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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路路,朱斌 效率逻辑还是合法性逻辑?  
  作者:李路路,朱斌    发布时间:2014-05-05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效率逻辑还是合法性逻辑?

——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私营企业中扩散的社会学解释

李路路 朱斌 


 

原文载于:《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讨论了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私营企业中迅速扩散的原因、结果以及扩散机制。结果发现,中国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是出于提高经济绩效的考虑,而是为了满足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需求。分析显示,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不同于其他社会的“两阶段模型”,使得现代组织制度在扩散初期就是合法性逻辑作用的结果。本文一方面深化了制度趋同过程中强制机制和规范机制的分析,另一方面揭示了制度记忆机制在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现代企业制度;私营企业;效率逻辑;合法性逻辑

 

一、引言

现代企业制度一般是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组织形式,其核心内容是建立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现代企业制度被认为是企业为实现效益最大化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然而,有两份数据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通常被认为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美国,据2004年的统计,在美国的企业中,五分之四的企业属于非公司制企业;[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在经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社会中的私营企业,在2011年仅有16%的企业为非公司制企业。[②]据历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数据,[③]中国私营企业中采用公司制的比例逐年升高,从1993年的16.81攀升至201280.29%,其中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比例已经超过70%,设立董事会的企业比例也呈上升趋势,近年来稳定在50%以上(参见图1)。[④]这两个数据的比较引发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完善之中的社会里,会有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呢?现代企业制度对于这些私营企业实现效益最大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⑤]

目前关于这一有趣现象的研究还较少,相应的理论内涵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对绩效的追求将会驱动企业采纳更有效率的组织结构,现代企业制度的扩散正是因为这种企业制度的高效。那么,这一论断是否适合中国的私营企业呢?这就需要用经验事实来加以验证。

二、理论回顾

对于如何解释某种企业组织结构或实践的形成与扩散,经济学理性主义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是两种主要的理论视角,它们在形成原因、扩散原因、扩散机制以及扩散结果上均显著不同。[⑥]

经济学理性主义认为,一个普遍的经济逻辑——即对经济绩效的追求——决定了企业组织的结构与实践。在普遍的市场压力下,一种有效的组织结构或实践往往会迅速在企业中扩散,因为采纳该种组织结构或实践将有利于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否则将可能丧失竞争优势而被市场竞争所淘汰。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是对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商品市场范围的扩大的制度回应,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企业规模不断增长,远远超过原来的水平。在这种条件下,传统的业主制企业既难以胜任这种大型企业对巨额固定资本的需求,也难以适应企业内部日益复杂的管理需求,而公司制企业则能够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并通过大量引进职业经理人提高管理效率;[⑦]与此同时,企业规模扩大使得企业开始面对成千上万的客户和供应商,而且在向其他区域扩张的同时,雇用越来越多的工人,这意味着企业面临的不确定风险越来越大,此时有限责任就是一个优势。[⑧]

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表达了与此不同的看法。他们通过大量经验研究指出,许多企业的组织结构与实践被采纳,不是因为企业认为它们是最符合完成任务的技术性需求,而是因为采纳它们可以提高企业组织的合法性。[⑨]新制度主义强调,企业组织同时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制度因素作为一种“理性神话”对企业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⑩]一旦企业组织结构与实践有悖于外界公认或赞许的形式或做法,那么就会被社会认作是“异类”,甚至会引起社会公愤,出现所谓“合法性”危机,对企业的发展造成极大困难。[11]因此,企业组织会在适应制度环境要求的内在机制驱动下,发展出或采纳适应制度环境要求的组织结构与实践;由于企业组织面临的制度环境相似,所以会出现组织趋同现象。就美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而言,罗伊的研究有力地证明,在公司形式的组织产生过程中,美国政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政府为公司的产权形式提供了法律基础,为成长中的公司提供了金融支持,为形成一种公司制的全国市场扫清了道路,并帮助公司缓和那些反对公司的力量对此过程所进行的抵制。因此,是政府历史地创造了现代公司,而不是现代公司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动机下自我形成。[12]

在中国,由于重要稀缺资源归国家所有,企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往往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对企业组织的结构与实践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13]事实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早正是针对与国家关系最密切的国有企业提出来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政府与学界普遍认为,为了解决国有企业中长期存在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激励监督机制失效等问题,进而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需要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4]其中产权改革尤为受到重视,因为合理的产权结构被认为是进行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础。大部分经验研究证实,国有企业在进行产权改革、引入外部资本之后,经济绩效得到显著提高。[15]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尽管国企产权改革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却难以推行,因为政府作为推动国企民营化的行动主体,除了考虑经济效益的改善,还有其他社会、政治因素需要考虑,如对财政收益、社会稳定的追求,因而目标往往是矛盾的。[16]

