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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星华 任建通 规训与选择——对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法社会学研究  
  作者:郭星华 任建通    发布时间:2014-09-01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对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法社会学研究

 

郭星华  任建通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原文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要:以文化为视角,文化的差异为切入点来分析刑释人员难以融入社会的困境。受监狱文化浸染的刑释人员从单一、规训的文化场域进入多元、选择的文化场域,会受到差异文化的冲击。由于文化的惯性作用,使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在回社会后处于融入的困境之中。当融入的困境强烈地作用于行为人时,刑释人员重操旧业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为了降低这种可能性,监狱在教育改造服刑人员过程中一定要注重营造监狱良好的改造环境,尤其是监狱文化建设要与社会主文化衔接且应倾向于培养服刑人员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改革监狱行刑方式,在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前设立“文化缓冲期”作为他们融入社会的适应准备阶段,对他们进行恢复性帮助,培养融入社会的选择能力。

关键词:刑满释放人员;规训文化;选择文化;二次融入

作者简介:郭星华(1957 ),男,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任建通(1981 ),男,河北保定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

 

 

 

近年来,刑满释放人员(以下简称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难以融入社会的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作为总体目标之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刑释人员融入社会的问题显得愈来愈重要,本文试图从刑释人员融入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入手,采用文化差异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一些探索。

 

    一、文化的视角:规训文化和选择文化

2013310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的5年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414.1万件,判处罪犯523.5万人,同比分别上升22.3%25.5%。”[1]这表明我国近几年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而且我国每年有40万左右的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这个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的权利维护、生活保障、心理适应等方面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帮助。[2]如果刑释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那么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就可能影响社会运行的安全。因此,刑释人员难以融入社会的问题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日益关注的问题。

关于刑释人员融入社会困境产生的原因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社会排斥的角度研究刑释人员融入社会的困境。如学者莫瑞丽(2010)通过在上海的实地调查后认为,刑释人员回归社会难的原因主要在于刑释人员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在就业、户口、住房、社会保障、婚姻家庭、人际交往等方面遭遇到社会排斥,来自于这些方面的社会排斥使刑满释放人员陷入了回归社会的困境一类是从再社会化的角度来研究刑释人员难以融入社会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从经济收入和保障、心理、社会关系三方面。如学者张秀玉、李群英、贡太雷(2011)从经济收入和保障的角度认为,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经济收入低、生活保障困难导致他们在刑满释放后愿意继续待在监狱里,不愿意接受监狱外的再社会化。学者许宁(2007)则从心理角度认为,由于刑释人员过去对直接被害人或社会造成过危害,在社会惩罚心理和惧怕心理的作用下,使这个群体受到更多的社会歧视和社会隔离,导致了他们被社会所孤立。学者周湘斌(2005)则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认为,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具有强烈的无助感、社会疏离感。长期的监狱生活所形成的自视卑微、疑虑恐惧的监狱人格,使得刑释人员在回归社会后缺乏自尊、自爱的心理素质,自我封闭,不愿与人交际,情绪低落甚至抑郁,或者对环境高度过敏,对旁人的言行无端猜忌,进而产生抵触情绪。刑释人员的家庭成员也因家有刑释人员而少与邻里往来,普遍存在与社会疏离的状况。

