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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杭生 姜利标 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实践理念:对杭州市发展的审视  
  作者:郑杭生 姜利标    发布时间:2013-04-14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实践理念:

对杭州市发展的审视

郑杭生  姜利标

摘要:在以往认识论中,我们习惯于采取传统的认知理解立场,从一些自设的考核指标或感知的实在物质去对比、考察一个城市的变化,从而很难融合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认识论主张。因此,本文试图以“实践理念”为切入点,在既尊重城市自身发展标准的同时,也客观地去描述它在历史潮流中的真实变迁。通过对杭州的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理念研究,我们发现它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实践理念阶段,即起步阶段的去单位制兴社区制理念、发展阶段的社会复合主体理念以及深化阶段的城市品牌网群理念。这些理念的提炼,向我们清晰地展现了杭州市自建国以来的城市变化主线和发展轮廓。

关键词:社区制  社会复合主体  城市品牌网群  实践理念

作者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姜利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100872)

 

严格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区建设,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及随后单位制解体或“后单位制”的兴起有关。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城市发展提供保障性基础,它使社区建设能够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 而单位制的解体或“后单位制”的兴起,为社区建设提供潜在空间,让城市的发展能够在自我基础上充分“可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发展也就与社区的建设未预期性地捆绑在了一起。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审视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话,将它背后的理念作为考察的范畴,那么杭州市的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历程可以浓缩为以下三个阶段性的实践理念。

 

一、社区制的兴起: 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实践起步

在提及杭州市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历程的起步阶段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管理制度。建国初期,国家为争取和维护自由平等的独立主权,社会性发展资源遭到严重的内耗和破坏,从而无法维持正常化的生产和发展需求。优先发展对局势稳定且影响深远的重工业,成为资源的计划统筹前期雏形,随后在这种发展方式的拓展和完善下衍生出计划经济模式。

伴随着这种经济模式的确立,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行动方式,都被镶嵌在随之产生的次级制度中予以控制和管理,如身份制、干部制、户籍制、单位制等。当时城市并没有所谓社区建设之说,它只不过是作为被管理的地域寄居物理空间。具体来说,那时的城市建设基本上都是在尝试建立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 (街道和居民委员会) 为辅的基层管理体制格局。①其中“单位”主要负责的对象是体制以内的职工; 而“街居”则主要负责辖属地居民以及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等对象。通过这种制度化管理方式,国家实现了对城市全体成员的控制和整合。②

虽然杭州市在1949 12 1 日以文件推广上城区居民委员会③的方式,明确了当时城市发展的理念,即在“自己当主人,自己来办事”的理念指导下,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觉悟并最终建立起人民民主管理城市的格局,但在当时的整体环境下,街居自治也只能是被计划经济模式所剥离的理想。相对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单位监控力,街居制可以说是“拾单位之遗、补单位之缺”④,但这种城市发展方式却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夕。

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变迁,使城市发展步入到以围绕市场而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的“毛细管”式权力被适时、适当地收缩乃至放权于地方,从而借以激活地方城市的活力。原有的单位绝对权力,伴随着这场政策转型开始松动甚至走向瓦解。过去决定城市发展的主体,逐渐被转化或替换为功能单一的利益主体,从而不再承担起对社会的统筹管理职责。另外,先前被单位控制的个体也开始转化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人。这些分散在城市角落的原子化个体,正在被市场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导为经济型陌生人。

上世纪末期的杭州市在这场转型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单位改制的后果,那就是单位成员对社会的认知以及群体的认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分流出来的陌生化、利益化、独立化以及原子化的个体,正在冲击乃至侵蚀着传统城市发展的根基。从而如何将这些分离的社会成员重新凝聚起来并树立地域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社区制诞生的前提。因此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去单位制兴社区制”开始逐渐成为杭州市自建国以来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兴起阶段的主导理念,社区建设才正式登上杭州市城市发展的舞台。这场实践理念的转变,既是经济体制从计划时代走向市场时代转轨的需要,也是社会结构调整与经济体制转轨相融合的必然选择。