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是,国家并没有直接主导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变革,但令人意外的是,正如图1所示,现代企业制度却依然在民营企业中扩散开来。虽然对这一现象经济学理性主义没有给出明确、系统的回答,但有部分学者认为,私营企业之所以采纳现代企业制度,是因为现代企业制度有助于私营企业吸收社会资本,扩大企业规模,而且有助于企业内部科学化管理,从而提高经济绩效。[17][18]而倪志伟等人的研究则突出了合法性逻辑,他们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私营企业的访谈发现,私营企业的政治地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不稳定,故而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涉与掠夺,因此私营企业总是寻找各种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合法性,例如人们所熟知的“戴红帽子”,或者挂靠集体企业。出于同样的动机,当国家1994年颁布《公司法》明确承认“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为受法律保护和政府认可的公司形式时,私营企业迅速改变了企业形式,纷纷登记为公司制企业并建立了配套的现代企业制度。[19]

对于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私营企业中的扩散,现有的研究至少有两个基本问题没有给以澄清和解答。首先,效率动机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从美国大型企业和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来看,追求效率最大化是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时期和扩散初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对于中国私营企业来说,是否也是如此呢?经济学理性主义目前更多地是从理论上推论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可以提升经济绩效,但实际情况呢?其次,如果接受“合法性压力”是中国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原因,那么,在中国的特定制度背景下,扩散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合法性压力的传递机制有哪些独特性?

三、研究假设

1、现代企业制度扩散结果的分析

目前还没有哪个研究能够直接而准确地测量组织采纳某种结构模式的原因,基本上都是使用间接的测量方法推测组织趋同的动机,本文也是如此。我们试图通过考察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效果来反观企业采纳的可能动机。

效率逻辑强调私营企业之所以采纳现代企业制度,是因为它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如果这种解释正确的话,那么应该可以观察到采纳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的经济绩效更高。事实上,尽管许多私营企业登记为公司制企业,也在企业中设立了董事会、股东会等治理机构,但这些现代治理结构往往流于形式,企业股权依然高度集中,企业管理依然掌握在企业主或者家族手中。[20]如果说现代企业制度确实能够提高私营企业绩效,何以这种组织“脱耦”现象在私营企业中如此普遍呢?

假设1.1与没有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相比,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并没有更高的经济绩效。

如果说中国国有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考虑是提高企业绩效(成功与否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私营企业中被接受和大规模扩散则可能并不是出于市场竞争背景下经济绩效的考虑。

在中国,私营企业向银行贷款受到双重歧视:一是体制歧视。主要金融部门一直受到国家高度控制,所以非国有的私营企业很难从国家控制的金融部门获得贷款。二是市场歧视,绝大多数私营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本积累有限,这样的企业在银行融资偏好的排序中处于最末端的位置。[21]当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之后,无论是提高经济绩效还是提高合法性,均能减少他们在银行贷款方面受到的歧视。

假设1.2a:与没有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相比,那些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如果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提高私营企业经济绩效却仍有助于私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那么可以认为这正是采纳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私营企业合法性的结果。

在当前经济转型期,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其中很多人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种政治参与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私营企业的关键视角。这是因为相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依然存在很大缺陷,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企业经营的有效手段,很多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参与的企业在税收[22]、外部融资[23]以及进入垄断行业[24]等方面均具有优势。因此,积极响应国家的“意图”,会有助于企业家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本。

假设1.2b与没有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相比,那些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主更可能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在中国尤其是改革初期,相对于效率,意识形态是更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在某些时候,组织只要满足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即使没有效率也能生存下去。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某种组织创新是否被接受就常常不是因为效率,而在于其符合意识形态要求,对于本身缺少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私营企业来说就更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在国家推动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背景下,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机制不同于上述两阶段模型,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考虑。

假设1.3 在现代企业制度扩散的各个阶段,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均没有绩效优势。

假设1.2认为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了其合法性,从而有助于其获得一些社会资源,那么这种资源获取优势是否会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扩散而变化呢?卡罗尔和汉南从组织生态学视角出发,认为在组织群落形成初期,组织密度提高意味着合法性提高,这将促使更多类似组织的创建;但是,随着组织密度越来越高,组织之间关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强度增大,这将导致组织创建率降低,组织死亡率上升。[25]与此相类似,我们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这些企业之间的资源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即使现代企业制度能够提高企业合法性,但基于合法性而带来的资源优势将逐渐消失。

假设1.4a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扩散,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的贷款优势将逐渐消失。

假设1.4b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扩散,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优势将逐渐消失。

 

2、现代企业制度的扩散机制分析

迪马吉奥与鲍威尔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曾提出了三种典型的趋同机制:强制趋同、规范趋同与模仿趋同。模仿趋同是指组织面对不确定性时向其他组织进行模仿,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来源于组织目标含混不清、组织技术的效果不确定或者社会环境不稳定等。在这些条件下,组织模仿既可能按照频率或特征来模仿,也可能按照收益、效果来模仿。由于本文关注合法性逻辑的作用,而模仿趋同混杂了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因此这里不做具体分析。

