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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军 王谦 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的新进展  
  作者:文军 王谦    发布时间:2016-07-20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在反思中前行: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的新进展

文军 王谦

原文载于:《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

  内容提要:20世纪末的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理论实践都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危机,曾盛极一时的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也因此由盛转衰。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重视经济发展转向重视社会发展、从一味地相互批判转向不断地自我反省、从宏大理论叙事转向微观经验研究、从非历史分析回归历史分析视角、从市场导向重回国家导向、从单一学科视角向跨学科视角转变等一系列新变化。可以说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在整个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开始复归。而如何在理论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互构中前行,在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自我反思中重视和重构“发展”研究,依然是当前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

  关  :发展社会学理论/发展实践/发展研究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项目号:13&ZD04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生活现状调查研究”(项目号:12&ZD012)、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都市的底层社会及其公共治理研究”(项目号:13JJD84000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回到马克思:西方社会结构理论的比较与反思”(项目号:13BSH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文军,1969年生,社会学博士,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谦,1979年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红河学院副教授。

 

  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解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其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均是在具体的发展实践中,伴随着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对现有发展理论进行反思和修正的基础上形成的。“急剧的社会变迁似乎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任何知识或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不会出现在真空中,社会学也许比其他科学更容易受到社会脉络的影响。①正因如此,20世纪末的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在遭遇后现代与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变革后,却陷入了因无法迅速面对社会变化而产生的危机中。新世纪以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有哪些新的进展,是否能在应对实践情境的复杂变化中通过自身的理论反思走出危机?这本身就特别值得发展社会学关注。

  发展研究和发展社会学理论

  “发展”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关于发展的理论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的变化为发展研究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发展研究从最初囿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逐渐发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伦理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哲学等在内的多个学科方向。总的来说,二战后西方关于发展的研究沿着两条路径来演进:一是学者对当下发生的社会变迁进行理论解释,即发展理论研究;二是政策制定者、发展相关机构发起的旨在推动战后国家重建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即发展实践。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之间彼此关联。

具体到发展社会学领域,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为己任的现代化理论②,因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问题这一特殊的实践需要,迅速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颇具影响的发展理论之一。现代化理论以一种“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视角,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必须走一条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样板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化、欧洲化、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等成为现代化的同义语。现代化理论提供的发展模式也成为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指导。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遭遇了来自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实践之路受挫,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减反增;另一方面现代化理论本身的直线型、简单化、趋同论的二元发展模式也受到诟病,各种批评声此起彼伏。

  现代化理论之后,以拉丁美洲学者为代表提出的依附理论,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实践,在对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指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恰恰在于效仿和依附发达国家所致,从而打破了现代化理论在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依附理论试图以空间上的“中心—边缘(core-periphery)”新的二元模式代替传统现代化理论从时间上界定的“传统—现代”二元线型发展模式,重新确立了传统与现代是可以同时并行且相互依存的两种社会形态。换言之,西方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同时存在的,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结果恰恰是传统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之所在。对此,激进的依附理论代表弗兰克(A.G.Frank)、阿明(S.Amin)等人给出的良方就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脱钩”,走上独立发展之路。依附理论这种新的二元模式及在对待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上近乎绝对的静态式分析,同样受到了后来者的批评。特别是在发展实践中很难实现完全摆脱西方发达国家影响的“脱钩”式发展,再加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四小龙的发展奇迹,使依附理论再陷危机。于是在依附理论基础上,将“中心—边缘”二元静态模式改变为“中心—边缘—半边缘(semi-periphery)”三元且可进行动态调整模式的世界体系理论,20世纪70年代脱颖而出。沃勒斯坦(I.Wallerstein)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发展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改变自己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以其对社会发展实践敏锐的反应和独特的洞见,在整个发展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展社会学理论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理论指导下的发展实践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这期间,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学者们都尝试着对理论进行完善和修正,但最终还是挽回不了发展社会学理论衰退的局面。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社会学陷入了一种“失语”的困境。③

 20世纪末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遭遇的危机

  全球化这场涉及多领域、全方位的社会变迁,20世纪末迅速席卷世界。全球化本身的复杂机理表现在它并不是一个简单趋同的过程,而是普遍化与特殊化、一体化与分裂化、国际化与本土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同时兼备的内在冲突和紧张化的过程。④在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社会学理论无论是理论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本身都受到双重冲击。

