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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益龙 邢朝国:文化多元化与社会认同  
  作者:陆益龙 邢朝国    发布时间:2009-05-25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文化多元化与社会认同

陆益龙 邢朝国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100872

 

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9年。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按照人类学家泰勒(E.Tylor)的定义,文化包括知识、信仰、道德、艺术、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个人成为社会成员而习得的能力和习惯。[i]文化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在接受、学习、获得和运用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知识、能力和习惯等文化内涵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为社会认同的重要构成,也是社会认同的核心维度。人们认同什么样的文化,就意味着他们会持有相应的价值观,而什么样的价值观,又会影响和支配人们的社会行动方式。考察和研究文化与社会认同,目的在于把握人们的观念及社会行为的动态趋势和走向,以探寻价值观念容通和社会关系和谐的机理。

 

一、现代化与文化的多元化

每个时代都会有主流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它构成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认同基础,也是把人们有机联系起来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框架系统。一个时代的文化从形式上看似乎极为抽象的,然而实际上它又是具体的,具体到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模式之上。个人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互动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取向,其背后都受到他们所认同的文化精神或价值观念的支配。

如今,世界已进入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现代化意味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已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出现和形成以现代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与文化系统,另一方面也涌现出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

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代表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现代文化思想和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并为大家所认同。所谓现代文化,主要指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而形成的一套文化体系,其基本特征主要包括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个体主义。现代文化以西方社会为发源地和中心,逐步向全球各个角落传播和渗透。社会现代化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备的市场和发达的物质文化,迅速地将不断更新的文化扩散开来,并传播至各个地方。从而使得现代社会生活,充满着应接不暇的新鲜文化,同时,以往的或旧的文化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而是可能以不同的地位留存下来。于是,文化的形式、内容和格局在不同的社会也就不可避免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首先,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文化创造力非常巨大的时代。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更新的带动下,物质文化进入一个日新月异,而物质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必然带动精神文化或价值观念的变化发展。当人们需要社会成员接受和使用那些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新产品时,自然也会创造或建构与之相应的观念文化。由此也就形成物质与精神文化都在不断更新、不断变化的多元化格局。

其次,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意味着源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会通过现代的传播手段和市场途径,在其它地方扩展,并为其它社会的成员所接受、认同并坚持。现代文化的快速传播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上的产品,同样也包含精神上的、信仰的文化。例如,西方的宗教文化既有其特有宗教传教途径,也有社会的、市场的传教方式。如在一些宾馆饭店,经常会看到一些传教的宣传材料。所以,在现代物流快速的社会,文化也通过市场和物质的流通途径快速的传播和衍生,形成多种多样的原生与次生、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并存形态。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高效、快速的文化传播模式是形成和出现文化多元化的重要原因,先进的传播和通讯技术,无形中大大缩短了文化在空间上的距离,使得世界各个地域的、不同的文化能够在同一个场域内同时展现,并可为人们所分享和接受。正是这种传播、交流、互动过程,激发了文化的接受者、使用者的文化创新和创造力,由此衍生出许许多多新的文化形式。

第三,现代社会由于高度的分化和专业化,形成多元的利益主体和社会阶层职业群体。多元化的利益和阶层群体格局,成为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因为不同的利益和阶层群体归根到底都属文化的主体,正是他们创造并享用着文化。而他们在不同需要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会参与到多种文化的创造之中,以及接纳不同的文化。文化总是在满足生活的需要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分化的、多元的社会主体,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活需要。因而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那些不同的需要也就驱使着人们去创造或接纳不同的文化。一个社会出现的多种亚文化,正是社会中的亚群体所建构起来的。伴随现代化带来的结构高度分化,社会也形成多种多样的亚群体或亚结构,这种结构的存在,为多元文化的出现奠定基础。

第四,社会现代化带来了个性的解放,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倾向越来越显著,个体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得以强调和扩张。尤其在生活世界中,人们越来越注重个性的支配地位,将个人的生活领域与公共领域和他人世界分离开来,强调个性在私人生活中以及思想活动中的独立性、自由性。某种意义上说,个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经得到充分扩张。随着个性和独立性的扩张,无形中扩大文化创造主体的范围,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体成为文化创造的独立主体,因而不同的个体之间,会因为个性不同而形成和接纳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文化。特别是在私人领域,个体主义得到了显著扩张。个体主义打着个性发展的旗号而四处张扬,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此同时,为了迎合那些张扬个体主义者的需求,也就产生多种光怪陆离的亚文化。

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同样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中国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文化及意识形态虽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面对的文化多元化的冲击力也将越来越大。多元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冲击主要集中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政治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冲击。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西方社会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的话语权及影响力在增强。在这样一种世界格局中,西方社会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在不断强化其他们在政治和文化的话语霸权,特别是西方社会在极力推进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单一化过程中,相对于中国而言,所面临的其实是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或政治文化的多元化。面对西方政治文化,究竟是完全认同、被其同化呢,还是完全排斥、拒之千里之外呢?这些问题实际就涉及到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认同问题,处理这样的问题,策略可能比原则更为重要,因为偏向于任何一极的原则,既不符合现实,也不一定能有助于认同的统一。如果能与时俱进,因势利导,使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具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可能会更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和谐发展。

第二,市场经济文化带来的文化多元化风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文化构成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市场发展而产生多元利益主体,他们都要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倾向,由此也就形成多种多样文化。此外,在市场经济文化大环境下,当各种利益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或高额利润的时候,也会极力通过多种文化策略来实现其目的。随着多种新形式、新内容的文化策略被广泛运用的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五花八门的文化产品。当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在市场广泛流通时,又会进一步影响着社会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念,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和行为趋于分化和多元。因此,市场一方面是推动文化发展和丰富文化内容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可能是促使文化分化的重要因素。文化的分化与多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而是指文化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从统合功能走向分化功能。因为根据帕森斯(T. Parsons)的社会系统理论(AGIL模式),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应该在这个社会中发挥整合功能,即通过人们文化的认同机制,将分散的个体整合为有机的社会系统。[ii]

第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现代性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会对文化认同产生一定的冲击。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现代性文化的进入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结果,而且也会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形成各种不同的联系和互动,因而可能造成文化认同的冲突。另一方面,多样文化的交流互动,也在不断促进文化创新,达到繁荣和丰富文化的效果。所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多元化,两极化的应对策略可能无助于解决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或许,那种将主流文化建设与文化包容相结合的策略,可能对促进文化认同及社会和谐起到积极作用。

