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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路路 朱斌 中国经济改革与民营企业家竞争格局的演变  
  作者:李路路 朱斌    发布时间:2014-07-18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中国经济改革与民营企业家竞争格局的演变

 

李路路 朱斌

 

原文载于:《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1期

 

提要: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竞争格局的变化。从企业家的体制资本和市场能力两个维度,民营企业家被划分为权贵型企业家、混合型企业家、市场型企业家以及草根型企业家等四个类型。基于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相比市场型企业家,权贵型企业家在经济改革初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但这一优势随着改革的推进而减弱;演变的原因并非制度转型削弱了权贵型企业家体制资本的作用,而是经济扩张使得市场型企业家抓住市场机遇,获得了更大收益。未来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压缩行政权力在市场中寻租的空间,进一步释放由制度转型带来的改革红利。

关键词:民营企业家、体制资本、市场能力、制度转型、经济扩张

 

一、引言

经济改革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民营经济部门的成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截止2010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达4298.05万户;就业人数达到16415.2万人,吸纳了90%以上城镇新增就业劳动力;税收贡献总额为11149.04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4.4%;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超过60%(黄孟复,2011:135)。民营企业主作为民营企业的主导者,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也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新兴的精英阶层,一种新生的经济精英,其最主要特征在于比一般社会成员拥有多得多的经济财富(陈光金,2005)。事实上,民营企业主不仅在经济方面,近年来在政治参与方面也越来越普遍(吕鹏,2013)。故而我们认为,对于民营企业主的系统研究将有助于理解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

民营企业家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是“市场转型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伴随着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制度结构的变迁将导致社会结构、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更替或循环,新的精英阶层将成为市场转型的“赢家”和未来转型的主要推动力。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被普遍认为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成长起来的新兴社会精英阶层,他们也成为透视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要载体。在当前围绕市场转型与民营企业家研究中,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再分配者和市场行动者谁更可能成为民营企业家。本文则关注,在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家能够成为“优胜者”?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成功企业家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又在何种意义上揭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征和演进逻辑?

 

二、市场转型与精英流动的争论

从倪志伟于1989年提出市场转型理论以来,“市场转型争论”双方就精英流动、资本回报率、产权改革等多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至今余波未平,国内已有大量文献对此作了回顾(参见 边燕杰,20021-40;周雪光,1999;刘欣,2003;陈那波,2006;张欢华,2007;边燕杰等,2008:1-30)。回顾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市场转型争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市场相对于国家权力的力量是如何变化的,这种变化如何影响到社会资源配置,并进而投射到社会精英的流动上?

这一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原来的再分配者能否维持地位优势?这在一开始就成为市场转型争论焦点。基于波兰尼(K. Polany)和塞勒尼(I. Szelenyi)关于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研究,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会根本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国家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随着权力逐渐从再分配者那里转移到直接生产者手中,政治资本获得经济回报的能力将相对下降(Nee198919911996),这意味着再分配者的相对优势会下降。这一理论很快受到质疑,罗纳-塔斯(A.Rona-Tas)针对匈牙利的研究指出,再分配者通过将其再分配权力转化为市场权力,从而能够维持他们的社会优势地位(Rona-Tas1994);边燕杰等人的研究则发现,由于共产党领导地位和城市单位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动摇,因此在中国,政治权力本身就足以维持干部的经济回报优势(Bian & Logan1996)。虽然后两项研究的结论一致,但其背后隐藏的假设并不相同,前者承认市场正在逐渐成长为能够与国家抗衡的一种资源分配机制,因而被称之为“权力转换轮”,而后者则强调市场仍然依赖于国家,故被称之为“权力维系论”。尽管随后的经验研究也未能对此做出明确判断,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精英的流动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会受到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交互影响,从而提出了如“政治市场论”(Parish&Michelson1996)、“政治经济同步演化论”(Zhou2000)、市场国家互动论Bian&Zhang2002)。实际上,在当时拥有的资料和数据基础上继续争论已经没有意义,再分配者的相对地位的变化需要持续的转型过程和新的资料与数据来证明。

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和市场机会的相对变化,除了受到上述制度转型逻辑的影响外,还有学者强调经济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经济扩张的影响。魏昂德(A. Walder)指出,在一个发展迅速的社会,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也会改变权力与机会的相对结构。工业化使得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增加了大量的高薪职位,会促进结构性的职业流动,因为再分配者及其家庭成员不可能全数垄断这些职位,因此,随着整体人口薪酬的增加,再分配者的经济收益会相对降低(Walder2002a2002b)。戈伯(T.Gerber)基于俄罗斯的研究也发现,制度变迁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职位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个人的职业流动,并最终改变社会分层结构(Gerber2002)。