 ()发展实践遭遇的危机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民族国家的传统壁垒被不断打破,世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格局也因此而改变。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虽然有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却随即陷入到停滞和衰退的漩涡中,普遍面临债务危机和市场失灵等问题。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之路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并非一帆风顺,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经济滞涨、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吉登斯(A.Giddens)将发达国家面临的这种现代性危机归纳为四个方面:极权的兴起、生态的衰变、经济的崩溃和大规模的核战争。⑤

这些新的变化,让一直以来坚持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实践陷入危机。发展社会学的三大理论流派某种程度上都有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现代化理论直接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视为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效仿的目标,依附理论虽然看到了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在于受到发达国家制约,但在“中心—边缘”的二元模式下,实际上仍然是把西方发达国家置于重要的位置。世界体系理论在一个世界体系范围内来动态地看待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但仍然脱离不了将西方发达国家现有的发展模式视为一种价值参照。然而,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传统却在实践中遭受挫折。一方面,被发展社会学理论视为价值标尺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陷入自身的现代性危机之中,另一方面,视西方发达国家为榜样的发展中国家却没能走上预想中的现代化之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东亚国家的发展案例,韩国、新加坡用约三十年的时间创造的发展奇迹在遭遇世纪末的金融危机后一蹶不振,发展社会学理论固有的解释范式很难对此做出合理化解释。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对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践而言,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产生于冷战背景下的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倾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将自己未经深入反思的发展的模式直接兜售给发展中国家,其中也包含了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的传播。顺应这种需要的发展社会学理论也因此始终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视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的参照。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进行深入探讨和反思的理论研究却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似乎更印证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失败在于国家对市场的高度干预,在于没有走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市场的道路。福山(F.Fukuyama)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就把苏联的解体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胜利,并宣告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形态。⑥然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却表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必然与国家对市场重要领域的高压控制截然对立。⑦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崛起的经验都从发展实践层面暴露出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

 ()发展理论遭遇的危机

  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实践遭遇的危机同样反映到发展理论中,发展社会学理论受到来自后现代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使一直以来被多数发展社会学理论学者始终奉为价值追求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整体化、主体主义等受到质疑。后现代以一种逆向思维分析方式批判、否定和超越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不可通约性、不确定性、非完整性、非连续性、碎片化、零散化等成为后现代的标签。在这场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中,有大致两类不同的倾向:一类是以福珂(M.Foucault)、德里达(J.Derrida)、利奥塔(J.F.Lyotard)等为代表的怀疑论者,他们对现代化带来的工业文明持悲观和否定态度;另一类是以罗蒂(R.Rorty)、霍伊(D.Hoy)、格里芬(D.Griffin)等为代表的建设论者,他们对于现代性危机采取的是一种乐观的建设性态度。⑧但无论哪一种倾向,都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反思基础之上的。正是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中,发展社会学理论原有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以及研究范式等都陷入到被解构的危机之中。

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延续,也在改变着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传统的研究边界。现代性自身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机制,这种现代性的时空扩张和延伸,使得全球化成为可能。然而,全球化一旦形成,却反过来为现代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质素。全球化一方面通过打破现代性条件下单一的“在场”的时空观,把不同时空之下的发展事件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这种源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展过程,也一定程度上在与地方性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发生了改变。⑨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的日益复杂化,建立在对传统现代性分析基础之上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其固有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变化。

全球化对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冲击和影响还通过另一种途径实现,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集中体现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⑩的达成,它的出现推动了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边缘化。华盛顿共识给发展理论研究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在发展中角色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发展理论普遍认为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华盛顿共识后,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下降,唯一的作用就是保障市场的开放性。二是发展理论研究中的历史视角让位于非历史(ahistorical)视角,即发展研究只关注国家当下的政策和实践对发展产生的影响。三是多学科范式下发展理论研究的齐头并进演变为发展经济学一家独大。多数发展社会学学者也开始转而研究全球化和跨国主义,更关心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问题,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出现分散化(dispersal)倾向。(11)尽管发展社会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在“性别与发展”的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尽管仍有发展社会学学者致力于研究国家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当时特殊时代背景和理论氛围,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整体边缘化。

 21世纪以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深入推进,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美国虽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排行榜上仍占据第一的位置,但总的趋势是逐年下滑的。而中国则以强劲的发展势头跃居第二,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的比重逐步增长,2007年、2009年、2011年和2013年分别为11.5%13.4%14.8%16.1%(12)此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国家深陷其中。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20世纪末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危机主体发生了变化,从发展中国家转向了发达国家。危机的爆发不仅削弱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影响力,而且也更加暴露了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缺陷——“市场是无法自愈的(self-healing),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当然,全球化带来的变化远不止这些,环境、能源、不平等等成为横亘在各国发展道路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贝克(U.Beck)笔下的“风险社会”越来越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可持续发展又成为全球多数国家关注的焦点,联合国20159月正式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20102015)”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13)这些变化正不断地影响和形塑着当下的发展理论研究。