 

二、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及其表现

文化价值观主要指社会成员在一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评价和看待事物或社会行动的主观标准体系或观念系统。在看待事物和社会行为方面,个人之间或多或少会存有差异,这种差异正是源自人们在评价中所运用的衡量标准或价值标准不同,而人们之所以选择不同的价值标准,这是个人的价值观念结构所决定的,或者说价值观是人们进行社会评价、认同以及行为选择的动力源。例如,现实社会中,同样对待金钱和权力,人们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看法实际代表着人们的不同价值观结构,而不同价值观系统则会影响人们的社会认同和行动方向。

个人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受社会结构与变迁环境的影响。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利益格局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文化价值观的形态,其中较为明显的体现在价值观的分化和多样性特征之上。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CGSS)的情况看,[iii]人们在职业期望、预期回报方面,以及对社会公认的不良行为评价和对待方面,虽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同时也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分化。

                    1  最渴望从事的职业

 

人数

有效%

累积%

 

企业家

1276

12.3

12.3

12.3

 

国家干部

2327

22.4

22.4

34.7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894

8.6

8.6

43.4

 

国内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780

7.5

7.5

50.9

 

外企管理人员

384

3.7

3.7

54.6

 

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医生等)

2549

24.6

24.6

79.2

 

工人(一般体力劳动者)

142

1.4

1.4

80.5

 

农民

203

2.0

2.0

82.5

 

一般非体力工作

43

.4

.4

82.9

 

个体手工业、小生意

226

2.2

2.2

85.1

 

无想法

690

6.7

6.7

91.7

 

未作答

547

5.3

5.3

97.0

 

其他

311

3.0

3.0

100.0

 

总计

10372

100.0

100.0

 

 

1的结果显示,在职业期望方面,虽然希望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人为众数,比例最高(24.6%),同时也有较高比例的人想当国家干部,比例为22.4%,其次是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家,而期望成为工人和农民的比例相对较低,仅为1.4%和2.0%。从这一调查结果来看,目前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客观结构正发生分离。就现实结构而言,我们的社会仍是以广大的从事制造业和农业为主的职业群体构成社会的主体部分,然而,人们在观念上并没有赋予这些劳动阶层以较高的价值评价,而是更加看重技术、权力和资本。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文化价值观发展方向上,越来越多的人对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抱以很高的期望,而对劳动似乎并不看重,尽管较多的人仍是普通的劳动者,但他们可能并不希望自己从事那些劳动职业。

人们主观期望与客观结构的背离,反映出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发生变化和分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社会的分配体制及利益格局在发生变化,相对于专业技术、权力和资本,劳动的收益率越来越低,由此人们对劳动价值的评价越来越低,从而导致人们对劳动职业的较低评价。过去的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作”等价值观,在市场文化和新的利益分配模式的冲击下,逐步在发生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对那些有较高收益率的权力和资本抱以奢望,表明社会的浮躁价值观广泛盛行,而那些安分守己、勤劳工作的价值似乎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

 

            2  人们最希望从工作中得到一些好处或回报

 

人数

有效%

累积%

 

高收入

5229

50.4

50.5

50.5

 

工作有长期保障

2467

23.8

23.8

74.3

 

社会声望和尊重

607

5.9

5.9

80.2

 

较大的职权

221

2.1

2.1

82.3

 

满足个人兴趣

446

4.3

4.3

86.6

 

有升迁机会

72

.7

.7

87.3

 

工作时间短

133

1.3

1.3

88.6

 

拓宽个人的社会关系

53

.5

.5

89.1

 

能为大众和社会服务

194

1.9

1.9

91.0

 

发挥个人才智,有成就感

360

3.5

3.5

94.5

 

自己可自由运用的时间多

182

1.8

1.8

96.2

 

不知道、无想法、不合适

272

2.6

2.6

98.9

 

满足或改善一般生活的需求

16

.2

.2

99.0

 

其他

103

1.0

1.0

100.0

 

小计

10355

99.8

100.0

 

 

缺失值

17

.2

 

 

总计

10372

100.0

 

 

 

从个人的预期回报来看(见表2),较多的人对职业的经济回报看得最重,有一半以上的人(50.5%)最想从职业中得到高收入回报。某种意义上说,对高收入的追求和向往已成为市场经济文化中的一种主流职业价值观,什么样的职业能够有理想的收入回报,就会受到较多的人的青睐,相反,那些收入一般的普通职业,越来越不被人们所看重。

此外,有23.8%的人最为看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能够给予长期稳定的保障。这一职业价值观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主流就业观有着一致性。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较为看重自己能端上“铁饭碗”,即有个长期稳定的职业岗位。在那个时代,由于职业间的收入差别并不大,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部门、资历和级别之上。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职业间的收入差别显著增大,但同时就业模式和职业流动性则大大提高。人们可能在劳动力市场寻找到有较理想收入回报的就业岗位,但这些岗位因为市场风险和体制特征而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即没有体制内职业所具有相对稳定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说,职业所提供的长期保障可能比高收入更重要,因为较高的收入意味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

从表2的数据中我们还可看到,也有相对较多的人(5.9%)最希望从自己的职业中获得声望和尊重,表明他们对职业声望给予较高评价;其次是对职业能否满足个人兴趣,以及个人能否在其中发挥个人才能获得成就感,也得到较多的人的重视(4.3%和3.5%),这一点说明已有较多的人的职业观偏向于个性发展,即个人非物质方面的发展。最后,也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的人(2.1%)对职业权力赋予了最高评价,他们渴望从职业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把职业的首要目标置于谋求权力之上。由此可见,在当前的职业价值观方面,形成了以经济收益为中心,以追求权力、声望和个性发展为重要标准的价值体系。

考察人们对他人行为的认知和评价,是了解社会价值观的重要视角。人们在对某些社会行为或现象的评价中,一方面能反映出个人对他人某种行为进行评价的核心标准,另一方面也能折射出个人的观念系统结构及行动走向。如果个人对他人的某些行为予以较高的积极评价,这也将意味着他们选择这些行为的倾向性相对较强,相反,如果对某些社会行为给予消极或负面评价,则可能代表他们回避或拒绝这些行为的可能性较大。