以上分析从不同的视角对刑释人员难以融入社会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但我们认为,在当今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这些研究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原因在于:第一,从社会排斥角度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里,社会结构的特征是所谓的“单位制”,传统的“单位制”典型特征是单位依附于国家,个人依附于单位,个人对单位具有强制性的依附关系。因为国家控制着绝大部分的资源和机会,所以单位组织必须依附于国家;由于国家是通过单位组织将资源分配到个人,所以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国家——单位——个人之间强制性的依附关系结构。[3]单位为个人的生、老、病、死等方面承担着社会保障的功能,而国家对于社会成员的控制也通过单位网格化管理来实现,社会成员的交往范围相对较小,而且人们很难从一个交往体系转移到另一个交往体系,单位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是一种小区域内熟人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透明的人际交往体系”[4](P120)。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体一旦因犯罪而入刑,背负上“不光彩”的经历,那么他将被贴上“污名”的标签,更重要的是他被开除了“单位身份”。当其刑满释放后再回归到原来的社会环境中将会受到来自制度、就业、婚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就是必然的。但是,当今社会已经完成由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型,“单位制”已被“项目制”、“社区制”等形式所取代,原有的强制性的依附关系结构也渐趋瓦解,社会成员的流动性空前增强,个体已经脱离了原来固化的场域,从“透明”的人际交往体系进入到“匿名”交往体系。人与人之间如果不是从属于原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网络中,就很难知晓对方的真实身份和个人详细信息,更不会因为曾经的“不光彩”的经历而惶恐不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排斥说的解释力相对较弱。除此之外,社会排斥不仅仅包括结构性排斥,还应包括功能性排斥,即刑释人员自身功能上的欠缺而导致的排斥。第二,从再社会化困境角度(经济收入和保障、心理、社会关系)来解释刑释人员难以融入社会也有其局限。关于再社会化困境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重返社会的现实和实际困难等具体事实上,偏重于就事论事,缺少理论基础和深入的实证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往往也偏向于主观判断的结论,只是简单总体性描述,不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最主要的是它没有概括出问题的根本症结。如“经济收入低、生活保障困难”导致他们在刑满释放后愿意继续待在监狱里,不愿意接受监狱外的再社会化”的结论,并没有说明为什么经济收入低,哪一类刑满释放人员经济收入低。我们认为,刑释人员“经济收入低、生活保障困难、恐惧心理、社会疏离”只是其融入困境的外在表现而非产生困境之原因,这些研究的不足在于这些研究没有将刑释人员融入社会的困境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从而使得研究结果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试图突破这些局限性,以文化为视角来解释刑释人员重新融入社会面临困境产生的原因何在。

在以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和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关于人的现代化研究推动下,社会学研究涌现出了关于广义社会化的研究。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人生始终的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从文化的角度也可以说成是文化的传递和延续过程。[5](P82)因此,刑释人员无论是接受监狱的再社会化还是重新融入社会的继续社会化都是接受不同阶段的文化模式过程。但作为个体而言,刑释人员在不同的阶段学习的文化模式是存在差异的,这种文化模式的差异容易导致个体文化适应的困境。从理论上讲,这种文化模式的变化是双向的,即接触的两个群体的文化模式都要发生变化。但就实际情况而言,群体接触的过程中更多的变化往往发生在弱势群体一边,即要求个体去适应新的文化模式。[6]刑释人员从一种特殊的文化模式——监狱文化,转移到我们日常生活其中的普通社会文化模式中之后,基于对两种文化的认知和感情依附,他们必然要做出行为选择和行为调整,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文化适应的过程。

特殊性的监狱文化和普通的社会文化这两种文化从本质上是同质的,但由于社会化的环境有所区别导致了这两种文化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差别的。我们不妨把这两种文化分别称为规训文化和选择文化。法国学者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使用规训一词来指称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即规训既是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监视手段,又是不断制造知识的手段,它本身还是“权力一知识”相结合的产物。[7] 这里,我们借鉴福柯的规训一词,将规训文化定义为:一种以禁止为主,倡导型为辅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通过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控制模式对个体加以控制和征服,使其被驯服,行为主体被动地接受这种规训。监狱文化是规训文化的一种特殊类型,但不等同于规训文化,广义的规训文化还包括军队文化、警察文化等等。选择性文化是指一种以提倡型为主、禁止型为辅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行为主体可以主动地、自愿地从多种可供其选择的行为模式中进行选择。我们试图从分析规训文化与选择文化的差异入手,来分析刑释人员融入社会产生困境的原因,希冀能为缓解这种困境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二、文化的差异:言谈举止和思想教育的比较分析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B.Tylor)在1871年曾给文化下了个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和习惯。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宽泛,在本文中我们选取监狱服刑人员相关规范(《监狱法》、《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某省监狱罪犯考核奖罚规定》)与某些公司员工行为规范(《某公司员工行为规范》、《某公司员工奖励惩罚标准》)中具有代表性的言谈举止、思想教育、奖惩三方面的内容对监狱规训文化和社会选择文化进行比较分析。