 ()从重视经济发展逐步转向重视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历来受到各种发展理论的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问题也经常被置于经济发展的框架中去解读。自发展社会学理论诞生之日起,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就被一些现代化理论学者当作实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也是首先落脚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分析中。尽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学者认识到经济发展不等同于社会发展,提出综合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新的发展理论视角,20世纪末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又再次将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关注点聚焦于经济全球化视角下。

发展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的研究开始发生转向,从重视经济发展重新转向重视制度、社会动员、文化、不平等、社会评估等五类与发展紧密相关但又颇具社会学意味的核心主题上来。(14)这五类核心主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制度。发展社会学理论在研究制度时不像其他发展理论一样试图找到一套可以解释和解决大多数发展问题的通用的制度方案,而是更关注每类发展问题背后独特复杂的制度化情境,以及多种制度机制之间相互作用下的过程。(15)如果说社会学领域中早期新制度主义的开创者约翰·W.迈耶(John W.Meyer)等人研究制度时,主要关注制度如何被其所植根的环境所塑造,那今天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则更为关注制度是如何影响和改变制度所处的环境的。第二,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s)。多数发展学者认为在影响国家发展的制度因素中,政治力量有时比技术项目的推动更有效。(16)但也有学者指出这种政治力量发动的社会动员有时也会对国家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传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动员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动员背后的原因以及社会动员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也可以修正发展研究领域一直以来存在的倾向,即将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视为自上而下的过程而忽视发展中地方性因素和个体的参与。第三,文化。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设置,对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制度。在学者奥兰多·帕特森(O.Patterson)看来,制度是一种持久的知识结构或一种共享的图式,它规范和指导着人们日常的行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化现象。(17)发展社会学理论对文化的研究,有助于在将制度视为一种文化实体的基础上,探讨制度对发展的影响。第四,不平等。不平等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是有害的,而国家的发展有可能会带来不平等的后果。如何平衡好公平和发展的关系是摆在发展学者面前的难题。发展社会学要做的是深入分析地方、国家和跨国不同层面的制度是如何产生多种形式的不平等的,以及弄清楚这些不平等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只有这样,才能找出有利于发展的制度。第五,评估。评估可以帮助决策者决定哪种发展政策更为有效,也能在发展政策实施中和实施后帮助决策者监测和评估发展政策所取得的效果。因此,发展社会学理论对发展评估的研究有助于厘清究竟哪一种制度和发展政策能够产生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效果。(18)

 ()从一味批判转向自省,从宏大理论叙事转向微观经验的探究

 20世纪末,建立在理性主义、普遍主义、整体主义等现代性理念基础之上的发展社会学理论,遭到了后现代特别是早期后现代学者的猛烈批判。在这场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思潮中,发展社会学理论的理念基础、理论假设以及研究范式都受到了颠覆式的批评。尽管其中也有部分后现代学者是从建设性立场出发来解读现代性和发展问题的,但总体而言后现代是以一种与现代性相对立的立场来批判和审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切问题。发展社会学理论在这一背景下也开始转向理论的自省。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面对现代社会复杂性的进一步增强,发展理论的自我反省一直没有停止过。现代化理论者开始反省一直以来将传统和现代视为二元对立的做法。传统不是现代的障碍,现代化恰恰是传统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再是唯一的发展模式,全球化背景下学者们开始探讨多元化的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可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阿明、弗兰克等依附理论学者也开始从全球化视角来重新反思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在结构主义依附论代表之一的奥斯瓦尔多·森克尔(O.Sunkel)看来,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应正是新结构主义的。(19)而世界体系理论者面对人们对其过于重视世界经济体系层面分析的批评,20世纪末开始加强对世界文化体系层面的研究,并认为世界体系正进入一个无序和混沌的时代。(20)