为了掌握当前人们对社会行动的价值评价体系,我们选择了几个典型的消极社会行为或现象,来考量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第一反应及评价情况,由此我们从中可以了解评价所反映出的人们价值观念的基本情况。

不太反感

5.00

4.00

3.00

2.00

1.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1 不守信用行为的看法

不反感

无所谓

比较反感

很反感

1反映的是人们对不守信用这一消极社会行为的反应和态度。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人对这种社会公认的不良行为的反应和看法是“比较反感”和“很反感”,只有少数人对此无所谓或不反感,由此说明目前人们在主流价值观上具有较高一致性,分化的程度并不高。

此外,在对非利他主义或不关心弱者的行为方面,绝大多数人都有反感情绪,而抱以无所谓和不反感的人,比例较小。由此说明,虽然文化价值观在分化和走向多元化,人们对主流社会价值认同的一致性还是较高的。社会成员的利他主义价值以及社会性合作的倾向仍是明晰的。这也表明,人们在主观价值方面对帮助他人尤其是弱者具有较高的认同度。

5

4

3

2

1

不反感

6,000

4,000

2,000

0

2 对不关照老弱病残者行为的反应或看法

不太反感

无所谓

比较反感

很反感

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通常体现在多种亚文化现象流行之上。亚文化是相对于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而言的,主流文化一般指社会多数成员认同、接受和采纳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是维持社会现状的主体部分和积极方面。亚文化则是社会中的亚群体或少数人群所认同的价值和行为方式,相对于主流文化价值,亚文化价值观具有特殊性,以及偏离社会主流规范等特征。

3  对几种行为是否该指责的认同程度

 

 

未婚同居

(%)

同性恋行为

(%)

私下看黄色影像(%)

参与迷信活动(%)

完全不同意

21.8

33.2

29.1

29.2

不太同意

30.3

32.8

34.2

31.3

无所谓

27.7

21.7

24.8

27.5

较同意

15.0

9.3

9.3

9.4

完全同意

5.2

3.0

2.7

2.6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一个社会的亚文化群体和现象的种类和流行程度,可以反映出该社会的文化分化与多元化程度。就亚文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机理而言,亚文化现象种类的增多、亚文化群的扩展,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人们从对主流文化价值和规范的认同转向对亚文化价值的认同和接受。因此,对亚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的认同,虽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宽容度的增强,但同时也说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度在降低,人们接受和奉行亚文化价值观及行为方式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表3所列出的是人们对几种典型的亚文化行为或现象的评价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社会人们对亚文化的认同特征及趋势。从统计结果来看,除了对未婚同居行为的认同度相对较高外(20.2%),人们对同性恋、涉黄行为、迷信活动等几种亚文化行为的认同度并不高,仅12%左右的人能认同这些行为,60%以上的人都不认同这些行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亚文化行为持中立态度,即无所谓态度的人比例并不低,平均在25%左右,说明有1/4的人对与主流文化不一致的行动一般采取中庸之道,即对与己无关的行为持以不闻不问的态度。

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不光是体现在以上的几个方面,而是在社会的诸多方面都可能存在,例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和团体及个人,由于历史传统、地域环境、生计方式、利益诉求等方面存有差异,也可能形成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系统。在这些多样的文化价值观念之间,虽存在价值的结构和形式及功能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一定带来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在适度的范围内,多样的价值观同样能维持着一个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多元一体的主体格局。[iv]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或她)的价值意义。”[v] 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和类化机制把群体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内群体是指成员对其有团结、忠心、亲密及合作感觉的群体,在心理上自觉认同并归属其中的群体。而外群体是指内群体之外的“他者”的结合。通常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具有偏见、歧视,甚至敌对等。并通过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将自己归于某一群体,[vi]并将该群体的特征赋予自身,内化其价值观念,接受其行为规范。

与社会心理学从心理层面分析社会认同不同,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认同是一种以迪尔凯姆式的“集体意识”为基础的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与身份[vii],其研究偏向于探讨“社会现象的一致特性(比如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人们对此的共识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viii] 在此研究进路下,科尔曼(J.S.Coleman)将认同界定为“将他人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其中却没有控制权的转让。对他人实行认同的行动者往往认为,采取这种方式,利益将容易满足。”[ix],并认为 “客体自我扩展”认同的心理基础。此外,科尔曼阐述了几种亲近的代理关系,如对直系亲属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雇主的认同、对主人的认同、对势力强大的征服者的认同、对社区的认同、法人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认同。而王春光则认为社会认同包括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如身份和职业)、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并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这七个方面来考察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

但无论是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还是社会层面的社会认同,都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即“认同……是个体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经由个别化而建构意义的过程。”[x] 特定的文化结构(如文化特质、文化丛和文化模式)制约着个体的社会认同的方向、维度和特点,而作为能动性的个体又通过自身的社会认同来建构着文化。

伴随着中国本土社会的转型、全球化的扩张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社会中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交错盘杂,人们实践系统逐渐开放(如交往沟通的开放性、知识和经验的开放性、选择的开放性等)[xi] 再加上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结构的调整 [xii]以及社会信念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等,个体、社群、阶层、部门的利益界定越来越独立、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因此,文化的多元化成为一个必然趋势。这种多元化体现在文化主体、文化形式、文化内容和文化结构的多样性。但文化多元化的另一个面相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融合。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使文化集团的成员以及文化特质在不同的文化集团之间流动和扩展。这表现在主文化与亚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纵向文化与横向文化之间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吸收,不同民族、地区、群体、阶层、单位、部门的文化在文化特质、文化丛与文化模式上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推进。

因此,文化的多元化一方面使个体的社会认同在一些维度和面相上趋同,如强化对国家的认同,对法律权威的遵从等;另一方面使个体的社会认同在一些维度和面相上的差异愈加明显。以身份认同为例。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人们在身份认同上容易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自我身份认同的虚无化,一种是为了保持和强化自身的身份认同、阶层认同,对其他群体、阶层持有歧视和偏见的态度。总言之,多元文化使人们的社会认同的结构逐渐多元化。通过对综合社会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会对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社会认同状况有一整体把握。