1)强制趋同

强制趋同一般是来自组织所依赖的其他组织向它施加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压力。一般认为,政府往往是强制趋同的主要行动者。 西方学者的研究曾经揭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易将会促使企业对政府的服从,正如资源依赖理论所强调,控制稀缺且重要资源的行动者会要求对它们有依赖的组织采纳能满足它们利益的结构,而处于依赖地位的组织会遵从,以保证自身的生存。[26]这种因依赖而导致形成的强制同样适用于中国。不同的是,对于具有国家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来说,政府的能动作用更为明显,[27]因此,在中国,这种强制性不仅仅来自于一般性的资源依赖,而且进一步表现出两种相辅相成的机制,即:“趋利”和“避害”。

因为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权力,掌握着更多的稀缺资源,如土地、资本、能源,如果私营企业希望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得这些缺资源并取得市场竞争优势,那么它们不仅是一般性的依赖于地方政府,而是更可能迎合地方政府的“意图”,我们称此为“趋利”机制。倪志伟等人发现,地方政府往往鼓励私营企业登记为现代公司形式,因为这不仅增加地方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而且可以提高当地财政收入水平。私营企业也会积极响应政府的意图,因为它们如此可以提高自身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进而能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在本文中,我们以企业主政治面貌衡量私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私营企业主若是共产党员,意味着他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其他私营企业主不具有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联系。

假设2.1企业主为中共党员的私营企业,更可能采纳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社会”,即:它正在经历由一个私营企业没有合法性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转轨的过程,因此,私营企业的政治合法性地位长期不稳定,地方政府能够直接干预甚至掠夺私营企业。在这种条件下,为了避免地方政府的过分掠夺,私营企业通过采纳现代企业制度来提高自己的合法性,从私营企业角度讲,可称此为“避害”机制。

假设2.2市场化越低的区域,私营企业越倾向于采纳现代企业制度。

 

2)规范趋同

规范趋同来源于专业化,推动者主要是专业人士。一方面,专业人士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形塑关于什么是“好”的组织结构与实践的观念或思维,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影响力甚至约束力的规范。例如,迪马吉奥描述了美国20世纪早期艺术博物馆专业化过程中专业人员的形塑力量。[28]另一方面,这些规范主要通过教育网络或职业网络传播,进而引起被组织场域所认可的组织结构或实践的扩散。当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政府与专家都认可的组织结构时,这种组织结构必然也会通过教育网络和职业网络在私营企业中传递。

一些研究发现,商学院通常会向学生灌输一般流行的商业惯例,因此那些拥有商学院精英培训经历的企业经营者,更可能采纳流行的企业结构,如事业部形式。[29]由于商学院的精英培训在我国起步较晚,我们直接以企业主的高等教育经历来考察教育网络的影响。

假设2.3: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主,更倾向于采纳现代企业制度。

职业网络也许是这些规范传播的更广泛的渠道,例如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专业评估协会对那些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组织的影响,[30]以及关联董事在某种企业结构与管理行为扩散过程中的作用。[31]在这里,我们用行业协会来表示勾通私营企业主的职业网络,那些参与了行业协会的企业主,在与同行业其他商业精英的互动过程中,更容易学习或者认识到当前企业中流行的组织结构。

假设2.4:参与了行业协会的企业主,更有可能采纳现代企业制度。

 

3)制度记忆趋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环境往往是通过外在的激励或惩罚而间接影响组织趋同行为的,且强制趋同与规范趋同都是借助一种社会网络结构传递某种被社会认可的组织形式与实践。除此之外,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制度“内化”的过程,[32]以塑造人们思维观念的方式,影响组织和成员的行为。斯廷克库姆在他的经典论文中指出的,组织存在一种基本结构特征的铭记现象,即组织创立时存在的各种社会条件会对组织结构形式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类似一种印记。[33]因此,当某种组织制度普遍内化为一种社会记忆,并对新创建的组织产生作用时,那么新创建的组织结构就会出现趋同现象,我们将这种更为内在的趋同机制称之为制度记忆机制。

制度记忆可具有两类载体,一类是组织成员,一类是组织本身。对于前者,一些研究发现,组织创立者过去的组织经验将会影响其心中的组织模型,从而决定了新创立的组织结构。[34]对于后者,意味着组织发生变迁时原来的制度记忆将会产生影响,这通常被理解为组织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或者组织形态的惯性。组织生态理论认为,具有抵御变化的惯性是组织的常态,惯性力来自于内部的沉没成本、利益交织、习惯行为、外部的契约承诺和管制约束等。现代企业制度最先是在国有企业中推广,随着政府与专家的一再强调,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成为国有企业及其员工的一种制度记忆。因此,当国有单位的管理者与员工走出国有体制创建自己的企业时,或者国有企业改制成私营企业时,原来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记忆就会投射在新建立的私营企业上。