正是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正是在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自我反省中,发展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化等之间关系的认知,而且一改过去宏大理论叙事的特点,转而更注重对微观经验世界的探究。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之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都习惯于从整体性的角度来分析发展问题,发展社会学理论这种追求社会秩序控制论、普遍主义真理、从整体性的角度来建构理论的旨趣,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解构中,转向强调差异性、多元化、微观经验重要性的另一端。美国学者让·皮埃特斯(Jan N.Pieterse)将这种转变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从宏观结构向行动者取向、地方性机构、制度转向;从解构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向;从决定论向非决定论、阐释学转向;从一元论向多元论转向;从欧洲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多极化转向。(21)发展社会学理论从宏大理论叙事向微观经验探究的转向还体现在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具体实践中。今天,聚焦于制度主义的发展学者在具体的理论实践中表现出更为务实的态度,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试图找到一套一揽子解决发展问题的制度和方案,而是在全球化和地方性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中,从每个国家具体的制度情境中去找寻适合于这个国家的特殊发展政策。

 ()从非历史分析重回历史分析视角,从市场导向重回国家导向

  正如米尔斯(C.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指出的,“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应该是‘历史社会学’”(22)。西方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一直秉承历史主义的理论分析传统,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强调传统对现代的观照。然而,20世纪末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却打破了这种传统,发展理论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开始出现。

  在华盛顿共识下,市场主导一切的核心价值理念影响着当时的发展理论和实践,发展“成效”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共同追求。人们不再从历史主义视角将发展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而是只关注当下什么样的发展最有效。现代化发展被物化为一个个数据指标——通过这些指标的完成情况,国家的发展状况似乎一目了然。而这些指标的完成与否,也似乎只和当下国家具体的制度环境和短时期内采取的发展政策有关,国家过去的历史被人为地忽视了。(23)于是,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历史主义被割裂为一个个时间横切面之下的非历史片段,不关注过去,只注重当下,发展社会学理论中的非历史分析视角取代了原来的历史分析视角。当然,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这种非历史倾向的出现也与20世纪末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解构有关,各种建立在后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新发展理论纷纷出现,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传统历史观,主张以“现在”为目标重写现代性历史。

华盛顿共识不仅促成了发展社会学理论非历史分析视角的形成,同时也改变了发展社会学理论对国家在发展中地位作用的认知。华盛顿共识之前,包括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在内的多数发展理论都认为国家在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角色作用表现在对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发展的干预中。华盛顿共识之后,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让位于市场,国家主导下的发展让位于市场自由力量的推动。然而,这一切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逐渐衰落又再次发生变化: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放开市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发展效果,21世纪作为发展样板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行市场自由化之后更是遭遇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一片质疑声中走下神坛。而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发展社会学理论出现的非历史化倾向、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让位于市场的研究范式也得到纠正。人们重新开始反思历史主义对于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此外,21世纪发展理论中的制度主义转向对非历史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发展理论研究开始关注制度,既关注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制度环境对发展的影响,也关注当下具体的制度和政策如何塑造发展,对各种干预发展的制度因素进行了重要探讨。打破了过去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发展理论只研究当前与发展相关的因素、只强调市场作为一种干预性力量的偏狭分析视角。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中国作为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干预的成功个案,吸引了发展学者的目光,甚至有学者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认为它将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模式。(24)尽管这一提法仍存在争议,但这种国家主导下的发展模式研究再次成为今天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从单一学科视角转向跨学科视角,理论多元化趋势愈发明显

  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发展问题早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一个跨越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国家之间、区域性以及全球性不同层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环境等多领域在内的复杂多元化现象。建立在发展多元基础之上的发展研究,其外延也在不断扩大,来自于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到社会发展议题中。原来仅从社会学学科影响下的单一视角出发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开始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交叉影响下的发展理论转变。换句话说,今天的发展研究在跨学科研究趋势愈发明显的前提下,原来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特征反而变得愈来愈模糊了。的确,如今的发展理论研究中,人们很难将某种理论直接归于某一学科之下,比如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发展理论、后发展理论、可选择的发展理论等,人们很难将之归为某个特定的学科。

  然而,跨学科并不是无学科,而是一种跨学科基础上的再整合。这种新研究方式的出现,是因为如今发展现象的日益复杂化使得任何一门独立的发展学科都失去了单独解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只有以具体的发展研究议题为核心,通过“问题导向”实现对学科的整合,才能体现出各个学科自身的不同优势,(25)实现发展理论对全球化背景下复杂的发展现象的把握。而且,这种发展社会学理论中多元跨学科研究的出现,也可以用英国社会学家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的“后科学(post-science)”和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的“一体化的学科方法(unidisciplinary approach)”来解释。杰索普的“后科学理论概念鼓励采纳问题导向而不是学科分界的讨论,而且将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组织起来”。沃勒斯坦在其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中采用的就是“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这种方法主张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

