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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星华 刘蔚 纠纷解决机制的失落与重建  
  作者:郭星华 刘蔚    发布时间:2014-09-21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纠纷解决机制的失落与重建

——从舅权在传统社会纠纷解决中所起作用引发的思考

 

郭星华  刘蔚

 

原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摘 要] 从传统社会到准军事化社会再到改革开放至今,原先完整、自洽的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呈现失落的态势,司法作为纠纷解决的途径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舅权的变迁也正体现了纠纷解决机制的这种变迁历程。但在现代社会实际纠纷的解决中,司法纠纷解决机制效果并不好,而且对于纠纷双方的关系是撕裂性的,甚至间接使得纠纷演变成悲剧。因此,基于现实经验生活中被人称为“老娘舅”的人民调解员以及“现代乡绅”所给予的启示,我们呼唤一种立足于传统、自下而上的以法治为主,以社会化、专业化为辅的新型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基层纠纷。

[关键词] 纠纷解决机制;舅权;人民调解员

 

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会面对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秩序与发展。自清末到民国,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改革开放,社会变革和转型与中国的发展相生相伴,每次的社会转型都带给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面对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崩溃、国家民族的苦难彷徨,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寻构建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妙药良方。当前,我国社会正在历经剧烈转型期,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矛盾与纠纷是我们对当前社会秩序最直接、最基本的经验感受。冲突的缓解、矛盾的化解,这些都属于纠纷解决机制涵盖的领域,也是我们在转型时期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在跨时空的历史变迁视域下,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失落与重建进行法社会学的探析。

 

一、研究的缘起

我国自1985年实施“一五”普法以来,随着近三十年普法工作的开展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的现实需要,人们的规则意识开始自觉,法治意识逐渐觉醒,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矛盾和纠纷日渐被接纳和采用。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基层社区和街道,越来越多的人民调解员在民间日常生活的纠纷解决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

在上海,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就是被老百姓称为“老娘舅”的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杨伯寿。1994年杨伯寿从副局级岗位退休之后,志愿到社区成为了一名人民调解员。从步入花甲到耄耋之年,在退休之后的近20年间,他成功调解各类民间矛盾纠纷3000多起,调解履行率高达99.8%。[1]

在上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就是被人们称为“老娘舅”的人民调解员。从检察院到基层社区都是他们调解工作的场所,从“鸡毛蒜皮”的家庭、邻里矛盾到医患、金融等专业纠纷都是他们调解的范围。以2010年为例,上海全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纠纷232439件,调解成功228121件[2],调解成功率达98.1%。

一系列的事实与数据让我们看到当今社会基层人民调解员在各类纠纷解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引伸出令我们困惑的问题:为何时下作为调解纠纷的人民调解员会被冠以亲属关系中“老娘舅”的称号?这一称呼背后反映了“舅权”怎样的演化变迁?“舅权”的这种变迁又体现了纠纷解决机制怎样的一种转变?

钱穆先生曾言:“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3](P52)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研究的见解与认识令人深省。我们认为,对于纠纷解决的研究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当前“共时性”的社会生活情境文化,也需要理解“历时性”跨时空的社会变迁,更需要关照其内在的、实质性的变化。以细微之处,追古溯今,我们希冀从传统社会“舅权”在纠纷解决中所起的作用出发,探讨更广泛意义之上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过程,进而更为深刻地理解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建。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失落

(一)传统社会自洽的纠纷解决机制

自古以来,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但作为常态的纠纷必然需要得到解决,否则便会给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秩序造成难以弥补的裂痕。在“皇权不下县”的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地方的乡土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其内在的自发力量而无需外力,它是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4](P60)。在“无为而治”的乡土社会之中,除却由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官府县衙来处理诉讼纠纷之外,乡土社会也有着维持自身秩序的一套完整、自洽的纠纷解决机制。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皇权的官方行政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村落’则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其与‘城市’之差别,仅在于通过其自身组织来运转。”

