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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大用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代“中国社会体制改革30年笔谈”主持辞  
  作者:洪大用    发布时间:2008-11-03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代“中国社会体制改革30年笔谈”主持辞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8 6 21 日- 22 日,经过大半年的策划和准备,“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联合主办,但是也得到了学术界和新闻出版界的广泛支持。来自人大、北大、复旦、中央党校、上海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波士顿学院等 40 余家国内外教学科研单位的近 8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刚刚结束,《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学网以及社会学视野网等多家媒体就对会议成果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与会的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和出版社也纷纷约稿,准备发表部分会议论文。《甘肃社会科学》就是其中之一。

这次会议之所以成功召开并广受关注,是因为我们在特定的时期选择了一个特定的主题。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即将迎来三十周年的年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三十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然而,中国的持续发展也遭遇了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的挑战,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探索新的突破口。在此探索的过程中,社会体制逐渐被确定为一个必须突破的瓶颈。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经过三十年的恢复重建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积累了一定的关于社会建设的知识与人才。这样,中共十六大以来逐步明确提出的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就把社会学学科与中国发展进程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为中国社会学自身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当然,也有人对我们的会议主题提出了一点质疑,那就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只是最近的事情,怎么会有三十年的历史呢?在此,我想说明的是:第一,我们说的“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三十年”,是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体制方面发生的变化。客观地讲,这种变化一直在发生。当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时,我们的收入分配体制就随之发生了变革;当我们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农村社会组织方式就发生了变革;当我们在城市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时,我们的就业和社会福利体制就发生了变革,并最终导致了城市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当我们默认以至公开承认农民的非农就业和到城市就业时,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也就不得不发生变革。如此等等。第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社会学围绕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开展了很多研究,对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改进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方向一直有所讨论。我最近偶而翻看自己的旧作,找到一篇发表于1995年第4期《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的文章。文章中就曾指出:要“逐步创造出一种有效的社会发展管理体制”,“消除社会发展的单位化、地区化倾向,建立一种开放的面向全社会的社会发展体制”,中国社会领域发展的基本动力模式应该是“政府主要负责,各种社会组织大力支持,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第三,如果更精确一点,我们可以说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经历了由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由零星突破到整体推进的重大转变,中共十六大以来强调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就是这种转变的最重要的标志。我们举办这次会议,正是希望通过学者们的进一步研讨,深化对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相关认识,在新的条件下围绕社会体制改革达成一些新的共识,增进推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从而使社会学者能够更加自觉地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实践。

在我看来,所谓社会体制是指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明确相关主体之权责、规范各主体之间关系、促进各主体有效合作,以实现既定社会建设目标的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这里,相关主体包括了党和政府、企业、基层社区、NGO/NPO、公众等。社会体制改革的宏观目标是追求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这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追求竞争与效率有很大区别;而社会体制改革的微观目标是培育社会自组织力量,包括保障公民权利、强化公共意识、发展非营利组织、培育慈善和服务精神等,这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市场机制和培育成功适应市场的企业主体也有很大不同。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应当围绕以下一些重点领域:(1)财政投入体制改革,也就是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制度;(2)社会安全体制改革,包括公众生计安全保障、公众失业疾病等意外损失保障、公众陷入年老残疾等弱势处境保障、公共安全(包括自然灾害、社会危机等)的有效管理等制度安排;(3)居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4)非赢利社会服务体制改革(包括确立制度性利他主义、发展社会工作、倡导志愿服务,等等);(5)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特别是要适应新的社会变化,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与机制;(6)社会可持续性体制建设,包括为投资未来创造更加合理的体制安排,例如推动环境保护、发展教育、提升儿童福利等等。当前,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培育稳定地推进改革的动力。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比较直接、直观不同,社会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比较复杂。虽然党和政府已经把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作为一项战略工作来抓,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扩大民主、完善民主制度,从而创造出来自社会内部的动力,以实现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个主体共同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这也是很重要的。

《甘肃社会科学》杂志非常热心推介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该杂志的主编胡政平先生亲自参加了我们举办的这次学术研讨会,并精心组织了四篇文章。其中,杨敏的文章关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多元开放的特征,并讨论了追求社会共同性的重要性。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之所以与社会体制改革密切相关,至少是因为:第一,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得社会体制改革的设计和推进变得更为复杂,任务更加艰巨;第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得通过必要的制度建设,引导并强化社会主流价值观以促进社会整合变得更为急迫。关信平的文章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他的分析不仅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我们这次会议主题的设置,而且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从历史走向未来提供了一些重要启示。陆益龙的文章关注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宏观社会体制问题,即分割城乡的二元社会体制问题,这种体制目前已经成为农村发展与整个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瓶颈,确实需要在深化改革中慎重考虑了。只有不断改革这种二元体制,才能缓解乃至消除城乡矛盾,促进城乡融合。陆汉文和宁夏的文章讨论了一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即市场转型进程中的居民收入分化与社会风险,但是他们利用调查数据揭示了公众抗争的集体形式与政府指向,这是值得注意的。这种研究再次证明: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促进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感谢《甘肃社会科学》为发表这次会议成果提供宝贵园地,同时也感谢各位作者所贡献的真知灼见!

 
  责任编辑:h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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