大体上说,杭州市在这时期的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成就,主要着重于这三方面的努力。首先就是弱化或淡化传统的单位制意识,普及社区制,转变城市发展的管理理念; 其次就是延续街居制中的街道管理职能,重新定位居委会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 最后就是更新城市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和管理对象。社区建设的主体由上级政府分权给地方政府全权负责,上级政府间接性地充当监督者和引导者角色。同时,社区所针对的管理对象也开始容纳其它地域性成员以及流动性人员。就是在这场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理念的转变下,杭州市在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至本世纪初期,全面迈向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制建设潮流。

 

二、社会复合主体的提出: 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拓展

虽然杭州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普遍确立了社区制,但它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一些类发展困境。所谓类发展困境就是,不少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相反,它是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⑤。从而杭州市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类发展困境表现为: 首先就是区街政府部门仍然“大包大揽”,对社区管辖内的各项事务,指令性多而实践指导性小; 其次就是一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纷纷在社区内新增派出机构,导致“费不随事转”、“权不随责走”的现象大量存在; 再次就是社区制度仍然是在政府主导推动下的尝试,从而也时常诱导出一些政府错位、失位和越位的现象发生; 最后就是在街道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存在只换“牌子”不换“班子”的门面政绩工程,追求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这些现象或问题的存在,说明杭州市政府在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中完全收缩并下放的权力并不彻底,而它下面的基层社区建设主体也并没有充分地享有自治权和发展权。简单地说,杭州市这时期的类发展困境表现在两个层面的分离上: 其一,作为城市发展的社区建设推动者,职能日益出现各种权责问题; 其二,作为城市发展的社区建设参与者,社会性力量却日益被市场利益所诱导。

在面临着这场“取得一定成就但又无法继续前行”的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现状时,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原因就在于,城市的建设理念、治理手段以及定位目标等方面的发展初级性所致。同时外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以及更加频繁流动的人群,也在不断地冲击甚至瓦解先前社区所建立的睦邻关系。这些暗流未预期性地汇合,使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成为“政府的独角戏”。因此,如何整合和沟通城市发展中的行动者以及解决杭州市社区建设中的类发展困境,成为它当前发展的主题。杭州市在思考和摸索的过程中,自2002 年起针对这些现实的困扰,逐步将过去“政府的独角戏”改换为“四界大合唱的剧本”,即党政界、知识界、行业企业界、媒体界联动。另外,调整利益分配和均衡格局,以服务为依托为社区建设难题打开了缺口、注入了活力。

2008年,杭州市在“钱塘江时代”(2002) 、“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精神、和谐创业(2004) 、“生活品质之城”(2007) 、生活品质系列点评( 2007) 、生活品质网群(2008) 、“城市有机更新”(2008) 等理念的基础上,针对以往的实践和经验正式提出了“社会复合主体”的理念⑥。它指的是“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企业界、媒体界等不同社会主体或不同身份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组织”⑦。“社会复合主体”理念的运用和推广,可以说是对兴起阶段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去单位制兴社区制”理念的提升。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理解它为杭州市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所打开的空间:

首先,它为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整合了多方的行动主体和资源。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再也不是以往单纯地依赖政府力量所进行的推动或转型,而“复合”理念让发展的主体更加多元化; 其次,形成了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新型社会组织,只不过这些组织更多的是行动单元的聚合。它们为了共同的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目标而运转; 再次,社会复合主体让社区居民有序地参与到城市的公共治理活动中,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最后,社会复合主体能够转变传统的初级发展方式,实现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科学发展,具体表现在社区建设中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资源、发展关系以及发展结果上。它们在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杭州经验”⑧。

也正由于“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理念的带动,杭州市在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中开拓出不少类型的复合主体组合形式,它们从社区建设的不同层面上推动着城市的良性发展,为社区建设的发展蓄积了新的动力。这些城市发展中的社会复合主体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这三种,即行业服务型复合主体、综合协调治理型复合主体、公共平台型复合主体⑨。它们共同造就了杭州市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拓展阶段成就。

 