(一)总则内容、作用的差异比较(详见图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于200451日起施行的《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是服刑人员接受改造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考核服刑人员改造表现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在这一规范中包括五项主要内容,共计三十八条。该内容中出现“必须”、“不”、“服从”、“严禁”、“按规定”、“须”等字眼频率非常高。这说明了监狱“规训式文化”对服刑人员的规制作用,它强调服刑人员的服从意识,被动接受,强调义务承担多于权利的享有。这种监狱规训式文化所体现的是监狱诞生时所不可或缺的惩罚和规训功能。德意志军事家沃尔豪森于十七世纪论述了作为一种规训艺术的严格纪律。规训权利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算计的、持久的运作机制。[8](P201)这种严格纪律的规范在强制保障机制下实现和完成,它塑造了一种渐进的、连续的、不易察觉的规训文化。对于服刑主体而言,这是一个适应不良到常态需求的过程。这种规训文化实现了造就服刑人员服从意识的目的,使得服刑人员个体人格具有了一味服从的品质。我们把这种规训式文化的作用称之为“规范纪律的智慧”。

社会中社会团体对其成员的规范要求则是一种“选择性文化”。这种“选择性文化”规范源于公司建立之初的宗旨和目标,或者可以说成是一种公司文化。虽然规范中也有相关纪律要求,但它侧重于道德准则,在乎的是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严格意义上是道德的范畴。规范的目的是将其远大的理想转化为具体实施的手段,发挥员工个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促进公司的全面发展。因此它强调的是对个体的自由选择和激励,要求个体展示个性和不断的创新。这种文化为个体主观良好意志和品质的养成提供了宽松的组织环境,使公司文化与员工价值实现了契合,二者是迥然不同的。因而,我们从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言行规范(详见表1)、思想教育规范(详见表2)和奖惩规范(表3)进行比较。

(二)言谈举止规范的差异

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C.Donald) 曾说: “监狱化首先源于服刑人员地位的变化。任何进入监狱的人都将变成被监管群体中的一个无名小卒,他的名字被数字代替,他的服装表明他是另类社会群体的成员。 [9](P92-93)进入监狱后的服刑人员行为,包括吃饭、劳动、学习、睡觉交往都有了监狱的意义,都打上了监狱特有文化的烙印。[10]

1 言谈举止规范的差异

  类别

分则

规训式文化

选择性文化

 

 

 

 

 

 

 

《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第七条:按时起床,有秩序洗漱、如厕,衣被等个人物品摆放整齐;第十六条:在野外劳动现场需要向警官反映情况时,在三米以外报告;第三十五条:礼貌称谓他人。对人民警察称“警官”,对其他人员采用相应礼貌称谓;第三十六条:服刑人员之间互称姓名,不起(叫)绰号……

《某公司员工行为规范》中对员工职业形象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仪表、举止、语言、纪律、卫生及服务态度。其包括:(1)着装整洁、仪表大方。(2)举止大方,行为端庄。在客户面前或工作场合不能剪指甲、化妆、抠鼻子、剔牙齿、挖耳朵、打哈欠、脱鞋、颤腿、伸懒腰。(3)语言文明,言辞得当。

 

 

通过言行的监督和控制使服刑人员循规蹈矩被动的接受,失去了主动的话语

通过明确成员权力和义务来约束员工个体行为的方式来展示自身的才华和能力实现公司的全面发展

 

监狱的规范是实现监狱科学化管理的保障,尤其是要培养服刑人员的组织纪律性。但是在这种代表着规训式文化的规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纪律要求,它同时在规制着服刑人员的行为和言语。著名人类学家莱利·A·怀特认为,文化是以使用符号为基础的现象体系,它包括行为(行为规范)、客体(工具及由工具制造的事物)、观念(信仰和知识)以及情感(心态和价值)等,而语言则是人类符号能力的最重要的形态。[11](P288)这种规训的力量蕴含在纪律之中,通过加倍的强化训练语言和行为,使其演变为服刑人员循规蹈矩的实践法则和不可逾越的“高压线”。而且,他们的各种行为方式和话语被层级监视的强制机制转变成监督者(警察)的“一目了然”。通过这种监督,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与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的联系。[12](P201)福柯认为,这种毫不掩饰的的规训形成了一种控制网络,完全覆盖着整体,并从监督者和被不断监督者之间获得权力效应,也正是这种规训权力实现了对服刑人员行为和言语的控制,使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变得驯顺和失去了主动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服刑人员选择了“沉默无声”,养成了不敢与人交流的“内向性”。交流沟通能力的欠缺将对他们日后回归社会造成严重的障碍。

