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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大用 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  
  作者:洪大用    发布时间:2016-10-03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1]

洪大用

 

注:本文内容根据20151216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题为《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正文内容以洪大用教授最终正式发表的文章为准。讲座录音由刘炳林整理。

 

很高兴来到中央民族大学谈谈对于环境社会学的一些看法。包智明教授是环境社会学专家,是最早翻译这方面著作的学者之一。1998年肖晨阳等人翻译了美国学者哈珀的《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1999年智明教授翻译了日本学者饭岛伸子的《环境社会学》。这些年来,我和智明教授等同仁一起推进环境社会学学科和学会建设工作,其间跟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仁们也有很多交流。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还出了《中国环境社会学》文集。这里是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

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这是关于这门学科的一个基础性思考,其灵感源于不久前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的一次简短学术交流。我觉得这些问题是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基础问题,虽然准备得不够充分,但是说出来可能会对大家有一些启发。讲的不对的地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我想先从近年来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讲起,然后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环境社会学所关注的事实;二是把握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一种趋向;三是直面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和隐忧

刚才智明教授已经讲了,在整个中国社会学大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的中国环境社会学也在快速发展。我曾经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把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分为之前和之后两个大的阶段。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非常不系统,学科意识也不强,介绍的理论也不多。我记得最早接触的文章是北大卢淑华老师在《社会学研究》上发的一篇文章,还有麻国庆教授的一篇文章,这些都是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的研究,但是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环境社会学的学科意识。真正将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入进来,然后以这个学科的视角来开展系统研究,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顾金土等人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章中提到:“2000年以前,我国学者发表了15篇(环境社会学方向)学术论文;2000年之后(约2000-2010年),共计发表155篇,其中前5年发表34篇,后5年发表121篇”[2],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的一个趋势。

今年中国社会学会编辑《中国社会学年鉴》时,请我写一个关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评述,覆盖时间段正好是从2011年到2014年。我请我的学生龚文娟做了一个文献检索,主要以“环境社会学”和“环境与社会”为检索词,检索范围覆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当当图书网中所收录的论文和专著。剔除重复和明显不符合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义的文献,最后汇总出期刊论文333篇,硕士论文122篇,博士论文26篇,专著38部,共计519篇(部)学术研究成果(参见表1)。很明显,最近几年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整体态势都不错。这里面博士论文就有26篇。相形之下,在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学界以环境社会学为主题做博士论文的非常之少。

1  2011-2014年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内容分布

归类

篇(部)数

百分比(%

理论与方法

46

8.9

经验研究

专项环境问题

117

22.5

环境意识/环境关心

39

7.5

环境行为/环境抗争

84

16.3

环境风险/健康

41

7.9

环境信息传播/环境组织

35

6.7

政策研究

119

22.9

研究综述

38

7.3

合计

519

100

但是,深入地去看,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有隐忧。在这个表格中,我们将519篇成果按照理论与方法、经验研究、政策研究、研究综述四大块进行划分[3]。这样一来,“理论与方法”部分所占比重很明显是偏低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低的,只占总文献的8.9%,这对学科长期发展的支撑是不够的。“政策研究”与“经验研究”加起来,占比达到83.8%,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政策研究”和专项环境问题、环境行为与环境抗争研究等领域。大概可以说,基础理论研究与经验政策研究的失衡是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持续发展的最大隐忧,在经验研究方面对环境社会学所应覆盖的主要领域的关注,也还不是很均衡。这也体现出,中国环境社会学还是不够成熟的。当然,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很重要,特别是在训练研究生的时候是很有价值的,有利于学生练手和发表。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很薄弱,对事关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认识不清晰,必然会影响这个学科发展的后劲。因此,我今天想围绕环境社会学的三个基本问题谈点认识,这就是事实、理论和价值。

二、如何理解环境社会学所关注的事实?

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杜尔凯姆曾经指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事实的。社会事实大致可以理解为在社会层次上发生的,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同时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制约作用的种种社会现象或行为方式。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也是研究社会事实的。但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美国社会学家邓拉普(R.E.Dunlap)认为,杜尔凯姆所代表的社会学过于强调“社会事实”,实际上是强调“社会”的事实,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之基础的生物物理世界,也就是环境事实,由此导致社会学研究对环境维度的严重忽视以及在生态危机面前社会学者的集体失语。邓拉普主张将环境事实带回社会学研究当中,要系统地分析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藉此开创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4]。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邓拉普等人的努力是有成效的,这种努力促使传统社会学更多地关注环境事实,并为环境社会学这门分支学科奠定了一个意识形态基础。

但是,深入地看,环境社会学在何种意义上关注环境事实,这还是充满争议的话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环境事实的研究和报道。例如,我们国家每年65日前后都会发布环境状况公报,报告大气、水、固废、噪声、自然生态等等方面的状况。根据《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在大气环境方面,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均值达标,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全国有470个城市(区、县)开展了降水监测,酸雨城市比例为29.8%,酸雨频率平均为17.4%。在水环境方面,全国423条主要河流、62座重点湖泊(水库)的968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开展了水质监测,Ⅰ、Ⅱ、Ⅲ、Ⅳ、Ⅴ、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3.4%30.4%29.3%20.9%6.8%9.2%,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在4896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水质优良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0.8%,良好级的监测点比例为25.9%,较好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8%,较差级的监测点比例为45.4%,极差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6.1%。在生态环境方面,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一般”。2461个县域中,“优”、“良”、“一般”、“较差”和“差”的县域分别有558个、1051个、641个、196个和15个。生态环境质量为“优”和“良”的县域占国土面积的46.7%,“一般”的县域占23.0%,“较差”和“差”的县域占30.3%

很明显,以上这些环境事实是经过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和监测发现的,在此意义上,它们也是经过社会建构的环境事实。作为社会学者,要关注这些环境事实,其实主要是一个相信不相信、赞同不赞同的问题,你不可能具有专业知识去识别和分析诸如雾霾、水污染之类的环境事实。在这一点上,作为专业人士的环境社会学家,其实跟普通公众没有多大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邓拉普为代表的环境社会学家,基于经验的感知和对科学共同体的信任,主张应当相信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是真实的,这种观点可以叫做实在论。与之相对的观点,则多少回避了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是否真实这样的问题,而更多地强调这样一种状况的社会建构过程,这种观点可以叫做建构论。建构论与实在论之争,是环境社会学中的一个主要争论,涉及到学科本体的认知问题。针对这种争论,邓拉普批评建构论已经走得太远,走向了不可知论的误区和对现实持有的犬儒态度。

作为一名普通公众,我相信环境状况的恶化是真实的;作为一名环境社会学研究者,我也相信其是真实的。在此意义上讲,我是一个实在论者。但是,作为社会学者,我确实无法准确判断环境事实的真实程度,我更有可能关注的是特定的环境状况如何被认为是成问题的,在多广的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成问题的,其对社会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并激起什么样的社会反应?比如,你说空气有污染,我在知识和技术上不好判断,但是我有经验感知,而且社会学的方法可以让我了解到究竟有多少人认为空气污染是个严重问题,都是哪些人认为是问题,各社会主体都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像个人戴口罩啦、买空气净化器啦、抗争啦,以及政府出台政策治理空气污染啦,等等。我认为环境社会学应当着重关注这些方面的“事实”。这些其实是社会事实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是因为特定的环境状况而引发的。所以说,环境社会学自然要关注环境事实,但实际上只能是关注环境因素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或者说,我们所关注的只是那些可以观察到社会影响和反应的环境事实。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环境社会学也试图关注具有环境影响的社会事实,试图从社会、文化和行为角度去探寻特定环境状况形成的原因。假定说我们承认水污染是一个真实的问题,那么水污染的物理化学过程我们是很难说清的,但是我们可以调查污水排放的社会主体,分析社会主体排放污水的行为逻辑及其背后的文化、制度和结构性影响因素等。事实上,有不少基于环境与社会互动的预设所开展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试图在特定的环境问题与若干社会事实之间建立关联,乃至因果关系。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环境保护制度化水平及其效率,GDP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文化与价值观,等等,都是常常被用来与特定环境问题关联的。目前有一个趋势就是将特定环境问题指标化、数值化,同时定量测量若干社会事实,运用回归模型揭示彼此之间的关联程度,并发展出理论解释。这样的研究契合主流社会学的研究套路,但是在操作化和理论解释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困难与不足。

如此来看,环境社会学究竟研究什么?是研究环境自身的运动变化吗?我认为不是。但是,如果抛开了环境事实,环境社会学研究与其他的社会学研究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本人的研究体会是,环境社会学在分析社会现象时,确实应当注意到环境与社会是密切相关、彼此互动的,说这个是预设也好,公理也好,大概都是可以的。在此基础上,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事实应该是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交叉复合部分,即具有社会影响的、激起社会反应的环境事实和具有环境影响的社会事实,归根结底,他们还是社会事实,是环境影响在社会的投射和影响环境的社会因素。我们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把这方面的事实说清楚,把事实之间的关联解释清楚,以便更好地促进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协调。