假设2.5:那些曾经在国有单位工作过的企业主,更有可能采纳现代企业制度。

假设2.6:改制而来的私营企业,更有可能采纳现代企业制度。

 

四、研究方法

1、数据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的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该调查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民营企业的规模结构和行业结构来选取民营企业样本,再通过各地工商联和工商局展开调查,调查对象为民营企业的法人代表,或称民营企业家。

该调查于1993年开始,至今已经进行十次,考虑到变量的可获得性与可比较性,本文选择1995年、2000年和2010年这三年的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这三年的数据,我们试图考察在现代企业制度扩散的不同阶段,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后果及其变化。此外,我们使用2010年调查数据来分析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扩散机制,这是因为现代企业制度在2010年已经进入扩散后期,因此可以较为全面和深入地考察扩散机制的作用。

 

2、变量

1)因变量

企业绩效:本研究使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绩效,该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所有者权益的回报。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100%,并将净利润为负的企业统一设置为0。由于净资产收益率右偏分布,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取对数进入模型。

企业贷款:企业贷款设置为虚拟变量。三年调查问卷中关于企业贷款的问题并不完全一样,具体设置如下:在1995年调查中,询问了企业日常经营所需资金是否有来自于银行贷款,我们将回答有的企业设置为1,否则设置为0;在2000年调查中,有道题询问了企业是否准备向银行贷款,但在答案中区分了企业是否已贷款,我们将已贷款的企业设置为1,未贷款的企业设置为0;在2010年调查中,直接询问了企业获得半年期以上的银行贷款额,我们将那些获得了半年期以上银行贷款的企业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 0

企业主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变量在三次调查中的题设都一样,若企业主是某一级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则设置为1,否则设置为0

现代企业制度变量:本文以两类变量表示该企业是否采纳了现代企业制度,一是该企业是否采纳公司制,即是否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如果登记为公司制企业,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二是考察该企业是否设置了董事会,董事会作为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要机构,是考察企业内部现代管理方式的重要维度之一,该指标同样以虚拟变量进入模型。现代企业制度变量同时也是考察企业绩效、企业贷款与政治参与情况的核心自变量。

 

2)自变量

强制机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所在地区与企业主政治面貌。我们将企业所在地按照通常规范区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并假设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最高,中部、西部次之,分别设置为虚拟变量进入模型,以西部地区为参照项;企业主的政治面貌主要考察其是否是中共党员,若是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规范机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主受教育水平以及行业协会会员。本文将企业主受教育程度设置为虚拟变量,企业主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设置为1,大专以下的设置为0;这里的行业协会主要是指工商联主管的下属行业商会或同业工会,如果企业主参加了则设置为1,否则为0

制度记忆机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主开业前工作单位以及企业历史。我们将企业主开业前工作单位性质区分为国有与非国有,国有单位包括政府、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其他单位均设置为非国有单位,以非国有单位为参照项;将改制过的企业设置为1,否则设置为0

此外,在我们考察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后果时,我们同时将企业所在地区、企业主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以及开业前工作单位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由于行业协会以及企业改制这两个变量在有些调查年份没有涉及,因此不纳入模型。

 

3)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对企业所在行业、企业开业时间以及企业规模予以控制。由于问卷让企业列出了三个主营行业,因此我们通过两个变量控制企业行业影响,一是企业是否涉及制造业,二是企业是否从事多个行业,分别以虚拟变量带入;企业开业时间则用调查年份(2010年)减去企业开业年份;我们以企业2009年雇佣员工人数作为企业规模指标,但为了方便系数呈现,进入模型时统一将员工人数除以100。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

 

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调查时点

变量

N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995

净资产收益率(对数)

1982

1.61

1.37

0

4.61

银行贷款

2839

0.39

0.49

0

1

政治参与

2557

0.39

0.49

0

1

公司制

2847

0.27

0.45

0

1

董事会

2865

0.29

0.45

0

1

2000

净资产收益率(对数)

1905

2.34

0.95

0

4.62

银行贷款

3000

0.65

0.48

0

1

政治参与

2565

0.63

0.48

0

1

公司制

2973

0.54

0.50

0

1

董事会

3028

0.44

0.50

0

1

2010

净资产收益率(对数)

2878

2.16

1.37

0

4.62

银行贷款

3290

0.55

0.50

0

1

政治参与

4127

0.48

0.50

0

1

公司制

4480

0.77

0.42

0

1

董事会

3689

0.58

0.49

0

1

企业规模(员工人数/100

4374

1.95

5.20

0.01

60

企业历史

4308

8.66

4.69

0

21

多元行业

4427

0.22

0.41

0

1

制造业

4427

0.40

0.49

0

1

地区

 

 

 

 

 