第二个与之密切联系的问题是:包括原有的再分配精英和直接生产者在内,哪些行动者能够成为转型社会中新兴的经济精英?伊亚尔等人的研究认为,不同体制社会中决定社会地位的资本类型不同,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文化资本居于主导地位,原来的政治资本成了没有效用的、甚至是负效用的资本,故而他们推断,原来的再分配者将会出现分化。那些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型再分配者,积极参与并主导了体制变革,并在市场改革过程中成功转型为新的经济精英,因此剧烈的制度变革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优势地位;而那些只拥有政治资本、但欠缺文化资本的管理型再分配者,在丧失了政治资本且又无法适应全社会范围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扩张时,将成为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最终失败者之一(伊亚尔等,200837-42)。

但是,再分配精英分化的现象并不一定出现在中国这样的渐进式改革国家中。孙立平认为,塞勒尼等人“资本转化”概念的前提预设是,不同类型的资本相对独立,但在中国则存在一种独特的资本形式,即一种总体性资本,而所谓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不过是这种总体性资本在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正在出现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而他们的原初形态正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孙立平,2002)。郑辉与李路路从精英流动的角度揭示出,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已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通过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实现精英阶层的再生产(郑辉、李路路,2009)。因此,在中国,政治精英没有转变成经济精英是因为政治资本依然有效,而且即使政治精英自己的社会角色没有改变,其子代也可以轻易地转变为经济精英。

然而,这种整体或总体性精英再生产的逻辑并不一定贯穿整个经济改革时期。陈光金基于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指出,在经济改革早期,有大量工人、农民、社会失业人员成为民营企业家,虽然这一比例在逐渐下降(陈光金,2005)。吴晓刚则发现,城市干部与农村干部进入自雇职业的轨迹是不一样的:在农村,干部是最早抓住企业经营机会的群体之一,但他们的优势随着改革推进而逐渐消失;相反,城市干部在改革早期进入自雇职业的可能性很低,但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可能这么做(Wu2006)。

上述研究大多是从民营企业家的来源讨论了市场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命运,以及决定其命运的机制,并以此透视市场转型过程的特点和未来趋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讨论大多停留在“成为民营企业家”层面上。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成为”民营企业家仅仅是成为经济精英的第一步,随着市场转型的发展,跨越这个“门槛”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然而,有多少人下海经商铩羽而归,存活者只是他们中的少数,成功者甚至是极少数。只有那些存活时间更长、企业经营更为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才反映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转变为经济精英的真实图景(李路路,19961997;石秀印,1998Wank1999)。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缺少从历史视角出发动态考察在制度安排与经济发展双重变迁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不同社会背景如何影响到企业的成功?什么样的企业家在这场竞争中成为真正的优胜者?不同民营企业家之间竞争格局的演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本文将在这一方面予以拓展。

 

三、基于市场能力和体制资本的民营企业家类型划分

在过去的精英流动研究以及民营企业家来源研究中,对民营企业家社会背景的分类一般是基于“市场转型理论”所建立的实质上是两分法的类型,即再分配者和直接生产者。而本文将围绕双重转型的逻辑,从“市场能力”和“体制资本”两个维度对民营企业家类型划分。

“市场能力”概念最先由韦伯提出,指“物品在市场上成为交换物的可能性程度”(韦伯,2004:33),是“经济的阶级”的基础。吉登斯发展了韦伯的市场能力概念,把马克思的财产关系放到市场机会结构中来考察,认为市场能力是指“那些个体行动者有可能带入到市场讨价还价场合中去的、任何形式的相关特性”(吉登斯,2005134)。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交换的竞争中具有不同的市场能力,因而占有不同的市场地位,从而决定了阶级地位的差异。对于企业家而言,企业家的市场能力是指企业家个人所有的通过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市场交换或竞争获得市场机会的相关属性。这在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中多有阐释,最典型的就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企业家的本质在于创新,通过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获得超额回报与利润,而创新的成功取决于企业家精神和素质(何树贵,2003)。

在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完善的地区,企业家的市场能力往往决定了企业竞争优势。但在转型社会中,路径依赖的机制导致传统再分配体制依然会在经济活动中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力。这里用“体制资本”概念来表明传统再分配体制因素在社会中的存在,具体是指个人在传统体制的权力结构中所据有的社会地位。李路路认为,这类资源在传统体制中结构化,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成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本,所以即使个人走出体制,依然能够利用这些沉淀下来的体制资本为拥有者本人带来好处,尤其是在市场转型初期,私人占有的经济资源极为匾乏,此时体制资本对私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李路路,1996)。在由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体制资本的作用反映了国家在市场中的地位或影响力。