在此意义上,我曾经把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的一门分支学科。这样,环境社会学所关涉的基本事实就包括了社会主体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环境相关行为、环境问题对社会主体和社会系统运行所造成的影响、社会主体因应环境问题而做出的技术制度安排(与实践)和文化价值的转变等四个大的层次。就我个人而言,这些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层次,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对测量公众环境关心水平的NEP量表进行了检验和修订,提出了中国版的环境关心量表(CNEP),并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城乡公众对环境状况的认知与行为差异。特别是,我分别于2003年、2010年和2013年承担了人大社会学系“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环境模块的设计工作,所搜集的数据为量化地呈现中国公众环境关心和行为的社会基础、历时性变化(例如,表2)以及相应的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支持。现在,这些数据都已按照程序向国内外研究者开放。同时,我也关注了环境问题社会影响的差异性分配问题,也就是环境公正议题。比如,即使像空气污染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影响的环境问题,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实际上也是存在差异分配的,并不完全像社会学家贝克所说“饥饿是分等级的,空气污染是民主的”。在北京浓霾蔽日的时候,有的人可以到外地躲避,还有一些人选择长期在海南之类的地方居住。即使留在北京,有的人购置了很多设备,防护措施严密,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条件,直接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遭受损害可能更大。

2 城乡居民对于不同类型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知

环境问题类型 

认为居住地区该问题“严重”的比例(%

 CGSS2013数据

CGSS2003数据

城镇

乡村

总体

城镇

空气污染

53.0

25.7

44.8

51.7

水污染

46.7

34.1

42.7

47.7

噪音污染

45.1

22.5

39.1

50.1

工业垃圾污染

42.1

26.5

37.8

42.8

生活垃圾污染

47.5

32.3

42.4

51.3

绿地不足

40.9

17.6

34.9

51.5

森林植被破坏

35.8

19.1

30.1

46.1

耕地质量退化

42.6

33.7

39.1

55.7

淡水资源短缺

38.4

29.4

35.4

43.5

食品污染

59.0

25.9

49.8

47.1

荒漠化

32.6

16.0

28.2

43.2

野生动植物减少

42.8

31.9

39.2

58.0

除了正确把握环境事实与社会事实的以上关系之外,环境社会学还需要注意所研究事实的不同类型。这里主要是区分清楚局部的事实与整体的事实、静态的事实与动态的事实、统计的事实与感知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与建构的事实。不同事实的选择不仅体现了研究视角、旨趣和风格,也影响着研究结论。

首先是区分局部的事实与整体的事实。对于环境社会学中所关涉的“环境”事实,很多时候被假定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危机,但是认识到整体与局部存在差异,有着多样化的“环境”事实,这对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或许是更为有意义的。自从1962年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以来,直到今天我们讲全球气候变化,现代工业社会面临的整体性环境风险被一再强调,环境社会学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分支学科。当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想象和建构这样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风险。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往往是局部的、具体的、差异化的环境事实或者风险。比如说,全球气候变化是一种整体性事实,但是不同地区所面对的威胁以及所感受到的风险还是有差异的,这也影响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形成。再比如,中国整体上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但是在一些地方却是水源充足,没有缺水的概念。所以说,关注整体性环境事实,在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之间讨论问题很重要,但是,要深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环境的认知和行为反应,也许应该更加关注彼此差异的局部性环境事实。与此同时,在整体环境衰退的情况下,也确实有局部环境改善的可能和案例,关注这种可能和案例,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给予研究者以希望,给予施政者以借鉴。我在今年夏天去浙江安吉调研,对安吉的生态环境改善印象相当深刻,那个地方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程度很高,我很振奋,并且很想深入弄清做到这样的路径和机制,这是下一步要开始的工作。我认为,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无论是考察环境衰退,分析环境衰退的社会影响,还是研究环境衰退的社会反应,都要结合整体的和局部的事实。

其次是区分静态的事实与动态的事实。实际上,事实本身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着眼于这种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很重要。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问题,都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环境问题自身在发展,环境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也在发展。我们注重从动态的角度把握事实,一是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描述环境问题,二是能够看到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动态努力,三是可以对环境问题的未来发展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四是可以辩证地认识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有时候正是环境危机催生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引导了新的发展方向,煤炭代替木材、电力代替煤炭,乃至今天追求更加洁净的能源,都是社会系统因应环境问题的选择,这种选择带来了生产生活的巨大变革。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选择了观察分析静态事实的角度,我们的视野就会受到限制,对于环境问题、环境治理以及环境与社会关系演变方向的分析判断,可能就会失当。比如说,如果忽略我国大气污染及其治理的过程和绩效,我们很可能就会因为当前大家关注的雾霾问题而对环境政策和发展道路作出有失偏颇的评价。如果忽略环境问题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对工业社会以来的环境问题的判断也有可能失准。实际上,每个时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也都有相应的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的社会安排,环境问题自身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我很强调将历史的视角带回社会学研究,包括带回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我们需要重视环境史的整理和分析,对环境史的认识越清晰,我们的研究就越科学。在这方面,我非常钦佩日本学者舩橋晴俊的努力,最初他组织编写了日本的环境年鉴,后来又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以编年史的方式记录了工业化以来各国环境事件、环境政策、环境研究等等,呈现出一幅环境与社会互动的动态长卷,这项工作对于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

再次是要区别统计的事实与感知的事实。任何学科的研究都需要呈现资料,资料和呈现方式的选择对于研究结果有很大影响。环境社会学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有很多,一方面有大量的各种来源的统计资料,另一方面也有反映社会主体认知和感受的描述性资料,这些资料代表着不同方面的社会事实。当我们需要描述环境状况时,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去引用一些权威的统计报告,比如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世界银行报告等等,我们会选择一些空气污染、水污染、固废污染、环境治理投入等等指标,报告环境质量状况和改善环境的努力程度。但是这些统计数据所呈现的事实,与日常生活中人们所感知的事实是不同层面的,两者之间甚至是不一致的。统计指标所揭示的环境问题也许很严重,但是并不为公众所感知,而统计数据认为不是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是在不断改善的问题,公众主观感知到的却可能是非常严重。比如说,关于雾霾问题,应该说统计数据可以揭示出长时段上空气质量向好的趋势,但是公众主观感觉却是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又比如,统计数据呈现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长期趋势及其严重性,但是老实说,中国目前有多少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问题呢?考虑到人们直接感知到的事实对其态度、行为和价值观念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环境社会学者似乎更应注重这种事实的发掘、分析和呈现,也就是更加注重以人为中心,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感受,而不能只是简单地依据统计的事实去进行分析。特别是在环境风险分析中,公众感知的事实需要予以特别重视,而不能偏信专家统计出的事实。比如,某地建设一个重化工企业,专家使用各种数据证明企业对周边环境无害,还会带来收入、就业、财政收入的增加,但是老百姓就是认为企业会造成污染。我们就不能轻易忽视或者否定老百姓的意见,说他们无理取闹、没有知识,这样简单处理往往就会加剧社会冲突。现在一些地方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既要重视统计的事实,也需要尊重并分析公众感知的事实,找寻更加科学合理的沟通办法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最后就是我们需要区别客观的事实与建构的事实。从一个极端的立场讲,所有的事实都是经由一定的社会过程、由相关主体参与建构的,科学发现也不例外。但是,事实又确有客观的一面,可以为人们所直接感知。比如,水被污染了,空气质量不好,到处都是垃圾,等等,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水是如何被污染的,空气质量是如何变差的,往往就需要专业知识进行分析。作为环境社会学者,对于此等详细事实的揭示难以做出太多的贡献。不过,究竟哪个环境问题变得重要,哪个环境问题进入了政策议程,环境问题对谁有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环境治理的成效如何,对诸如此类的议题进行分析,环境社会学可以做出应有的贡献,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多主体的社会互动过程,而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分析则是社会学的长处。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固然要认真对待客观存在的环境事实和社会事实,但是也要充分重视环境事实、社会事实的建构过程。以一种建构的视角解析事实呈现的过程,揭示事实的性质,并不一定就是解构,就是否认事实的客观性,实际上也有利于强化某种事实的存在和传播。比如,当我们了解清楚远在南极的臭氧层空洞是如何引起关注的,我们就可以强化和利用某些建构技术,使得那些超出人们日常感知的而又客观存在的环境问题,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引起公众关注,并进而促进问题的防范和解决。

三、把握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一种趋向

清晰地认知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固然很重要,但是要深化环境社会学研究需要重视理论建构,而理论建构需要结合社会系统的运动变化不断扩展社会学的想象力,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话题:把握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一种趋向。

我们可以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分析为例。关于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有很多理论分析的视角,我在这里试图梳理出一种发展脉络,当然也还存在着其他的分析进路。有些学者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看,认为国家、企业家和大家(公众)是导致环境衰退的三个重要主体。就“国家”而言,像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就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家的合谋,加剧了环境破坏。有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政府开发导致了环境破坏,还有人认为国家对于社会反应滞后,没有有效地推动制度变革,这也是导致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一个原因。就“企业家”而言,因为大量的污染是从企业出来的,所以企业家自然是重要的责任主体,而关于企业行为的研究就是环境社会学的一个重点。就“大家”而言,主要涉及公众责任。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约束自身行为并积极推动环境保护,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一个环境友好的社会。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都是别人的责任,那这个社会只能是互害性的、对环境不友好的社会。限于时间,我在这里主要以环境社会学围绕企业行为而开展的理论研究为例,揭示其中存在的一种扩展社会学想象力的路径。

