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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雪峰:刺激农村消费需理性  
  作者:贺雪峰    发布时间:2009-04-19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刺激农村消费需理性 

贺雪峰 

“刺激农村消费,拉动内需”,“家电下乡”,正当这种建议和做法成为主流时,一位三农学者却发出了不同声音,他就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 

10多年来,贺雪峰每年都有2个多月时间住在农户家中调研,他对农村问题的看法,往往会与主流意见有所差异。针对力度越来越大的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他提出应理性刺激农村市场,引导农民适度消费。近日,贺雪峰接受本报专访,深入地探讨这一观点。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注意到各级政府和学者都在主张刺激农村消费,而您的观点似乎与此不同,您是怎么看待目前各种商品“下乡”? 

  

贺雪峰:目前主张刺激农村消费的意见,从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需要来说,也许是对的,但是从中国大部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来说,却有待商榷。我一向主张消费应该理性,不要过度。目前学界主流认为应该通过政府补贴刺激农民消费的理由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不足,因此急需扩大内需。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没有农民的消费,就不可能真正拉动内需,也就不太可能保持中国经济高增长率。为了刺激农民消费,国家启动新一轮“家电下乡”活动。农民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和手机,可以获得13%的政府补贴。而第二轮包括电脑、摩托车、热水器、空调在内的新家电下乡也正在研议中。 

由政府给农民补贴,对于农民来说,当然应该是好事。不过,政府所以补贴农民,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农民需求,还是要为中国目前家电行业过剩产能找出路,也因此,我们不可以将诸如“家电下乡”一类活动道德化,而应仔细清理其中的逻辑。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如何才能消化目前诸如家电等行业的过剩产能? 

贺雪峰:当前中国产生的巨大过剩产能,是在所谓比较优势战略下,以中国劳动力廉价优势发展低端制造业的结果。中国低端制造业又是高竞争低利润的产业,是从国外进口装备,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又销往国际市场,从而留下微薄利润、税收和工资的产业。这种两头在外的低端制造业虽然留给中国的是高污染、高能耗及低工资、低税收,但毕竟因为两头在外,而使中国可能以牺牲环境和农民工为代价来获得微薄的加工利润。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市场萎缩和外需不足,并未改变中国低端加工制造业既依赖国外进口装备,又依靠国外进口原材料的现状,这个时候扩大内需,就变成一头在外,一头在内,以中国目前的产业水平,通过刺激消费来维持一个高消费的生活,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其结果可能是暂时的繁荣,却造成对中国经济基础发展潜力的长久损害。 

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应该是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而不是维持目前落后的产能局面。借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机会淘汰落后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才是政府应该首先着力的事情。国家财政补贴的方面应在升级产业结构上,而不是补贴在消费上从而维持低端过剩产能上。 

  

《第一财经日报》:问题是,您说的低端过剩产能也是容纳农民工就业的机会。产业结构升级需要由一个过程,而目前家电等行业的关停,也就意味意味着更大农民工失业返乡,是否会导致雪上加霜么? 

贺雪峰:没有那么严重。根据我们的调查,恰好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强大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本次金融危机主要是影响了沿海低端制造业,而沿海以外销为主的低端制造业的关停,首先影响的是农民工的就业,据陈锡文的说法,目前已有2000万农民工的就业受到影响。 

其实,2000万农民工甚至更多的农民找不到工作,在中国并非什么大事。返回农村,他们仍然有地可种,有房可住,有农业收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强大的消化返乡农民工的能力。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因为有年龄优势,并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这次危机首先淘汰的是年龄较大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不过,这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他们十分清楚迟早要回农村,他们早在打算何时,是今年还是再过两年回去。既然现在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好找,就早点回去了。要注意的是,农民工返乡,对农民本身而言,也并非只是坏事。他们回去有田可种。且父母已经年老,子女尚未成年,他们回去后可以侍奉父母、教育子女,最重要的是,他们因此可以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这对于已经外出务工多年甚至十多年的农民工,是十分重要的。 

这个意义上,农民工返乡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及时因为金融危机使得农民工提前两年返乡。我们也因此没有理由陷入金融危机导致农民工失业,从而带来社会不稳定的恐慌。 

  

《第一财经日报》:那您主张理性刺激消费是否也在于担心农民工返乡,没有收入来源,却将打工的积蓄很快花光了? 