本文用民营企业家创业前的职业来衡量他们的体制资本与市场能力。体制资本具体指的是民营企业家创业前在体制内的位置;市场能力则是企业家在市场交换活动中的能力和所占据的位置,虽然市场能力也能通过教育获得,但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位置本身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教育的影响(Blau & Duncon1967),即使在经济改革前也是如此(Walder1995aWalder et al2000Zhou et al1996)。因此,无论是体制资本还是市场能力,在形式上都可以用“职业”这一概念来概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同一职业所带来的体制资本与市场能力在不同时期可能是不一样的。但考虑到每一职业背后所嵌入的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各个职业所带来的体制资本与市场能力的相对含量并不会随着经济改革而发生剧烈变化。

根据创业前的职业身份,民营企业家可区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包括自己创业前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管理者以及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的管理者和供销人员,这些企业家拥有较多的体制资本或市场能力;另一类主要包括创业前从事一般工人、农民的职业或属于无业人员,他们拥有较少的体制资本或市场能力。对于前一类企业家,可进一步依据他们工作组织的所有制性质不同,区分其所拥有的市场能力或体制资本的强弱。工作组织性质不同,导致了各类工作单位本身在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与社会声誉诸方面的差异,以及单位内部正式权威结构和非正式组织结构的差异(Lin &Bian1991;华尔德,1996),这也意味着相同的职业身份在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工作组织中获得市场能力或体制资本是不一样的。例如,拥有国有单位的管理者经历的民营企业家,更可能拥有更多的体制资本;而拥有非国有单位管理者经历的民营企业家,则可能只拥有较弱的体制资本,但因其更多地置身于市场化环境中,因而相对拥有更多的市场能力。

综合企业家创业前的职业身份与工作单位,将民营企业家分为四类。

1)“草根型”企业家,主要包括工人、农民以及无业人员出身的企业家,他们在市场能力与体制资本两方面均处于劣势。

2)“权贵型”企业家,主要包括创业前在国有单位的管理岗位上工作过的企业家,他们因这样的经历拥有更多的体制资本。

3)“混合型”企业家,主要是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由于集体企业产权的模糊性(Nee1992),集体企业处于国有和非国有之间,相对于“权贵型”企业家,他们拥有的体制资本较弱,但拥有更强的市场能力;相对于“市场型”企业家,他们的市场能力较弱,但拥有相对多的体制资本。

4)“市场型”企业家。主要包括三部分成员:一是那些具有在非国有单位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经历的企业家,他们因这些工作组织更加市场化的内外环境具有较强的市场能力;二是那些具有在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和供销工作经历的企业家,尽管他们是在体制内工作,但是,正如边燕杰等人所指出的,他们并没有或仅掌握少量的国家再分配权力,反而由于他们直接参与了本单位的对外经济交易,或者因为专业技能能够向单位外的机构、个体提供服务,从而能够在再分配体制下培养市场能力(Bian & Logan1996);三是个体户,个体户是中国最早进入市场经历市场洗礼的人,称得上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弄潮儿”。总体而言,这三类人之间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但相对于其他三类企业家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拥有较强的市场能力。

1表示了四类民营企业家的市场能力与体制资本强弱。由于权贵型企业家与市场型企业家两类企业家在市场能力和体制资本方面最有典型意义,本文将着重讨论这两类企业家在持续的经济变革过程中,哪一类更能够利用经济改革释放出来的发展机会,成为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四、民营企业家相对竞争优势演变假设

对经济改革早期的企业研究首先是聚焦于乡镇企业,学者们从产权角度出发,认为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其特殊的产权形态密切有关,如可以降低企业资源的交易成本(Nee1992),规避国家掠夺,强化企业预算限制等(Che&Qian,1998Walder1995b)。对于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产权背后所折射的“国家—社会”关系值得关注。王大伟(D.Wank)对厦门民营企业家的调查发现,在经济改革早期,民营企业的成功依赖于政治权力的庇护网络。其原因至少有二:第一,利用权力关系可以得到各种有利资源,因为在双轨体制下,地方政府仍然控制了土地、金融资本、能源、贸易机会、公共消费单位等稀缺资源;第二,利用权力的庇护关系可以规避政治和政策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当私有产权不受国家意识形态保护的条件下,通过庇护关系可以减少日常地方官员的任意干涉与掠夺,以及国家政策突变或发生政治运动带来的冲击,从而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权益(Wank19961999)。这一点也得到其他研究佐证(李路路,19961997;石秀印,1998;边燕杰、邱海雄,2000)。总而言之,因为权贵型企业家利用体制资本优势更容易与政府官员建立庇护关系,所以他们在经济改革早期具有相对优势地位。进一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权贵型企业家是否能继续维持这种相对优势地位?