毫无疑问,企业活动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企业产品类型、技术水平、管理方式及其背后的环境意识等等决定了企业的污染水平,这种污染水平是可以客观监测的。当我们监测到企业污染,不管是污水、废气还是垃圾,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企业真不像话,它怎么会污染环境呢,管理企业的企业家真是没有良心,不讲道德。这样一种看法是从道德层面质问或者批评企业家。在理论上甚至可以指出企业奉行的是企业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相应地解决之道也就是要求企业养成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恪守环境道德,像台湾学者所说的那样,要在传统的“五伦”之外强化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这种看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就体现不出社会学的视角。

社会学的视角是什么?当然有很多种视角。我看社会学最基本的一个视角,就是把人、把企业都放在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去看待,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是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个人行为,企业行为,都是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行为。由此角度来看,企业排污问题就是企业在与社会环境互动中的一种理性行为,这样一种解释也叫做理性选择解释。企业排污不排污,不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而是在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遵循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当企业家发现排污获得的收益要高于不排污,那肯定就去排污了。其实,理性选择理论受到经济学的很大影响。经济学把企业排污行为概括为“内部成本外部化”:本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是要自己消化的,消化就要计入成本,成本提升,它的利润就下降了,竞争力也会下降,所以企业就将污染外排,由社会来承担成本,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应地,这样一种理论视角所看到的解决企业污染问题的方案就是加强对企业行为的制度约束,促使其把环境成本内部化,比如说排污收费等经济制度以及关停并转罚等行政处罚制度等等。但是,在实践当中这些制度的有效性往往不足,现在还在探索污染的第三方治理等新的制度安排,国务院、北京市都颁布了相关文件。

顺着理性选择的思路,我们还可以接着发挥一下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分析企业行为,是否假定了企业是孤立的或者独立的行动者?事实上,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企业往往是与其他主体密切关联的。这种关联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深层的因素。环境社会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这种理论认为,企业不只是一个独立的面对市场的,努力把自己的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行动主体,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合谋,企业行动是一种联合行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家需要选票,需要选票就承诺就业,承诺经济增长,而承诺经济增长你靠谁,就要靠大量的企业家去投资、去创新,所以说,政府要去鼓励企业发展,这样企业的污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被政府所容忍乃至包庇。只有在污染很严重的时候,影响到了老百姓的投票,政府才会选择对企业行为进行适当的约束。史奈伯格是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核心就是阐释权力与资本、政府与企业的合谋,这种合谋使得政府与企业的利益不断达到新的平衡,而解决污染问题只是随机的,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他所使用的“苦役踏车”概念,揭示的正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持续地、周期性地创造稀缺和不断扩大生产的内在机制,这样一种不断扩大的生产必然需要不断扩大的消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污染,也就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环境问题的基本逻辑。虽然史奈伯格的理论主要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企业行为,但是该派的学者也曾尝试运用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发展中国家企业与政府、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实际上也采用了这种视角,或者说与之不谋而合。比如,智明教授也曾在文章中讨论了基层政府作为经纪人的谋利取向,而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在讨论中国农村环境破坏的时候,直接就用了“政经一体化”的概念,指出一些基层政府的行为类似企业,甚至是一些企业的出资人、保护者,GDP的增加对于政府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和个人升迁机会等,所以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权力和资本紧密勾连,抑制了公众的声音,牺牲了不能言说的环境。

从分析层次上看,政治经济学视角明显更加深入,其结论对于现实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是,理论研究并不能就此终结。如果说把企业放进社会中研究体现了社会学的基本视角,那么,我们还应该看到企业所在的“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相应地,企业也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这是所谓“大势所趋”。在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环境社会学中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就正好揭示了这一点,或者说是在考虑到这一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初的提出者在德国,后来以荷兰环境社会学家阿瑟•摩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此理论发扬光大,并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推介传播,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作为一名社会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却是关于一个企业的。他所研究的化工行业,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代表,而且是环境污染大户的代表。但是,摩尔在其所研究的化工企业观察到,企业自身正在“绿化”,从技术开发、程序改进、规章制度建设乃至经营理念等,都能看出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努力减少排放,保护环境,使自己变成一个干净、绿色的化工企业。摩尔认为,这样的企业行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他企业也可以发生类似的变化,然后整个行业都可以发生变化,并且可以带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发生变化。摩尔据此提出,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是可以自我调整的,未来的环境改革充满希望,工业化和环境保护可以兼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可以双赢,没有必要反对现代化,没有必要呼吁“去工业化”,这大概就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回过头来看,生态现代化理论为什么会观察到社会环境中的企业行为发生如此巨变呢?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大势所趋”:在大的社会转型进程中,企业不这样做都不行了。为什么?摩尔指出了5个主要方面的社会趋势:第一是科学技术自身以及人们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原来很多人认为现代技术是破坏环境的,尤其是大规模复杂技术,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流行过“小的是美好的”,小型、简单的适用性技术被看作是一种可以替代现代技术的选择。这本质上是一种“去现代化”和反对技术进步的主张。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的两面性越来越突出,大家认识到技术不光是环境破坏的力量,也可以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像信息技术这样的先进技术,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大家越来越赞成充分发挥这类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同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第二就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市场机制和经济主体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市场已经不只是破坏环境的力量,简单的行政管制并不一定真正发挥作用,而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环境正在成为促进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大量生产之后,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原来是卖方市场,现在是买方市场。买方市场以后,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就会对生产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当人们从小就学到要环保、要绿色,那他不买那些不环保的东西,不买那些不绿色的东西,就会发出强劲的市场信号,迫使你供给侧进行改革。第三就是民族国家的地位与角色发生了变化。所谓“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已经行不通了,国家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样有力、有效,单纯指望国家依靠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是不现实的,国家也有难以承受之重。环境治理需要由国家独治转向多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其中公众和企业都是重要的治理主体,这样企业也就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期待。第四就是公众社会运动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原来公众抗争不仅据有所谓的道德制高点,而且被认为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很多的社会运动总是与政府、企业处于对立状态,跑这个企业堵门,跑那个政府门前抗议。实践表明,仅仅堵门、抗议是没有用的,关键要找到出路。公众需要合作,广泛的合作,包括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这样就给予了企业更多的激励和支持。第五,也是最后一点,摩尔指出,形势比人强,世道大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变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保护的意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那种完全忽视环境,或者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从根本上对立起来的做法,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了。国家不敢,政客不敢,企业家也都不敢这样,如果这样,或者丢掉选票,或者丢掉钞票,是犯傻的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各个社会主体都想探求一条出路,让大家钱照赚、财照发,还又能保护环境。总之,如此多方面的社会巨变,意味着企业所面对并生存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环境中,企业只有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适应和发展。而解释企业和社会这样一种变化的趋势,就催生了生态现代化理论。

大家想一想,顺着这样的线索,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这一步,我们还有没有继续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进行新的理论建构的空间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想象力无穷,理论探索也不会止尽。实际上,我本人针对中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曾经提出一个“社会转型论”,也可以说是对特定时空中社会环境变化的一种描述和解释,旨在探寻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过程如何引发了包括企业、政府和公众等社会主体的行为与价值观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可以说,社会环境的变化是有时空特点的。摩尔讲生态现代化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的实践,严格来讲,是基于西欧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的实践。这样,聚焦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转型,也就是中国社会转型,一定会有新的理论发现。我提出的观点只是一个尝试,主要考察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转型与不断恶化的环境状况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未来出路。我采取了一种辩证的立场,既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转型进程确实加大了环境压力,甚至导致了环境衰退,但是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过程也孕育了缓解环境问题的机制和方向,一个政府、市场和公众等多个主体合作共治环境的局面正在浮现、形成乃至定型,并由此开辟出中国环境治理的特色之路。

把社会转型的时空维度考虑进来,我们还可以看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不足。我和我的团队曾经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做了一些研究,出版了专门著作。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实践依据主要是在德国、荷兰,放大一点,是在西欧,即使再放大一些,也主要是在西欧北美。很明显,这些地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然是发达的一部分,他们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基于这种地区实践而提出的理论是否具有全球普适性呢,或者说可以解释和预测全球社会与环境变化的趋势?我看这里有着很广阔的思考空间。一方面,各个地区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社会经济体制与文化传统不同,人口与环境基础也有差别,是否可能出现生态现代化,或者将以何种形式实现生态现代化,这些都还需要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在深入推进,全球社会已经形成,全球社会密切联系、彼此依存,但并不是均衡发展的。西欧北美的生态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全球性的生态现代化。甚至,西欧北美的生态现代化是以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和非现代化为基础和前提的。比如说,在加拿大,纸浆生产减少了,慢慢地不毁坏森林了,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巴西这些热带雨林地区的森林砍伐却越来越多,大量的纸浆厂转移到那里去了。包括美国,在金融危机时发现,自己的金融经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脱节的,它的大量的企业和制造业都外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了。现在美国要重新复兴制造业,当然这种制造不可能是简单地回归到原来的传统产业。这样说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展了,进入了所谓生态现代化的阶段,但是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和价值观都没变化,把污染产业外移到全球其他地方,而全球其他地方的环境恶化支撑了他们这些国家的环境改善,或者说生态现代化。这些现象是互相关联、互为一体的。现在人们经常讲后工业化、后工业社会,我个人认为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始终是要谨慎的,需要考虑到是对谁而言。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是后工业化了、后现代了,但是在全球社会中,工业化还是进行时,中国目前是最大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等到哪天中国工业化完成了,世界上其他地方又必然出现新型的工业化中心,比如像印度、南非之类的国家。因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其基本的工业需要在那里,建筑、交通、能源、日常生活等等,都需要依赖工业体系来满足,没有这个工业体系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工业体系不在中国,就可能是在东南亚;不在东南亚,就可能在澳洲;不在澳洲就可能在南美、非洲……。总之,这个世界是需要工业生产中心的。所以,我认为,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在全球范围上讲,工业化也许长期不会结束,至少在目前,它还是在扩散阶段。