1、职业认同

3对工作的满意度

3的数据表明,居民对自身工作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分别为26.1%2.6% 而对自身工作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则为23.3%4.6%。换言之,有高达27.9%的居民对自身工作是不满意的,这与对自身工作满意的居民的比例(28.7%)大体相当。另外,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对自身工作的满意度一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居民对自身的职业认同度并不高。

595, 6%

481, 5%

266, 3%

2419, 23%

3899, 37%

2712, 26%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不适用

 

 

而图4中的数据则显示,有将近25%的居民最渴望从事的职业是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医生等),23%的居民渴望做国家干部,12.5%的居民期望做企业家,另外,渴望从事国有企业管理工作(9%)和国内私营企业管理工作(8%)的居民比例大体相当,但渴望从事工人或一般体力劳动者、农民、一般非体力工作、手工业和小生意的居民比例都远远低于5%。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职业认同方面,居民对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干部的认同度要远远高于其它职业,而且对专业技术工作(白领阶层、中产阶层的职业)的认同度高于对国家干部(传统的社会上层职业)的认同度。而相比之下,居民对农民、工人/一般体力劳动者、个体手工业/小生意和一般非体力工作这类缺乏权利、声望和经济地位的职业的认同度极低。此外,人们的职业认同也呈现出多元化的一面,如对企业家、国有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管理者的向往。因此,居民在职业认同方面既有趋同性的一面也有多元化的一面。

 

4   最渴望从事的职业

其他

不适用、拒答

无想法

个体户、小生意

一般非体力工作

 

农民

工人/一般体力劳动者

专业技术人员 

外企管理人员

国内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国有企业管理

国家干部

企业家

25

20

15

10

5

0

百分比

2、对周围社会的信任

对周围社会的信任是考察个体的社会认同状况的重要维度之一。表3-1通过对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的回答,考察了居民对周围社会的信任状况。表3-1的数据显示,居民觉得多数和绝大多数亲戚可信的比例高达87.2%,而认为多数和绝大多数亲戚不可信的比例只有2.1%。同时,居民认为多数和绝大多数邻居可信的比例也非常高(75.5%),只有5.7%的居民认为多数和绝大多数邻居不可信。而居民对老同学、同事以及远邻/街坊或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的信任度则有所下降,只有60.3%的居民认为多数和绝大多数老同学可信,60.5%的居民认为自己的同事多数和绝大多数可信,而认为多数和绝大多数的老同学和同事不可信的居民比例分别为6%4.2%。此外,居民认为多数和绝大多数远邻/街坊或一般的同村村民可信的比例为58.8%,而认为他们多数和绝大多数不可信的比例则为10.8%。相比之下,居民对于交情不深的朋友或相识和在外地相遇的老乡的信任度则大大降低。只有30.2%的居民认为多数和绝大多数的交情不深的朋友或相识是可信的,而认为其多数和绝大多数不可信的居民比例则高达25.6%。另外,居民认为多数或绝大多数在外地遇到的老乡是可信的和不可信的比例接近,分别为27%26.7%。而对于一起参加社会活动或者公益活动的人士,有21.7%的居民认为其多数可信,认为其多数不可信的居民比例则为13.4%。在众多的社会群体中,居民对陌生人的信任度最低,只有5.3%的居民认为其多数可信,而高达74.8%的居民认为其多数是不可信的。

由此可见,居民对周围社会的认同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的状态。其对亲戚、邻居、老同学、同事的认同度较高,对于交情不深的朋友或相识、在外地相遇的同乡以及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公益活动的人士的认同度相对较低,而对于陌生人的认同度则最低。

 

4 对周围社会的信任状况 

 

绝大多数不可信

多数不可信

可信者和不可信者各半

多数可信

绝大多数可信

不适用

邻居

1.0%

100

4.7%

486

18.4%

1910

41.1%

4262

34.4%3569

.4%

45

(城镇的)远邻/街坊或      (乡村)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

1.5%

158

9.3%

963

29.5%

3056

39.1%

4055

19.7%2040

1.0%100

亲戚

.4%

38

1.7%

180

10.2%

1058

36.0%

3734

51.2%5313

.5%

49

同事

.4%

44

3.8%

397

22.5%

2335

38.6%

4002

21.9%2273

12.7%1321

交情不深的朋友/相识

4.1%

422

21.5%

2235

41.8%

4340

22.3%

2318

7.9%

818

2.3%239

老同学

.8%

87

5.2%

536

25.1%

2608

38.1%

3953

22.2%2304

8.5%884

在外地相遇的同乡 (以同市或同县为界限)

4.6%

479

22.1%

2291

38.0%

3941

19.9%

2067

7.1%

732

8.3%862

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公益活动的人士

2.6%

270

10.8%

1125

25.7%

2670

15.8%

1634

5.9%

607

39.2%4066

陌生人

47.2%4897

27.6%

2859

18.9%

1957

4.1%

421

1.2%

128

1.1%110

总计

 

 

10372

 

 

 

 

3、社区组织认同

根据图5的数据,我们可知有66%的居民没有参加上一次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投票。此外,有22.3%的居民是因为单位领导或村干部的要求才去的,而自发主动参加投票的居民只有11.7%。在图6中,没有参加上一次的居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居民依然占大多数(56.2%),并且有26.9%的居民是因为街道/乡镇或村干部的要求才去的,只有16.8%的居民是主动自发参加投票的。此外,在城市居民中,参加过上一次业主委员会选举投票的居民比例为12.6%,没有参加投票的居民高达65.5%(参见图7)。

通过对居民参与社区组织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居民/村民主动参与社区组织活动的比例比较低,其对社区组织的认同度也比较低。

5  在上一次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投票情况

 

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

16847, 66%

22316, 22%

31209, 12%

没有

有,但是因为单位/企业领导或村干部要求的

 

 

 

 

6  在上一次居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投票情况

 

56.2%

16.8%

有,但是因为街道/乡镇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

没有

26.9%

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

 

 

 

 

 

 

 

 

 

 

 

没有业主委员会

没有

7  在上一次业主委员会选举中投票的情况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频数

 

4、对权威的认同

文化的多元化影响着人们对权威的认同。例如,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突显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专业知识和专家系统的认同度将会有所提高。此外,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人们的法律观念的转变,法律权威也会被更广泛地认同。图8考察了人们对五种权威类型的认同状况,即对政府机构、中央级媒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权威的认同度。其测量方法是:当各种渠道的信息不一致时,您对下列五种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如何?其中信息涉及8个话题,即房价的涨跌、股市的走势、国内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判断、某次矿难的死亡数字以及某地方近期将有大地震。信任度评价标准为5分制,分数越高意味着信任程度越高。每种信息渠道在8个话题中总的信任得分满分为40分。