今天的发展社会学理论一改过去单一的社会学学科视角,开始向多学科视角影响下的理论转变,展现出发展研究多元化的理论特质:首先,发展理念的多元化。从主张经济增长带动社会发展到强调社会的综合发展,从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到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理念变得越来越综合而多元。其次,理论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理论研究从最初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诸领域,涵盖了地方、民族国家、区域、全球多个层次在内,且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第三,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发展社会学理论不再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视为唯一的发展模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将地方性、本土性特质融入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模式也成为发展理论研究的对象。第四,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多元现代性、可选择的现代性、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后发展等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理论观点和视角都为发展社会学理论注入新的活力。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方法也发展成为包括现象学研究、行动者取向研究、结构性研究、制度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等在内的多维立体化研究方法体系。

21世纪的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失语”困境之后,以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通过建立在对发展问题不断反思基础之上的理论重构,正逐渐走出危机,重拾发展研究的学术话语权。这种变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实践不断深化亟需理论解释和指导的现实需求分不开,也同跨学科发展理论研究在21世纪开始聚焦于制度、社会不平等等社会学传统研究议题有关。越来越多的学者介入到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协会的资料显示:关于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在近期的研究成果中增长最为迅速,加利福尼亚大学正在筹办一个名叫《发展社会学》的新刊物(26),这似乎意味着发展社会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总结与反思: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前景

  回顾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轨迹,特别是21世纪以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出现的一系列新的变化,都与现实情境中发展实践的变化密切相关。未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又将如何发展,这同样取决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之间发生什么样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理论的自我反思。

 ()在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的互构中前行

  发展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特殊关联,这种特殊的关联首先表现在发展理论的建构离不开特殊的实践情景。发展理论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实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同样,建立在对发展实践逻辑把握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理论,除了对发展情境做出因果性解释之外,更重要的是据此对发展实践展开指导。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之间的相互建构,共同形塑着发展社会学理论一直以来的发展轨迹。

 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兴起,正是源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问题这一特殊的实践需求,再加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需要,建立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理论,成为指导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的主要理论。然而,这种西方式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却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受挫,于是在对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对立依附关系来探讨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以及从系统性的动态视角来研究不同国家发展问题的世界体系理论相继出现,解释和指导着当时的发展实践。

 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急剧的社会变迁使发展社会学理论陷入了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的发生如果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视角考察的话,最大的问题出在理论没能及时应对实践情境的变化。理论对于实践来说是具有一定滞后性的,但实践在一段时间内的相对稳定性又为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和指导提供可能。但全球化的急剧变迁,发展现象日益复杂化打破了理论对实践节奏的把握,出现了理论难以解释和指导实践的困境。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已经不能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发展的实践需求。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后意识形态的需要,对一直以来以反思性见长的社会科学进行了符合“正统共识”的修改(27),在这一背景之下形成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自然因为缺乏深刻的反思,一旦实践情境发生重大变化,就容易失去解释力。

所幸的是21世纪的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通过不断加强理论的自我反思,正慢慢从危机中走出。今天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所经历的转向,正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复杂的发展实践做出的反思性调整。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从过去的两极向多极转变,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多领域、多层次复杂的发展实践,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通过自我的历史积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改变了过去宏大理论叙事方式,重新以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综合性地去看待和审视社会发展问题,理论的跨学科特点愈发明显,且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未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又会如何发展?也许今天的我们很难对之做出一个盖棺定论式的回答,因为发展社会学理论作为一门对社会发展实践具有反思性的科学,它本身就是随着社会情境和发展实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只有这样,理论才能保持它自身的活力和适应性。今天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还在继续,多样性和差异性仍然是全球化社会的一大特征,但全球化同时也在消解着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传统边界。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尝试着对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做一个大致的预测,那就是在理论多元化的前提下可能出现一种新的理论整合,但这种整合不是建立在追求一种包容一切解释一切的宏大理论基础之上,而是通过重新构建全球化视野下新的研究范式,允许多元化的发展社会学理论之间彼此融合与共生发展,以保持理论的开放性和反思性。与此同时,发展社会学理论中出现的跨学科整合的研究倾向,也许会随着发展问题的复杂化以及发展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而最终朝着一体化的学科方向迈进。

()发展反思与反思“发展”