解决纠纷,就是要运用一套权威的话语体系,对纠纷当事人的纠纷起因、纠纷过程、纠纷后果等进行一个审慎的梳理,并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判。在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纠纷解决的自身内生性力量复杂多样。细究起来,我们大致可将其归为两类:一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力量;二是以地缘为基础的乡村权威。在聚族而居的乡土社会之中,相互交织融合的宗族长老和家长以及地方的乡绅里长等权威共同构建起传统社会民间纠纷解决的网络。

作为纠纷解决的权威话语,舅权亦是家族权威力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潘光旦先生曾讲:“成年的弟兄吵架,到不得开交时,总要请娘舅出来调解;兄弟分爨分家,也总要把他请来做中正人;老父母健在,要请他,不健在,当然更少不得他”。[5](P459)这便涉及到舅权在纠纷解决实践中的两方面内容:一是兄弟吵架,二是分家析产。在传统社会之中,面对兄弟吵架在一般情况下大都由父亲或是族长出面来解决,当兄弟纠纷由舅舅出面时一般也是作为家长权威的补充力量,而且舅权在这样的纠纷解决是事后的调解,旨在弥补、修复家庭内部的和谐以及维系族内秩序的稳定。但是还有一类是更为值得重视,便是兄弟之间矛盾纠纷的预防,这就是舅权在分家析产中作为见证人的权威话语。如下面一则唐朝的兄弟分家档案所示:

 

唐天复九年(九九年)敦煌董加盈兄弟分家文书[6](P461-463)

天复玖年己巳岁润(闰)八月二十日,神沙乡百姓(赛田渠地,加和出买以人,怀子、家和三人不关。佛堂□亭支。)

董加盈、弟怀子、怀盈兄弟三人,伏缘小失父母,无主作活,家受贫寒,诸道客作,兄弟三人久□不谥。今对亲姻行巷,所有些些贫资,田水家业,各自别居,分割如后:

(……具体分家内容略……)

右件家业,苦无什物。今对诸亲一一具实分割更不许争论。若无大没小,决杖十五下,罚黄金一两,充官入用。便要后验。

润(闰)年八月十二日立

兄:董加盈  弟:董怀子   弟:董怀盈

见人:阿舅石神神   见人:耆寿康常清   见人:兵马使石福顺

 

在这则分家析产的案例中,关于分家的具体内容我们暂且不论,但是从文书末尾,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董家三兄弟的名字,还有作为头面人物的舅父石神神。在舅舅、村中长老以及兵马使的见证下,董家兄弟三人对家产的分割的结果是“不许争论”的,并且此后如果产生纠纷是要被“决杖十五下,罚黄金一两,充官入用”的。在此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见证人之中,舅舅是排在首位的重要成员,而村中长老以及官府人员在排位次序上位于舅舅之后。看似简单的次序排列,便凸显了传统社会纠纷解决之中舅舅的权威话语,而这种权威话语的建立与传统社会血缘亲属关系结构是分不开的。

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伦理组织社会,以道德代替宗教,以礼俗代替法律”[7](P275-276)的一个社会。正是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儒家思想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从本质上来讲,儒家伦理纲常的思想乃立足于血缘亲属关系。传统的权威话语也便依附于血缘亲属关系结构而延伸扩展。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血缘亲属关系往往高于其他关系,一个人由于有了血缘、亲情的成份,对待自己的亲友和对待外人就截然不同,这不仅是基于道德上的共识,而且还变成了一项重要的法律规定。[8](P85)

在以血缘亲属关系结构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家庭以父子关系为主轴,从家庭推至宗族再扩展至家族,家族之外便被我们称之为“外人”,形成血缘关系之上的亲疏。舅舅作为母亲的兄弟,是母族亲属中的重要成员,自然被囊括在了家族的亲属关系范围之内。在亲属关系结构中,个人都会根据亲疏关系的远近来获得某一特定的称谓,从古代对舅舅的称谓中,如母舅、家舅、嫡舅等称呼更从侧面佐证了舅舅在家族中作为母族成员所拥有的权威与地位。而且,在血缘亲属关系结构之中,对亲人的情感联系也是凝结在这种亲疏远近的结构之上,舅舅不仅是占据了这样一种称呼及身份地位,舅甥之间的血缘情感纽带亦可被视为其权威的来源。换句话说,舅权这种依靠血缘而形成的内生性权威,其所具有的亲和力也是他的权威来源。