8的数据显示,居民对中央级媒体的认同度最高(31.26分),其次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29.41分)。人们对政府机构的认同度略高于法律机构人员,前者为26.7分,后者为26.06分。而人们对民间权威的认同度最低,只有19.26分。

8 对五种权威的信任情况(2006CGSS

26.6888

31.2572

29.4102

26.0647

19.2603

0

5

10

15

20

25

30

35

1

2

3

4

5

政府机构   中央级媒体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法律机构人员  民间传闻

得分

 

但是人们对权威的认同不是单维度的,而是多元的。以法律权威和政府权威为例。表5数据表明有85.6%的居民同意“社会成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法律”,但同样有70%的居民认为“如果情有可原,则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都得到绝大部分居民的认同。而在居民对政府部门工作的满意度方面(如表5所示),在所测量的五个维度上,满意度为一般的居民比例相近(1/3)。但居民对政府打击犯罪工作的满意度相对而言是最高的(35.8%),其不满意比例为27.1%,而在政府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以及秉公办事方面,居民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其不满意比例达到了37.8%40.7%。这表明人们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在不同的面相上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5 对法律的态度  

 

同意

%(人)

不同意

%(人)

无法选择

%(人)

社会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法律

85.6

(8875)

10.6

(1099)

3.8

 (398)

如情有可原,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70.0

(7256)

22.1

(2291)

8.0

(825)

总计

 

10372

 

 

 

6  对政府工作表现的满意情况 

 

非常满意

(人)

满意

(人)

一般

(人)

不满意

(人)

非常不满意

(人)

无法选择

(人)

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3.0

315

26.6

2760

35.9

3728

27.5

2853

5.5

568

1.4

148

打击犯罪

4.6

477

31.2

3238

35.8

3718

22.0

2284

5.1

531

1.2

124

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

2.5

258

20.4

2120

37.9

3928

28.7

2975

9.1

949

1.4

142

政府部门秉公办事

2.5

263

19.9

2069

34.8

3607

30.7

3186

10.0

1042

2.0

205

总计

 

 

10372

 

 

 

 

      

四、价值认同的多维化

   

    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基础,它是“个体或社会共同体(民族、国家等)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一或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xiii]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体制的转轨,不同群体、阶层、部门的利益越来越分离,社会认同的结构日趋多元化,其价值认同也逐渐趋于多维化。

1、对工作的价值认同

从人们最希望从工作中获得的报酬类型来看(见表2)。其中有一半的居民最希望从工作中获得的报酬是高收入(50.4%),其次是长期保障(23.8%)。这两项已占被调查者的74.2%。而选择社会声望和尊重、较大职权的比例仅为5.9%2.1%,满足个人兴趣和发挥个人才智的比例则为4.3%3.5%,但选择为大众和社会服务的居民比例只有1.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收入依然在人们的职业期望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长期保障对于人们的意义和价值也远超过社会声望和职权。在韦伯的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中,声望和权力是稀缺而有价值的东西,是除经济地位之外影响社会分层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人们对于个人兴趣的满足和个人才智的发挥的关注已超过对职权的需求,并且对工作时间以及可自由运用的时间(3.1%)的重视也显现出来。总体而言,人们对工作的价值认同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另一方面也逐渐地多维化。其中声望和职权这些传统的具有极高吸引力的报酬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个体的自我需求和个性发展得到重视和认同。

 

2、对社会经济地位判定标准的认识

    在判定决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众多因素中,选择经济收入的居民比例最高(39.6%),其次是良好教育(13.4%)和是否是国家干部(12.1%),而认为是群众还是党员以及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是判定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第一位因素的居民比例仅为0.4%0.7%。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人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认识中,政治面貌、户籍的重要性在减弱,而收入、教育程度的重要性则被人们较大程度地肯定和认同。此外,在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观念中,是否是干部依然是判断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准。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居民认为是否拥有产业、技术是判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首要因素的比例达到18.2%。这表明人们对产业、技术的重要性的认同。

9 判定个体社会地位高低的因素(2006CGSS

   

国家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 

城里人还是乡下人

群众还是党员

自己当老板还是替别人打工

是管理别人还是被别人管

有无技术

受人尊敬还是被人看不起

是否受过良好教育

有产业还是无产业

收入高还是低

40

30

20

10

0

 

 

3、对影响事业成功的因素的认识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影响事业成功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是先赋性因素,一是自致性因素,前者如家境富裕、天资与容貌、出生在好地方,后者如努力工作、事业心/进取心等。表7的数据显示了人们对这些影响事业成功的因素的看法。其中,认为家境富裕对事业成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居民比例为14.1%,再加上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比例,居民认为家庭富裕对事业成功影响较大的累计百分比为85.5%。而认为天资与容貌对事业具有决定作用的居民比例只有3.8%,而且也只有47.3%的居民认为其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此外,在出生地方面,7.3%的居民认为出生在好地方对事业成功具有决定性作用,62.2%的居民认为其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

而在自致因素方面,有17%的居民认为良好教育对事业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77.8%的居民认为其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而认为其不太重要和一点都不重要的居民比例仅为1.3%。在事业心/进取心方面,29.2%的居民认为其对事业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加上认为其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居民,其累积百分比高达96.4%。同样,居民对努力工作的重要性的认同度也非常高,认为其对事业成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居民比例高达27.4%,认为其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居民比例达到68.1%,其累积百分比为95.5%

    此外,社会关系和认识有权势的人依然被人们认为是影响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其中认为二者对事业成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居民比例分别为18%17%,认为其重要的累积百分比则分别为91.2%83.7%。这表明人们对社会资本的重视程度和认同程度也较高。但是相比较而言,人们对政治表现和命运的重视程度要低。只有5.7%7.5%的居民认为二者对事业成功具有决定作用,但仍然有60.6%48.6%的居民认为二者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居民在对影响事业成功因素的价值认同上是多维的。但总体而言,在居民的价值排序中,个体的自致因素对事业成功的重要性要大于先赋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效能感的提升。

 

7  影响事业成功的因素  2006CGSS

 

