的群体界限,无法进行完全符合随机抽样原则的抽样调查,结果有差异可以理解。除此之外,同样的自变量,在不同地域发挥的影响不同,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有未被考虑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地域属性可能是影响农民工创业地选择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无法对这一构想进行检验,原因在于已有研究或者是在一个地方做的研究,不具有对比性或者是样本量不足,难以实现地域间的比较。

二、基于地域属性的分析思路

本文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地域属性对农民工创业地选择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即出生于改革开放后,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农业户籍人口。之所以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除了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独特类别需要关注之外,还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呈增长态势,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大约1个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0%。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群体也将成为农民工创业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两个特点:有工作、未创业。有工作,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有保证。未创业,也就不存在已有创业经历对其创业地选择倾向产生影响创业在更大程度上是其主动的选择因而,从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入手,在务工地调查他们的创业地选择,可以获知他们在主动创业的前提下,是倾向于在务工地创业还是返乡创业,从而使调查结果更加贴近原初选择。

笔者试图以下三个方面来试图分析地域属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

第一,将务工地作为自变量,研究不同务工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是否有差异。

第二,务工地作为类别,分别探究不同务工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因素是否有差异。

第三,将家乡所在地作为自变量,考察不同家乡所在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是否有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第一和第二两个方面,是基于不同务工地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如果在不同务工地,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不同,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也不同,那么就说明务工地地域属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是显著的。另外,仅仅分析务工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是不够的笔者将家乡所在地作为变量引入分析模型,如果家乡所在地是影响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显著性因素,并在不同务工地存在差异,那么也就一个侧面说明了务工地地域属性差异的存在。

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本文的分析思路,如果这三个方面的差异都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则说明务工地地域属性确实存在差异并对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产生影响。那么,今后在研究农民工创业地选择问题时,就应该重视对地域属性的分析。

三、调查方法及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选取的调查地点北京和珠三角(东莞佛山分为两个调查组分别进行。在团中央权益部的协助下,整个调查的实施阶段历时20天完成。北京的被调查者以从事服务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珠三角的被调查者以从事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

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共发放1000份,回收967份,回收率为96.7%问卷的有效样本量为868,北京有效样本量443,珠三角有效样本量425,其中有创业意愿的样本量分别为229245

本文的因变量即创业地。在调查中,直接有创业意愿的被访者填写创业的首选城市,然后笔者将创业的首选城市分为“留城”、“返乡”与“其他”三类。“留城”指在务工地创业的人群,这一群体在总体中占49.37%。“返乡”包括回到家乡不同行政级别的地点创业的人群,地点既可能是农村,也可能是地级市由于我们关心的是留城创业还是返乡创业,所以在下文的分析中合并为“返乡”这一类别,这一群体在总体中占38.82%。“其他”包括的是倾向创业地既非务工地也非家乡的人群,以及还未确定创业地的人群,由于这一群体仅占总样本数的11.81%为了便于展开对留城创业和返乡创业的比较,笔者在下文的数据分析中将其处理为缺省。

由于影响创业的宏观因素,即政策、经济环境,从某一务工地角度来说是确定的,且对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公平一致的,所以笔者选取具有差异性的微观变量作为自变量。自变量分为社会属性、工作属性、地域属性三类。社会属性包括个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父母年收入与在务工地共同居住的家庭人数。工作属性包括从事行业的类别、工作等级、找工作的方式。地域属性包括务工地与家乡所在地。务工地即珠三角和北京,对家乡所在地的分类采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标准

由于本文注重考察不同务工地的差异性,此次调查的两个务工地都属于东部地区,所以我们将务工地作为主要自变量,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变量的定义及单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变量的定义及单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比例/均值

因变量

创业地选择

1=返乡;0=留城

43.86

主要自变量

务工地

1=北京;0=珠三角

48.19

控制变量

社会属性

性别

1=女;0=

50.00

年龄

个人年龄,连续型变量

25.67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0=其他

22.98

高中或中专

1=高中或中专教育程度;0=其他

56.05

大专或本科

1=大专或本科教育程度;0=其他

20.97

个人月收入

个人月平均收入,连续型变量(单位:千)