此外,以父系血缘为主的宗法制度不仅确立了家的范围,也构建起了社会等级辈分秩序。在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传统社会中,宗族长老和家长占有着绝对权威,性别角色也深深嵌入社会等级结构之中,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父权权威是不能被逾越的绝对权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在男性支配之下展开活动,女性是永远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不占主导地位的,正如瞿同祖所言:“在家无二主的最高原则之下,女子便被排斥于家长之外,只有家中男系后裔才有做家长的资格。” [9](P113) 从等级辈分上,作为晚辈的外甥必须对作为长辈的舅舅恭敬有加,舅舅作为长辈便意味着血缘等级上内生性的地位与权威,具有教化的义务与责任。而且,作为母族家庭的男性成员,在传统社会中,被社会公认的男性外生性权威亦是天然地附着在舅舅这一亲属关系的角色之中。而且,在传统社会之中,如果母子之间发生冲突矛盾,母亲以儿子不孝为由将其诉至公堂,父母官依律断罪。而母亲本心又并不愿儿子受罚,这时就需有一个人来担保,保证儿子以后不致再犯,而这个保证人只能是母舅。[10]

可以说,舅权所体现的传统社会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是具有合法性的,而且对传统社会的秩序来讲是恢复性的。这种纠纷解决机制所具有的权威性并非是由法律所赋予的,也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的,这种纠纷解决机制是由生于斯、长于斯,并为社会所认同的内生性权威来支撑的,人们对此种权威是敬畏的,是在不断教化习得中主动服从的,此种纠纷解决机制不仅包含了血缘因素、情感因素,更在具有亲和力的纠纷解决过程体现出了被公众所认可的公正性。这种纠纷解决机制所依据的原则是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是乡民们所了解、熟习、接受乃至于视为当然的知识。[11](P73)

在传统社会之中,纠纷解决的一整套机制既是对产生矛盾与纠纷的当事双方关系的缓解,又是对生活共同体裂痕的弥补。纠纷的解决通常并不是以消灭对方、获得某一具体的权利为目的,而是要追求当事人所认为的“理”、正义和面子[12],强调纠纷解决的实质正义。当然,我们还需意识到,舅舅作为体现舅权的身份主体,其也是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环,他与宗族长老、乡绅里长等内生性的权威力量共同构建起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网络,因而,不能将舅舅与其他的权威主体割裂开来。对于纠纷的解决,传统社会是依靠有机的、自洽的、合适的整体协作来共同应对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权威力量的内在关联性与协调性。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失落的纠纷解决机制

自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控制,保甲制的建立使得国家的行政权力深入到乡土社会乃至每家每户;另一方面,在救国图强的过程中,国人主动大量移植重而无基的西方法律以期建立起有效的法治秩序。然而,混沌的时局以及列强的侵略却没有留给这些尝试以太多的机会,在原有稳定内生性社会秩序被破坏的情况下,新的社会秩序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针对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有的学者用“全能主义社会”[13]来阐述,有的学者用“单位制”[14]来概括,有的学者用“总体性社会”[15](P157-175)来描述,我们将其称为“准军事化社会”[16](P167-171)。综合而论,这是一个社会整合度极高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固定的一定的社会位置上,所有的社会资源都集中在党政系统,整个社会采用层级控制的方式,每一个下层对其上层负责,每一个“单位”的权力集中的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手中。[17]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社会渗透,社会为国家所吞噬,以至于个人与国家之间没有任何中介。[11](P37)个人都是“单位人”,“单位”就是扩展的家庭,社会网络资源也大都集中在单位之中。因此,如若发生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或是其他纠纷,都要向单位领导寻求解决办法,纠纷的解决机制也都是在单位内部逐渐化解消弭的。