东部

4609

0.56

0.50

0

1

中部

4609

0.23

0.42

0

1

西部

4609

0.21

0.40

0

1

企业主政治面貌

4432

0.41

0.49

0

1

企业主受教育水平

4506

0.61

0.49

0

1

行业协会会员

4218

0.47

0.50

0

1

企业是否改制

4421

0.16

0.36

0

1

企业主开业前工作单位

4465

0.37

0.48

0

1

 

五、研究发现

2呈现了采纳现代企业制度对私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首先,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企业主和企业的一些相关变量,但大多数控制变量均不显著,较为突出的是与西部地区相比,位于东部地区的私营企业的经济绩效更好。其次,“公司制”的系数均为负数,而且在1995年样本中显著为负,说明注册为公司制的私营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比非公司制私营企业更低;在2000年和2010年样本中,“公司制”系数均不显著,意味着私营企业是否注册为公司制企业与其净资产收益率没有显著关系。最后,与“公司制”变量相类似的是,“董事会”的系数在三次调查中也都为负,但全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采纳现代企业制度并不能提高私营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在现代企业制度扩散的各个阶段都是如此,事实上,是否采纳现代企业制度在大多数时候与企业经济绩效无关,这一分析结果支持假设1.1和假设1.3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最小二乘估计

 

模型1

1995年)

模型2

2000年)

模型3

2010年)

 

B/S.E.

B/S.E.

B/S.E.

教育程度(1=大专及以上)

0.010

-0.010

-0.034

 

0.094

0.054

0.065

中共党员(1=是)

0.114

0.065

0.024

 

0.082

0.059

0.061

国有单位(1=是)

-0.131+

-0.047

0.092

 

0.075

0.060

0.062

企业规模

-0.002

-0.022**

0.032***

 

0.019

0.008

0.006

企业历史

0.006

-0.012+

0.009

 

0.007

0.006

0.007

多元行业(1=是)

0.008

-0.050

0.100

 

0.069

0.055

0.071

制造业(1=是)

-0.285***

-0.099*

0.049

 

0.065

0.050

0.062

地区(参照项:西部)

 

 

 

东部

0.119

0.085

0.261***

 

0.104

0.065

0.078

中部

0.201+

-0.043

-0.012

 

0.116

0.077

0.088

公司制(1=是)

-0.180*

-0.066

-0.130

 

0.083

0.056

0.084

董事会(1=是)

-0.118

-0.069

-0.083

 

0.085

0.056

0.062

常数项

1.657***

2.532***

1.921***

 

0.120

0.083

0.123

N

1833

1560

2063

R2

0.024

0.024

0.032

注: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模型2主要探讨了采纳现代企业制度对私营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在三个模型中,大部分控制变量都对企业银行贷款有显著影响,控制变量系数的性质在各个时期都保持一致。其中企业主是中共党员的企业更可能获得银行贷款,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加入共产党的企业主确实与政府的关系更密切。与一般认识不同的是,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私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反而更小,这表明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私营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更大。

“公司制”变量的系数在三个时期呈现一定变化,在1995年时,“公司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司制企业更有可能获得银行贷款;但在2000年和2010年调查中,公司制系数均不显著,甚至由正变为负,也就是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扩散,公司制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的优势已经不甚明显,甚至由优势转为劣势,这与组织生态学所预测的较为一致。但是,“董事会”变量系数在各个时期均显著为正,意味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设有董事会的私营企业更有可能获得银行贷款。那么,为什么“董事会”的积极作用不像“公司制”那样会随着组织扩散而衰弱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董事会”的扩散还未达到一个饱和状态,正如图1所示,到2010年,公司制企业已经占有77%,而设有董事会的企业还不到六成,这意味着公司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从而可能削弱了它们相对于非公司制企业的竞争优势。

3   企业银行贷款的最大似然估计

 

模型1

1995年)

模型2

2000

模型3

2010年)

 

B/S.E.

B/S.E.

B/S.E.

教育程度(1=大专及以上)

-0.185

-0.178+

-0.075

 

0.122

0.101

0.099

中共党员(1=是)

0.418***

0.308**

0.239**

 

0.110

0.119

0.092

国有单位(1=是)

-0.254*

-0.339**

-0.021

 

0.100

0.111

0.094

企业规模

0.137***

0.131***

0.075***

 

0.029

0.029

0.016

企业历史

0.011

0.020

0.065***

 

0.010

0.012

0.011

多元行业(1=是)

0.092

0.387***

0.385***

 

0.091

0.107

0.111

制造业(1=是)

0.510***

0.547***

0.822***

 

0.086

0.097

0.094

地区(参照项:西部)

 

 

 

东部

-0.610***

-0.553***

-0.258*

 

0.135

0.131

0.120

中部

-0.128

0.041

-0.436**

 

0.152

0.154

0.136

公司制(1=是)

0.233*

0.056

-0.005

 

0.109

0.105

0.125

董事会(1=是)

0.216*

0.192+

0.305**

 