顾道格(D.Guthrie)的研究揭示,国有企业在市场转型期间正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例如为了分散市场环境高度不确定性而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Guthrie, 1997)。如果说国有企业都在逐渐摆脱政府简单附属物的角色,那么本身处于竞争市场中的民营企业就更可能如此。随着市场的强化以及私有产权合法性的加强,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地可以通过超越地方政府的市场机构和社会网络来协调资源,对产品劳务流通的再分配控制被削弱,因此再分配权力对企业家市场活动的影响在减弱。倪志伟等人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只有在那些政府控制的经济活动中,如土地交易,政治联系才有助于民营企业取得竞争优势,而在形成激烈竞争的商品市场中,政治联系并没有特别的价值(Nee&Opper2010)。因此,市场转型论者相信,企业家的市场能力将决定民营企业的发展,但“这种非连续变迁的证据在制度变迁的早期很难确认”(Nee&Cao2002)。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市场能力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权贵型企业家的相对优势会减弱。

但反对“市场转型理论”的学者则强调,市场扩张不是一个自发自生过程,现存政治经济制度将会形塑新兴经济制度,社会经济体的行为也不能够脱离现有国家制度。具体而言,国家在政策和资源两个方面依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控制:首先,国家在经济改革中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具有其自身的利益和偏好,尽管市场改革是国家政策的基本方向,但国家在具体政策制定上保持着相当独立性,并不会被其他社会经济体所完全俘获(Zhou2000),这意味着那些具有体制资本优势的民营企业家依然能够通过接触政治权威规避政策的不利影响,甚至也有可能在一定层面上影响政策制定从而保护和提升自己的利益。其次,当市场化成为制度转型的主要趋势和主要内容后,基于国家利益考虑,保持对一些特殊稀缺资源的垄断成为国家控制和发挥影响的手段(Bian&Zhang2002;郝大海、李路路,2006),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内部的资源是企业制定及实施战略的基础,那些掌握有价值的、稀少的、不可模仿以及不可替代的资源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Habbershon & Williams1999 Habbershon et al.2003)。因此,当一般生产要素的获得已经不再困难时,以较低代价获得这些垄断资源对于民营企业发展而言就具有举足轻重作用。那些体制资本丰富的民营企业家恰恰具有这个优势,许多研究都发现,政治联系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政府补贴(潘越等,2009;余明桂等,2010)、金融贷款(胡旭阳,2006;余明桂等,2008)、进入垄断行业(罗党论、刘晓龙,2009),所以权贵型企业家的相对优势不会削弱。

综而言之,市场转型争论所集中讨论的是制度安排的变化对经济行动者的影响,在这一框架下,目前还难以判断民营企业家竞争格局的变化,为此我们做出两个竞争性假设,以期通过数据予以检验,即:

假设1.1:与市场型企业家相比,权贵型企业家的相对优势随着制度转型的推进而减弱。

假设1.2:与市场型企业家相比,权贵型企业家的相对优势不会随着制度转型的推进而减弱。

 

魏昂德的研究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两个过程同时进行,一是经济体制发生转型,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一是经济结构发生变迁,即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Walder2002b)。这两个过程都可以引起市场机会增加,但机制不一样:在制度转型的条件下,计划经济部分转换为市场机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在伴随经济结构变迁而引起的经济扩张下,市场经济部分的增加并不会削弱计划经济部分(Walder2002b)。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过程并不是一定同时发生的,如在俄罗斯社会转型早期,就只有制度转型而无经济发展。那么,在经济结构变迁引起的经济扩张下,谁又会是最后的赢家呢?本文认为,在经济制度保持稳定的条件下,体制资本的优势亦将维持稳定,与此同时,原有市场机会伴随工业化过程而自我扩张,市场能力强的企业家因为在机会识别、信息处理、组织管理与创新等方面占有优势,故而能够抓住更多的新增市场机会。随着企业家市场能力作用的增加,体制资本相对优势就会逐渐下降,故而提出,与市场型企业家相比,权贵型企业家的优势随着经济扩张而减弱(假设2)。

 