与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所不同的是,在准军事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不再建立在由血缘、地缘而形成的内生性传统权威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外在地由国家、政府权威所赋予单位的“权治”基础之上。以单位为主体的纠纷解决机制虽然也是追求纠纷双方关系的恢复性,以“情”、“理”、“面子”来解决双方的纠纷矛盾,但是这种纠纷解决机制所依靠的单位行政权威却没有了诸如舅权等传统纠纷解决权威所具有的亲和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恰恰是由于国家自上而下建立的“单位”形式的层级管理,相对固定和封闭的单位也因而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当人们面对纠纷的时候,由这种构建起的新的稳定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在准军事化社会,以“单位”为主体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基层纠纷的解决也是有效的,纠纷能够在“单位”范围之内得到较好的解决。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准军事化”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单位”也随之逐渐解体,中国进入了一个迅速变迁的社会,国家开始大力推行法治化建设。伴随着这一社会变迁进程的是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和以“单位”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日渐式微与解体。在急剧变化的陌生人社会之中,先前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愈发难以调适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与冲突状态,在现代法律权威逐渐占据上风的时代,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日渐成为人们重要的选择,原先纠纷解决机制的自身效力逐渐呈现失落的态势,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现象将这一变化呈现得淋漓尽致。

传统社会以及准军事化社会中纠纷解决机制的失落并不意味着传统权威完全被人所抛弃。在今天,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权威话语,舅权其在人们的日常的纠纷解决中依然被人们所重视,但是在现代法律权威面前却居于弱势地位,呈现逐渐失落的态势。然而,即便是舅权作为传统内生性的权威在现代法律权威话语之下受到一定程度上的侵蚀与压制,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历代传承、相对稳定的习惯和对传统权威的认可在现实社会生活经验中发挥着内化于心的作用,指引着我们行为方式的选择。在现代社会中,当兄弟之间发生纠纷后,舅舅依然会被请来调解纠纷。正如下面兄弟之间继承纠纷所呈现的事实所示:

 

兄弟之间继承纠纷[18](P139-140)

这是发生在鹤壁市的一起亲兄弟之间的纠纷:李兄与李弟系亲兄弟关系,2004年2月份其父李某病故后,留有1.24亩责任田,现由李兄耕种,李弟就要求自己有继承遗产的权利,要求均分其父留下的1.24亩责任田。但李兄认为在母亲去世后,其兄弟由父亲抚养成人,各自成家后,按约定,李弟分得三间堂屋,应由父亲住到老,但李弟嫌吃亏,于1993年5月将父亲赶出家门,且把父亲的衣物、被子扔到大街,从此,与父亲断绝一切关系,直至父亲病故长达11年之久,李弟未在父亲身上花过一分钱,其父亲的赡养及后世安葬都由自己孝敬完毕,其父留下的1.24亩责任田的承包权李弟无理由继承。

由于二人难以抚平分歧,因此先是请来舅舅曹某主持公道。舅舅曹某认为:李弟不孝顺父亲,对父亲甚至有虐待行为,不应该甚至根本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的遗产,但是考虑到也是李家的香火,应该少分遗产。李兄对父亲尽了孝道,应该多分得父亲遗留下来的遗产,所以舅舅认为由李兄一次性补偿李弟人民币500元,其父留下的1.24亩责任田全部由李兄耕种。舅舅曹某的解决意见遭到了李弟的拒绝,并与李兄对簿公堂。法院最终判决李弟继承承包0.44亩,李兄继承承包0.80亩。

 

从这则案例中,我们看到李兄与李弟在父亲去世之后因为责任田的继承问题发生了纠纷,在无法达成和解的情况下,首先找到了亲属关系中的舅舅曹某来解决纠纷,舅舅曹某按照自己的一套“理”对遗产进行了划分,但是李弟认为不公,最终与李兄对簿公堂来解决二者之间的纠纷。生活中时有耳闻的一个侧面,却往往反映了社会普遍的变迁。透过上述案例,我们看到作为传统权威话语的舅权在当今社会中其绝对的权威和法律意义上的效力已然受到极大的削弱,兄弟之间的纠纷最终还是要通过法院判决以法律权威话语来达致纠纷的解决。但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有可能对兄弟之间的情谊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撕裂性的损害。