0.109

0.107

0.094

常数项

-0.555***

0.282+

-0.790***

 

0.156

0.161

0.189

N

2535

2263

2341

R2

0.051

0.063

0.090

-2LL

3224.82

2754.46

2895.2

注: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影响与企业银行贷款类似(详见表4)。稍有不同的是,“公司制”对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在1995年并不显著,而是在2000年非常明显,此时注册为公司制企业的私营企业主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发生比是其他企业主的1.40倍(exp(0.336))。不过,仅仅十年后,“公司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影响就转变为显著消极作用。“董事会”在三个年份里依然都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

结合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来看,现代企业制度在没有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条件下,仍然有助于私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和政治参与,我们认为这正是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导致企业合法性增强所带来的正回馈。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这些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从而使得银行贷款以及政治参与优势出现下降,甚至扭转为负面效应。这一结果与我们的假设1.2和假设1.4相吻合。

 

4   企业主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最大似然估计

 

模型1

1995年)

模型2

2000

模型3

2010年)

 

B/S.E.

B/S.E.

B/S.E.

教育程度(1=大专及以上)

0.302*

0.152

0.318***

 

0.130

0.112

0.091

中共党员(1=是)

0.089

-0.045

0.235**

 

0.122

0.127

0.085

国有单位(1=是)

-0.291**

-0.216+

0.113

 

0.109

0.125

0.087

企业规模

0.130***

0.431***

0.107***

 

0.031

0.053

0.016

企业历史

0.151***

0.109***

0.140***

 

0.011

0.014

0.010

多元行业(1=是)

0.180+

0.319**

0.600***

 

0.099

0.116

0.103

制造业(1=是)

-0.028

-0.050

0.112

 

0.095

0.106

0.088

地区(参照项:西部)

 

 

 

东部

-0.226

-0.542***

-0.276*

 

0.144

0.139

0.110

中部

-0.158

0.626***

0.041

 

0.165

0.172

0.126

公司制(1=是)

0.113

0.336**

-0.266*

 

0.120

0.116

0.115

董事会(1=是)

0.374**

0.238*

0.250**

 

0.119

0.117

0.087

常数项

-1.597***

-0.873***

-1.688***

 

0.173

0.177

0.172

N

2292

2011

2796

R2

0.098

0.144

0.131

-2LL

2748.89

2315.48

3364.87

注: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5的分析反映了公司制企业的扩散机制。在四个模型中,我们均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历史以及企业行业,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开业时间越晚、涉及制造业以及跨行业经营的私营企业更有可能注册为公司制企业。在模型1中,我们加入了企业所在地区以及企业主政治面貌变量,结果发现,与西部地区企业相比,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私营企业注册为公司制企业的可能性更小,这与我们的假设2.1一致。与此同时,这一结果与经济学效率逻辑相违背,因为按照经济学效率逻辑,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市场竞争越激烈,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扩散范围应该越大,如果公司制企业更高效的话,那么东部和西部地区私营企业采纳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企业主政治面貌的系数显著为正,企业主为中共党员的私营企业采纳公司制企业的发生比是其他企业的1.27倍(exp(0.240)),说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私营企业更有可能迎合政府的要求,登记为公司制企业。

在模型2中,我们加入了企业主受教育水平以及行业协会会员身份,这两个变量均显著为正,即那些企业主受过高等教育以及参加了行业协会的私营企业注册为公司制的概率更大,这说明教育网络与职业网络在公司制传递过程中确实起着重要作用。

模型3主要考察改制以及国有单位工作经历的影响,与我们的假设相一致,拥有体制内背景的企业,无论是组织本身还是企业主,都会对公司制扩散起着积极影响。具体而言,改制企业注册为公司制企业的发生比是其他企业的1.79倍(exp(0.581)),那些在国有单位工作过的企业主采纳公司制企业的发生比是其他企业的1.68倍(exp(0.519))。

模型4加入了所有变量,所有变量系数的性质没有变化,只是系数绝对值有微弱变化,个别变量的显著性有所减弱,数据结果总体上支持我们的假设。

5   注册为公司制企业的最大似然估计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B/S.E.

B/S.E.

B/S.E.

B/S.E.