2.68

父母年收入

父母年收入,连续型变量(单位:万)

2.94

家庭人数

务工地共同居住家庭人数,连续型变量

1.70

工作属性

行业类别

1=服务业;0=制造业

52.76

工作等级

普通工人

1=普通工人;0=其他

50.41

熟练工人、技术工人

1=熟练工人、技术工人;0=其他

21.93

管理人员、高级技师

1=管理人员、高级技师;0=其他

27.66

就业途径

自己找

1=自己找;0=其他

41.68

私人介绍

1=私人介绍;0=其他

47.84

公共途径

1=公共途径;0=其他

10.47

地域属性

家乡所在地

东部

1=家乡所在地为东部;0=其他

39.88

中部

1=家乡所在地为中部;0=其他

42.31

西部

1=家乡所在地为西部;0=其他

17.81

1中需要说明的是,在所调查者中,年龄最大的为34岁,最小的为16岁,平均年龄约为25岁,年龄中位数为25岁。在个人月收入方面,个人月平均工资的均值约为2571元,方差1842.957,中位数为2000元。有一半的被访者,月平均收入在1800元至3000元之间。在父母年收入方面,父母年收入均值约为27742元,方差37290.32,中位数为20000元。有一半的被访者,父母年收入在10000元至30000元之间。在家庭人数方面,有超过50%的被访者,在务工地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1人,有近10%的被访者一个人生活在务工地。

四、基于地域属性的模型分析

本文使用STATA统计软件(11.2版),采用logistic模型构建创业地选择模型。先将社会属性、工作属性、地域属性三类属性变量引入logistic模型,使用逐步向前回归排除不具有显著性的因素的干扰,生成整体模型,以分析务工地作为自变量,是否会对创业地选择产生显著影响。随后,我们采用相同方法,分别构建珠三角模型、北京模型,以分析务工地作为类别变量,不同务工地影响创业地选择的显著性因素有无差异。整理后得出表2

显著性模型

整体模型

珠三角模型

北京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社会属性

受教育程度(大专或本科=参照组)

初中及以下

5.39*

4.73

高中或中专

家庭人数

0.67***

0.07

0.61**

0.13

工作属性

工作等级(普通工人=参展组)

熟练工人、技术工人

0.50*

0.20 

管理人员、高级技师

0.41**

0.15

就业途径(公共途径=参照组)

自己找

0.17***

0.11

私人介绍

0.17***

0.11

地域属性

家乡所在地(东部=参照组)

中部

2.45***

0.61

4.14***

1.38

2.30**

0.89

西部

7.62***

2.61

11.16***

5.46

5.92***

3.01

工作所在地(珠三角=参照组)

北京

0.29***

0.07

Log likelihood = 

-235.112

Log likelihood=

-124.84991

Log likelihood = 

-103.51137

自由度:4

自由度:4

自由度:5

样本数:414

样本数:213

样本数:194

Pseudo R2=0.1726

Pseudo R2=0.1472

Pseudo R2 = 0.1374

注:*P<0.1),**P<0.05),***P<0.01

从三个模型我们发现,性别、年龄、收入、行业等被已有研究普遍关注的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地域属性的影响则具有显著性。从整体模型可以看出,不同务工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有显著差异,在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务工地创业。从珠三角模型和北京模型可以看出,除了家乡所在地这一自变量在两个务工地都具有显著性外,其他因素都只在某一务工地具有显著性。

第一,社会属性方面。在珠三角务工的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群体,与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或本科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显著地倾向于返乡创业。务工地共同居住的家庭人数方面,在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地的家庭人数越多,越倾向于在务工地创业。

第二,工作属性方面。在工作等级,对于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工作等级高的,如熟练工人、技术工人,或者管理人员、高级技师,都更愿意在务工地创业。就业途径,对于在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自己找工作的或者私人介绍下找到工作的群体,比通过公共途径找到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在务工地创业。