三、城市品牌网群的凝练: 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深化

在以上两个阶段的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基础上,杭州市政府继续深化属于自我的发展模式。2007 1 月,杭州市开始逐步将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作为城市奋斗目标、发展理念和城市品牌。它是新时期杭州市的城市发展‘导向牌’、凝聚人心的‘吸铁石’、城市形象的‘金名片’。⑩随后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品牌,让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围绕品牌而运转起来,杭州市在以往“社会复合主体”理念的基础上,继续创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即城市品牌网群。它的基本构架是从“我们”出发,以岗位为支点,形成“我们”的主动关联、特色延伸、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的网状型组织结构。城市品牌网群可以说是在“社会复合主体”概念基础上的“再复合”,或者说是一种“复合的复合主体”。只不过这种主体并不同于我们常规思维可以感触和知觉的主体,它是一种以项目为依托、动态组合的“架构主体”。

如果说城市品牌网群相对于社会复合主体有什么重要提升的话,那就在于前者更多地是将以往建立的复合主体有效地组织起来,更好地发挥它们功能; 而后者却是真实存在的、可以别名称号的载体,如丝绸联盟、女装联盟、茶业联盟等。这种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深化阶段理念,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体会它所蕴含的理念:

第一,城市品牌网群是一种开放性组织。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中的组织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从组织的目的进行划分,有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公共组织; 或者依照组织成员的内在结构、严密程度划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 同时还可以按照不同功能区分为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等。当然,学者们会根据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科视角对组织的概念进行界定。但杭州市提出的城市品牌网群在其基本制度的设计方面上,类似于正式组织的框架设计。它设有基本制度、队伍建设、日常工作、项目运行和后勤保障等内容,而其中的各个板块也涉及到网群的一些其它细节性内容规定。虽然城市品牌网群的架构与正式组织相似,但它与正式组织又不同。凡是加入网群的行动者都是凭借自己的“份内之责”自愿参与网群的项目,而并无正式组织规制中的强制力。另外它也与非正式组织有区别,即非正式组织中起着协调或领导的成员品格、处事能力、个人魅力在网群中并不存在。网群中的成员之间更多地是一种对等、协商、合作、沟通和交流的状态,任何成员所处的地位都完全带有平等性,他们随着网群项目的运作而存在; 同时随着下一个项目的启动而再有机组合。因此,网群具备组织运行应有的某些必备特性之后,又超越了组织运行的某些约束特性。

第二,城市品牌网群是一束关系。在城市品牌网群的探讨中,有两种关系始终成为共识的焦点:主动性和关联性。网群的主动性可以从自我对城市品牌网群的内外环境来理解。首先,网群成员在工作的内部环境里会主动地将自我人生的行动意义赋予关系网中的他人,乐意去主动承担项目责任; 其次,网群外部环境的合理考核评价激励机制也能调动甚至激励网群工作人员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更多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对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实践理念的感悟。相应的网群关联性,所针对的就是个体的主动性而言。在网群中,个体的主动性是自我承担的一份责任,当他把这份责任置放在整个网群中时,就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网群的关联性。网群本是由一个个“我”构成的“我们”。在项目开展中,“我们”的启动又是建立在彼此的相互配合和协作中。正因为网群作为一种开放性组织,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就需要这种主动性和关联性的衔接,才能实现项目的运作。

其实,城市品牌网群还透露一种“虚—实”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上。首先从实体存在关系来看,网群是在社会复合主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理念,它复合这些社会复合主体,并将它们整合为实体的联盟而存在。相对于未来的规划项目和要求来说,网群还需要新的社会复合主体实体联合,它又代表着一种未将出现在网群现存结构中的“虚关系”而存在; 其次从结构组合关系来看,网群实际上是由它当中存在的实体组合出来的“网”和“群”构成。“网”的编织和节点的联合由网群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线、面、块的岗位拼合而成。在拼合的过程中,同时也需要相应的实体存在主体,这些主体构成了编织虚拟“网”中的实体关系纽带。因此,总的来说网群代表着一种力量,它能够通过关系的产生和运作,整合有效资源为社区建设而服务。