(三)思想教育规范的差异

思想是人的观念,指引着人的行为方式。对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是教育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对他们进行规训的重要手段。

2 思想教育规范的差异比较

  类别

分则

规训式文化

选择性文化

 

 

 

 

 

 

 

 

《监狱法》第四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第二条、第十九条:“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认罪悔罪。”“接受法制、道德、形势、政策等思想教育,认清犯罪危害,矫治恶习。”

《某公司员工行为规范》中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加强纪律,执行政策。认真执行政策,自觉遵守各项纪律和规章制度。”“廉洁奉公,拒腐防变。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和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行为,敢于同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做斗争。”

 

通过认罪悔罪教育使服刑人员主观上深刻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目的在于洗心革面、重塑新人

通过提倡型的思想教育来强化员工的职业道德、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在思想教育方面,规训文化体现为对服刑人员进行思想教育的法定性和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表现在: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必须切实把对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改造贯彻到日常执法活动中去。对服刑人员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就是在破除原有的犯罪思想、恶习的同时,灌输合乎社会要求的思想观念,以便重塑新人。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认罪、悔罪是实现思想教育目的的前提,也是规训式文化的内在要求。认罪和悔罪的思想教育本质上是服刑人员被剥脱自由、强制改造过程中主观上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的认识,即犯罪自我归因教育。

社会“选择性文化”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教育只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教化。公司对于员工的思想教育主要体现在职业道德的教育,是员工“自觉”遵守的提倡教育。这就意味着其组织成员可以接受教育也可以不接受教育,个体有相对自由的选择。“规训式文化”的思想教育是一种义务,是一种强加给被教育对象的特殊力量。在这种矫正教育的影响下,目的是使他们要认识到犯罪的主观原因是个体走上犯罪道路的最根本的原因。美国心理学家韦纳(B·Weiner)就认为,归因会影响到期望的改变和情感反映,而这种归因后果影响后继行为的动机,即成败归因——情感反应和对未来事件的预期——后继行为动机。[13]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倾向于做出内部归因的犯罪人,他们大多将犯罪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人格特征这样稳定的因素,这样一类犯罪人容易产生所谓的“习得无助”感,他们的自我评价就会越低,动机也减弱到最低水平,这样不利于他们在监狱的改造的。自我评价越低越容易出现自我认知偏差的人格障碍。[14]法学家马皑认为:“人格障碍会提高犯罪的可能性,尤其是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的几率相比与其他人可能会更高。” [15]

(四)奖励和惩罚规范的差异比较

规训式文化系统中还包括小型的奖——惩二元机制。尤其是在服刑人员的微小的行为和言语不端违反了规范之要求便会陷入一个动辄得咎的惩罚网络中。[7](详见表3

3 奖励和惩罚规范的差异比较

  类别

分则

规训式文化

选择性文化

 

 

 

 

 

《某省监狱罪犯考核奖罚规定》第二十八条 罪犯在考核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评定为改造积极分子:(13次表扬、或者2次表扬1次记功,累计扣10分以下并没有一次性扣3分以上或受到行政处罚的;第五十一条中规定:罪犯具有下列情形的,监狱应当予以扣分:(1)擅自调换床位,不按指定方向睡觉或蒙头睡觉等违反作息制度行为的,扣1分;(2)被服、生活用品、内务柜等不按规范要求折叠、摆放的,扣1分……

《某公司员工奖励惩罚标准》中第二条奖励种类规定:嘉奖、记功、记大功、奖金、晋升等级;第三条惩罚规定:“警告、记过、记大过、开除”

 

 