具有决定性作用

(人)

非常重要

(人)

比较重要

(人)

不太重要

(人)

一点都不重要

(人)

说不清

(人)

家境富裕

14.1

1430

17.0

1728

39.03962

32.33284

11.51172

1.7

169

1.3134

自己受过良好教育

50.35110

27.42779

4.0

406

.4

39

.9

89

天资与容貌

3.8

389

16.71699

30.63111

37.93843

8.4

857

2.5252

出生在好地方

7.3

740

27.22763

35.03554

23.12344

5.6

569

1.8181

有进取心/有事业心

29.2

(2963)

47.3 (4799)

19.9 (2018)

2.6

(264)

.2

(23)

.8

(83)

努力工作

27.4

2785

48.84955

19.31963

3.4

345

.4

40

.6

63

社会关系多

18.0

(1829)

42.9 (4352)

30.3 (3075)

6.7

(684)

1.0

(97)

1.1114

认识有权的人

17.0

1728

35.63611

31.13154

12.41254

2.0

203

2.0200

政治表现

5.7

576

25.32566

35.33587

23.12342

6.1

615

4.6465

命运

7.5

758

19.82013

28.82927

24.92532

11.0

1121

7.9799

总计

 

 

10151

 

 

 

      

      

4、对社会道德、公共秩序的认同

    文化的多元化是否导致人们对社会道德、社会秩序认同度的下降呢?表8的数据显示,比较反感和很反感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手扔垃圾、不排队办事以及不按交通灯指示和行人线过马路的居民比例均超过75%,而比较反感和很反感不守时间、不守信用、不关照老、(病)弱、(伤)残、孕、幼的居民比例都高达80%,甚至超过90%。因此,人们对社会的基本道德、公共秩序的认同度是极高的。

 

8 对社会道德、公共秩序的认同情况

 

不反感

(人)

不太反感

(人)

无所谓

(人)

比较反感

(人)

很反感

(人)

在公众/共场合大声喧哗

1.8%

186

.9%

92

4.5%

471

2.6 %

274

18.9%

1964

46.2%

4790

28.5%

2961

随手扔垃圾

14.5%

1508

43.9%

4555

38.0%

3943

不排队购物/付款/办事,夹塞/插队

.7%

77

2.5%

258

17.4%

1804

44.8%

4642

34.6%

3591

不按照交通灯指示和行人线过马路

.6 %

58

2.7%

275

20.5%

2126

44.8%

4642

31.5%

3271

不守时间

.5%

49

2.2%

228

12.2%

1269

50.0%

5187

35.1%

3639

不守信用

.3%

33

1.1%

116

5.6%

585

37.2%

3859

55.7%

5779

不关照/协助老、(病)弱、(伤)残,孕、幼

.1%

15

.6%

65

4.0%

411

36.8%

3817

58.5%

6064

 

 

5、对亚文化行为的认同状况

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背景下,人们对亚文化行为的认同状况又如何呢?是否在价值观上更加包容这些“越轨”行为?表9考察了居民对几种所谓的“越轨”行为的看法,即“您是否同意:下列行为是个人行为,他人不应该指责”。数据显示,人们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不应该指责他人未婚同居行为的比例为20.5%,而中立态度的居民占27.7%,这表明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应该指责别人的未婚同居行为,还有接近1/3的被调查者是不反对别人的未婚同居行为的。相比之下,居民同意不应该指责同性恋、私下观看色情书刊/音像作品以及迷信活动的比例则有所降低,分别为12.3%12%12%,认为应该指责这三种行为的居民比例分别为66%63.3%60.5%。而居民对自杀行为的认同度更低,有8.1%的居民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不应该指责他人的自杀行为,保持中立的居民比例也只有18.4%,而认为应该指责这种行为的比例则高达73.5%。总体而言,人们对所谓的亚文化行为的认同度并不高,但对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包容性,而且这种包容性随行为本身越轨程度的变化有所差别。

 

9  对亚文化行为的认同程度  N=10372

 

完全不同意

(人)

不太同意

(人)

无所谓

(人)

比较同意

(人)

完全同意

(人) 

未婚同居

21.8

2257

30.3

3147

27.7

2870

15.0

1556

5.2

542

同性恋

33.2

3441

32.8

3405

21.7

2246

9.3

969

3.0

311

私下观看色情书刊/音像作品

29.1

3018

34.2

3546

24.8

2572

9.3

961

2.7

2750

迷信活动

29.2

3025

36.8

3816

31.3

3248

36.7

3806

27.5

2854

18.4

1909

9.4

978

6.5

679

2.6

267

1.6

162

自杀

      

 

五、文化认同的多样化      

不同的社群、民族、阶层、地域的人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是各不相同的。文化的多元化意味着这些不同的文化群落中的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在流动和接触的过程中会产生碰撞与互动。因此,文化群落中的主体(包括个体和社会共同体)在相异的文化碰撞中会面临文化认同问题。

文化认同是“个体之间或个体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其依据是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其核心是价值认同[xiv]。罗森塔尔(Rosenthal)和费尔德曼( Feldman)认为文化认同包含主观自我评价、个体所属群体的文化实践(如语言、饮食习惯、节日习俗)以及个体对这些文化实践的依恋程度等。格尔茨(Geertz)则认为文化认同包括对血缘、语言、宗教、习俗和基本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xv] 此外,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国民认同在内涵上是相关联的。

在传统型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封闭性较强,社会成员的流动性较低,交往范围较固定,文化的同质性较高。因此,传统型社会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文化认同问题。而伴随着现代性的增长,社会结构开放程度的提高,文化认同问题日益突显出来。一方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矛盾重重。传统文化(如以习俗、村规民约为代表的民间法)作为人们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重要指导框架,通过文化传承和生活积习而内化为个体和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维持着社会秩序。但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所维持的这种秩序和平衡产生冲击和解构,导致所谓的“价值迷失”和“规范真空”,使人们的文化认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文化霸权、文化殖民也在世界范围内肆虐,使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如社会的麦当劳化)之间冲突不断,弱势文化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其主体的文化认同危机也日趋严重。

 