在陌生人社会中,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普法教育使得“原子化”的个人在遭遇纠纷之时,直接面对的是繁琐机械的法律程序以及内容庞杂的法律条文,传统权威逐渐被公共权威和法理权威所替代[19]。然而,我们在早先研究中发现: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一般纠纷,人们更加倾向于通过宗族、亲友、乡里和行会调解等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关系网络来解决;对于严重纠纷,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政府部门和司法部门解决,在实际情况中,不管是对于什么类型的纠纷,依靠社会网络来解决方式都能达到比较好的解决结果,而人们对司法部门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则比较差。[20]这直接体现了当前纠纷解决机制的尴尬局面:能够达致纠纷双方较为为满意结果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不具有合法性,而具有合法性的司法途径却不能够令纠纷双方满意。

此外,在当今社会,在传统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失落、合法性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个人与社会之间缺乏了诸如传统乡土社会的“乡绅里长”以及准军事化社会的“单位”这样一些具有缓冲性的纠纷解决主体,如若产生纠纷,司法救济的滞后性以及高成本性很有可能会间接导致纠纷双方之间悲剧的产生。正如我们曾在东北某市监狱所调查的一起“民转刑”案件,案犯的老婆跟别的男人私奔,该犯在历经九个月的纠纷解决尝试过程中,合法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而某些不具有合法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未能助其解决纠纷,最后该犯采取暴力,在企图杀害姘头不成的情况下,最终将自己的妻子杀害,成为一场悲剧。[21](P161-200)因为纠纷无法得到解决,进而演变升级酿成的触目惊心的冲突、悲剧已不在少数。

当前,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法律力量逐渐渗透进社会结构内部,并在“送法下乡”、“普法教育”等一系的活动中不断塑造、构建法律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权威,原先维持社会秩序的内生性权威在法律面前丧失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非本土的、移植的外生性法律在自身权威的构建过程中逐渐割裂、破坏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构建的传统秩序。在当今的纠纷解决机制中,我们已难觅具有亲和力的传统纠纷解决权威,恰如舅权的消亡,在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之下,舅舅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由国家强制力所保障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司法部门一家独大,面对民间纠纷类型的多样化以及司法解决纠纷的逐渐暴露的种种弊端,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虽然具有了合法性、讲求程序正义,但其恰恰忽视了为人们所重视的实质正义,忽视了对纠纷双方关系的修复性,对于原本已经产生裂痕的当事双方的关系更是破坏性的。因此,在将司法推向纠纷解决神坛的今天,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走进历史记忆之中。

那么,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当剧烈变迁的社会中是否已经完全分崩离析、无迹可寻了呢?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建是否具有可能性呢?如果可以,纠纷解决机制又该如何重建?

 

三、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建

伯尔曼先生曾说:“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而来,又是从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对于纠纷解决机制来讲,也正是遵循着这样一种道理:在民间纠纷日益多发、社会秩序不断调整的今天,法律与司法总是有限度的、滞后于现实发展的,因而对于民间自发形成的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格外重视,这既是对传统纠纷解决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尊重,也是在原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基础上适应时代、民众的需求而重构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影踪,但相较之前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了,或者更确切地讲原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转变。

正如前文所述,纠纷解决中被称为“老娘舅”的人民调解员也正是对于传统的延续与传承,是在传统纠纷调解基础上的一种“重构”与“再建”。当今社会中,人民调解员被称为“老娘舅”实际上是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中“舅权”象征性意义的拓展。作为老娘舅的人民调解员,虽说在身份上并不是亲属关系中的舅舅,但在现代法律权威话语之下得到了纠纷双方或者说获得了广大基层百姓的支持与认可。下面一则纠纷调解案例清晰地展现了老娘舅的调解工作:

 