扣分使服刑人员不是关注自身的改造效果,而只是避免自己不被扣分,消极应对、被动接受,养成个人主义。

奖罚规范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了工作和生产秩序,提高了效率,强化团队精神

规训文化中的微观的处罚制度,其中涉及时间(迟到、缺席、中断)、活动(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热情)、行为(失礼、不服从)、言语(聊天、傲慢)、肉体(不规范的体态、不整洁)、性(不道德、不庄重)。[16](P201)无论在何地,最严厉的惩罚(制裁)不外是剥夺不遵从规则者的特权或利益,这些都是集团最重视和遵从者最珍惜的东西。[17](P201)监狱对服刑人员的管理实行百分考核和双百分考核、等级化管理的模式,考核办法将服刑人员的认罪情况、遵守监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等内容分解细化,规定相应的考核分值进行考核。在这种管理模式下服刑人员的最终累计得分是平时的扣分制下剩余的结果而非挣分结果。分数的高低直接与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经济奖励、分级待遇挂钩。服刑人员注重的不是改造效果的好与坏,而是分数的高低。“扣分制”下,服刑人员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分数不减少,而不是改造效果的好与坏。因此,“扣分制”代表着一种消极的因素,而非主动积极的争取。即使他们回到社会上,长期在规训文化中受到消极的规制,容易产生畏惧、恐慌的个体心理,也很难去积极主动的融入社会,这也是规训文化所驯化的结果。在这种规训文化中奖——罚是二元体制,服刑人员改造表现好也有奖励规范。这些奖励虽然也会在将来服刑人员减刑假释中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中的奖励是在规训中奖励(少扣分、不扣分、嘉奖、记功),是在这种规训同一模式下的服从和驯顺,其结果致使服刑人员在不超越规范最低限度前提下的大同小异,相差无几。相对于监狱规训文化,社会选择文化对于行为主体是可选择性的,自由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多元文化模式下形成,并履行着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选择性文化”通过明确成员权力和义务来约束员工个体行为的方式实现公司的全面发展。因此,良好的行为规范文化能使行为主体产生一种高度的公司文化认同感和根本归属感,最终和公司建立共同愿景,并为公司的发展贡献个体最大的力量。在“选择性文化”的作用下,员工个体能够积极展示自身的才华和能力,有利于人格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公司的规范中也涉及了考核奖惩,但是奖励的作用是不同的。“选择性文化”中的奖励是对员工个体人格(能力、价值)的肯定,也为他们的个人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这种奖励关系到个人的升迁、续聘等,它是一种鼓励性、提倡性的文化。当员工出现违规行为时,惩罚是象征性的,其惩罚的最严厉程度是解聘,至于员工是否接受惩罚结果,双方是双向选择的。对于服刑人员而言则不同,奖励和惩罚都属于规训的结果,别无他选。同一模式的绝对规训容易让服刑人员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出现偏离,导致人格障碍,不利于融入社会。

 

三、二次融入:从社会到监狱与从监狱到社会

就监狱和社会两个场域而言,刑释人员的文化适应经历至少包括两次。第一次适应是因罪入刑从社会选择文化到监狱规训文化的适应。监狱的规训文化是统一的,拒绝选择的。如监狱的布局设置是统一的、监狱的规范要求是统一的、监狱的行为语言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和拒绝选择性导致了接受主体的去个性化,体现了监狱规训文化的单一性、强制性特征,接受的主体是被动的,而且这种适应是在所谓的“专家指导系统”——监狱的管理和教育下进行。在这种规训文化影响下,接受主体不需要自己去主动的选择,他们的时间、空间、语言、行为等都已经被固化,适应时间一般比较短(1个月),最主要的是他们原本已有的选择能力在“专家指导系统”下丧失了,我们可以称之为选择能力的“主体性丧失”。