第三,地域属性方面。在不同务工地,家乡所在地对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都具有显著性。从东部到西部,返乡创业的意愿逐渐加强。家乡所在地为中部、西部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返乡创业,但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倾向更强。

那么,不同家乡所在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务工地不同,其创业地选择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表3和表4显示,家乡所在地对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十分显著。无论是在北京务工还是在珠三角务工,来自西部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选择返乡创业,来自中部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存在差异,在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要弱于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

不同家乡所在地的创业地选择

(务工地为珠三角)

家乡所在地

创业地

东部

中部

西部

小计

留城

5667.47%

3436.17%

716.28%

97

返乡

2732.53%

6063.83%

3683.72%

123

小计

83100%

94100%

43100%

220

注:Pearson chi2(2) =34.2883Pr = 0.000

4 不同家乡所在地的创业地选择

(务工地为北京)

家乡所在地

创业地

东部

中部

西部

小计

留城

6881.93%

5666.67%

1137.93%

135

返乡

1518.07%

2833.33%

1862.07%

61

小计

83100%

84100%

29100%

196

注:Pearson chi2(2) = 19.7417Pr = 0.000

综上所述,笔者对两地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的属性特征概括如下:

第一,务工地为珠三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人群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人群相比,更愿意返乡创业,工作等级为熟练工人、技术工人,或者管理人员、高级技工的人群,更多地选择留城创业。家乡所在地方面,来自中西部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创业。

第二,务工地为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人数越多越愿意留城创业,自己找到工作或私人介绍下找到工作的人群,也更愿意留城创业。家乡所在地方面,来自西部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创业。

五、结论及研究展望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不同务工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务工地,家乡所在地都是影响创业地选择倾向的显著性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务工地影响创业地选择倾向的显著性因素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在一个务工地具有显著性的因素,在另一个务工地可能不具有显著性,同一个自变量在两个务工地可能发挥相反作用。因此笔者推断,地域属性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产生影响。

那么,如何理解地域属性在创业地选择倾向问题上所存在的差异呢?

已有研究对创业地地域属性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政策和经济两方面。政策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政策对于提升创业活动水平重要意义北京、广东两地政府都出台了支持农民工创业的政策相比而言广东的相关政策更加系统。如果已有政策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应该更愿意在务工地创业。实际数据表明,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从总体上有更强的返乡创业意愿,而且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也更愿意返乡创业。而在经济方面,两地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结构存在差异: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地从事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营方式可复制性相对较高,返乡创业对于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相对容易。通过数据分析笔者却发现,体现经济结构的行业属性在模型中并不具有显著性。由此看来,政策和经济两个宏观因素对于创业地选择的地域差异的解释力有限

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入手进行探究,也许是走出困境的一条路子。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B.Tylor)在1871年也曾给文化下了个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和习惯。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已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所论证。实际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归结为是各种文化现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有着特殊的文化模式,体现为多样的文化结构与文化内容。社会化使不同的文化模式内化到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中,影响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创业行为作为社会活动之一,创业地选择同样会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有家乡所在地文化模式的原始烙印,另一方面受到务工地文化模式“重新社会化”的影响,他们更加复杂的文化背景。有学者曾指出:“(农民工与市民)在制度安排、行为表现、社会交往、心理感知上,两者都存在明显的区隔。这种差异的实质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即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除了乡村与城市的文化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样来自中部,在不同务工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有着显著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地文化差异的存在。这两个维度的文化是和谐还是冲突,对创业地选择会产生影响。由于本次研究的条件限制,笔者未能对两地文化模式的具体差异及文化模式究竟如何对影响因素产生作用做出更细致的分析。此外,地域属性是否包含其他要素,地域属性是如何对创业地选择倾向产生影响的,新生代农民工如何看待地域差异,地域属性是否会对其他创业选择意愿产生影响这些需要学界进一步加以研究希望本研究能吸引相关领域的学者对此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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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星华(1957—  ),男,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工问题、法社会学;郑日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与城市适应研究”(11BSH016)阶段性成果。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于2011年11月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研究”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得到了团中央的支持与帮助,特致谢忱。

 
  责任编辑:zhouy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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