企业规模

0.084***

0.062***

0.070***

0.051**

 

0.018

0.016

0.017

0.016

企业历史

-0.023**

-0.024**

-0.028**

-0.029**

 

0.009

0.009

0.009

0.009

多元行业(1=是)

0.263**

0.225*

0.183+

0.138

 

0.102

0.104

0.103

0.108

制造业(1=是)

0.176*

0.264**

0.211*

0.275**

 

0.084

0.085

0.085

0.091

地区(参照项:西部)

东部

-0.212+

 

 

-0.208+

 

0.108

 

 

0.116

中部

-0.212+

 

 

-0.136

 

0.123

 

 

0.133

中共党员(1=是)

0.240**

 

 

0.111

 

0.082

 

 

0.091

教育程度(1=大专及以上)

 

0.516***

 

0.473***

 

 

0.082

 

0.089

行业协会(1=是)

 

0.154+

 

0.115

 

 

0.084

 

0.089

改制(1=是)

 

 

0.581***

0.521***

 

 

 

0.133

0.143

国有单位(1=是)

 

 

0.519***

0.378***

 

 

 

0.087

0.094

常数项

1.294***

0.815***

1.039***

0.863***

 

0.119

0.102

0.091

0.137

N

3803

3597

3734

3351

R2

0.018

0.026

0.031

0.040

-2LL

3947.42

3753.89

3807.56

3416.25

注: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6呈现的是关于董事会扩散机制的结果。基本结果与公司制相似,一些在表5中显著性较差的变量(如行业协会)在这里则更为显著,说明对于董事会扩散而言,这些机制的作用更为稳定。在控制变量中,企业历史的影响与表5中的完全相反,企业历史越长,企业设立董事会的可能性越大,但注册为公司制企业的可能性却越小。这可能是因为企业一般在开业时就要决定注册为何种类型的企业,那么随着开业年份越近,越多企业采用公司制,新注册的私营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越大,因此采纳公司制企业的可能性越高;但是,企业设立董事会则可能是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此时企业规模扩大,内部组织结构逐渐正式化,因此企业历史越长,设立董事会的概率反而越高。

 

董事会的最大似然估计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B/S.E.

B/S.E.

B/S.E.

B/S.E.

企业规模

0.148***

0.153***

0.121***

0.125***

 

0.018

0.019

0.017

0.019

企业历史

0.027**

0.024**

0.026**

0.022*

 

0.009

0.009

0.009

0.009

多元行业(1=是)

0.338***

0.305**

0.364***

0.283**

 

0.093

0.096

0.094

0.100

制造业(1=是)

0.172*

0.204*

0.162*

0.201*

 

0.079

0.080

0.078

0.086

东部

-0.326**

 

 

-0.313**

 

0.100

 

 

0.108

中部

-0.456***

 

 

-0.407***

 

0.114

 

 

0.123

中共党员(1=是)

0.415***

 

 

0.294***

 

0.076

 

 

0.084

教育程度(1=大专及以上)

 

0.315***

 

0.257**

 

 

0.081

 

0.088

行业协会(1=是)

 

0.236**

 

0.221**

 

 

0.079

 

0.084

改制(1=是)

 

 

0.808***

0.756***

 

 

 

0.111

0.123

国有单位(1=是)

 

 

0.269***

0.194*

 

 

 

0.077

0.085

常数项

-0.174

-0.597***

-0.469***

-0.518***

 

0.113

0.103

0.090

0.135

N

3196

3013

3139

2828

R2

0.058

0.058

0.062

0.079

-2LL

4089.95

3854.14

3995.74

3528.87

注: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六、结论与讨论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私营企业是否采纳现代企业制度与其经济绩效基本上没有显著关系,至少不会带来经济绩效的提升,而且在现代企业制度扩散的不同阶段都是如此。与之相反,采纳现代企业制度却能帮助私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和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尽管这种优势随着组织制度密度的提高而逐渐衰弱,但这种优势在现代企业制度扩散过程中毕竟存在。获得银行贷款以及政治参与的背后所反映的政府与社会的认可(即企业合法性的提高)确实是吸引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原因,并且从扩散初期就是。

另一方面,在强制机制、规范机制以及制度记忆机制的合力作用下,现代企业制度迅速在私营企业中扩散。第一,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私营企业在政府的强制推动下,更有可能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当企业主嵌入在教育网络与职业网络中时,能够及时了解到流行的组织结构与管理规范并在自己企业中采用;第三,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范式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因此在组织变迁时也具有较强的组织惯性,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企中已经形成的现代企业制度将通过改制企业以及跨体制企业主而得以传承下去。

实证分析结果支持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企业组织乃是深深地嵌入于社会与政治环境中,其正式组织结构不仅反映了技术环境的要求,而且还要受到更广泛的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

关于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指出效率与合法性可以看成是最优与次优选择,如果企业选择了最有效率的组织结构,那么这是效率逻辑;如果企业在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结构条件下却选择了效率较低的组织结构,那么这是迫于合法性压力。但即使是次优的结构和实践做法,目的同样是为了获得资源。[35]

在现代理性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时,西方学者关注的问题是提升合法性可能也是一种理性行为。与之不同的是,我们想强调的则是效率(或者说理性)亦是一种合法性。正如韦伯早已观察到的,近代西方理性化的过程使得理性主义成为西方现代生活中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理念,乃至于成为一个囚禁人性的“牢笼”。[36]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社会的扩散从一开始就不是理性主义的作用,西方研究中的“效率—合法性”两阶段模型在中国也就不适用。这一点并不仅仅限于现代企业制度。