刑释人员第二次适应是从监狱规训文化回归到社会选择性文化,这次适应和之前的适应是迥然不同的。选择性文化是自由、主动、多元的,而非强迫性的,更不存在监狱的“专家指导系统”,这就使刑释人员在适应的过程中无所适从。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的社会已经不是其入狱前所熟悉的社会,而是正处于急剧变迁的陌生人社会。关于当今的社会变迁,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曾进行估计,今天我们每3年发生的变化,相当于本世纪初30年的变化,相当于牛顿时代以前300年的变化,相当于旧石器时期3000年的变化。[18](P9)关于经济学家的估计是否精准,我们暂且不谈,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社会变迁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而且已经进入了加速、急剧变迁的时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而且,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是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19](P1-2)伴随着全球进入转型,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从传统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期。而快速的、规模宏大的社会转型使得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多元背景。当刑释人员走出监狱再次踏入社会时,身上已经深深地烙上了规训文化的印记。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成员都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的行动要受到社会规范的调节,而这种规范体系又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信仰。因此,一旦人们把这种社会规范内化了,就会变为人格系统,影响人们的需要结构,使行动者服从社会规范并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感。[20](P62)通过长期的监禁,监狱规训文化已经内化为服刑人员的人格系统。因此,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看,刑释人员重新回归社会实际上就是从单一的监狱规训文化场域进入到多元的社会选择文化场域,这一过程也就是文化适应的过程。

刑释人员在回归社会之前,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监狱规训文化模式中,此种文化模式规范着其成员的行为和思想。当其重返社会后,监狱的规训文化模式遇到了选择性文化的挑战,其稳定性、单一性也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式微和消解,这两种文化的交替、碰撞、融合使刑释人员处于文化冲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往往出现诸多不适应,如新型网络语言的出现(“你懂得”、“宅”)、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微博、微信)使他们感到与社会脱节,更加茫然无措。多元选择的文化冲击了单一的规训文化,模糊了刑释人员的价值选择和道德选择标准,造成了他们思想和价值追求的困顿,以致于他们在价值的选择中茫然、彷徨、困惑、无所适从,产生了融入社会的困境。

 

四、结语与讨论

我们以文化为视角,以文化的差异为切入点分别从言谈举止、思想教育、奖惩几方面来分析刑释人员难以融入社会的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讲,受监狱文化浸染的刑释人员从单一、规训的文化场域进入多元、选择的文化场域,会受到差异文化的冲击,甚至会产生“文化震惊”现象。这种文化震惊有很多表现形式,例如,信任支持缺失、无助感等就刑释人员的个体而言,他们原本是有选择的能力的,由于在进入监狱之后被规训的过程中,这种选择的能力在所谓的“专家指导系统”下出现了“主体性丧失”,所以才导致了从监狱到社会的适应困境。当这种适应的困境达到一定程度时,个体的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便会再次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对监狱“规训式文化”与社会“选择性文化”进行分析,我们无意对其褒或贬,只是对两种文化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文化间的差异作为“隐形”的力量对刑释人员产生巨大的影响。监狱作为国家监禁刑罚执行机构必然具有规训作用,因为监狱行刑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性和不合理性是自由刑本身所孕育的:监禁在具有展现其正向功能的同时,也蕴含着负面的功能。[21]我们不能一味强调宽松的文化环境建设而忽略其“天然属性”——惩罚的本质,毕竟监狱对服刑人员实施的是一种走向人道的刑事司法制裁措施。因此,监狱作为福柯眼中“全面规训机构”,通过对服刑人员实行不停顿的纪律进行惩罚和教育,其文化的规训性必然要被体现出来。但是,监狱在文化规训过程中又不能矫枉过正,忽视了服刑人员健全人格的培养而衍生回归社会的障碍,致使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在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中协调好这二者的关系是及其重要的。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刑释人员能否顺利融入社会,从本质上讲是其个体能否实现从文化冲突到文化适应的过程。因此,一方面由于伴随着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社会文化呈现开放、多元化趋势,这就要求监狱文化要与社会主流文化有效衔接,建构更为适合社会主流文化的监狱规训文化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改革监狱行刑方式,对他们进行恢复性帮助,如在刑满释放之前可以设立一个“文化缓冲期”或者“半自由”过渡阶段(至少需要3个月)作为他们回归社会前的适应准备。在这期间,让即将回归社会的服刑人员在专人或定位系统监督下可以每天到社区做8小时义工,也可以到指定的区域去感受当今社会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变化,用这种“缓冲”的方式来培养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这既有利于防止刑释人员重操旧业,降低重新犯罪率,又与人道主义精神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相契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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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调动多方社会力量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就业[EB/OL]. 2012-03-26[2014-3-20].http://www.clssn.com/html/Home/report/538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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