五、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自于“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①]的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该调查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民营企业的规模结构和行业结构选取民营企业样本,再通过各地工商联和工商局展开调查,调查对象为民营企业的法人代表,或称民营企业家。该调查范围涵盖我国境内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个行业、各种规模和类型的民营企业,因而本研究的样本相对于其他民营企业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但是,即使如此,使用该数据进行总体推论也应该非常慎重,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第一,民营企业数量庞大且差别极大,第二,进入企业进行调查有特殊的难度。该调查始于1993年,至今已经进行十次,本文选择1993年、2002年和2010年这三年的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这三个时点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1992,邓小平南巡讲话肯定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将近十年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也出现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这一轮上升期持续时间之长、运行之平稳,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而这一上升时期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出现转折,进入一个次高速增长时期(王一鸣,2010)。

考虑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制度转型与经济扩张是两种逻辑不同但又交织在一起的过程,且制度转型效应在理论上并不确定,难以通过不同时期来辨析不同机制的具体作用,因此,本文引入区域分析。已有研究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存在显著区域差异(Xie & Hannum1996;郝大海、李路路,2006),虽然这使得做全国性推断时需要保持慎重态度,但也恰好提供了检验两种解释机制的天然实验室。由于不同地区在制度转型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均存在差异,即有的地区制度转型深入,且经济发展较好;有的地区虽然制度转型深入,但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故可以在控制一种区域参数的情况下,检验另一种参数的作用,例如,可以在控制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分析不同类型企业家在制度转型程度不同的地区的作用,进而检验制度变迁的解释逻辑。因此,本文还进一步结合2010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各县市区域数据对2010年民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区域分析。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

本文关注的是那些更为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因此,样本企业的经营状况构成了分析的因变量。根据数据重要性和可获得性,选择企业当年税后净利润作为因变量。由于使用的数据涉及到三个年份,跨度达20年,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对不同调查年份的数据进行了价格平减处理。[②]    

2.自变量

1)企业家类型:根据上文的定义,本文以企业家创业前的工作经历对企业家进行分类。由于部分企业家创业前有过多个工作,本文以企业家创业前的最后工作作为分类依据。1993年和2002年调查中均询问了企业家创业前的最后职业及工作单位性质。2010年调查没有直接询问,而是让企业家选择所有创业前工作,为此做如下界定:若企业家只选择了一项工作,则将其作为创业前的最后工作;若企业家选择了多项工作,则按照市场型企业家、权贵型企业家、混合型企业家、草根型企业家的顺序优先选择,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从体制内走出比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更为容易也更为常见,例如,当企业家既做过国有企业管理者也做过外资企业管理者时,则认为他更有可能是由国有企业流动到外资企业,继而创业成为民营企业家,而不是相反。最后,本文以权贵型企业家为参照项。

2)区域变量:借鉴郝大海等人的研究,本文使用各地区民营化水平和人均GDP作为各地区制度转型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变量(郝大海、李路路,2006),其中民营化水平是指当地城镇就业人员中非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人员的比例。区域单位是地级市(或地级县、区),数据来自于2010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地级统计资料,若缺少地级市资料,则用省级数据代替。

3.控制变量

1)企业家个人特征:本文对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和政治面貌予以控制。企业家受教育程度设置为虚拟变量,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设置为1,大专以下的设置为0;企业家的政治面貌则以是否是中共党员为指标,若是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2)企业特征:主要对企业所在行业、企业历史以及企业规模予以控制。由于民营企业抽样调查问卷让企业列出了三个主营行业,因此通过两个变量控制企业行业影响,一是企业是否涉及制造业,二是企业是否从事多个行业,分别以虚拟变量带入。企业历史用调查年份减去企业创业年份得到。以企业上一年雇佣员工人数和销售额作为企业规模指标,取对数进入模型,在此之前对销售额进行了与企业净利润相同的处理。

1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到,企业平均净利润呈上升态势;草根型企业家的比例急剧下降,而权贵型企业家比例却在2002年以后大幅上升,这可能与国企改革在新世纪初十年基本告一阶段有关,一大批中小型国企领导人随着企业改制转变成民营企业所有者。

2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1993

(N=971)

2002

(N=2404)

2010

(N=3310)

企业净利润(对数)

1.76

1.30

2.00

1.40

2.27

1.91

企业家类型(%)

权贵型

13.29

6.82

25.26

混合型

7.42

9.32

9.88

市场型

31.51

65.81

50.27

草根型

47.79

18.05

14.59

政治面貌(1=中共党员,%)

13.29

32.11

41.84

教育程度(1=大专及以上,%

16.89

37.02

62.18

区域(%

东部

63.85

67.26

56.28

中部

20.91

15.22

23.93

西部

15.24

17.51

19.79

行业

多元行业(1=是,%

23.89

25.58

22.36

制造业(1=是,%

57.78

43.68

42.11

企业历史

6.09

3.30

7.00

4.25

8.75

4.61

企业规模

企业员工(对数)