当我们把时空因素考虑进来时,我们发现生态现代化理论还有不断改进的空间。我曾经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方向,那就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演化,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开始认真对待环境问题,并谋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探索生态现代化的实践。但是,各国各地区所采取的模式可能是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不一定都是沿袭西方的模式与道路。这样,生态现代化的西欧经验就会遇到挑战和质询,而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就必然迈向全球共构阶段。

事实上,我们在考虑时空因素时,已经关联到一个全球社会的概念。全球社会的浮现也可以成为我们拓展企业行为分析的新空间。当今时代的企业,不是孤立的企业,不是特定环境中的企业,而是居于全球网络中的企业。全球化的社会环境正在对企业行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当然,不同企业卷入全球化进程的程度有所差异,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是跨国企业。我们现在研究任何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乃至研究公众价值观与行为,都应该考虑到其与全球社会的可能联系,脑子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全球的想象,一定要有全球联系、全球网络、全球社会的概念,要在这些概念中去分析问题。在这样一种视野中分析,相信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发现,甚至可以揭示全球化进程对于各社会主体,包括对于企业的复杂影响,以及其对于全球生态环境变迁的复杂影响。在此方向上,世界体系理论是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当然也是可能的理论创新方向。

我在这部分所强调的核心意思是,环境社会学者在面对社会现象时,需要重视理论建构,而理论建构需要有不断扩展的想象力,需要有清晰的反思意识,需要弄清楚别人是在什么层次上提出的理论问题,需要识别和把握自己理论分析的层次,然后建构自己的理论。我在这里主要是以有关企业环境行为的理论发展为例,做出一种角度的梳理。我相信在分析国家、大众等主体的行为时,也会有可以不断扩展的许多方面。

四、直面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价值”问题

最后我再讲讲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中“价值”问题的认识。社会科学工作者,乃至所有科学工作者,都回避不了价值选择问题。秉持何种价值取向,不仅关涉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材料的选择,而且影响到研究结论。作为科学工作者,不可能回避价值倾向,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申明价值主张。我以为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牵涉到的主要价值取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选择和主张。

第一,对待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演化是悲观取向还是乐观取向?

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对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前景持悲观取向还是乐观取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经常会被人问到,你怎么看待环境与社会演化的未来?这个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来了。像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强调的是“增长的极限”,认为当下的工业社会按照现行的增长方式、增长速度,很快会走向它的极点,未来的社会将会崩溃,回到原点。而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观点强调“没有极限的增长”,认为所谓“极限”只是人自身的极限,环境自身不可能存在极限。在环境社会学的诸种理论中,譬如说人类生态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风险社会理论,大体上都体现了一种相对悲观的价值取向,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明显强调了一种乐观取向。

对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未来,我想首先是不要一概而论,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整体性的环境威胁可能有其客观存在的一面,但是多少有着建构的成分。日常生活中所经验的环境常常是局部的、具体的。在这种经验当中,确实有些地方的环境与社会关系高度紧张,前景不容乐观。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环境与社会关系具有可调节性,未来前景是看好的,甚至现在就已经是很和谐共生的了。我最近走了一些地方,包括福建长汀、浙江安吉,我的观察让我觉得有些改变还是有可能的。前几年我也一直在讲,生态文明建设在整体上讲非常难,而且注定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仅仅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而别的国家不建,即使我们建起来也持续不了。但是,你要看到在局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确实是有可能先行的。所以,我主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如果必须做出选择,我还是希望采取乐观主义的态度,因为乐观意味着希望,意味着采取具体行动是有意义的,甚至意味着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大家都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生下来注定将来是要死亡的。但是,小孩出生时,你去恭喜人家,说些恭喜祝贺的话,主人会高高兴兴。而你要悲观地说“这孩子迟早是要死的”,会让主人愤怒,大家也都不高兴。我们这个社会也是这样,你天天说它有危机,没有前途,一片黑暗,其实大家也不乐意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为什么生态现代化理论出来以后,政府喜欢,企业家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就是因为它给人一线曙光,指出我们的发展没错,我们的现代化还可以往前发展,充满希望,生态理性是可以培育并融合到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它指出这条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比简单的悲观无为就要好得多。当然,也有一些理论不认为自己是悲观的,反而认为自己是激进的,是主张彻底变革的。比如说,政治经济学理论就对资本主义体制提出尖锐的批判,主张彻底变革资本主义体制,认为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倒认为这种主张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悲观和无奈,甚至为放弃局部的、渐进的努力找到了借口。我总觉得,希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只要付诸努力,希望就是有的。比起简单地悲观,我更强调积极的乐观,行动中的乐观,建设性的批判。未来取决于当下的行动。

第二,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经济发展优先,还是环境保护优先?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不能简单设问、笼统而论。在最为基础、最为本质的意义上,如果必须做出回答,我还是倾向于认为经济发展优先于环境保护,因为经济活动事关人们的生计,生计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环境保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实践中经常会遭遇到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问题。有时,蓝天白云固然好,但是为了蓝天白云要牺牲生产、牺牲就业、牺牲收入,最终是牺牲最基本的生活,这样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当然,可持续的生计要以可持续的环境为基础,在一些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没有适当的环境基础,生计系统就要崩溃,这个时候环境保护还是具有优先位置的,为了可持续的生计必须保证环境是可持续的。进一步看,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动的长期历史看,每一种经济发展类型都会造成相应的环境破坏,但是同时也发展出了相应的保护环境的社会安排。在游牧时代,没有牧草了,人们就会迁到新的有牧草的地方去,或者轮牧;在农耕时代,发现土地退化了,就要实行轮耕或者休耕。在能源方面,当木材资源短缺了,煤炭就被用作替代能源,而在发现煤炭污染严重时,就导致了电气等新型能源的开发和使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只脚迈进了工业经济时代,我们另外一只脚还没有进来,我们还没有发展出完善的保护环境的制度安排。这不是要工业经济还是要环境保护的问题,而是要两只脚平衡配套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经济活动破坏了环境,也为保护环境创造了新的机会和资源;反过来,环境保护也会倒逼经济体系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也是有经验可循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看作是对立的关系,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这方面,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古人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我们真是希望有兼得的方案。作为环境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我们确实希望能够探索到具体时空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能够实现双赢的路径,我们需要坚持为此而努力。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努力在实践上也是有可能的。我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参见图1。这个图反映的是中美人均GDP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大概是在1973年人均GDP6461.74美元的时候,二氧化硫的排放达到了2880.7万吨,这是他的高点,然后就下来了。中国达到高点的时候是2006年,人均GDP2069.34美元,二氧化硫的排放达到2588.8万吨,然后也在往下降。两相比较很有意思,就是说后发展的国家通过技术的进步或者利用后发优势可以提前实现环境污染这样一个库兹涅茨曲线顶点的到来。从一个方面来讲,也就是只要我们措施得当,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是可以缓和环境压力的。

1 中美人均GDP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变化趋势对比

第三,如何看待保护环境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效率取向还是公平取向的选择,或者说是关注整体还是关注不同群体的选择,这些选择往往都是很难做出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现在全球各国都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反复地沟通、博弈以谋求应对之道。全球气候变化之所以受关注,因为它不光是关系到我们地球上70多亿人的整体安全,甚至包括地球上所有动物、植物的安全也受到影响,最终有可能关系到整个星球的安全问题。所以要求大家要行动起来,团结一致,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稳定气候变化的趋势。确实,面对这样的整体威胁,世界各国、各个社会和所有人,都有责任做出努力。但是,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公平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说,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排放占据了太多的环境空间,现在却要以环境空间所剩无几为由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其自身权利不相称的义务,这样是否不公平呢?基于不公平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呢?即使可能,是否可持续呢?我不认为不公平的合作可以持续,所以,没有公平也就不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最终也就没有效率。其实,在国内层面也一样。整体而言,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环境危机十分严峻,对全体国民都构成了威胁,但是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从这种恶化环境的过程中的“获益”是有差别的,其受环境恶化的具体影响也是有差别的,其所能承担的环境保护能力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在应对中国环境问题时,我们需要关注社会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乃至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当然,在开发利用环境方面,也是要重视社会公平的。比如说要治理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一方面需要强调协同一致,通力合作;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社会公平。要知道,北京人收入高,开着汽车,住着好房子,简单地要求周边的人做出牺牲以保证北京的空气质量,这也是有失公平的,周边很多老百姓也许还在等着开工挣钱盖房娶媳妇过小日子呢。所以说,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只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这样一个目标,而是基于共享发展成果的全面协同合作。作为环境社会学者,我们固然关注环境问题的解决,固然关心社会整体的安全,但是我们的学科视角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环境问题产生、影响和解决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从分析的视角去看待不同族群的地位、利益与文化差异,特别是要关注环境不公平与社会不公平的叠加给弱势人群所造成的严重损害。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是有很大差异的,也是我们环境社会学者应当自觉的。

第四,在对与环境相关的重要社会主体进行分析时,是否应当避免脸谱化的倾向?