贺雪峰:确实如此,农民的收入积攒很慢,而且往往是几代人的积蓄,且要分配几代人使用。即便是年轻一代人通过务工得来的收入,也是要完成庞大的人生任务,他们要为子女婚嫁提供基础条件,要养老,要为自己将来年老准备保障,要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他们要精打细算,要用年轻时的收入来安排自己的一生。 

就一个一般农户的正常消费而言,他的人生中有两笔重要的消费支出,一是建房,一是彩礼。这两大消费都与子女结婚有关,正是子女顺利的婚嫁,才使农民可以完成家庭结构的再生产。在农村建一栋象样的房子,要七、八上十万元;彩礼一般2万元左右,彩礼变成嫁妆,嫁妆大多是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之类。对于农民而言,上述两大支出,既是必须的,又并非合理的。必须是说,若没有建一栋象样的房子,没有一笔彩礼,娶媳妇是很困难的事情。不合理是,农民事实上并没有从这两笔支出中获得最佳的收益。举例来说,农民修建的楼房,往往是除了高大以外,别无所长,甚至不如之前的平房住的舒服。由彩礼而来的嫁妆就更加不理性。当前农村的嫁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摩托车几乎都是必备品,但是,这些电器加上为结婚而布置的新房,虽然花了他们数年乃至10多年心血积累,他们却可能无法享受其好处:农村新婚夫妻大多都会在新婚后不久即外出打工,他们虽然将新房装修得很好,里面摆满电器,他们却不得不外出打工以赚钱还结婚所欠债务。几年以后,这些很少用过的电器早已被淘汰,不值钱了,而他们可能才刚刚还清为买这些电器所欠债务。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也注意到没有报道说农民购买了并不必要的商品,成为“鸡肋”,所以您的结论就在于? 

  

贺雪峰:我们在农村见过太多农民购买冰箱却从来没有用过,因为电费太高,并且也用不着的例子。问为什么要买冰箱,他们回答是摆在哪里好看,是别人家买了,自己也不得不买。又问为什么不嫌冰箱摆在哪里占地方,农民答不上来。 

农民赚钱不容易,但是今天的消费主义太厉害,他们所赚的钱本来要解决自己长期的人生任务,却往往因为不理想消费而捉襟见肘。通过政府补贴刺激农民消费,可能进一步扩大农民的不理性消费,从而导致陷入更加贫困局促的境地。我认为,应该理性扩大农村消费,引导农民适度消费。 

如果我们能引导农民的消费,不片面地提倡刺激消费,我们就可能让农民的生活更为幸福,人生更加体面而有尊严。 

此外,金融危机带来农民工返乡,从家庭生活上讲,返乡农民工回家,可以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这对他们尤其是他们的父母和子女来说,并非坏事。但是,他们返乡后,以前这个家庭收入有两份,一份是年轻夫妻外出务工的收入,一份是年老父母继续务工的收入。现在没有务工收入了,农户家庭收入减少。我们却通过政府补贴来刺激农民消费,这就可能给农民造成经济上的更大困难。 

此外,在中国目前的资源条件下面,中国有能力保持一个高消费的经济结构吗?金融危机总要过去,但是消费习惯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在政府补贴下形成的高消费习惯一旦形成,而农民并没有因此有更多收入、更好就业,农民生活中就会更加经常地处在收支不平衡的困境中。 

且,消费并不等于福利。从农民的角度看,农民真正需要的的他们的主体性,是他们生活的意义,而不是有广告所阐发“我消费、我存在”的意义。农民是这个社会中收入最少、消费能力最弱的群体,若非得以消费能力来定义人生意义,农民的人生意义就得打折扣。问题是,几千年来,无论是农民还是其他人,都不是以消费来定义人生价值的,农民这样一个消费能力最弱的群体,他们为什么要按这对他们最不利的标准来设定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一财经时报 田享华)

责任编辑:dew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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