第三,城市品牌网群的本质就是一种实践理念。大约在本世纪初期,杭州市就提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理念。随后在经济取得节节攀升的形势下,杭州市就“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理念开展了相应的实践行动分享,并在实践的探索中获得了一系列感悟,如通过特色行业的策划研讨、创建“生活品质”网、成立城市品牌促进会等提升发展的理念。城市品牌网群作为杭州市在新时期提出来的新理念,它就是期望树立一些杭州特色的品牌来提升居民的生活状态、生活品质以及生活趣味。其中的生活状态,就是为了让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加充实,从而摆脱为日常生活所困扰的焦虑感; 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杭州生活品质网”里,看到杭州市在“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理念下努力所打造的“品质生活”栏目,它涵盖居民生活的衣食住用行等方面。这种理念在城市发展和社区建设过程中,体现了对生活品质的美好规划与憧憬,即从细小的层面再现个体对生活的期望和追求,将人们从“为了生活而生活”的态度转向“为了向往而生活”的态度。

网群的实践理念还体现在为网群而工作、为居民提供服务、为打造舒适之城而不断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员。他们时刻秉持网群中的“我们”价值理念,视同事、他人为“我”的关系拓展,将他们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中来,从而祛除在市场经济中的陌生人处世哲学,将“生人社会规则”转向“熟人社会规则”。在网群里,“我们”作为一种新型的工作理念时刻萦绕在每个岗位以及每个项目之中,真正地体现了“工作就是生活,服务就是生活”的态度。正是通过这种凝聚性的更新理念,杭州市跨进了城市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深化实践阶段。

 

四、结语: 从实践理念看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历程

当采取不同的立场或态度去审视一个城市的发展与社区建设历程时,同一研究者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结果。在以往的社会学认识论中,我们习惯于或者说偏好于自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立场,从一些自设的考核指标或感知的实在物质去对比、考察一个城市的变化,如经济产值、人口规模、幸福感测量、消费指数等,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去权衡城市在整体发展或社区建设潮流中的地位以及竞争力。当然,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否定实证主义的客观研究信度和效度。因为在现实的研究方式中,它也是最能得出“让更多人接受的事实”。但往往“大多数接受的事实”也并非能逼近真正的实在事实,从而这也就催生出与实证主义相对的人文主义视角。这种认识方式,在社会学方法论中的突显得益于马克斯·韦伯的贡献。韦伯强调在客观观察之外还存在着行动者的主观选择、认知理解等因素存在。从而对一项行动或历史事物的考察,价值关联或者说主观理解也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现象的本质。另外,研究者采取实证主义的“价值无涉”方式去陈述或再现事实并非总能达到预期中的理想效果,因为现实的研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掺进个体的意念以及价值。因此韦伯崇尚从另外一种途径,即侧重于发挥主观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去认识现象。

然而对一个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认识,我们既可采取实证主义的客观描述方式去再现它的历史,也可以采取人文主义的立场去认知或理解事实的完整性,但在这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它的认识方式? 因此,本文则试图从正统认识论的二元抉择之外寻找到另外一种视角,看能否以合适的方式去有效地认识杭州市自建国以来的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历程。来源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升华为一种理念的实践主义,在客观描述杭州市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基础上又融会了主观的感知维度,从而能够让我们以独特的视角去审视杭州市的历程变化主线和发展轮廓。它既不偏好于纯粹客观性的指标比对描述,也不倚重于纯粹的主观感知,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以后尝试性认知和理解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方式之一。

 

注释:

 马学广: 《“单位制”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研究》,《经济地理》2010 年第9 期。

 郑杭生: 《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 “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 “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版,第26 页。

 王丽丽: 《追寻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 《检察日报》2007 10 8 日。

 魏娜: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 年第1 期。

 郑杭生: 《警惕“类发展困境”——社会学视野下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新形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 年第3 期。

 郑杭生、杨敏、奂平清等:《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3 页。

 王国平: 《培育社会复合主体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在《第三届生活品质全国论坛》上的讲话,200812 13 日。

 其中关于“社会复合主体”在杭州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和功能,可参见: 郑杭生、杨敏、奂平清等:《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 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三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管理世界》2010 年第2 期。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杭州城市品牌网群的思考与实践》,杭州出版社2010 年版,第1116 页。

郑杭生:《陌生人社会的裂痕黏合难题》,《人民论坛》2009 年第18 期。

 

 
  责任编辑:xie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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