1、           过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的状况

节日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实践是考察人们文化认同状况的有效指标之一。图10显示了居民过传统节假日和西方传过来的节日的情况(比如到特定的节日吃传统食品)。数据表明有98.3%的居民过春节,只有0.5%的居民没有过春节。居民过中秋节的比例为89%,没有过中秋节的比例为9.8%。而居民过正月十五、端午节的比例则有所降低,前者为70.9%,后者为73.4%,没有过这两个节日的居民比例达到了27.9%25.4%。此外,居民过清明节的比例更低,只有57.4%,没有过清明节的居民比例则高达41.3%。从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人们对传统节日的认同度比较高,但具体到不同的节日,其认同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别。

此外,是否年龄越小对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就越低,进而过传统节日的可能性就越小呢?为回答此问题,笔者对年龄与是否过清明节作了交互分析(如表10)。结果显示年龄大小与是否过清明节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而在过西方传入的节日方面,居民过的比例均较小。在所考察的几种西方节日中,居民过母亲节的比例最高(14%),其次是圣诞节(12.9%),而过情人节和愚人节的比例则只有8.6%4.1%。考虑到年龄因素的影响,笔者对年龄与是否过圣诞节和母亲节进行了交互分析(结果如表5-1和表5-2)。结果显示年龄与是否过圣诞节和母亲节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小过圣诞节和母亲节的概率越高。29岁及以下的被调查者过圣诞节和母亲节的比例分别为36.6%31.3%。但相比而言,40岁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只有6.6%8.2%过了圣诞节和母亲节。

10  过节日情况(2003CGSS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总体上人们过传统节日的比例要远远高于过西方节日的比例,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依然很高。但人们对西方节日的接受程度与年龄有较强的相关关系。青年人群对对西方节日的接受程度相对于中老年群体要高得多。

 

71

71

71

71

71

71

71

71

71

578

1646

1497

2437

5061

5583

5316

4998

5794

5245

4177

4326

3386

762

240

507

825

29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春节

中秋节

正月十五

端午节

清明节

圣诞节

愚人节

情人节

母亲节

节日类型

频数

过了

没有过

无填答

 

10  年龄与过清明节交互列表(2003CGSS

 

无填答

没过

合计

40岁及以上

1.2%41

40.81423

58.0%2022

100%3486

3039

1.0%15

40.5%600

58.4%865

100%1480

29岁及以下

1.6%15

44.6%414

53.8%499

100%928

合计

1.2%71

41.3%2437

57.4%3386

100%5894

N = 5894,   χ2 =7.265,   P<0.05

 

11  年龄与过圣诞节的交互列表2003CGSS

 

无填答

没过

合计

40岁及以上

1.2%41

92.2%3215

6.6%230

100%3486

3039

1.0%15

86.0%1273

13.0%192

100%1480

29岁及以下

1.6%15

61.7%573

36.6%340

100%928

合计

1.2%71

85.9%5061

12.9%762

100%5894

N = 5894,   χ2 =592.649,   P<0.001

 

12  年龄与过母亲节的交互列表(2003CGSS

 

无填答

没过

合计

40岁及以上

1.2%41

90.6%3158

8.2%287

100%3486

3039

1.0%15

82.2%1216

16.8%249

100%1480

29岁及以下

1.6%15

67.2%624

31.1%289

100%928

合计

1.2%71

84.8%4998

14%825

100%5894

N = 5894,   χ2 =336.607,   P<0.001

 

2、           对现代文化的认同

随着现代化的扩展和现代性的成长,现代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理性化、注重科学技术等。“现代性……使得各个本土的、地方的分散生活场景逐渐融入了世界性、全球性的社会实践过程,成为了其中一系列充满意义、多种多样的环节和部分。”[xvi] 而考察人的现代性是研究现代文化对人的影响的题中之义。美国社会学家A.英克尔斯从主观态度和客观行为给出了现代人格的特征,如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的效能感、乐于接受新体验、守时惜时,具有较高的职业期望、重视专门技术以及分配的公正性等[xvii]。通过对人们在守时、与宿命论相对的效能感、职业期望、对专业技术的重视、重视分配公正等几个方面认同态度的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居民对现代文化的认同的大体状况。

11显示了人们对不守时的态度。其中有85.1%的被调查者对不守时行为持一种比较反感和很反感的态度,只有2.7%的被调查认为自己不反感或不太反感不守时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人们对现代的守时观念的认同。

11 对不守时行为的态度

 


49

228

1269

5187

3639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频数

不反感

不太反感

无所谓

比较反感

很反感

 

 

12 孩子有同样的升学机会

在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方面,居民认为影响事业成功的因素主要有事业心/进取心、努力工作、良好教育和社会关系。而认为命运对事业具有决定作用的居民比例只有7.5%,但认为其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的居民比例仍有48.6%。此外,图1213考察了人们对社会和人的能力的自信度。结果表明有79.2%的被调查者认为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而不同意这种说法的被调查者只有12.8%。此外,有73.8%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代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相比之下,只有16.9%的被调查不同意这种说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的效能感、对社会的乐观态度是比较明显的。

未选择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50

40

30

20

10

0

 

    而在职业期望方面,被调查者最渴望从事的职业是专业技术人员(25%),其次是国家干部(23%)和企业家(12.5%),而期望做农民、工人/一般体力劳动者、个体手工业/小生意和一般非体力工作的被调查比例极低,分别为2.0%1.4%2.2%0.4%。这表明居民的职业期望是比较高的。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国家干部这一传统的具有威望和资源的职业依然是人们渴望从事的职业。此外,居民期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例最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们对专业技术的重视和认可。

在分配公正方面,有58.6%的居民认为现在人们的收入差距是公平的,但也有27.1%的居民认为目前的这种收入状况是不公平的。此外,有84.3%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而只有6.7%的居民不同意这种做法。这也就是说,为维护分配的公平性,绝大多数的居民同意政府通过二次分配来平衡贫富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分配公正的重视,以及人们对目前的分配结构和分配公正性的满意度和认同度并不高。

 

六、多元文化认同的统合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在市场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正经历着文化的快速转型。文化转型意味着新的文化不断创造出来,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得以形成。在这种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中,结构的变动和不确定是其典型特征。因为新的文化形式被创造出来,以及新的价值观念得以形成,并不一定意味着旧的、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完全退出社会舞台,更不代表以往的观念系统和文化体系完全改头换面,失去其功能。因此,文化转型时期可以说是一种过渡性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文化的分化与多元化属于文化发展的自然过程。而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以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正面临着价值的分化和文化多元化,各种文化价值及其主体之间将出现复杂的关系,其中不兼容、不和谐的关系将在所难免,这也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文化矛盾的产生,出现这种现象也属正常范围。