通常在分析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时,一些人都会关注到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重要主体,而且受一些西方学者的影响,常常对每个主体的作用有着刻板印象,习惯于脸谱化的分析。比如说对公民社会的过分美化以及强调公民社会与市场、国家之间的对立;比如说过分美化或者丑化市场的作用,宣扬市场万能论或者说市场失灵论;比如说过分期待或者过分看低国家的作用,宣扬削弱民族国家或者是强化国家的管制。我觉得这样一些简单化的、脸谱化的分析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同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到各主体“变脸”的一面,要注意考察各主体作用的动态变化,要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考察各主体的角色与作用。

事实上,人在变,社会也在变。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体制背景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会塑造不同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对其有刻板、抽象的理解和期待。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形态与现在的国家形态有很大差异,中国国家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也有着差异,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国家的作用也有不同,特别是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有很大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的国家不承认有环境问题,当时认为环境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的毛病,而现在我们的国家首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你能说这个国家的作用没有变化吗?市场也一样,也在发生变化,从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变成全国性市场、全球市场,从在资源配置中起补充作用甚至边缘作用的市场变成起决定作用的市场,从一个没有很好规制的市场变成一个日益完善的市场,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其社会作用和对环境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公民社会呢,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早期的行业协会、地下帮会,与现代意义上的社团是有差别的,现代的所谓“社团革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影响也大有不同,其在不同国家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也千差万别。所以,我们要历史地、具体地考察所谓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

进一步看,在现代社会运行过程中,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角色也存在着反串现象。比如说,现在经常讲社会治理,传统上,所谓社会治理就是国家在治理社会,但是现在市场、公民社会都参与社会治理,而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的很多事要靠非国家的角色来帮着办。同样,市场的运行也越来越不是完全自发自律的,很多时候,公民社会和国家也反串着市场的角色,发挥着参与经济事务、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市场”的很多事情要靠非市场的角色帮着办。而公民社会参与国家治理和市场活动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国家、市场有时也反串着公民社会的角色。所以,在此意义上讲,国家也好,市场也好,公民社会也好,其边界往往不是那么清晰了,似乎是越来越表现出你中有我、我只有你。因此,简单化地孤立分析各个主体,可能是脱离实际的。

仅就各个主体对于环境的影响而言,其实都不是单方面的。在很多时候,它们都有着双重面孔,无论国家、市场还是公民社会,都是如此。你说市场是破坏环境的力量吗?其实,市场机制也可以用于促进环境保护,目前的很多环境经济政策都是基于此设计执行的。你说国家是环境保护者,要强化国家的绝对权威和管制作用吗?且不说专制型“环境国家”可能会造成其他方面的社会损失,仅就环境保护而言,已经有不少研究表明国家有组织的开发活动是破坏环境的重要因素。你说公民社会是环境的卫士吗?在一些时候,不成熟的所谓公民社会实际上是牟取私利的、妨碍环境保护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辩证地分析各个主体的角色表现。

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在经历着深刻变化,超越民族国家的市场、全球社会的兴起,使得各重要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这种新变化,尤其要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有些人大讲全球化、全球治理,主张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尤其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萨拉蒙指出20世纪的社团革命,具有跟19世纪民族国家诞生同样重要的意义,公民社会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弱化民族国家以及国家治理作用的声音主要来自西方,国内也有一些呼应者,“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则是这种声音的一个体现。如果我们亦步亦趋地照搬这种观点,不仅违背我们的国家利益,违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脱离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自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国家建设没有经历多少时间,国家建设的任务实际上还没有完成,海峡两岸至今尚未实现统一就是其中的一个缺憾。可以说,我们现在处在加强国家建设和调整国家角色的双重进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讲弱化国家的作用。实践表明,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国家仍是环境治理的重要的、有效的主体。

第五,如何对待理论导向的研究和政策导向的研究?

环境社会学是一门学科,很明显,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需要重视理论导向的学术研究。我在一开始就讲到了,目前环境社会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非常薄弱,难以支撑这门学科的持续发展,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也不利,所以我们学术共同体需要共同努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打好学科发展的基础。但是,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践,需要有指向实践的关怀。完全脱离实践的所谓“纯粹学问”,是否存在也许可以质疑,但是我觉得不应提倡。我想,大家对环境社会学感兴趣,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兴趣,而是也有着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和促进环境治理的关怀。实际上,实践可以激发理论的灵感,实践也是检验、创新理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好,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好,都是对于经验的一种概括。中国环境衰退、环境治理的经验,为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概括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非常具有发掘提炼的价值。不过,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往往只是把中国经验作为验证或者否定西方理论的依据。这样也可以说是迟发展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但是我们需要尽快努力超越这个阶段,这就需要研究者的理论自觉。

最近一段时间,我到福建长汀、浙江安吉和河北定州等地调研,既了解到一些非常具理论价值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也看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的继续恶化。比如说,长汀这个地方是几十年的水土流失,曾经基本上都看不到树木了,山上光秃秃的。但是,在当地政府主导的一系列与生态修复有关的社会改革下,长汀最近一二十年变化非常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安吉这个地方呢,我看到他们不仅把生态保护得很好,而且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社会发展很好,人与自然很和谐,给我印象十分深刻。如果说长汀是一个不太发达地区改善生态成功的案例,那么安吉实际上走过了先工业污染后环境治理的道路,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生。这两个地区的案例,其出现本身对于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意味着区域性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功是有可能的。而深入研究下去,揭示这种成功背后的社会机理和学理,辨别其特殊性和一般性,就可以进行很好的理论建构,促进环境社会学的知识积累,并给与其他地区的实践以启示和指导。河北定州则是又一种类型的地区,这是仍处于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地区,但同时又面临着环境政策日益严格的约束,也处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压力之下。深入研究这种类型的实践,对于检验生态现代化理论,或者提出新的理论构想,应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培育理论自觉、注重理论研究,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是我所主张的。与此同时,我并不反对政策导向的研究,甚至主张要大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提升研究水平。不过,有一些倾向是值得注意的。例如,一是学术性不足,政策研究变成一般性的观点表达,甚至是个人价值观的宣泄,这样对于实际政策的设计和改进是没有多大好处的,甚至是有害的。二是简单地,甚至一味地批评中国环境政策,始终以批判者自居,不能科学评估中国环境政策的效果,看不到中国环境治理的成绩,这样是缺乏建设性的,也缺乏基本的历史的视角。历史地看,中国环境政策在不断发展完善,环境治理的效果也是明显存在的。设想一下,如果说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都没有通过环境政策实施环境治理的话,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会是一个什么状况,我想毫无疑问应该是更为糟糕。如果横向比较的话,我们国家的环境治理绩效并不比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差。三是在政策研究中简单地借鉴移植的现象比较多。实际上,公共政策所针对的问题,以及公共政策所存在的社会发展阶段、体制制度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都是有差异的。因此,简单的公共政策移植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进行政策导向的研究,必须立足于我们的实际情况。四是参与性的、行动导向的政策研究还有很大不足。我们一些政策研究往往是自说自话,研究者本身参与环境保护的经验很少,与实际工作部门的有效沟通也不足,对于政策倡议也很少有试验的经验支撑。这样,政策建议的指向性、操作性往往都不足。所以说,我们要注意避免政策导向的研究中的种种不良倾向,特别是要端正研究者的观念和态度,使政策研究和设计更加完善,不断提升政策研究水平。

在环境社会学研究过程中牵涉研究者价值倾向的方面还有很多,我这里主要指出了五个方面。我想每个研究者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我们对自己开展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有清醒的自觉,这样既是促进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保证研究者之间理性对话的需要。

因为没有专门为这次报告做很系统的准备,我就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围绕环境社会学研究当中如何认识研究对象、如何开展理论建构、坚持一些什么样的价值主张等三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个人认识与体会,敬请大家批评指正。我想,如果我们就这些方面的问题能有更多的共识,那么,我们也许会更好更快地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评议与提问环节

包智明教授:

谢谢洪老师精彩的讲座。今天讲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就是事实、理论以及价值问题,都是我们做环境社会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长期困扰我们这些做环境社会学的学者、学生的问题。今天,洪大用老师通过自身的一些研究经验,给大家阐述了他自己对这三个重要议题的一些看法。我确实也对这些问题有所考虑,而且我们确实在长期,说起来也是20多年介入环境社会学研究,这几个问题一直都是回避不了的,但也是很长时间有意逃避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事实”的问题,环境问题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还是一种建构的。当然,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和我的学习经历有关,受日本的一些影响,日本的环境社会学都是在研究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那么他们这样的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到大家公认它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所以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受到污染的影响,各种健康问题都产生以后,社会学介入到这个领域,所以这个阶段环境问题不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还是媒体建构的,它就是作为一个客观的实体存在,所以我和邓拉普是一样的,确实是坚持实体论,相信环境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在研究沙漠化、荒漠化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在内蒙这个地方为了解决沙漠化的问题采取了“生态移民”的措施,是一个地方政府的政策手段。国家层面上在进入21世纪以后各种各样的工程就覆盖了这个地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耕还林(草)工程等等,这些生态工程已经在我所研究的这个地区实施。我是在那个地方出生的人,我知道1980年代、1990年代那样的问题就很严重了,这个问题那时候都是大家能感知的很严重的沙漠化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进入21世纪以后,才有媒体关注,政府也是在这个地方实施各种工程?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问题存在不一定被大家关注,政府也不一定重视并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里头就跟建构有关系,我用的话语叫“问题化”。首先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存在,然后大家去感知,媒体去宣传,然后政府去采取措施解决,经由这样一个过程的“问题”,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但另一部分是媒体建构的,把它描绘成一个不解决就会关联到国家安全、绿色奥运等,把它提升到一个国家层面去看待,这个时候的“问题”跟它本身客观存在的那个问题就不一样了。确实是可能真实客观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确实有一部分是媒体建构的成分。所以,在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和建构的事实之间,刚才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是,洪老师说我们社会学家去探讨这个环境问题建构的过程可能更有优势,确实我们在研究生态移民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生态恶化了,到底恶化到什么程度,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没法去衡量,只能听自然科学家的。同样,我们生态移民以后生态恢复了,恢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真正用他的指标来说,我们给他一个客观的测量,这个也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只是利用自然科学家的发现或者自然科学家没有发现的,为老百姓所感知的现象,比如草都长出来了,以这样一个感性的东西来去研究这个问题。所以研究这个东西是不是准确,我们真是没有把握。我们在生态移民研究刚开始的时候,还关注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后来呢,越来越觉得,确实像洪老师刚才说的,很多东西我们的判断是不靠谱的,所以最后我后面的很多研究就是关注生态移民过程。这个生态移民是个政策,政策出台、实施到最后的结果之间关联到很多社会的主体,企业、老百姓、政府(中央和地方)每个主体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最后各种博弈的结果变成那样的一个状态,对这种状态的分析恰恰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优势所在。所以,我主要的精力,包括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是主要把生态移民作为一个社会过程进行研究。怎么样去研究我们环境社会学所面对的事实,确实也有各种各样的策略。我们不一定非要相信邓拉普,也不一定只关注建构这一部分,如果完全没有一个客观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的建构也就无从谈起了,因为有客观的存在我们才有建构的条件。所以,如何把握客观存在与社会建构的事实,怎么样去开展研究,确实是我们环境社会学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有关理论,这个确实也关联到我们一般社会学的研究,尤其在环境社会学当中,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比如说,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洪老师经常用问卷调查数据做研究,这就是我们的定量研究。但是,很多环境社会学研究还不仅仅是量化分析的问题,很多环境事件的发生、污染事件的发生,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很局部的一个事件。那么,我们可能做的是一个案例研究,是个案研究,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把个案的东西转换成一般化的知识,也就是经验的东西跟抽象的知识、理论连接的问题,在这方面环境社会学确实面临了很多挑战。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家在这一点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国内介绍的很少。我也确实是想要介绍,但是写了一篇文章后就没有精力了。其实,日本的很多环境社会学理论,比如最著名的环境社会学创始人饭岛伸子提出的“受害结构论”,就是在一个水俣病的案例研究中提炼出来的,而且一旦抽象出这么一个理论以后,它就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因为其他的污染事件中也都能反应出这样一个构造和结构来。今天,洪老师通过一个企业污染的例子,讲到怎么样把这样一个经验事实转换成一般化的知识和理论,这样非常有启发。

第三个洪老师说的这个价值问题,我个人也确实很有感触。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环境社会学家进行研究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或者社会责任问题。我们社会学的前辈之一,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在社会学界还是很有影响的。但是日本的环境社会学会在建立的时候,在他们的宗旨当中写了一句话,现在不提了,早期经常提,就是“我们要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学其他的分支学科,我们建立一个叫行动的社会学分支”,言外之意就是我们的研究对社会是要做贡献的,我们不仅仅是个学术研究,我们这个研究要转化成社会成果。实际上这是他们的一个理念,但后来为什么提的少了?确实在日本这个社会,高校、社会和政府对学者的期待不是那么高,不像我们,尤其是这些年的“智库”热,各个高校都存在一个如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换成对政府的政策有一个直接作用的风气,日本没有,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理念和目标,但实际上这方面确实还不是太明显,所以最近的一些学者不怎么去强调这些了。

我个人觉得,确实很难面对这个问题。比如说生态移民问题,它是政府的一个政策,其实很多的研究,比如我的同行就是生态移民研究专家,尤其早期的研究有强烈的价值取向,为政府去说话,说是这个多么好,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推动。但是,我有强烈的价值中立倾向,这个是政府的政策,其实很想解决问题,但是我在研究的时候,我不去考虑将来生态移民会怎么样。我要研究的这个时间点上政策执行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已经是一个经验事实了,已经有很多故事了。我们关注这些故事里头到底反映了什么学术的议题,比如这里头为什么刚开始有生态的目标,后来就没有了,而且不提了,这是一个事实,并不是说谁不让提了,或者我们要去通过研究把这生态的东西和保护生态的口号再喊出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责任。所以我当时的研究确实有这样一个价值中立的倾向。其实,我的研究也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失败的政策,我在学术论文之外私下谈的时候,就说这个政策早晚是个失败,实际上就是胡闹,就是当地政府官员为了体现政绩用国家的生态治理的钱弄出这么一个工程、政策来,为自己受益。但是,我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有一些价值取向,去发表一些言论,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来做研究。我早期带研究生的时候,学生写学位论文总是在最后要写一个对策建议,我在很长时间里要求不要写,删掉,我的学生的毕业论文里不能出现这个,而且我也会在讲课的时候、在读书会上强调这个问题。我们是个学者,不要去管那些事。我们的研究,如果政府哪个部门看了之后觉得有用,他可以借鉴,把它转化成政策,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但是,这些年来,也是跟国家大形势有关,确实是也与我们学者的生存紧密相连,我们申请课题的时候也不能不说点这样的话,比如说现实意义,要解决一些问题。所以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我多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学者费了那么大的劲,确实做出一个成果来,确实发现了一些学术议题以外的对社会能做出贡献的东西,但是你不去说,不去反映,那你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在哪里?这一点我最近这几年确实在反思,但是我没有付出行动。洪老师因为他自身的这个位置,他有一些咨询委员的身份,他做的这方面工作确实非常不错,也值得我们这些死守学术的,但实际上又不是完全做学术的人去学习。

提问一:

我给本科生还有研究生都开了环境社会学这门课程,在我们课程上您的大名多次出现,包老师我们能经常见到,见到您是比较不容易。我们其实也带着研究生非常认真地研读了您从最早期到现在发表的文章。是这样,洪老师您刚才说包老师是环境社会学国外理论的引进者,其实您也是一位引进者,就从您最初的关于美国环境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到后来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引进和批评,还有包括NEP量表的应用等,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也跟学生做了一些介绍。我们学生去做研究的时候,也使用过这些理论和量表,但是中间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NEP量表,您说2003年那个全国调查只调查了城镇居民,农村没有调查。2010年在城乡都做了调查。但是,NEP量表有的问题可能离老百姓的生活有点远,比如说全球环境问题,热带雨林问题,这个您要是问一些城镇居民,他可能会比较了解,但是问农村居民,他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关心。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西方的理论引进过来,它在中国的适用性,您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另外就是说,我们引进西方的理论,在中国做实证研究或者是理论探索,也是想在中国有一个理论创新,那在中国环境社会学界这种理论发展的前景是怎么样的?

洪大用教授:

关于您的问题,我从两个方面进行回应吧。一个是关于NEP量表,另一个关于理论创新。

刚才我在如何理解环境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事实方面讲了很多。邓拉普他们更加强调围绕环境问题本身开展研究,我更多地强调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这些是社会事实,跟我们的主流社会学所讲的社会事实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测量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自然就是测量一种很重要的社会事实,包括其存在的范围、程度、影响。为了测量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有很多种测量工具。因为环境本身有抽象的,也有具体的,比如说北京的雾霾就是具体的,我们曾经做过一次问卷调查,测量老百姓对于雾霾的心理反应。邓拉普开发的NEP量表,测量的则是公众对于一般性环境状况以及社会与环境关系的认知,这里面包括几个方面:对人类中心主义是怎么看的?对生态平衡是怎么看的?对环境危机是怎么看的?对经济增长的极限是怎么看的?对人类的特殊性,也就是人类是不是可以克服自己面对的危机又是怎么看的?这个量表主要测量的是对这五个方面的一般性看法,实际包含了十五个项目。这个量表在美国做过检验的。就相关文献来看,从其内部一致性程度、建构效度和预测效度,以及从实践检验出来的变化趋势来看,量表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个量表是各种量表中最有影响的,很多文章都在使用它。所以我在2000年引进了这个量表,在2003年用于问卷调查,后来在2010年和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都用了。基于中国调查的数据,我和我的同事已经从多个角度对量表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并且提出了中国版的环境关心测量量表,这些成果发表于《社会》、《社会科学辑刊》、《社会学研究》等学术杂志上,大家可以参阅。

对于中国公众环境关心的测量,当然要考虑城市和农村的差异,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NEP量表是有其效度的,改造以后更好,我们提出的中国版量表包含了十项,其在面对城乡居民测量对一般性的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看法时是有效度的,历时性的数据表明可以测出变化的趋势,数据分析表明也可以对公众环境行为做出一些预测。当然,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差异。确实,农村人心目中的“环境”跟城里人心目中的“环境”有不一样,所以也有人建议使用不同的测量工具,这样当然可以探索,也有人在做,但是却失去了城乡比较的可能。当你要做城乡比较时,最好还是使用一致的量表。