3.59

1.07

4.34

1.29

4.01

1.56

企业销售额(对数)

0.57

0.62

1.13

1.00

1.37

1.35

注:表格内数值为平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三)模型构建

本文使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不同类型企业家相对优势在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变化,模型1设置为:

 

其中 表示第i个企业在调查时点的税后净利润。 表示不同类型的企业家; 表示不同的调查年份,以1993年为参照年份; 表示企业家与调查年份的交互项, 表示该交互相系数,通过可以观察不同类型企业家的相对优势在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的变化。 是各控制变量; 表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 的正态分布。

为了考察区域层次的民营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家竞争优势的影响,本文使用多层线性模型,该模型既能够在个人层次估计不同类型企业家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同时还能估计这一影响随着区域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其中个人层次的模型2如下:

                  

区域层次的模型3设置如下:

                   

该模型表示企业家系数受到区域特征的影响,是区域层次的解释变量,分别为各区域民营化水平和人均GDP是各区域变量的系数;表示区域层次的随机效用并被假定为独立的方差为的正态分布。

 

六、实证结果分析

1.民营企业家竞争格局优势的变化趋势

2呈现了不同类型企业家在不同时期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模型1分别对三个调查时点做了回归分析。在这三个时期,政治面貌系数均不显著,在以往研究中,中共党员一向被视为政治资本指标(Nee1989Bian & Logan1996Xie & Hannum1996),与体制密切联系,本文结果则表明,企业家政治资本对其企业经营的影响并不明显。企业家教育水平的影响在1993年和2002年调查时较为明显,但近年来该影响已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和成熟,正规教育水平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可能减弱,而那些难以测量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人力资本可能更为重要。

在企业特征方面,企业规模与企业净利润具有非常显著的关系,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净利润越高;但企业历史与企业净利润的关系并不一致,1993年和2002年,企业历史系数由负转正,但均不显著,而在2010年,企业历史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历史的正效应随着改革推进而更加明显。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后,从事多元化行业的民营企业的净利润更高;但制造业是否具有优势地位则很难判断,经济改革初期,制造业的净利润甚至更低,到2002年,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在2010年又消失了。区域之间的差别在1993年和2002年并不明显,到2010年,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净利润均更低。

最后,再以权贵型企业家为参照项,着重讨论企业家竞争格局的变化。结果表明,混合型企业家的系数由显著为负逐渐变为正,但不显著,说明相对于权贵型企业家,混合型企业家在1993年处于明显劣势地位,但这种劣势地位在逐渐减弱;市场型企业家在改革初期的相对劣势不显著,但目前的相对优势较为显著;草根型企业家的系数在三个时期均不显著。在模型2中,将不同时期数据同时放入模型后,可以看到,在1993年,其他企业家相对权贵型企业家而言均处于劣势地位,但混合型企业家相对劣势在2002年减弱(系数为-0.440+0.421),在2010年已经具有一定优势(系数为-0.440+0.544);而市场型企业家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两年系数分别为-0.157+0.265-0.157+0.255);而关于草根型企业家的所有系数依然都不显著。

结合模型1和模型2,权贵型企业家在经济改革之初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随着经济改革在逐步弱化;相反的是,混合型企业家和市场型企业家的相对劣势地位均在扭转,尤其对于市场型企业家而言,其在改革之初的劣势地位事实上并不显著。目前的结果还难以明确判断草根型企业家的变化,从现有研究来看,文革结束后不断增加的失业压力和各种社会群体的重新定位促成了国家关于私有经济部门政策的转变(Zhou2004),而草根型企业家最先进入私有部门,故而他们在改革初期可能经历了短时间的黄金时期,但随着其他能力更强的企业家进入民营领域,他们的先机红利可能会逐渐丧失,甚至被排斥出市场,这一点在罗纳-塔斯关于东欧的研究中亦有体现(Rona-Tas1994)。

2 民营企业净利润的多元回归模型(OLS)结果

 

模型1.1

1993年)

模型1.2

2002年)

模型1.3

2010年)

模型2

 

B/S.E.

B/S.E.

B/S.E.

B/S.E.