首先,就价值的分化和文化多样性而言,它是在社会与文化进步和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象,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文化系统的基本形态之一,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单一的、纯粹的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总是在某种主流文化和价值规范的主导下由多种多样的文化构成协调统一的社会文化系统。因此,价值的分化和文化多样性并非消极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分化和多元的文化和价值系统之间缺乏整合机制,由此出现文化的碎片化乃至文化或价值观矛盾和冲突。

虽然文化矛盾的出现是社会运行和转型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且矛盾并非只有负面功能。但是,如果任凭文化矛盾不断积累,就可能形成矛盾尖锐化最终导致价值和行动层面的冲突,从而影响正常社会生活和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行。例如,2008年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和美国的“金融海啸”,表面看是市场领域里出了问题,而深层的问题其实是文化矛盾或价值观冲突的必然结果。所以说,这两起事件既是食品安全危机和金融危机,也是现代社会的道德与文化危机。因为在现代社会,追逐高额利润和追求高收入、奢华享受是市场中的各种主体所崇尚和认同的价值,这种价值认同如果与社会基本价值或正义原则即“不能损人利己”没有产生矛盾和冲突,就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但是,如果这种价值被过度渲染和强化,甚至成为僭越社会基本正义原则的文化价值时,出现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行为也就在所难免。

因此,对待文化矛盾的理想方式还需要积极地去加以应对,并通过文化认同的统合机制去化解文化和价值的矛盾冲突,防范文化矛盾潜在的负面功能。那么,如何缓解或化解文化矛盾呢?丹尼尔.贝尔把解决西方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之上,实际就是恢复和重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即新教伦理。[xviii]当然,社会主义文化矛盾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它主要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产生的,因此,也要从转型视角去探析其缓解机制。

其次,就价值认同的分化和多样化文化认同的统合问题而言,其实质就是要解决当前社会认同的分散化、离心化和极端化。越来越多的价值和文化形式的出现,意味着人们有着多种多样的认同中心,因而整个社会难免出现多种相冲突的认同中心,由此可能诱发文化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那么,人们何以能更紧密地联结成社会?又何以能共同生存?这就需要在多元价值之间建构起共同的基础,也就是要有共同的文化为人们所认同和接纳。[xix]因此,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基本道德体系的完善和强化,是缩小价值观认同差异、促进文化认同统合的关键。因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弱化或不确定,将导致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无序性和多变性,也使社会缺乏黏合剂和失去向心力。

不过,核心价值体系不等于意识形态,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只是强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强化和完善核心价值体系及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体还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以及基础性教育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说,在市场化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价值体系,其中主要包括公德、法律、制度和规则等公民文化。公民文化培养个人守道德、守法律、守规则的意识,使个体变成社会公民,由此可以遏制极端个人主义和市场机会主义的扩张,促进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三,加强文化自省与文化交流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多样文化认同的统合、缓解文化矛盾,需要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和文化中寻求兼容和共通之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从两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是在参照他人文化的前提下反观和认识自己的文化,即文化自省。文化自省或自觉就是要认识自己及其社群和民族文化的特质和规则,首先建立起本文化认同。文化自省机制能够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自我认知能力和水平,同时为理解其他文化奠定基本的文化素养。二是在理解多种价值和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文化交流和沟通,尤其要促进不同意识形态和相抵触价值观之间的对话和包容,尽可能化解不同价值间的冲突。文化交流机制是通过人们的交流实践来达到不同文化或持有不同价值认同的人能够相互理解和包容,并在实践中真正实现多样文化认同的统合,因为人们可以在交流实践中调整自己对其他文化的态度、调节自己的行为方式,从而实现多样文化的和平共处、百花齐放的和谐格局。

最后,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文化系统是社会系统中具有整合功能的子系统,社会是否和谐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系统的整合水平。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各个个体和组成部分能否形成一种有机的、协调的系统,必须通过一定的整合或统合机制把他们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在他们之间构成协调的关系。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制度和规范等行为规则来约束或强制人们的行为,使个体的、个别的行动在方向上达到一致。但是规制的、控制的和强制的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系统自身的和谐与协调发展问题。只有通过文化系统的整合作用,使人们对基本社会规范、制度、法律和道德准则有较高的认同度,即个人能够将这些基本准则内化为自我行动选择的约束机制,社会行动便可达到一致,社会系统也将得以协调运行。

推进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需要注重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加大教育投入。教育的发展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而且它也是社会认同统合的最根本途径。相对于经济发展速度而言,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严重滞后,大多数人的受教育水平处于初中以下,与现代化发展要求存有一定差距。不改变这一现状,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将难以达到理想目标。二是要大力发展具有整合性、公益性的文化事业。近些年来,随着市场机制引入文化领域,文化产业确实得以快速发展,但文化产业的发展不等同于文化事业的发展。相反,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化与价值的多元化。而要发挥文化的整合功能,仍然需要有公共参与的、具有公益性的、能够促进社会合作的、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的广泛开展才真正标志一个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程度。

(作者: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邢朝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i] 参见[]泰勒著,连树声译,《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ii] 参见[]帕森斯著,梁向阳译,《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iii] 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科部合作项目,调查定期进行,采用标准PPS抽样方法。本章数据除标明外,均来自2005CGSS

[iv]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

[v]转引自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发展》,2006年第3期。

[vi]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Reicher, S. D.& Wetherell,M. S.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Oxford:Basil Black-well.

[vii] 邓治文,“论文化认同的机制与取向”,《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viii]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ix] []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

[x] 王毅杰、倪云鸽,“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现状探析”,《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xi] 杨敏、郑杭生,“个体安全:关于风险社会的一种反思及研究对策”,《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xii]郑杭生、李路路,“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xiii] 汪信砚,“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与价值观冲突”,《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

[xiv]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xv] 转引自邓治文,“论文化认同的机制与取向”,《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xvi] 郑杭生,“现代性过程中的传统和现代”,《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

[xvii]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0页。

[xviii] 参见[]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

[xix] 参见[]图海纳著,狄玉明、李平沤译,《我们能否共同生存》,商务印书馆2003年。

                责任编辑:dew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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