第二个就是关于理论创新问题。现在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有说十几种的,有说九种的,其实最主要的、最具环境社会学色彩的,一是人类生态学理论,讲的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一般性理论,就是人口、组织、技术、环境之间的一般关系模型,这是最基本的理论;二是政治经济学理论,讲的是资本和权力,国家、企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三是社会公正理论,或者叫环境公正理论,主要讲的是环境风险的公正分配问题;四是建构主义理论,主要讲的是环境因素怎么样渗透到社会的过程当中,怎么样通过解析这个社会过程来看环境现象;五是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讲的是现代化的生态转向及其逻辑。我觉得这些理论是比较有价值的。当然,有人把风险社会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也算上,这些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环境问题,比如说风险理论关注现代性自身的发展及其对环境的危害,世界体系理论考察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对于全球环境的影响。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已经具备了理论创新的重要土壤,我们的实践超前于我们的理论建构,也就是对于快速发展的实践来说,我们还没有非常科学的理论进行阐释。因为我们现在发展的技术经济基础,以及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创造的发展模式、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这些都跟当初西方国家的不一样,我们应该蕴藏着丰富的理论创新资源。有些现存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可能是有意义的,比如环境公正理论,虽然在中国没有黑人、白人之类的种族问题,但是我们有城市和农村关系的问题,有不同社会阶层关系的问题,还有地区、代际之间关系的问题,这里面就有大量的理论借鉴和创新的空间,你不能简单的去拿西方基于种族不平等的环境公正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

更进一步讲,我们的发展现在必须要走出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经济和环境要适度平衡、能够实现双赢之路,是绿色发展之路。这条路要走不出来,我们的经济难以持续,我们的环境基础支撑不了这样一种经济发展,那就是灾难性的。但是,只要走出来了,肯定就是中国特色的,我们需要着眼于中国实际去探寻、创造这样一条道路,这是迫切需要理论创新的。首先是要求研究者转换思维方式,面对我们实际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学界似乎有一个不太好的倾向,我们身处快速变化的实践中,但是我们把握变化的方向往往更多地是参照国外理论的话语、知识,我们对自身变化的内在规律往往了解并不多,甚至我们对实际的政策发展也不是很熟悉。比如说,很多研究者并没有到实际部门工作过,也不了解政策制定的过程和内容,而是基于某种想象或者价值主张,基于国外的一些理论知识和所谓经验,对我们不断变化的实践盲目进行批评,指手画脚,这样其实是不合适的,没有建设性。我认为我们的实践有其内在的规律,这种实践中蕴含着值得总结的中国经验,肯定是有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更加接到地气,更加把握我们实践变化的规律性,谁就能够走在理论创新的前沿。这也不光是环境社会学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我们回望200年前,从导致欧洲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背景来看,当时学者们提出来的问题,与我们当下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看起来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甚至有本质的不同。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转型而提出研究问题,跟我们现在要提的问题是有差别的,而且我们提问的方式也有差别,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很大不同。在此意义上,整个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都需要有理论自觉和思维转换。

包智明教授:

我补充一下。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积累不够,在环境社会学理论方面要有创新,一定要有一些环境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作为支撑。日本为什么有自己的理论提出来?就是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就介入环境问题研究,虽然没有用环境社会学这个学科名称。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成果,包括饭岛伸子,从60年代就一直开始持续不断的研究环境问题。后来才有爆发,有各种各样理论的产生。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与刚才洪老师说的几种大理论不一样的是,是中层以下的取向,就是在经验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所以,这一点上和刚才提到的,探讨宏观的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大理论是很不一样的。那么,中国在理论上创新,可能首先也是在经验层次的研究,就是在经验研究基础上,然后在中层提出一些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来,类似日本的这条路,但不一定去模仿他。我们要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就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基于经验的理论观点,然后逐渐变成一个领域的中层理论。我是很有信心的,现在我们经验研究越来越多,就像刚才洪老师给大家展示的。但是,毕竟我们社会学家介入环境问题的经验研究的历史还比较短,所以一下子出来一个适用范围很广的、大家公认的好理论,还是需要点时间。

提问2

非常感谢洪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完整的讲座,我觉得是受益匪浅。其实我刚才听您讲我们要尽量避免脸谱化的分析,我自己也非常赞同。因为不光是在环境社会学,在中国的很多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里面,我们都非常依赖于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但实际上可能这些框架不一定是跟我们的现实吻合的,或者说是匹配的,那其实我们,包括和包老师还有陈老师做课题调研的时候,比如说在新疆伊犁,我们就发现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国家跟社会二元对立的问题,而是一个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关系的问题。比如说,以这个GDP为导向的政绩指标是不是能转换成一个多元的指标,甚至是以生态为非常重要的指标,可能这些东西更重要。或者说环保部门在整个政府体系里面它的权利和权威怎么样,这个很重要。因为刚才听您讲的时候,您提到说,您在两个调查点上有一个非常长期的观察,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根据您还有您的团队的观察,在这两个调查点上能不能有一些可能比较有中国特色的或者这个地方特色的,我们在解决污染问题或者说是在推动环境保护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地方,甚至可能是一些经验,我们其实是关注不够,或者是了解不够,您能不能把这两个点上的一些总体情况给我们有一个呈现?谢谢洪老师。

洪大用教授: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我简单回应一下。第一,我对福建长汀县和浙江安吉县的调查没有长期跟踪,是从去年开始有意识地做一些调研,有计划做跟踪研究;第二,如果说有可以分享的地方呢,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启示:政府、市场和社区是在合作,发展出了一条有效的合作路径,这是他们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然这也还有待于继续观察。通常我们讲,单纯靠政府,政府的政策如果没有跟基层社区结合起来的话,从外部输入的政策往往是不可持续的。比如说,河北定县就有这样的情况。从李景汉先生开展定县调查那个年代开始,定县搞了很多乡村建设实验,包括一些当代学者开展的实验活动,但还是没有落地生根,实验结束也就结束了。但是,在长汀、安吉,政策与百姓生活结合很紧密。比如说在长汀,长汀最重要的就是把生态保护跟老百姓的生计转型结合起来。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呀,总要生活吧。你让他不上山砍柴,那他烧什么呢?所以就要解决他们的替代能源问题。如果老百姓不去砍柴的话,政府就补贴燃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直接发给燃煤了,这样煤就成了替代能源。后来发现燃煤也不行,有污染,所以又改成电,补贴电。当然发电也还是会有污染,但是排放集中了嘛,在一个地方可控一点。所以,当地从替代能源入手推动生计方式转变,初步是成功的。当然,生计更重要的方面是收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总得让老百姓在山上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能够找到收入来源吧?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政策也不可能持续。而长汀通过林业改革和发展第二、三产业等,逐步做到了生态美、百姓富。还有,长汀对老百姓行为的监督不是仅仅靠外部、靠上面,更多的是靠老百姓之间的以传统习惯、舆论等方式进行的监督。我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的经历告诉我,在乡村熟人社会当中,你要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受到了处分,那些名誉上的损失比利益上的损失更大,比如说你会觉得被特殊对待了,不被群体接受了,这是很难受的。长汀把乡规民约、生计方式转型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点,很好地把国家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乡村社区自治的文化传统力量等等结合起来,这是有意义的。在安吉那边,也有类似的做法。安吉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看上去是落实了的。实际上,当地的垃圾分类和生态保护工作,据说政府并没有投入多少资金,更多地是激发农民和社区自身的积极性、创造性。当地农民为发展旅游而开发的“农家乐”是很成功的,后来不光当地农民有“农家乐”,还有外国人专门跑那去利用那边的生态环境搞一些“洋家乐”。当地环保实践中,政府更多的作用是在那审时度势,规划指导,明确新的发展方向,创造新的发展空间,顺应社会大势,为老百姓开辟新的生财之道。机制合理了,环境优化了,社会主体也就活泛了,展现出其创造性。比如说,政府引导在道路两边造林,实际上政府没拿多少钱出来,它引进了社会资本,推动林权改革,路边造林谁投资谁受益。所以说,包括道路两旁的植树造林,包括其他森林毛竹的养护,安吉大量引用的是市场机制,是社会资本和老百姓自己投资的结合。在安吉那边,同样也有乡规民约,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那里的农民外出打工很少,村庄空心化不明显,集体意识很强。村干部都很年轻,看上去很能干,也有学历。很多村子建有村史馆或博物馆,强化集体记忆和荣誉感。有些村子把整个家族的演变历史作为家族文化利用得很充分,在促进村庄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也有市场机制的运用。比如说,你家门口垃圾没有回收的话,你的信誉积分就下降,信誉积分下降在浙江那个地方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意味着你融资的能力下降,你在银行贷款受限制,在向朋友借钱时受限制。那个地方人多少都要做点生意的,都是要投资的,融资能力下降的影响就很大、很直接了,所以人们就愿意把这方面的信誉做好。我觉得,那里是把现代的契约精神跟传统上的自治习惯结合起来,这也很有意义。长汀、安吉这两个地方的共同启示是:各主要社会主体之间非冲突的、有效的合作是有可能的。我想深入分析这种可能性存在的机理,不仅可以批评“脸谱化”分析,而且可能催生新的理论。

提问3

洪老师您好。在这个讲座一开始您提到关于现在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分类,有理论研究,还有经验研究,刚刚包老师在评议当中也提到个案研究以及这种研究的侧重点,那么我想问一下:定量研究在环境社会学研究当中有什么局限性?