在中国,企业行为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规制较多,现代企业制度的迅速扩散往往要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得以实现。因此,只有当市场力量真正成为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力量时,现代企业制度的分布才可能有根本变化,如像美国那样集中于大中型企业。

最后,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许多组织结构与实践也能够得以延续下去。现代企业制度率先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建立,这给国有企业以及内部员工留下深刻烙印,随着国企改制以及国企职工走出体制,原来的制度记忆又影响了新的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事实上,不仅仅是现代企业制度,也不仅仅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与实践,各种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的组织制度与实践都可能会不同程度的延续,而且传统组织制度持续时间越长、印记越深,其组织惯性越强。因此,组织制度不仅仅来源于组织创新,也源于制度记忆,正是由于制度记忆的存在,使得一些组织制度即使中断也能得以恢复和传承。

 

注释:



[①]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九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190页。

[②]虽然是来自于两个国家不同年份的数据,但依然具有一定的可比较性,因为:第一,美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私营企业;第二,美国市场已经比较稳定,企业类型的分布在这几年内不会出现剧烈变化。

[③]该课题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

[④]黄孟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1页。

[⑤] Tolbert, Pamela S. & Lymnne G. Zucker.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hange in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The Diffusion of Civil Service Reform, 1880-1935.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3(1); DiMaggio, Paul J. &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2).

[⑥]杨典:《国家、资本市场与多元化战略在中国的兴衰——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公司战略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116)。

[⑦]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路易斯·盖兰布斯:《20世纪美国的企业经济》,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20世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676页。

[⑨] Davis, Gerald F. Agents Without Principles? The Spread of the Poison Pill Through the Intercorporate Network.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1(4); Han, Shin-Kap. Mimetic Isomorphism and Its Effect on the Audit Services Market. Social Forces ,1994(2); Haunschild, Pamela R. & Anne S. Miner. Mod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The Effects of Outcome Salience and Uncertain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3); Haunschild, Pamela R. & Anne S. Miner. Mod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The Effects of Outcome Salience and Uncertain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3); Palmer, Donald A., P. Devereaux Jennings & Xueguang Zhou. Late Adoption of the Multidivisional Form by Large U.S. Corporations: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coun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8(1); Zorn, Dirk M. Here a Chief, There a Chief: The Rise of the CFO in the American Fir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4(3).

[⑩] Meyer, John W. & Brian Row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2).

[11]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64-110页。

[12] Roy, William G. Functional and Historical Logics in Explaining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990(20).

[13]杨典:《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1;Walder, Andrew G.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2).

[14]吴敬琏:《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张维迎:《从现代企业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载《改革》,19951)。

[15]刘小玄、李利英:《企业产权变革的效率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2;宋立刚、姚洋:《改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2;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20068)。

[16]王红领、李稻葵、雷鼎鸣:《政府为什么会放弃国有企业的产权》,载《经济研究》,20018;韩朝华、戴慕珍:《中国民营化的财政动因》,载《经济研究》,20082)。

[17]陈雪萍:《我国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和创新》,载《社会科学》,20048)。

[18]陈永忠:《民营企业的体制缺陷和制度创新》,载《经济体制改革》,20071)。

[19] Nee, Victor & Sonja Opper. Capitalism From Below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a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p.113-119.

[20]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932006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第222-227页。

[21]刘小玄:《奠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30年企业变革回顾》,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第199页。

[22]罗党论 、魏翥:《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载《南方经济》,201211;吴文峰、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载《管理世界》,20093)。

[23]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载《管理世界》,20088;胡旭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载《管理世界》,20065)。

[24]罗党论、刘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载《管理世界》,20095)。

[25] Carroll, Glenn R. & Michael T. Hannan. Density Dependence in the Evolution of Populations of Newspaper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4).

[26]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第67-68页。

[27]罗纳尔德·L.杰普森、约翰·W.迈耶:《公共秩序与正式组织的建构》,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3-248页。

[28]保罗·J.迪马吉奥:《作为专业工程的组织场域的建构:20世纪2040年代的美国艺术博物馆》,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89-314页。

[29] Palmer, Donald A., P. Devereaux Jennings & Xueguang Zhou. Late Adoption of the Multidivisional Form by Large U.S. Corporations: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coun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8(1).

[30] Ruef, Martin & W. Richard Scott.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Hospital Survival in Chang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8(4).

[31]Haunschild, Pamela R.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The Impact of Interlocks on Corporate Acquisition Activi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3(4).

[32]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07-134页。

[33] Stinchcombe, Arthur L.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2000(17);Boeker, Warren. The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ubunit Power in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9(3).

[34] Baron, James N., Michael T. Hannan & M. Diane Burton. Building the Iron Cage: Determinants of Managerial Intensi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9(4).

[35]沃尔特·W.鲍威尔:《拓展制度分析的范围》,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06-207页。

[3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86-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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