“老娘舅”朱某的纠纷调解

老王为嘉兴市越秀南路王安里某商铺业主,小赵有意向购买该商铺,双方谈妥以五十万元整为交易价格。2013年10月11日小赵先将三万元整定金一次性付给了老王,双方约定于10月20日签订商铺买卖合同。但10月20日小赵因要支教边疆所以想放弃购买该商铺,并且向老王讨还三万元定金,老王不肯退还认为小赵违约无权要求返还已收取的定金,而小赵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可抗力,且自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去支援边疆。故双方发生了争吵,后找到老娘舅要求调解。

老娘舅朱某听取了双方的陈述,在分析了整个案情之后,决定从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加以说服,用道德情感来感染当事人以求问题的圆满解决。老娘舅分别与小赵和老王谈心,一方面对小赵表示理解,并对其与长辈冲突给予批评,另一方面,面对老王,对小赵支教行为给予赞赏,并结合老王的知青经历对其进行劝说。经过老娘舅朱某反复的做工作,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小赵先就自己的不妥行为给老王道了歉,而老王也就小赵的违约行为给予了谅解,并退还给小赵购买店面房定金三万元。

 

透过此则案例可以看到纠纷双方是在作为人民调解员的老娘舅朱某的调解之下最终和解的,“老娘舅”朱某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不是通过法律条文进行机械式的调解,而是从心理和道德层面对当事双方进行反复的劝说化解。在法律条文之外,依靠传统的“长辈与晚辈”的伦理道德以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调解也正是对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权威话语认可,只不过此时纠纷调解的人物已经从亲属关系中的“老娘舅”变成了由法律所承认的、作为人民调解员的“老娘舅”,这正是传统权威话语中的舅权在当今法律权威话语之下体现在人民调解员身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微妙扩展。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舅权作用的式微或者说旧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传统内生性权威力量的瓦解消亡,在当今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原先基于个体身份之上的权威的象征性意义的转移。

虽说人民调解员没有“舅权”在纠纷解决机制中所体现的亲属关系中的亲和力,但对于纠纷双方来讲,人民调解员也是具有权威性的,纠纷解决的过程是预防性的、恢复性的,而非撕裂性的,纠纷解决的结果对于当事人双方具有可接受的公正性。相对于其他经验生活关系网络中的纠纷解决主体,人民调解员的亲和力虽然较低,但其专业性却更强,而且其作为纠纷解决的主体纠纷解决的范围也进一步的扩展,医患纠纷、金融纠纷以及其他各类专业性的纠纷都已经有人民调解员的介入。更为重要的是,自201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更是在法律层面上赋予其合法性。

此外,通过我们的实地调研,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在现代农村社区中又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比如在江西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五老”也给予我们启示,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乡村纠纷解决机制。在江西村落社区,村里的“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劳模、老复员退伍军人自发地构建起了一套纠纷解决网络,政府将“五老”自发的行动变成有组织的引导,进而逐渐形成乡村自治与互助的格局。这些“五老”实际上就是现代农村社会的“乡绅”,以他们为中心,以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形式,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体现了我国一些优秀的传统价值观的回归。由“现代乡绅”在村落社区中来调解民间纠纷,维持社会秩序,成本低、效果好。此外,在一定程度上,“现代乡绅”对社区纠纷的解决,也是逐渐恢复被断裂过、正在弱化、正在解体的邻里群体,是对农村的社会网络的重建,也是对农村社会整合度的提升,在增强社区认同感、归属感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社区纠纷冲突的预防,有利于村落社区的稳定和谐。[22]

无论是从当今村落社区自发组织而成的“现代乡绅”,还是从具有“舅权”象征性意义的人民调解员来看,我们认为: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可能性。