政治面貌(1=党员)

-0.013

-0.041

0.055

0.018

 

0.088

0.044

0.048

0.031

教育程度(1=大专及以上)

0.288***

0.102*

0.061

0.098**

 

0.083

0.044

0.048

0.031

多元化(1=是)

0.091

0.230***

0.229***

0.215***

 

0.072

0.047

0.054

0.033

制造业(1=是)

-0.325***

0.087*

0.023

-0.008

 

0.065

0.042

0.049

0.030

区域(参照项:东部)

中部

0.056

0.025

-0.122*

-0.056

 

0.075

0.057

0.055

0.036

西部

-0.001

-0.059

-0.182**

-0.122**

 

0.084

0.055

0.059

0.038

企业历史

-0.007

0.004

0.018***

0.012***

 

0.009

0.005

0.005

0.003

企业员工规模

0.163***

0.161***

0.218***

0.194***

 

0.035

0.020

0.022

0.014

企业销售额

1.281***

0.829***

0.807***

0.844***

 

0.057

0.026

0.024

0.017

企业家类型(参照项:权贵型企业家)

混合型

-0.253+

-0.016

0.081

-0.440**

 

0.137

0.102

0.084

0.167

市场型

-0.049

0.085

0.098+

-0.157

 

0.097

0.081

0.056

0.119

草根型

0.033

-0.013

-0.013

-0.130

 

0.095

0.091

0.077

0.114

调查时点(参照项:1993年)

2002

-0.636***

 

0.135

2010

-0.522***

 

0.110

企业家类型与调查时点交互项

混合型*2002

0.421*

 

0.204

市场型*2002

0.265+

 

0.151

草根型*2002

0.129

 

0.154

混合型*2010

0.544**

 

0.183

市场型*2010

0.255*

 

0.129

草根型*2010

0.118

 

0.131

常数项

0.613***

0.164

0.017

0.623***

 

0.140

0.112

0.097

0.110

R2

0.510

0.516

0.551

0.537

N

971

2404

3310

6685

注: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2.民营企业家竞争格局优势变化的机制分析

通过讨论2010年民营企业家竞争格局随着区域差异而发生的变化,可以辨析经济改革过程中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模型3.1加入了区域民营化水平及其与企业家的交互项,实证结果显示,混合型企业家和市场型企业家的系数显著为正,但他们与民营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于权贵型企业家,市场型企业家和混合型企业家的净利润相对优势随着区域民营化水平的增加而下降。反过来看,这也意味着权贵型企业家在改革之初的相对优势并不会随着制度转型而下降,因此这一结果支持假设1.2,而不支持假设1.1

模型3.2则加入了区域人均GDP及其与企业家的交互项,与模型3.1相反的是,其他三类企业家的系数均不显著,但“市场型企业家*人均GDP”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权贵型企业家的相对优势越弱,这与我们的假设2相吻合。模型3.3同时加入了民营化水平、人均GDP及其与企业家的交互项,上述结果则变得更为显著。市场型企业家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一致的是,此时市场型企业家在市场中已经具有相对优势地位;进一步地,“市场型企业家*民营化显著为负,“市场型企业家*人均GDP”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型企业家的相对优势将会随着制度转型而减弱,随着经济扩张而增强,而权贵型企业家竞争优势的变化则与之相反。

 

表格3民营企业净利润区域差异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结果

 

模型3.1

模型3.2

模型3.3

 

B/S.E.

B/S.E.

B/S.E.

个人层次

 

 

政治面貌(1=党员)

0.032

0.043

0.041

 

0.046

0.047

0.047

教育程度(1=大专及以上)

0.072

0.071

0.072

 

0.048

0.048

0.048

多元化(1=是)

0.191***

0.187***

0.188***

 

0.053

0.054

0.054

制造业(1=是)

0.055

0.047

0.048

 

0.049

0.049

0.049

企业历史

0.013*

0.013*

0.013*

 

0.005

0.005

0.005

企业员工规模

0.196***

0.197***

0.198***

 

0.022

0.022

0.022

企业销售额

0.811***

0.808***

0.808***

 

0.024

0.024

0.024

企业家类型(参照项:权贵型企业家)

 

 

混合型

0.743+

-0.108

0.695+

 

0.414

0.153

0.416

市场型

0.606*

-0.030

0.548+

 

0.283

0.111

0.284

草根型

0.188

-0.172

0.149

 

0.356

0.138

0.356

区域层次

 

 

民营化水平

0.005

 

0.007+

 

0.004

 

0.004

民营化*混合型

-0.010+

 

-0.012*

 

0.006

 

0.006

民营化*市场型

-0.007+

 

-0.009*

 

0.004

 

0.004

民营化*草根型

-0.003

 

-0.005

 

0.005

 

0.005

人均GDP

-0.002+

-0.003*

 

0.001

0.001

人均GDP*混合型

0.002

0.003+

 