  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前行的动力,源于发展实践基础之上理论的自我反思。这种发展理论的自我反思,始终围绕发展为什么、发展是什么、如何发展等这些基本的问题展开。对发展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观点,往往决定了该发展理论的整体逻辑建构,以及会采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和指导发展实践。回顾发展社会学理论产生以来形成的不同的发展观念,我们可以看到发展社会学理论对发展所做的各种反思性的努力(见表1)

  这些不同阶段发展理论对“发展”的定义和反思反映了发展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反思“发展”概念本身就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发展”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只有认清这一点,才不至于陷入到僵化的模式中。因此,对于发展社会学理论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发展观点,应该做到务实求真、博采众长。综合性的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对今天的发展实践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对发展的界定离不开发展所植根的现实情境,脱离了情境谈发展,建立在这种发展观念基础之上的发展社会学理论也会成为一种空谈。全球化的今天,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涵盖多层次多领域的多元化现象。具体而言,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部领域以及社会主体人的发展在内的综合性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是跨越地方、民族国家、区域、全球多个层次的发展。这是从横向或者说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第三,发展是置身于历史时空的发展。历史的视野可以帮助我们在把握发展所具备的独特的历史资源与条件的同时,认清当下“发展”的位置,当然,这种历史延续的视角同时也预示着对未来的观照。如果说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联系现在与未来的良性发展观,让我们在重视当下的发展问题时也不要忽视对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阻碍,那这里强调的历史发展视野中的发展,则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一完整的历史情境中来审视和反思发展问题。 

  注释:

  ①[]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1821页。

  ②现代化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现代化理论专指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以列维(Marion J.Levy)、英格尔斯(Alex Inkeles)、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等学者为代表的理论,也是本文此处使用的现代化理论概念。广义的现代化理论泛指包括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在内的一切以现代化为研究主题的理论。有学者认为学术界目前发展社会学在研究范围上与广义的现代化理论相近。

  ③(27)景天魁、邓万春、何键:《发展社会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714页。

④⑧文军:《传承与创新: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296127128页。

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71.

  ⑥转引自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⑦Whyte M,Paradoxes of China's Economic Boom,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5,2009,pp.371392.

  ⑨详细分析可参见文军《传承与创新: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9145页。

  ⑩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1989年针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出,并取得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共识的涉及财政纪律、税制改革等十个方面的政策措施。Williamson J.,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Law and Business Review of the Americas,Vol.15,Issue 1,2009,pp.910.

 (11)(18)(26)Jocelyn Viterna,Cassandra Robertson,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41,Issue 1,2015,p.247,pp.254259,p.263.

 (12)(13)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 Science Report:Towards 2030,UNESCO Publishing,2015,p.25,p.55.

 (14)该转向的发生与全球化背景下跨学科发展理论研究共同聚焦于制度这一新共识的达成分不开。新制度经济学成为发展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新兴领域之一。在新制度经济学学者看来,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在社会系统、法律规范或者说制度之下运行。Furubotn E.G.,Richter R.,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

 (15)如马奥尼(J.Mahoney)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发展的比较研究,齐伯(V.Chibber)关于印度国家建设和后期工业化的研究,都强调国家独特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过程塑造了这个国家特殊的发展结果。Mahoney J.,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Spanish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Chibber V.,Locked in Place: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16)政治力量通过民主参与、社会动员的方式,使政府能优先选择那些他们所认可的发展政策,斯蒂芬斯(Stephens)关于拉丁美洲社会政策和不平等的研究,Baiocchi等学者关于巴西地方治理和市民社会的研究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Huber E.,Stephens J.,Democracy and the Left:Social Policy and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Chicago:University Chicago Press,2012; Baiocchi G.,Heller P.,Silva M.K.,Bootstrapping Democracy:Transforming Local Governance and Civil Society in Brazil,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7)Patterson O.,Making Sense of Cultur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40,2014,p.14.

(19)Osvaldo Sunkel,The Precarious Sustainability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Vol.32,Issue 64,2007,pp.938.

(20)Immanuel Wallerstein,Nor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System,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19,Issue 3,2007; Immanuel Wallerstein,Special Contribution Northeast Asia in the Multipolar World-System,Asian Perspective,Vol.34,Issue 4,2010.

(21)Jan Nederveen Pieterse,Development Theory:Deconstructions/Reconstruc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0,p.13.

 (22)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156157页。

 (23)Charles Gor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a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Development,Vol.28,Issue 5,2000,p.794.

 (24)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25)孙麾:《以问题综合编辑理念推进跨学科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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