那么,纠纷解决机制又该如何重建呢?当前不少学者,尤其是法学领域的学者提出了诸多具体的纠纷解决办法,在此我们不做详细的阐述。基于现实经验生活中案例和实地调查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建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全然接受,而是通过对过去的“扬弃式的建构”或“借鉴性的互构”进而产生的“传统的发明”[23]。在此意义上,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建的土壤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惟有在为人们所熟习的经验生活中,当今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新传统”才能找到其意义。当然,正如原有的传统一样,现代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建也必须是在被公众所认同的基础之上,而非以个人的行动为基础。而且,重建的纠纷解决机制也要能够凝聚着人们对传统的记忆,同时具有一定的情感因素,适应着时代的要求。在法治化建设的当今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建即需要司法的主导,也需要自发的基层经验和历史传统的支撑。正如当今西方社会,针对现代法律的弊端,西方学者们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开始尝试从民众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了解普通民众对法律的期望以及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司法审判的满意度。[24]

景军曾在《神堂记忆》一书中提到:“任何处心积虑构建的传统都不可能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任何一种被创造的传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化习俗以及以往社会实践的轨迹,而且还要面临诸多的挑战。在最初面世时,它的意义必须有可变通或商榷的余地。任何一种被发明或创造出来的文化传统还需要整合成为民众信仰或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如此才拥有广泛的吸引力或权威性。一旦被嵌入社会集体记忆,它就会被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视为绝对真理。最重要的是它的有效性和持久性与社会组织纠结在一起”。[25](P53)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建也正是在原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实践轨迹中,被赋予了更多“现代”意义,在当今日常实践中发生了新的转变,具有了被人们所信服的权威和吸引力,并逐步被法律所吸纳接受具有合法性,进而能够形成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四、小结

纠纷无处不在,纠纷必须得到解决。在相对封闭、稳定的传统社会之中,纠纷的解决自有其一套完整、自洽的纠纷解决机制,基于血缘、地缘乃至业缘而形成的相互交织融合的宗族、乡绅、行会等内生性的权威力量共同构建起了纠纷解决的关系网络,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等各类纠纷都可以在这一传统机制中得到完善的解决,借由代表公权力的县衙来解决纠纷实乃无可奈何的最终解决方式,亦是传统社会基层纠纷解决最终防线。随着晚清以来社会的急剧变迁,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也被破坏殆尽,加之时局的变动,社会秩序也自难稳定、一片混乱。直至新中国的成立,准军事化社会建立之后,“单位”主宰了一切,在此种情况之下,以“单位”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借助行政力量所赋予的权威也能够很好的将各类纠纷解决在“单位”内部。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准军事化的社会结构再度解体,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社会流动的速率加快,“原子化”的社会结构愈加明显,在国家大力推进法治化进程和强调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原先“熟人社会”和“准军事化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失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司法力量的介入和主导。但是,面对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层出不穷的各类纠纷以及司法途径的自身弊端,司法力量并未能够有效地解决时下的纠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纠纷当事双方的关系造成损害,甚至间接地使得部分纠纷演变成一幕幕的悲剧,实乃为:法律不能承受纠纷解决之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原先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失落中并未完全崩溃解体,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中“舅权”在当今人民调解员角色上的身份象征性意义的转移、江西地区农村地区乡村建设中作为“现代乡绅”的“五老”以及其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纠纷解决机制给予了我们不少的启示。在现代社会,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缓冲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建是必然的走向。这种重建是对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再造”、一种“重构”,它不仅凝结了群众对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记忆,也是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的对新权威的发明创造和认可。在现代陌生人的社会之中,虽然缺少了一定的亲和力,但其纠纷解决的专业性和范围的扩展性能够更好地符合当今百姓群众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习惯、恢复而非撕裂纠纷双方的关系。面对当今社会中的冲突和紧张、矛盾和纠纷,结合实际的法治化建设进程,我们恰是需要以法治为主,以社会网络纠纷解决机制为辅的新型纠纷解决机制,即呼唤以司法解决为主,以“社会老娘舅”、“大众老娘舅”为辅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基层的纠纷。可以说,立足于传统、自下而上重构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治理是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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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星华(1957~),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社会控制、社会失范、农村纠纷,北京海淀,邮编:100872。刘蔚(1989~),山东淄博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北京海淀,邮编: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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