洪大用教授:

这个问题也可以问给整个社会学界,在社会学界定量研究具有一定的支配性。按照我的理解,定量研究是一种资料呈现和说理的方式,比较简洁明了,有利于对复杂社会现象做简化处理,以让别人更容易理解,这种简化处理建立在忽略很多变量和无法量化的社会因素的基础上。应该说,定量研究具有其优势,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不能轻易否定。但是,定量研究是有局限的,不光是在社会学研究方面有局限,在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中都有局限,最为基本的就是因为社会科学不可能量化全部的社会因素,很多价值观、行为背后的东西是需要去描述、解释的。回到现代社会学的形成时期,理解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实证社会学应是并立的,不像现在,似乎只有实证社会学才算是正规的社会学。

我个人的观点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各有所长,事实上是相互补充的,不能偏废是最好,过分偏重哪一方都可能会有问题。应该说,目前中国社会学研究当中,规范的、高水平的定量研究不是很多,在定量研究文献数量增长的情况下,这种判断很重要,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倡导高水平的定量研究,这样既有利于探索一些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促进理论建构,也有助于学者之间在共同规范和知识基础上进行对话。对于中国环境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而言,整个定量研究的数量就很少,目前还不是过度批评其局限的时候,还需要大力提倡。但是,我们研究者头脑要清楚,不能走极端、绝对化,要对定量研究的内在局限保持警惕。因为定量研究需要指标化和测量,而指标化和测量对很多社会现象来说都是难以精确的。如果我们要针对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反应开展研究,包括环境政策、环境抗争之类的研究,既要注意运用定量的方法,更要注重定性的方法。比如说,要解释清楚环境抗争当中的资源动员过程、抗争背后的价值主张以及行动者在抗争过程中的关系建构等等,恐怕深入的案例研究和描述分析是更为重要的。总之,定量有定量的局限,定性有定性的局限,关键看针对什么议题、怎样加以运用。

提问4

我的问题针对第三个方面:价值问题,就是关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最后的应用或者实际的应用,大约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案例可以说明?

洪大用教授:

我在这里说的价值问题还不简单是研究成果有用和没用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理论立场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我赞同包老师的观点,研究者的成果他只是说了而已,至于用和不用不是我们直接的事,我们通常也没法做到这样的事。应该说,相对于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工程学来讲,环境社会学现在基本上没有对现实的环境政策发生有效的、大的影响。在西方呢,NEP量表对政策评估,或者说是政府工作部门对环境教育进行评估时有一些应用,在我们台湾的环保部门,也有拿这个量表作为公众环境素质测评的一种指标。当然,一些学校做环境教育的时候也会拿这个量表来用。

不过,在理论上,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对环境政策的完善以及发展战略的选择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环境社会学知识也成为实际工作借鉴和参考的重要内容,不管是西方的生态现代化,还是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都体现了社会学的思维或者贡献。比如说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像西欧、北美的布莱尔、克林顿政府时期,也是第三条道路的重要内容,就是我不是左也不是右,是中间道路。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现在一个核心的追求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特别是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学的综合性整体性思维。着眼未来,我觉得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具体领域,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做出贡献:一个是环境的社会影响评估。这块呢,政府之前做的评估通常不是社会学家参与的,基本上是环境科学专家,或者是一些行政部门的领导做这些事。随着评估越来越强调专业化、科学化,环境社会学者,包括其他学科的社会学者都可以更多地参与。第二个,现在国家环保部门已经有两个制度,一是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二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办法。这两个制度的实践对于社会学者来讲,不仅有很多的关注和研究空间,而且研究成果有很大的直接转化可能。现在反倒是环境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的一些学者在做。这方面,政府有关部门也问过我很多次,包括参加会议和政策咨询。比如说,公众参与,现在有了初步的制度安排,但大家知道制度实践永远是在变动不居的,是动态的,并不是说写成白纸黑字就是一个实际发挥作用的制度。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到底怎么参与,有很多细节、技术性问题,需要社会学者去提供洞见。在这方面,作为一个学术社区,我们环境社会学的贡献还不是很充分,甚至很多人都没去关心这个办法。我觉得,如果研究做得很好的话,还是会发挥实际的作用,不一定是你本人一定要去付诸实践啊,实际上是有转化机制的。就像郑杭生先生,当年提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社会转型”、“中国特色社会学”等概念,这些概念都逐渐从学术话语变成大众语言,然后又成为政策语言,对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包括和谐社会、社会建设这些政策主张和实际工作的开展。很多东西,慢慢成为一种共同知识之后,就可以成为政策制定的资源和背景,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去推进。毕竟,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

提问5

您刚才说,在整体上来讲您可能觉得中国环境问题或者环境问题的解决会比较悲观,但是您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时候您也是比较乐观的。您刚刚说到这个情况,跟您的说法相对照了。张玉林老师是比较悲观的,他最近好像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跟雾霾有关的,可能很多人也都看到。文章中说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家曾经问他:“我觉得中国人有点奇怪,我们日本人看到这个环境问题的时候会有一种紧迫感,怎么感觉中国人没有那种紧迫感”,然后张玉林老师有很多反思。我想问的是:我们在实际调查的时候也发现,公众是有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的,政府、企业也是有的,但是在环境问题的解决方面,其实这三者,您刚刚也讲到,政府、市场和公众或者社区之间的合作,可能这种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根据您现在的初步判断,您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三者之间可能有合作?

洪大用教授:

这个问题也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局部地区的合作是发生了的,有效的。我在实地调研中看到了这种合作。在整个国家层面上,这样的合作趋势也日益明显。关键是,合作达成的机制是什么?什么样的机制具有普适性?我想,肯定是老百姓得有收入,政府得有财政收入,企业也要有利润,在这三个基础上去找合作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三方都能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合作才有可能。政府要是没有财政收入,企业没有利润,老百姓没有收入了,三方当中的任何一方损害太大,那么合作可能都是不可持续的。总之,合作是在“共赢”基础上的一种博弈和挣扎。这种情形全国一致地实现可能有困难,但是考虑到时间和空间维度,局部是可以先行先试的。

(追问):所以可能还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强调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创新。实现共赢的合作,必须引入新要素,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创新,要更加注重环境利用效率,更加公平公正地分配发展成果,更加有效地促进公众参与,培育全体国民爱乡爱土、守土有责的意识。如果大家没有积极主动的参与,就是充当看客,抱着一种观望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事情关己也只想着赚钱跑路,把中国环境搞坏了,自己受益了,揣着钱跑到国外好环境中享受了,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心态与行为。我们需要培育具有公共精神和责任的国民,需要有更加全面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更加有效的制度实践。

包智明教授:

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三者一个是政府GDP,一个是企业追求的利润,一个是老百姓的生存,这些都是和环境保护反向的,大家在反向上都是追求利益的博弈关系,环境在这里缺位。虽然这三者怎么去双赢、三赢,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约束这三者。仅仅围绕纯粹的经济利益来博弈,还是大家要有一些环保意识?然后呢,这个东西你光口头上说不行,怎么样去按照刚才洪老师说的进行制度建设,在制度上怎么样去约束,把这个做好了,无论是老百姓、政府还是企业都要遵循制度,去约束自己的纯粹的经济利益追求行为,那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环境问题,达到环保的目标。仅仅靠他们之间围绕经济利益博弈,最后的结果就是生态移民的结果,就是生态消失了,谁都不干生态保护。

洪大用教授:

我觉得,中国环境保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难以盲目乐观,急躁冒进,最好是一种不断改进的状况。你现在承诺五年或者十年就达到某种人所共求的理想目标,其实是不现实的。实践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但是确实需要当下着手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这样就关系到每个主体每个方面:研究者要好好研究,公众要积极理性参与,企业要自律,政府要坚持,这些都需要耐心。希望一夜之间把环境变好,除非是为了赚掌声,别的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北京的雾霾,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之一,只会是逐步减少,但不能要求明天就没有雾霾了。

包智明教授:

从西方的案例来看,比如生态现代化,一个工厂自己做好了,可以驱动生态友好的进程。但是在中国场景下,发挥主要作用的可能不是企业,可能政府才是切入口。因为作为企业,是追求利润的,这是一个它的本性,这不可改变。老百姓也要生存,生存问题解决不了,他不可能去考虑生态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环境意识、知识水平条件下,可能首先要打破的是地方政府GDP竞赛的局面,要求政府更有环保意识,更加注重建立制度、规定,然后才是怎么样去约束企业和老百姓的行为,达到环保的目的,这样可能是一个出路。

洪大用教授:

我同意要优先重视政府的作用,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经阐述了,这可能也是中国特色之一,实践中也越来越是如此。

 



[1]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洪大用教授,主持人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讲座时间为2015年12月16日15:00-17:00。讲座录音由刘炳林整理。

[2]顾金土、邓玲、吴金芳、李琦、杨贺春,2011,《中国环境社会学十年回眸》,《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

[3]当然分类取向、分类标准也对所发现的事实有一定影响,但是作此划分还是经过了比较认真的甄别。

[4] 在一开始,邓拉普使用“Environmental Sociology”,是有重建整个社会学的意图的,但后来他也默认了环境社会学只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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