0.002

0.002

人均GDP*市场型

0.003+

0.003*

 

0.001

0.001

人均GDP*草根型

0.003

0.003+

 

0.002

0.002

常数项

-0.226

0.258+

-0.192

 

0.278

0.133

0.280

模型解释的方差(%

 

 

个人层面

29.04

29.10

29.14

区域层面

23.36

22.31

23.23

注: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综合模型1、模型2、模型3结果可知,相对于权贵型企业家,市场型企业家在改革之初并不具有竞争优势,但这一相对劣势地位随着经济改革的整体推进很快得到扭转。区域分析发现,权贵型企业家相对优势的减弱,并不是因为制度转型引起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恰恰相反,体制资本的作用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并未下降,是经济扩张过程中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那些市场能力强的企业家把握住了更多机会,从而削弱了权贵型企业家的相对优势。

 

七、当前体制约束与未来经济改革方向

本文利用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竞争格局及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演变。研究发现,中国草根型民营企业家的比例日渐减小,意味着社会下层人员进入民营经济的可能性在减小。更重要的是,民营经济竞争格局在悄然改变。权贵型企业家的相对竞争优势逐步削弱,进入新世纪后,市场型企业家与混合型企业家相继获得了市场竞争优势。进一步将经济改革分解为制度转型与经济扩张两个过程,发现削弱权贵型企业家竞争优势的机制并非制度转型,而是经济扩张过程中,市场型企业家把握了增加的市场机会。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经济扩张效应可能要大于制度转型效应。

研究结果从两个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第一,民营企业家队伍的扩张预示着一个新兴经济精英阶层的出现,这个精英阶层的组成变化是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一部分。已有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呈现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再生产”的趋势(陈光金,2005),本文亦支持这一点,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结构化趋势。同时,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家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市场型企业家的作用将尤为突出,新世纪以来,市场型企业家已经拥有显著的市场竞争优势,维护他们的合法经济利益将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他们缺乏体制资本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通过完善市场竞争、避免行政权力的干预获得经营的成功,亦是政策制定者所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二,市场转型争论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断定谁赢谁输仍为时尚早,但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出,到目前为止,至少两种现象在同时发生:一是,草根阶层越来越难以跃上龙门,成为企业家;同时,仍有大量的“准再分配者”成为民营经济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二是,在这个阶层内部,再分配者的市场竞争优势也在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型企业家,他们的组成较为复杂,包括较早“下海”的原再分配者、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受锻炼成长起来的个体户阶层和管理阶层。这一结果的出现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制度转型与经济扩张共同推进所造成的。首先,制度转型并没有使得原再分配者的地位优势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到目前为止依然维持这种状态,政治与经济的联结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家依然掌控经济制度变迁主导权以及垄断能够决定企业生存的重要资源,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国家,其结果就是再分配者的优势维持。其次,经济扩张波及了所有阶层,但相对获利最丰厚的是那些适应了市场法则、抓住了市场机会、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们。最后,对于草根阶层或社会下层来说,当再分配权力成为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主要机制时,他们因其权力地位较低而处于弱势地位;当市场机制成为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主要机制后,他们又会因资源禀赋的弱势而在市场竞争中遭到排斥。正如塞勒尼等人所指出的,随着素质较高的人开始从事经营活动,一些受教育程度少、处在社会最边缘的早期先行者就被挤到了一边,甚至是销声匿迹了(Szelenyi & Kostello1996),故而,他们很少能够真正实现长距离跨越阶层的界线,除非出现了特殊的机遇。

综上,在我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进程中,既存的制度结构仍然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寻租提供着可能;如果不是市场型企业家积极抓住市场经济自我扩张带来的机会,权贵型企业家的竞争优势可能会一直维持。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进入一个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期,外部需求减弱,内部资源约束强化(王一鸣,2010),市场经济大幅扩张的趋势难以持续,这也意味着市场经济扩张带来的改革红利趋于缩小。此时,要想进一步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压缩行政权力在市场中寻租的空间,借此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即通过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由制度转型带来的改革红利。只有当经济体制改革触及到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时,制度结构和市场经济发展才能够真正契合;否则,在市场经济扩张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权力仍然会通过寻租不断侵蚀原有经济扩张产生的改革红利。这将导致权贵型企业家的相对竞争优势继续保持甚至加强,市场经济的发展趋于停滞,社会结构出现进一步地结构化甚至是僵化。

 

【作者简介】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心;朱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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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课题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

[]具体来说,1978年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为100t年企业实际净利润=t年企业名义净利润/t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0),然后将企业实际净利润取对数进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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